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摘要】：西方國家的大數據戰略背后藏匿的是操縱性極強的意識形態滲透，通過大數據分析，了解眾多事件的來龍去脈，掌控了話語權也就占據了意識形態的制高點。他們深諳意識操縱的伎倆，利用其大數據技術的優勢，影響別國民眾的價值判斷和政治立場，所謂的“信息自由”不過是把數字網絡作為傳播資本主義價值理念的技術平臺。大數據時代，由于存在著國家間的大數據發展不均衡狀態，西方少數國家的思想文化借助網絡、大數據進行全球傳播，這勢必會沖擊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危及國家的意識形態安全。

意識形態是與一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直接聯系的觀念、觀點、概念的總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等意識形式。每個社會的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都是占社會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集中反映社會的經濟基礎。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經濟建設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意識形態具有重要的政治性和階級性，意識形態安全也自然成為維護國家政權合法性和引領社會全面進步的重要因素。我國意識形態安全是指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安全，主要包括指導思想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政治信仰安全、道德安全等內容。在國家安全體系中，意識形態安全處于重要地位，關乎道路安全、政治安全、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是維系國家安全的重要支撐點。在互聯網發展的新階段——大數據時代，大數據以其強勁的發展勢頭，給國家的發展帶來各種機遇，又如同“潘多拉魔盒”，給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帶來挑戰和威脅。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要立足時代發展新特點，把握規律，增強全球意識、戰略意識、危機意識和創新意識，切實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

一、大數據時代與意識形態宏觀態勢

互聯網時代，尤其是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人類數據呈爆炸式增長，以數據為驅動力的革命正引導人類社會邁進大數據時代，并將日益深刻改變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根據國際數據中心(IDC)的監測，到2020年，全球數據總量將會增長44倍，達到35.2澤字節(ZB)，人類所產生的數據量將會以大約每兩年翻一番的速度保持下去。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看，工業時代可以分為若干發展階段，以蒸汽機為核心驅動力的“蒸汽機時代”，以電力和內燃機為核心驅動力的“石油時代”和“汽車時代”，以信息技術等為核心驅動力的信息化時代。隨著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的發展，加快了信息化向社會各方面的滲透，必然推動以海量信息(大數據)為核心驅動力的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有學者指出，大數據驅動的新時代為信息化3.0——智慧化階段。1995年以前，是信息化1.0，即單機信息化時代;2015年進入信息化2.0，是以聯網應用為特征的網絡化階段;現在是信息化3.0，以數據的深度挖掘與融合應用為特征的智能化階段，隨著大數據的到來，我們正迎來信息化的第三波浪潮。隨著信息數據的大規模、海量級增長，我們已經無可避免地置身于一個以“PB”(1024TB)為單位的大數據時代。

從馬克思主義時代觀來看，大數據時代是按生產力和技術發展的水平來劃分的一個歷史階段。馬克思認為，就人類總體歷史而言，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這五種社會形態依次更替，體現了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因此，大數據時代這一概念的提出并沒有改變當今時代的根本性質，我們所處的依然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大的歷史時代，是“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態”并存、共處和博弈的時代，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仍處在交鋒的狀態中，同時，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的狀況在短期內還難以根本改變，“西強我弱”的態勢在短時期內也不會有根本性變化。隨著大數據技術的廣泛應用，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通過大數據向外傳播和滲透更為快速、隱蔽。另一方面，在信息網絡化的今天，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沖破了傳統意義的國家界限，各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具有了全球性，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聯系更為便捷了，互聯網讓世界變成了“雞犬之聲相聞”的地球村，相隔萬里的人們不再“老死不相往來”。但是，也要清醒認識到，大數據時代，國與國之間、一國內部不同地區間存在數據上的落差。不同國家由于教育水平、經濟水平、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區域信息化發展水平等條件不同，在對信息通訊等數字化技術的接觸、掌握和應用程度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導致數據分布不均衡。從國家間來看，大數據的傳播雖然具有無國界限制性，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被大數據拉近，但是，如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一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收集、使用和掌控大數據的技術和能力上的差距導致在國家間出現了“信息窮國”和“信息富國”。一方面少數國家和地區在迅速地信息化或網絡化，而另一方面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被邊緣化或隔離化。但大數據時代到來，并不能改變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一歷史發展大趨勢。

二、大數據時代我國意識形態安全面臨的挑戰

時代的本質并沒有因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而發生根本改變，所有成功的技術都會敲響警鐘。大數據也是一把“雙刃劍”，在給我國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價值同時，也蘊含著潛在的風險，諸多風險挑戰著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

大數據所呈現出的一系列特點，加大了我們黨對社會輿情判斷的難度。大數據時代，作為其核心資源的大數據所呈現出的一系列特點深刻影響著社會輿情。大數據的總量呈滾雪球式擴大，大數據的類型多樣化，既包括以數據庫為核心的結構化數據，還包括像文本、圖片、視頻等非結構化數據，對這部分數據的處理和管理非常復雜;數據價值密度小，海量的數據中僅有一小部分是有價值的信息，需要高度的洞察力和分析力;在紛繁復雜的數據當中，有些虛假的數據會導致錯誤或無效的分析結果。大數據的這些特點，導致社會輿情因海量的、更敏感的大數據而具有復雜性。因大數據的無限性和人們占有并分析大數據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導致對社會輿情的判斷難度倍增，國家把握社會輿論導向的難度增大。

思想宣傳工作是國家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做好思想宣傳工作的關鍵是要把握社會輿論的導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大數據所承載的有價值的信息和言論，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分析，則直接影響政府對社會輿情的判斷，我們黨的思想宣傳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也必然會受到影響。如何在海量、復雜的信息中占有充分的數據，并作出客觀精準的分析，為國家意識形態建設提供有價值的建議，這是大數據時代給國家意識形態建設提出的新課題。

對數據的濫用和誤用威脅了人們的隱私和自由，影響了政府公信力。隨著互聯網的出現，政府和企業對個體的監視變得更容易，成本更低，而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人們通過對大數據的分析而獲得了更多的價值，這極大地刺激了對個人數據利用的企圖，在采集、存儲、分析數據的過程中難免會存在誤用、濫用的情況。數據多被二次利用，搜集數據之初的“告知”與“許可”在數據產生多方面用途的時候已經沒有意義了，大數據對個人隱私的威脅在多數情況下充當了“不自覺的工具”。個人隱私權因大數據的誤用和濫用而受到威脅，這不僅損害了個體的利益，更嚴重的是損害了個人的人身安全，導致在大數據時代因對數據的不當使用而人人自危。在互聯網時代，任何一份通過網絡發布的信息，面對的都不是一個特定群體，而是全體國民。當擁有采集信息能力的政府經意或不經意地使用個人信息從而導致個人隱私的暴露成為常態的時候;當政府用所采集的失真數據作出錯誤的判斷，導致錯誤的行為進而損害個體利益的時候;當出現信息安全管理大失控、謠言大傳播、隱私大泄密的時候，將引發巨大的爭議，導致陷入“塔西陀陷阱”。一旦失去了公信力，黨的思想理論宣傳的效果就會受到影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陣地也將面臨失守的危險。

同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貪婪的本性極有可能推動大數據被不當使用，形成負面效應。大數據從自身屬性來看是一種資源，就像石油、煤炭一樣，其本身沒有主觀選擇性，只是客觀記錄人類的活動和行為，以數據的方式客觀呈現出關于一個人、一件事的科學判斷，但如果和資本結合，就會存在“異化”的可能，從而使大數據本身的價值和意義被利益至上原則所忽略和否定，甚至被扭曲。資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利益，這就導致在現實中，數據變成商戰中的武器，一些商家利用虛假的甚至聳人聽聞的數據來擴大自身的影響，用數據換取利益。一些數據的掌控者占有、公布、分析、預測數據，通過數據表達代表其自身利益的價值觀，進而掌控社會輿論導向。大數據一旦被某些利益集團控制，在輿論中就會呈現出主觀選擇性和意識形態斗爭性。

大數據時代，西方發達國家妄圖通過“大數據霸權”實現其對別國意識形態滲透的戰略。西方國家從未放棄過其妄圖解構、改造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野心。如果說互聯網拓寬了西方意識形態傳播的渠道，大數據則提升了其意識形態領域較量的“戰斗力”。美國等西方國家憑借其高科技優勢，在大數據和云計算的跨越延伸的背景下，基于各種傳感技術與大數據技術的網絡監控系統，獲取其他國家的相關數據，通過海量計算對世界各國形成監控。例如，美國先后推出《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網絡空間國際行動》等重要戰略規劃，確保自身在網絡空間和數據空間的主導地位。借助大數據，美國等發達國家全球數據監控能力升級，從而造成我國數據安全和數據防御風險上升。西方國家的大數據戰略背后藏匿的是操縱性極強的意識形態滲透，通過大數據分析，了解眾多事件的來龍去脈，掌控了話語權也就占據了意識形態的制高點。他們深諳意識操縱的伎倆，利用其大數據技術的優勢，影響別國民眾的價值判斷和政治立場，所謂的“信息自由”不過是把數字網絡作為傳播資本主義價值理念的技術平臺。大數據時代，由于存在著國家間的大數據發展不均衡狀態，西方少數國家的思想文化借助網絡、大數據進行全球傳播，這勢必會沖擊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危及國家的意識形態安全。

三、大數據時代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需要增強幾種意識

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中國科學院時指出，大數據是工業社會的“自由”資源，誰掌握了數據，誰就掌握了主動權。面對大數據所帶來的各種變化和沖擊，我們必須有足夠的自信迎接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更要有足夠的智慧應對大數據的發展對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挑戰。

借鑒先進經驗，發揮大數據在維護意識形態安全中的積極作用。有人將數據比喻成信息化時代的“石油”，說明大數據對于一國經濟、科研、醫療，甚至國家安全的重要意義。我們必須站在全球發展的高度，以戰略眼光看待大數據。一要積極借鑒國際社會關于發展大數據戰略的先進經驗。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都把大數據的發展擺到國家戰略層面加以推動，使大數據正在成為世界新的戰略資源爭奪的一個新焦點。美國將大數據視為強化美國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之一，2012年美國發布了《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劃》，從國家戰略高度來認識并應用大數據。2012年5月，聯合國“全球脈動”計劃發布了《大數據開發：機遇與挑戰》報告，英國、德國、法國、日本、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積極響應，如英國“數據權”運動、日本面向2020年的“ICT 綜合戰略”、韓國大數據中心戰略等先后開啟了大數據戰略的大幕。對于我國來說，應借鑒西方主要發達國家推行大戰略的做法，推動大數據的收集、分析和應用，增強數據意識，加強數據立法，發揮大數據在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方面的積極作用。二要保持清醒的認識，抵御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和侵襲。全球大部分網絡根服務器都在美國，這意味著美國的情報人員可以進入思科、微軟、谷歌等科技公司的服務器，其獲取和分析數據的強大能力也同時反映出其意識形態滲透的目的直接性、手段隱蔽性和強烈的政治性。美國“棱鏡門”事件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因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一方面，必須使產生大數據的各類載體的領導權和主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只有這樣，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才能落到實處;另一方面，要善用大數據技術提升自我保護能力，有針對性地抵御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滲透和侵襲。

增強危機意識，增強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的主動權。面對大數據的發展對個人隱私所帶來的挑戰，對國家的信息安全、軍事安全，尤其是對意識形態安全的挑戰，必須增強危機意識，包括發展大數據的戰略意識和風險意識。一要制定國家大數據發展戰略。“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推進數據資源開放共享。2015年8月，國務院印發了《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要求在2018年底前要建成國家政府數據統一開放平臺，率先在信用、交通、醫療、衛生、就業、社保、地理、文化、教育、科技、資源、農業、環境、安監、金融、質量、統計、氣象等重要領域實現公共數據資源向社會開放。數據開放是大數據時代的必然趨勢，數據開放是數據共享的前提，通過數據共享，搭建起國家各領域交流的信息網絡，這種以大數據為依托的信息網絡為黨的思想宣傳工作提供了新的載體，大數據分析本身就有利于黨和國家對社會輿情的判斷，把握輿論動向才能為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二要規避在使用大數據過程中的風險，確保大數據安全。在數據充裕的時代，人們對數據盲目崇拜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使民眾對大數據分析的結果過分依賴。為此，一方面要加強防范。利用大數據傳播的即時性第一時間澄清社會突發事件的真相，表明政府態度，防范謠言所引起的社會恐慌;利用大數據傳播的廣泛性宣傳黨的執政理念，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防范反動言論和意識形態的滲透;利用大數據技術的先進性提升保密技術，防范涉及國家安全的機密被泄露和竊取。另一方面要疏堵并用。對于積極正當的政治參與和意見表達等，要加以疏通和正確的引導;對于危及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有害信息傳播，則要堅決地“堵”。打好大數據時代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仗，才能占領意識形態斗爭的主陣地和制高點。

提高創新意識，以新理念、新方法應對大數據時代的新挑戰。大數據時代，黨的宣傳思想工作要應對挑戰，開創新局面，必須提高創新意識。一要增強大數據意識，進行理念創新。要加大輿論宣傳，在全社會形成“用數據說話、用數據管理、用數據決策、用數據創新”的文化氛圍，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黨和政府在意識形態領域應該充分利用大數據，轉變傳播觀念，利用“大數據思維”關注和掌握人們關注的熱點問題、思想狀況與價值追求。二要創新宣傳和管理工作方式。加快構建網絡輿情監測體系，通過對新聞網頁、論壇、網站時評等網絡資源進行全網和定向采集，利用大數據技術過濾無關信息和有害信息，抽取提煉關鍵信息并進一步分析輿論價值觀傾向和民眾社會政治態度。建立有效的信息反饋、分析機制，憑借有效的反饋機制，對政務微博信息傳播方式進行合理控制、調整和改進。提煉高頻詞，及時了解人們的思想動態，最大限度地整合民心，匯集民意，汲取民智，直面民眾質疑，及時主動地給予回應。

(作者單位：山東工商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摘自《黨建研究》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