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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思義：西方經濟學界的“哥白尼革命”對中國大有裨益

點擊：2830 作者：羅思義來源：觀察者網發布時間:2016-05-04 13:00:50

【觀察者網按：本文為羅思義于5月4日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青年研討會上的發言，這次著重講了羅伯特·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錯誤，是怎么一步步被糾正的，以及戴爾·喬根森等人在此基礎上的研究，導致聯合國、經合組織與美國正式改變其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這些事都發生在近二十年內，羅思義稱之為經濟學界的哥白尼革命。而這場革命最后的結論，羅思義認為，對中國當前的供給側改革也大有裨益：即勞動分工、資本投入、勞動力，以及TFP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因素，其中資本投資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貢獻占到了60%以上，而TFP僅占了10%。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青年研討會由中國民生研究院和人大重陽研究院共同舉辦，有部分刪節。】

大家好，今天是五四青年節，在此特別祝各位青年朋友節日快樂！借著這次研討會的主題，談談我的個人經歷與我的專業，希望大家會有興趣。

有兩個重要問題一直貫穿我的職業生涯：第一是我長期關注的中國經濟——我已密切關注中國經濟三十多年，撰寫中國經濟的文章24年；其次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相關研究。

拙著《一盤大棋? ——中國新命運解析》（以下簡稱“一盤大棋”）對兩者均有詳細論述。拙文《我為什么對中國經濟如此癡迷？》則講述了我與中國經濟之間的關系。因此，今天我將主要談談西方經濟學發展歷程，我將盡量少用技術性術語，拙著《一盤大棋》之附錄一《從技術細節層面淺談增長核算方法發展歷程》主要供業內專業人士參考。

中國經濟與現代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相互關聯的原因很簡單。現代西方經濟學研究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經濟概念的正確性，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來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經濟概念的重要性。下面我將論述西方經濟學發展歷程，如何貫穿我本人的生活，以及與中國經濟發展、中國正在熱議的“供給側改革”之間的關系。

經濟學界“哥白尼革命”

中國諺語“實事求是”在國外也很有名。其蜚聲國際，是因為它恰如其分地表達了理論與事實之間的關系。如果理論與事實相悖，那么理論必須做出改變，因為事實是不會改變的。

但這也會決定學科發展進步與否。如果理論與事實相符，學科發展通常不會取得大的進步，因為學術研究只不過證實了現有理論。但當理論與事實相悖時，學科發展反而會取得最大的進步。

當理論發展與事實相矛盾時，科學與教條主義的應對態度往往截然不同：教條主義往往試圖否認事實，以堅持錯誤的理論；科學則往往會要求理論必須為符合事實而作出改變。

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兩項進步完美地說明了這一點，但這也同樣適用于經濟學。

在望遠鏡發明之前，哥白尼只能無助地利用肉眼進行天文觀測，導致他得出“地球繞太陽公轉”這樣影響深遠的結論——這與人類以前的結論并無不同。當伽利略（Galileo）用新發明的望遠鏡觀察到圍繞木星轉動的月球時，“所有天體繞地球公轉”的理論不攻自破。

達爾文（Darwin）通過對加拉帕戈斯群島上物種的詳細觀察發現，該島嶼上的物種在逐漸發生變化。他發現，物種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們會發生演變和進化——“進化論”由此誕生。

在過去二十年里，經濟學研究領域也發生了類似的正式革命——我們可以稱之為“經濟學界的‘哥白尼革命’”。哈佛大學教授戴爾•喬根森（Dale W. Jorgenson）所著的《為何聯合國、經合組織與美國正式改變其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對此有詳細論述。我將會一直關注這一過程的最新進展，因為它與我的個人經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安格斯·麥迪森 (Angus Maddison)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統計學取得了巨大進步。特別是，經合組織（ OECD）的成立促進了數據領域的進步。經合組織前首席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運用這些數據，首次對發達經濟體進行了系統性比較研究。隨后，他在其所著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中，對此進行了總結。

這些研究導致理論與事實出現典型的矛盾。西方經濟理論比如羅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20世紀50年代創建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宣稱“勞動力與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只占一小部分，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全要素生產率（TFP）”。

問題是，經合組織與麥迪森的分析顯示，事實完全相反——絕大部分的增長是源于資本與勞動力投入，特別是資本。TFP變化對增長的貢獻小于其他增長要素，相反對增長做出重要的貢獻不僅包括技術，而且還包括國際貿易、生產規模等要素。相關的數據可在麥迪森的實證經典著作《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中找到。

麥迪森本人并沒有試圖對這些研究成果作出理論解釋。相反，他將研究方向放在截然不同的問題——長期增長研究，結果他的經典著作《世界經濟千年統計》（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由此誕生。現在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學教材，都在引用這些數據。

麥迪森的研究成果對我的學術生涯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通過研究他們的著作，我得出結論，經合組織和麥迪森的分析無可辯駁。即使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理論說法與之不同，那么這也僅僅顯示，這些理論是錯誤的。

通過觀察麥迪森與其他人的研究方法，我下定決心，將來我的所有分析都要依據事實。我相信這種方法同樣適用于西方和中國。我也因此進一步了解中國經濟，這幫助在1992初期撰寫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篇經濟文章，《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何成功，而俄羅斯怎么會落敗? 》。

可以說，當時這篇文章與總結了其結論的另一篇短文在俄羅斯發表后，引起了轟動。因為所作的“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正確的，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是錯誤的”的分析，遭到了逾90%的西方經濟學家的反對。

后來，我和俄羅斯副總統、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進行了公開辯論，并與俄羅斯外交部長和其他高級高員會談。議會主席向俄羅斯議會所有成員，分發了我的文章。

很顯然，當時我沒能說服俄羅斯政府不推行休克療法，借鑒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這是我至今非常遺憾的事。但對我個人而言，這篇文章取得了巨大成功。

盡管當時90%的西方經濟學家反對我的結論，但后來發生的事實證實了我的分析。有部分一直關注此事的跨國企業事后找到了我，并與我簽約，邀請我成為他們的企業顧問。

因為企業需要準確的分析，我的預測得到證實令他們覺得為我的分析與建議付費，物有所值！

當然，最重要的是，隨后二十年發生的事實，印證了我的分析。

自1991 年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經濟總量縮減近40% ；男性預期壽命減少6 年，降至1998 年的58 歲；而且2013 年的俄羅斯人口比1991 年時少了460萬。

在1991 年（蘇聯解體前的最后一年）至2013 年間，俄羅斯每年的GDP 增幅只有1.0%，而同期中國的GDP增幅高達10.2%。曾為蘇聯第二大共和國的烏克蘭，情況更糟糕。

烏克蘭2013年的GDP總量仍比其1991年水平低23%，也就是說，在過去22年間，烏克蘭的GDP凈增長為負數。

我的分析是基于我了解中國經濟改革，并結合麥迪森所論述的事實，得出了正確的分析。相反，當時的俄羅斯政府拒絕實事求是，武斷堅持索洛的“TFP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的理論，推行休克療法，結果導致俄羅斯遭受和平史上最大的經濟衰退。

艾爾文·楊（Alwyn Young）、姜明武（Vu Minh Khoung)、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

西方經濟學界第二重要的發展事件，是20世紀90年代圍繞“亞洲四小龍”（又稱“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基本經濟問題引發的討論。

當時“亞洲四小龍”經濟快速增長吸引了西方的關注。因此，他們運用索洛創建的增長核算法框架，對“亞洲四小龍”經濟進行了分析。

但眾所周知，索洛的原增長核算法框架犯有一個基本的錯誤，它未將資本質量變化（資本存量周期、折舊周期等）與勞動力質量變化（教育、技能、年齡等）考慮在內。這與計算實際工資增長率時，未將通脹因素考慮在內所犯的錯誤，沒什么兩樣。

對“亞洲四小龍”的分析，包含了勞動力與資本質量變化的最有名著作，當屬艾爾文·楊（Alwyn Young）所著的《數字的暴力：正視東亞增長經驗的統計現實》（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他的結論明顯與麥迪森早前對發達經濟體所作的研究一致。它顯示，“亞洲四小龍”經濟飛速發展，并非獲益于TFP的快速提高。“亞洲四小龍”的TFP增速與其他更緩慢增長的經濟體一樣。因此，東亞經濟體經濟快速增長，逐漸趕上最發達的經濟體，是獲益于資本與勞動力的巨大投入。

艾爾文·楊對20世紀60年代初期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所作的研究顯示：“找到發達或者欠發達經濟體的生產率增長表現并不難，雖然其人均產出增速相當緩慢，但已大致或接近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水平。除了新加坡這個例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生產率增長率不算特別低，但按照戰后標準也不算特別高。”

艾爾文·楊的著名論文，是對亞洲四小龍從20世紀60年代初期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所作的增長研究。因此，新加坡經濟學家姜明武（Vu Minh Khoung)歷時20年，運用現代統計技術證實這些分析，就特別重要。

他所著的《經濟增長動力：對亞洲經濟政策的比較分析》（The Dynamics of Economic Growth: Policy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Analyses in Asia），是近年來此領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唯一的遺憾是他的書尚沒有中文版。

姜明武的統計結論顯而易見證實了楊的分析：“亞洲增長模式的秘決不是依賴于實現了全要素生產率高速增長，而是讓其維持一個合理的增速，盡管這需要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進行密集的要素投入。”

西方對亞洲四小龍的分析是教條主義而非科學的一個典型例子。1994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完全錯誤的文章——《亞洲奇跡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他強烈重申了索洛的“經濟增長必須以TFP 增長為基礎”理論。正如數據明顯顯示，亞洲經濟快速發展，并非基于TFP 增長。

因此，克魯格曼認為，亞洲經濟崛起的重要性與潛力被夸大了。他認為，從到2010年的前景來看，稱亞洲崛起的說法如20世紀60年代蘇聯的赫魯曉夫的夸大其詞一樣荒謬（注：1960年聯合國秋季會議上，赫魯曉夫用鞋子“怦怦”地敲著聯合國的主席臺，宣稱：“我們將會埋葬你們。”）。

克魯格曼稱，應該給預言亞洲經濟快速增長的人澆盆冷水，因為亞洲未來的增長前景會遠比任何人想象的更有限。他還特別批評了中國與新加坡，稱兩國的增長受益于汗水而非靈感，是亞洲錯誤增長模式的典型例子。

隨后二十年發生的事實駁斥了克魯格曼的論斷。以克魯格曼特別點名批評的兩個國家為例，中國的增長率遠快于任何國家，與此同時，新加坡的人均GDP超過了美國：按照當前匯率計算，新加坡的人均GDP相當于美國的103%；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新加坡的人均GDP相當于美國的144%。

新加坡的表現證明，“亞洲增長模式”可以達到比美國更高的發展水平。

艾爾文·楊遵循實事求是方法所作的分析被證明是正確的，克魯格曼的錯誤理論則在事實面前被打臉了。

戴爾·喬根森（Dale W Jorgenson）與增長核算方法變化

我已在上文指出，從20世紀60年代積累的事實證據，明顯與索洛的“TFP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理論相悖。麥迪森和其他人主要關注于證據的積累。解決理論與事實相矛盾的任務，則主要由哈佛大學教授戴爾·喬根森（Dale W Jorgenson）承擔，結果導致美國、經合組織與聯合國正式改變其經濟增長核算方法。

拙著《一盤大棋?》之附錄一《從技術細節層面淺談增長核算方法發展歷程》，對此有詳細論述。

正如喬根森教授總結的：“我1987 年與戈洛普（Gollop）和弗勞梅尼（Fraumeni）合著的書里論述的增長核算方法，以及美國勞工統計局1994年發布的官方多要素生產率統計數據，現已成為國際標準。”

“保羅·施賴爾（Paul Schreyer）2001年所著，經合組織編撰的概述生產率測算新框架的《生產率測算手冊》（Measuring Productivity）業已出版……以喬根森、何民成和斯蒂爾霍（2005年）和本書研究為代表的生產率測算新框架的過渡非常突然。這使得庫茲涅茨和索洛早期生產率研究所使用的傳統用法瞬間過時了。”

如果業內專業人士對具體內容感興趣，請參閱喬根森所著的《為何聯合國、經合組織與美國正式改變其經濟增長成因測算方法？》。

經濟增長核算方法的變化結果，使得索洛原增長核算框架的兩個基本錯誤得到糾正。在新的正式增長核算方法中：

• 資本與勞動力質量變化被納入；

• 索洛未將中間產品納入增長核算公式的錯誤得到糾正。

這些現代統計方法被采納后，美國和其他經濟體的增長模式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如圖1所示，喬根森、何民成(Mun S. Ho)、凱文·斯德爾(Kevin J. Stiroh)等對最發達經濟體——美國的全面研究發現，各增長來源對美國各經濟行業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分別為：中間產品為52%，資本為24%，勞動力為15%，TFP為 9%。

此數據特別引人注目之處，是其涵蓋美國信息和通信技術(ICT)處于繁榮增長高峰期的1977-2000年——按照假定，TFP本應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特別高。

從美國早期增長數據看，這種趨勢沒有改變。喬根森、戈洛普與弗勞梅尼對1948-1979年二戰后早期美國經濟的分析發現：

“中間投入是目前經濟增長的最重要來源。在我們據以考察的45個行業中，有36個行業我們可以衡量中間投入，且這些中間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都遠高于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對產出增長作出主要貢獻的是中間投入、資本和勞動力投入。”

現有的中間產品（不包括所有國家）數據顯示，所有其他經濟體的表現也同樣如此。

如圖2對1992-2014年占全球GDP 94%的103個國家的研究所示，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61%，勞動力投入為29%，TFP僅為 10%——這證明了固定投資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資本投資對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于發展中經濟體。資本投資對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3%，對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0%。

固定投資對大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大于小經濟體——資本投資對世界20個最大經濟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7% 。

理論與事實漸趨一致

如上所述，20世紀60年代所發生的經濟理論與事實間的差距，于21世紀初期得到了糾正。糾正后的經濟理論，得以反映事實。麥迪森、楊與其他人所發現的事實，現在可以通過理論方法得到解釋了；喬根森的工作使得經濟增長核算方法正式改變。這說明，實事求是的方法得到了傳承。

當然，我對此深有體會。20世紀70年代我所做的堅持實事求是的決定，使得我作出正確的預測，這幫助我的職業生涯取得成功。但我仍然會繼續密切關注這些經濟理論的進展。我很高興，經濟理論已逐漸接近事實。

對中國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意義

這一切將對中國供給側改革產生直接影響，因為經濟規律具有客觀性，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國家都不能違背經濟規律。

打個比喻，一艘船要正確且安全地航行，就必須有準確的地圖導航，否則就無法到達目的地。同理，正確的經濟觀念對中國的供給側改革至關重要。

因此，有必要對經濟的供給側的不同要素的重要性作個總結：

第一，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是直接反映國內和國際勞動分工細化的中間產品。

鑒于中間產品與服務發揮的決定性作用，生產因素中勞動分工的發展條件對供給側至關重要。這就需要充足的運輸系統、通信基礎設施到產格的嚴品標準、準許快速有效的經濟交流等諸多實際條件。

正如 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在作關于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的說明時指出：“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

中國1978年后經濟改革的重要特征——與國內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相關的重要政策是國際開放，這是顯而易見和眾所周知的。開放帶來更大規模的市場和生產發展，意味著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的進一步擴大。

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所有重要的西方統計學研究顯示，開放與經濟快速發展存在正相關關系——因此，沒有必要在此引用所有這些已為大家接受的結論。開放的事實結果是勞動分工/勞動社會化的重要體現。

正如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繁重的事業，必須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或者用習近平在2012 年12 月31 日講話時標題，“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更貼切。

第二重要的生產因素，是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60%。

因此，固定投資應重點聚集于新技術和創新的生產升級，這也與習近平就創新的分析一致：

“黨的十八大作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部署，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面對科技創新發展新趨勢，世界主要國家都在尋找科技創新的突破口，搶占未來經濟科技發展的先機。我們不能在這場科技創新的大賽場上落伍，必須迎頭趕上、奮起直追、力爭超越……

我國進入了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并聯發展、疊加發展的關鍵時期……

我國科技發展的方向就是創新、創新、再創新。要高度重視原始性專業基礎理論突破，加強科學基礎設施建設，保證基礎性、系統性、前沿性技術研究和技術研發持續推進，強化自主創新成果的源頭供給。

要積極主動整合和利用好全球創新資源，從我國現實需求、發展需求出發，有選擇、有重點地參加國際大科學裝置和科研基地及其中心建設和利用。”

第三重要的因素，是勞動力投入。

在索洛模型中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30%，但當一個經濟體變得更為發達時，勞動力質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于勞動力數量；

如圖3所示，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力數量（工作時間）和勞動力質量（培訓和教育）之間的定量平衡發生了重大變化。平均而言，發展中經濟體27%的GDP增長來自于勞動力總工時增加，僅3%的GDP增長是來自于勞動力質量改善；發達經濟體僅15%的GDP增長來自于勞動力總工時增加，11%的GDP增長則來自于勞動力質量改善。

因此，當一個經濟體越發達，勞動總工時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會下降，與此同時教育與培訓改善則成為重要的增長因素。

總的來說，當一個經濟體越發達，教育與培訓改善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越大——勞動力質量改善是源于教師的工作和培訓計劃等等，是勞動社會化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