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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張維迎商榷：市場邏輯能使人共同富裕嗎？

點擊：  作者：王峰明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  發布時間:2017-12-22 10:19:53

 

  

張維迎教授就市場和市場經濟問題，一再渲染和傳播其新自由主義主張。在此，筆者以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觀點，認真與這位經濟學家將市場和市場邏輯自然化、永恒化、絕對化，刻意為資本和資本關系進行辯護的觀點作一番比較，希望對當下的相關研究能夠有所啟示和裨益。

 

    【內容提要】不能離開社會生產關系抽象地談論市場和市場邏輯。市場和市場經濟起源于勞動分工和私有制的共同作用，與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私本性沒有本質聯系。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性質不同，市場和市場邏輯所具有的內涵和功能也就不同。筒單商品生產以勞動者的個體私有制為基礎，其市場和市場邏輯體現了勞動者之間相互交換勞動的自由、平等和互利互惠的經濟關系，同時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自私自利和漠不關心。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則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其市場和市場邏輯服從于資本和資本邏輯，體現的是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單向度的和不平等的支配關系和剝削關系。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磕碰和交鋒，就一直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大話題和一道景觀。近年來，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就市場和市場經濟問題，通過《南方周末》等大眾傳媒，一再渲染和傳播其自由主義主張。在此，筆者以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觀點，認真與這位經濟學家將市場和市場邏輯自然化、永恒化、絕對化，刻意為資本和資本關系進行辯護的觀點作一番比較，希望對當下的相關研究能夠有所啟示和裨益。

 

一、“人的本性”與“市場邏輯”的關系

 

　　1.這位經濟學家：市場經濟起源于人的“自我中心”本性

 

張教授說：“人的本性是什么?寬泛點說，就是幾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self-cen-tered)。”就此，他搬出了亞當·斯密的觀點：“亞當·斯密說同情心普遍存在，即使最壞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圍繞自己展開的，同情心的大小，一是與物理上的距離有關，二是與生理上的距離有關。”例如：一個人“看到自己的親人過世，比看到幾千公里外非洲人的過世時的同情心肯定要大”，原因就在于非洲人離他很遠，而自己的親人就在身邊。一個人“看到猴子被殺，比看到螞蟻被殺時的同情心也要大”，而他“對螞蟻的同情心，可能比對植物的同情心更大”。為什么呢?因為“猴子比螞蟻與人的相似性更大”，而“動物在形象上、生理上跟人的相似性比起植物來更大”。因此，亞當·斯密的“同情心”就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礎上的。

 

當然，討論人的本性問題并非這位經濟學家的目的，其目的在于由此引出“市場”和“市場經濟”來。一方面，“人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另一方面，“任何人要生存都離不開他人的合作和協助”。如何解決其中的沖突和矛盾呢?用這位經濟學家的話說:“人類怎樣從以自我為中心到達合作和互助?或者說，自利的本性如何能夠給他人帶來好處，而不是傷害?”能夠把這兩個方面統一起來，從而“解決這個矛盾和挑戰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市場”和“市場經濟”。因此，在這位經濟學家看來，“市場本身沒有改變人的本性，市場從不試圖改變人的本性，擁護市場的人沒有想過用市場改變人的本性;反過來，正因人的本性沒法改變，所以才有了市場經濟，也才需要市場經濟”。可見，市場和市場經濟起源于人性的弱點，起源于人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本性，是為了實現與他人的合作和互助的需要。

 

2.馬克思：市場經濟是勞動分工和私有制共同作用的產物

 

與這位經濟學家不同，馬克思認為：“交換者生產交換價值的前提”，也即市場和市場經濟的前提，“既不是從個人的意志，也不是從個人的直接本性中產生的，而是從那些使個人已成為社會的個人，成為由社會規定的個人的歷史條件和關系中產生的”。這是一些什么樣的“條件”和“關系”呢?馬克思強調兩點：其一是分工，即生產是“在一定歷史形態的分工下”進行的生產;其二是勞動者的個體所有制，即生產是“作為獨立的私人而生產”。沒有勞動分工，沒有不同的勞動者生產不同的東西就沒有商品交換的可能性，也就沒有市場和市場經濟產生的可能性。因此，馬克思說：“他們的勞動是以分工為基礎的，因此他們之間就要相互交換。”但是，“假如他們作為共同的所有者從事勞動，那就不會發生交換了，而是共同消費了”。可見，沒有勞動者的個體所有制，就沒有交換的必要性，也就沒有市場和市場經濟產生的必要性。在馬克思看來，“生產交換價值的個人的生產的私人性質，本身表現為歷史的產物”。同樣可以說，分工、市場和市場經濟也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它們與“人的本性”均沒有本質的聯系。

 

3.并不存在抽象的和不變的人的本性

 

這位經濟學家斷言，亞當·斯密的“同情心”就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礎上。不僅如此，“孔子如果不是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就不會有儒家的道德倫理體系”，因此，“儒家的一整套倫理體系也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礎上”。在這一點上，宗教的基本假設“與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沒什么不同”，“所有的宗教都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最后，極而言之，“關于人性的假設，無論科學的宗教的，古代的現代的，中國的外國的，都一樣”，即都把“以自我為中心”確認為不變的人性。

 

然而，馬克思并沒有把以自我為中心確立為人的本性，恰恰相反，他有句學界共知的名言：“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句話至少包含了以下三層意思：

 

第一，人的本質不是由單個個體決定的，而是由人所處其中的社會關系決定的。“一窩蜜蜂實質上只是一只蜜蜂”。人則不然。不同時代的人具有不同的本質特征，租地耕種的農民不同于會說話的工具奴隸，雇傭工人又不同于租地耕種的農民。而且，同一時代的人也具有不同的本質特征，農民不同于封建地主，雇傭工人也不同于資本家。

 

第二，人的本質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后天獲得的。人處在什么樣的社會關系中，就會具有什么樣的本性，而社會關系則是靠了人類的生產和交往，才得以建構起來和延續下去的。黑人天生就是黑人，但不能說黑人天生就是奴隸。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在消滅了奴隸社會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情況下，黑人依然是黑人，但他們卻不再是連“人格”都沒有的奴隸。

 

第三，人的本質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可教可變的。社會關系決定人的本性，有什么樣的社會關系，就會有什么祥的人性;社會關系改變了，人的本性也會隨之發生變化。由此決定了人有別于動物的創造性和能動性，以及指向未來的無限開放性和超越性。人永遠是“未完成”的，其本性在歷史的長河中得以不斷開掘、不斷豐富、不斷發展。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指出：“人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產自己，而是生產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變易的絕對運動之中。”“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

 

4.并不存在永恒的和絕對的市場和市場經濟

 

這位經濟學家用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的“內在本性”與尋求合作和協助的“外在需要”之間的矛盾，來說明市場和市場經濟的緣起。照此邏輯，只要有“人”，就會有市場和市場經濟，市場和市場經濟與人的存在共始終。實現“人”的合作和協助，并不存在市場和市場經濟之外的其他方式;市場和市場經濟是從來就有的，而不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市場和市場經濟也會永遠地存在下去，而不會在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消亡。這些觀點與歷史事實相去甚遠，這一點無須多言。

 

二、“市場邏輯”與“資本邏輯”

 

　　1.這位經濟學家:市場邏輯就是既“利己”又“利他”

 

為了說明人類是如何從“以自我為中心”走向“合作和互助”的，這位經濟學家還把市場和市場經濟與人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聯系起來。在他看來，“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幸福，都不斷追求better life”。市場和市場經濟則要求，“通過讓別人幸福使自己變得幸福”。具體言之，“市場就是你必須通過滿足別人的需要來實現你自利的動機。……它使得你不能傷害別人，你致富也好，地位提升也罷，一定得建立在給他人創造幸福、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基礎上”。換言之，只有滿足他人的需要，才能使他人幸福;只有讓他人幸福，才能使自己變得幸福;只有為他人和社會創造財富，才能為自己創造財富。“自我中心”體現了人的“利己”的一面，而“合作和互助”則體現了人的“利他”的一面;“利他”并非人的本意和目的，它不過是用以實現人的“利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也只有通過“利他”的手段，才能實現“利己”的目的。這就是這位經濟學家所理解的“市場邏輯”，他堅信:“市場經濟可以將人的利己之心變成利人之行。”

 

2.馬克思:要區分兩種性質不同的市場和市場邏輯

 

沒有商品生產和交換，就沒有市場和市場邏輯，而同樣是商品生產和交換，卻可以具有不同的經濟性質。馬克思就嚴格地區分了“簡單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這是兩種性質迥異的經濟活動，不能混為一談。

 

其一，二者所體現的生產關系不同。從商品生產的發展來看，沒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就沒有商品生產。但是，“私有制的性質，卻依這些私人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而有所不同”。“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在性質上就不同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缺陷之一，便是“在原則上把兩種極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來了。其中一種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為基礎，另一種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它忘記了，后者不僅與前者直接對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墳墓上成長起來的”。簡單商品生產建立在勞動者的個體私有制的基礎上，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則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

 

其二，二者所包含的生產目的不同。生產關系決定生產目的，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就會有什么樣的生產目的。盡管說，“在商品生產中……所以要生產使用價值，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基質，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但是，馬克思發現，簡單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在目的上具有質的區別。簡單商品生產的目的，是獲得使用價值，以滿足生產者的需要。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則不然。“生產剩余價值或榨取剩余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定的內容和目的”;“剩余價值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決定的目的”;資本主義生產“實質上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就是剩余勞動的吮吸”。對資本家而言，“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商品，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價值，不僅要生產價值，而且要生產剩余價值”。“作為資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的靈魂就是資本的靈魂。而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值自身，創造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也“只有在越來越多地占有抽象財富成為他的活動的唯一動機時，他才作為資本家或作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識的資本執行職能。因此，決不能把使用價值看作資本家的直接目的”。如果說，簡單商品生產的目的在于“謀生”即獲得使用價值以維系生計，那么，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目的就是“贏利”，即獲得剩余價值以實現價值的增值。

 

其三，商品生產發展的程度和水平不同。在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中，商品生產和交換的范圍被嚴格地限制在經濟領域，其發展程度是十分有限的。資本主義社會則不同，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僅占據了整個經濟領域，而且進一步溢出經濟領域。資本主義把鉤質生產勞動者的“勞動力”也變成了商品。馬克思認為:“勞動力由工人自己作為商品自由出賣……只有從這時起，商品生產才普遍化，才成為典型的生產形式;只有從這時起，每一個產品才一開始就是為賣而生產，而生產出來的一切財富都要經過流通。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但也只有這時，它才能發揮自己的全部潛力。”

 

其四，商品生產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不同。在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中，“真正的交換只是附帶進行的，或者大體說來，并未觸及整個共同體的生活，不如說只發生在不同共同體之間，決沒有征服全部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社會在整體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商品生產和交換處于從屬地位。資本主義社會則不同，其經濟形態完成了向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轉變，商品生產和交換已經居于主導地位。在這里，社會生產過程牢牢地“為交換價值所控制”，在經濟活動中“占優勢”的，是產品的交換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

 

其五，價值規律作用的實現方式和表現形式不同。由于商品的“交換規律只要求彼此出讓的商品的交換價值相等”，所以，價值規律在本質上是等價交換規律。只要是商品生產和交換，價值規律就會起作用。簡單商品生產如此，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也是這樣，馬克思說:“資本家是以商品交換規律作根據的。”但是，在不同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中，價值規律的實現方式和表現形式是不同的。在簡單商品生產中，市場價格圍繞著價值而波動，價值直接調節著商品的市場價格。而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商品的生產價格，是市場價格圍繞著擺動的中心”，調節市場價格的不再是價值而是“生產價格”，價值規律需要間接地通過生產價格來表現和實現其在按比例分配勞動中的作用。可見，價值規律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雖然“仍然有效”，但是“在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以后所采取的那種……表現形式”，則明顯是“改變了”。

 

其六，價值規律作用的強度和大小不同。雖然說，價值規定和價值規律在簡單商品生產中并未得到充分實現和體現;但是，由于它是調節商品生產和交換的主導性規律，所以其作用卻是巨大的，由此保證了社會勞動的按比例分配，使經濟在一種相對平穩的狀態下運行。雖然說，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基礎上，價值規定和價值規律才得以“自由展開”，才得到充分實現和體現;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主導性規律是“價值增值”規律或利潤規律，價值規律要服從利潤規律，所以其作用是很小的。馬克思講:“‘直接的’價值規定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作用是多么小。”正因為價值規定和價值規律的作用有限，所以，社會勞動的按比例分配往往難以實現，保證商品生產和交換順利進行的各種比例關系總是遭到破壞，爆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致使經濟運行大起大落也就在所難免。由此便不難理解，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一切平衡都是偶然的，各個領域中使用資本的比例固然通過一個經常的過程達到平衡，但是這個過程的經常性本身，正是以它必須經常地、往往是強制地進行平衡的那種經常的比例失調為前提”。

 

因此，即使撇開勞動分工的情況不談，單是從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與商品生產的關系來看，也存在著兩種性質不同的私有制和兩種性質不同的商品生產，一種是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小私有制”，另一種則是以他人勞動為基礎的“大私有制”;與前者相聯系的是“簡單商品生產”，與后者相聯系的則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由此決定，必然存在著兩種性質不同的市場和市場邏輯，一種是基于簡單商品生產的市場和市場邏輯，另一種則是基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市場和市場邏輯。馬克思對詹姆斯·穆勒曾有這樣的評價:“經濟學辯護論者的方法有兩個特征。第一，簡單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產品交換之間的區別，把二者等同起來。第二，企圖把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歸結為商品流通所產生的簡單關系，從而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矛盾。但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極不相同的生產方式都具有的現象，盡管它們在范圍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這些生產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疇，還是根本不能了解這些生產方式的本質區別，也不能對這些生產方式作出判斷。”這種評價同樣適合于這位經濟學家。盡管說市場和市場邏輯為不同的生產方式所共有，但是，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中，市場和市場邏輯卻有著不同的性質和內容。

 

3.互利互惠只是簡單商品生產的市場邏輯

 

這位經濟學家對市場和市場邏輯的描述，極易使人想起馬克思的一段話:“只有當個人B用商品b為個人A的需要服務，并且只是由于這一原因，個人A才用商品a為個人B的需要服務。反過來也一樣。每個人為另一個人服務，目的是為自己服務;每一個人都把另一個人當作自己的手段互相利用。”但遺憾的是，這種所謂的“市場邏輯”并不屬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而是屬于簡單商品生產和交換。從這種市場邏輯中可以看出，“作為交換的主體，他們的關系是平等的關系”，因為，從主體方面看，他們都是商品的所有者和交換者，他們具有同樣的規定，或者說“他們處在同一規定中”。“在他們之間看不出任何差別，更看不出對立，甚至連絲毫的差異也沒有。”從對象方面看，“他們所交換的商品作為交換價值是等價物，或者至少當作等價物”。作為等價物，“它們不僅相等，而且確實必須相等，還要被承認為相等”。不僅如此，馬克思認為:“除了平等的規定以外，還要加上自由的規定。”因為，“盡管個人A需要個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這個商品，反過來也一樣，相反地他們互相承認對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滲透到商品中去的人格。因此，在這里第一次出現了人格這一法的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誰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財產。每個人都是自愿地轉讓財產”。從簡單商品生產來看，人與人之間確實是一種“平等”而“自由”的關系，是一種互利互惠的關系。那么，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的情景又是怎樣呢?

 

4.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市場邏輯就是不平等交換和剝削勞動

 

與簡單商品生產和交換相比，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所呈現出來的，則是另一番情形，且看馬克思的描述:“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其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蹂。”其中的奧妙在于:“流通本身不會產生不平等，而只會產生平等”。因為，在流通中，“由于工人以貨幣形式，以一般財富形式得到了等價物，他在這個交換中就是作為平等者與資本家相對立，像任何其他交換者一樣;至少從外表上看是如此”。但是，透過簡單流通的表層，“在深處，進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個人之間這種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這種平等已經被破壞了，因為這種表面上的簡單交換是以如下事實為前提的:他是作為工人同資本家發生關系，是作為處在與交換價值不同的獨特形式中的使用價值，是同作為價值而設定的價值相對立;也就是說，他已經處在某種另外的在經濟上具有不同規定的關系中了”。可見，在簡單商品生產和交換的層面，既不存在工人，也不存在資本家。當工人與資本家發生關系的時候，這種關系決不屬于簡單商品生產，而是屬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并且，他們之間絕不是平等的。

 

而在這位經濟學家看來，“與市場的邏輯真正對立的是強盜的邏輯”，其要義是:“通過讓別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即用傷害別人的方式為自己得到好處。”由此出發，他極力主張自由競爭，他說:“如果沒有自由競爭，靠政府壟斷，只允許一部分人干，這就不是市場的邏輯，是強盜的邏輯。”他極力主張私有制，反對國有企業，說什么“國有銀行，賺那么多錢，有相當一部分是靠強盜的邏輯”。他極力主張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干預，說什么“哪個地區的市場經濟不發達，受到政府的干預多，哪個地方坑蒙拐騙就多。”最后，他極力主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不加分析地反對計劃經濟，說什么搞計劃經濟是強盜行為，雖然“有些強盜行為的出發點可能非常善，當初搞計劃經濟就是這樣”。

 

如何看待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市場邏輯?表面看來，資本家與工人之間是一種“平等”的“交換”關系，而實際上，這種關系既不平等，也不是交換，而是一種“非交換”。馬克思說:“資本和勞動之間的交換——其結果是勞動價格——盡管從工人方面來說是簡單交換，但從資本家方面來說，必須是非交換。資本家得到的價值必須大于他付出的價值。從資本方面來看，交換必須只是一種表面的交換，這就是說，必須屬于與交換的形式規定不同的另一種經濟形式規定，否則，資本就不可能作為資本，勞動就不可能作為與資本相對立的勞動。”在流通領域，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只相當于其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在生產領域，工人則必須超過其勞動力商品的價值，為資本家創造出剩余價值。馬克思曾明確地把資本家壓低工人工資的行為定性為“劫掠”，并指出:“現今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資本家“竊取了工人為社會創造的自由時間，即竊取了文明”。不過，如果說奴隸主對奴隸、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剩余勞動的無償占有，是一種“明盜”，那么，資本家對雇傭工人剩余勞動的無償占有，“資本借助交換的形式，不經交換就占有了他人的勞動時間”，就是一種“暗盜”。二者在“邏輯”和“本質”上都是“盜”，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

 

5.不能把資本邏輯和市場邏輯混為一談

 

一般認為，市場經濟即商品經濟，它是區別于自然經濟的一種經濟形態。在市場經濟中，商品生產和交換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活動。在此意義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是緊密相連的。在馬克思看來，簡單商品生產必然發展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自然經濟必然發展為市場經濟，“認為交換價值不會發展成為資本，或者說，生產交換價值的勞動不會發展成為雇傭勞動，這是一種虔誠而愚蠢的愿望”。馬克思對價值與資本的關系的論述發人深省:“在理論上，價值概念先于資本概念，而另一方面，價值概念的純粹的展開又要以建立在資本上的生產方式為前提，同樣，在實踐上也是這種情況。”因此，不能把價值關系與資本關系等同起來，因為在資本關系尚未存在的時候，價值關系已經是一種現實的經濟關系。循此思路，可以說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尚未存在的時候，市場和市場邏輯早已在人們的經濟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市場邏輯，既是對簡單商品生產的市場邏輯的承續，又是對這種市場邏輯的超越。如果說，簡單商品生產的市場邏輯是一種等價交換的邏輯，那么，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市場邏輯就既是一種等價交換邏輯，也是一種“非”等價交換邏輯，因而是對等價交換邏輯的揚棄。因為，單從流通領域看，資本家與工人的交換是一種等價交換，而一旦聯系到生產過程，這種等價交換的虛偽性就暴露無遺。如果說，簡單商品生產的市場邏輯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自由和平等，那么，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市場邏輯就既體現了人與人之間在流通領域的自由和平等，也體現了人與人之間在生產領域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因而是對自由和平等的揚棄。一如馬克思所說的:“表示交換價值相交換的簡單規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與“資本的規定性”上的平等和自由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在后者，“這種平等和自由證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因此，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市場邏輯，既具有簡單商品生產的市場邏輯的一般規定，也具有自身的特殊規定，即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市場邏輯在本質上就是“資本邏輯”，不能只談市場邏輯而不談資本邏輯，更不能把資本邏輯歸結為市場邏輯，從而把二者混為一談。

 

三、“資本邏輯”與“貧困悖搶”

 

　　1.這位經濟學家:市場邏輯使人普遍向善并共同致富

 

他說:“市場就是按照你給多少人帶來幸福回報你。給別人帶來的幸福越多，賺得錢就越多;帶給別人的幸福越少，賺得錢就越少，這就是市場邏輯。”在宏觀層面上，“市場是雙看不見的手……看不見的手一定是幫助別人的手，而不是傷害別人的手”。用當下流行的說法，市場邏輯可以使人們“互惠”和“共贏”，可以實現“共同富裕”。那么，市場邏輯何以能保證人們“共贏”和“共富”呢?這位經濟學家的根據是:“市場使人的行為更符合善的要求”，并且，“從這個角度講，市場本身是最講倫理的”。從長遠來看，“在市場中一個人能持久致富，一定是靠誠實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騙”，就像司馬遷所說的那樣:“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從世界范圍來看，“哪個地方市場經濟比較發達，比較健全，哪個地方人的道德水平就比較高，更誠實守信”。這樣，他就把“市場邏輯”與“倫理道德”聯系起來，認為:“市場經濟需要道德基礎，但這一道德只能在市場中實現和找到，也可以反過來說，道德需要建立在市場的基礎上”。那么，市場邏輯又何以能保證人們“誠信”和“向善”呢?這位經濟學家的根據是:市場靠的是“制度”而不是“說教”。他說:“僅僅靠說服人，沒用，還得靠制度。這個制度就是自由市場，就是自由競爭!”“僅僅靠說教，最后恰恰是人人都變得虛偽。”由此，他認為，“市場制度是最符合倫理道德的”。概而言之，這位經濟學家的觀點，就是通過市場和市場邏輯，不僅可以在道德上使人們誠實守信、普遍向善，而且可以在經濟上使人們互利互惠、共同致富。事實果真如此嗎?

 

2.馬克思:市場經濟存在著嚴重的道德失范現象

 

馬克思當然不否認市場和市場經濟對社會歷史發展的推動作用，但從倫理道德方面看，市場和市場經濟也具有自身難以根治的弊病。例如:它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彼此疏遠和漠不關心。正如馬克思所說:“主體只有通過等價物才在交換中彼此作為價值相等的人，而且他們只有通過彼此借以為對方而存在的那種對象性的交換，才證明自己是價值相等的人。因為他們只有作為等價物的所有者，并作為在交換中這種相互等價的證明者，才是價值相等的人，所以他們作為價值相等的人同時是彼此漠不關心的人;他們在其他方面的個人差別與他們無關;他們不關心他們在其他方面的一切個人特點。”在市場和市場經濟中，人們關心的是等價物，是交換價值，而不是人的“個人差別”和“個人特點”!即使如這位經濟學家所講的，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就必須首先滿足他人的需要，這在本質上也只是一種自私自利，而不是互惠互利。馬克思把這種現象概括為:“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互惠互利、共同利益是做不到的。在市場和市場經濟中，“誠實守信”也只是一種表面現象!一方面，商品價格圍繞價值的波動，為人們之間“騙與被騙”關系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交換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和市場博弈能力的差異，則使得這種可能性向現實性轉化。以至于，馬克思不無詼諧地說:“在價格規定中(在利潤上我們也會看到這種情況)還要加進欺詐，互相欺騙……[交換的]比例為個人的騙術等等開辟了活動場所(撇開需求和供給關系不談)，這種騙術同價值規定本身毫無關系。”“欺騙價格”的存在，使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市場和市場經濟中各種坑蒙拐騙、買空賣空的行為和事件屢禁不止、層出不窮。

 

3.貧困和兩極分化是資本邏輯作用的必然結果

 

馬克思當然不否認市場和市場經濟在積累和創造財富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承載了資本邏輯的市場和市場經濟作用的結果，絕不是這位經濟學家所說的“共同富裕”，而是也只能是“兩極分化”。

 

本來，生產力的發展，意味著社會財富的積累和人們富裕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勞動和勞動產品所有權的分離”，在資本邏輯的作用下，發展生產力卻成了貧窮的淵戮。因此，馬克思說:“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力的一切增長，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一切增長，如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辟、機器等等所產生的結果，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只會使資本致富;也就是只會使支配勞動的權力更加增大;只會使資本的生產力增長。因為資本是工人的對立面，所以文明的進步只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體的權力。”

 

不可否認，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或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定情境下，工人曾陷人“絕對貧困”的境地而難以自拔，但是，這并不能反映資本主義貧困的一般本質，否則，就無法理解資本主義的進步作用和文明面。雖然說工人的貧困是與資本家的富裕相對而言的，但是，“相對貧困”概念也不足以把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貧困與此前的社會形態中的貧困現象區別開來。工人的這種貧困不僅是一種相對貧困，而且是一種具有“悖論性”的貧困。正是這種“貧困悖論”，才賦予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貧困以獨特規定，從而有別于此前一切社會形態中的貧困。因此，馬克思說:“只有在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下，赤貧才表現為勞動自身的結果，表現為勞動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在英國當時的法律中，雇傭工人被叫做勞動貧民，這極其形象地刻畫了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貧困的悖論性質。因為，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勞動使人致富;但在資本邏輯的作用下，勞動卻成了貧窮的淵數，勞動者越勞動就越貧窮!可以說，正是廣大的“勞動貧民”的存在，才使得在資本邏輯異常強勢的時候和地區，社會需求和居民消費力嚴重不足，經濟運行的各種比例關系嚴重失衡，最終結果就是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對此，市場邏輯是難以解釋也解釋不了的。

 

4.任何形式的私有制都不是什么“普適價值”

 

　　這位經濟學家認為，市場制度是最道德的制度，只有依靠市場制度，才能實現經濟的互惠和共贏。但是，要保護市場制度，就必須“建立一個好的私有產權制度”。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普適價值”。“普適價值并不是簡單地把某一方的規則強加給另一方，規則的形成可能是相互妥協的結果”，即“我不能搶你的東西，我也不能強迫你買我的東西”。其要害，是強調私有產權制度應當成為“普遍認可的規則”。

所謂的“私有產權制度”，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在這一問題上，馬克思與這位經濟學家的不同立場表現在:

 

第一，在馬克思看來，私有制是“社會的、集體的所有制的對立物”。存在著不同性質的私有制。其中，有勞動者的個體私有制、奴隸制私有制、封建制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位經濟學家所說的私有制，無疑指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

 

　　第二，馬克思認為，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意味著直接生產者的被剝奪，即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解體”。個體私有制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所取代，并不是因為后者是什么“普適價值”，而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使然。因為，“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其缺點是:“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對自然的社會統治和社會調節，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因此，“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產生出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這種生產方式必然要被消滅，而且已經在消滅”。

　　

第三，在馬克思看來，“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站穩腳跟，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化為社會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產資料，從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剝奪，就會采取新的形式”。即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同樣與是否“普適價值”沒有關系，而同樣是由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用馬克思的話說:“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栓桔。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縱觀社會主義制度近100年的現實發展歷程，探索和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其有效實現形式，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不能因為“國有企業”存在各種現實間題，就否定它作為一種全民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形式。這些間題產生的根源，不存在于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性質中，而是存在于國家所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和管理體制中;不能用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問題包括干部管理問題，去否定國有企業和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本身。試想，若沒有國有企業，怎么能有墳川地震后短時間(3年一5年)內的援建和重建呢!又怎么能有全球經濟危機的危局下中國經濟的一枝獨秀和責任擔當呢!

 

至于說“政府干預”和“計劃”問題，應當全面具體地加以分析。不錯，我們是有干預過多的問題，但也存在管理缺位、管理不嚴的問題。不能用新自由主義來衡量、評價我們的改革。歷史經驗表明，健康的市場和市場經濟，既離不開政府的干預，也離不開計劃的引導。當經濟危機襲來時，美國政府要救市，歐盟也要救市，難道這不是對市場和市場經濟的干預嗎!為什么在美國不是強盜邏輯，而在中國就變成了強盜邏輯呢?國有企業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這難道有什么疑問嗎!

 

5.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剝削是引發社會利益沖突的根源

 

在這位經濟學家看來，人們之所以反對私有制這樣的“普適價值”，是因為“有思想者把人類的沖突都歸結為不可協調的階級矛盾，最后將一切都歸為斗斗斗”。而應該認識到的是:“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利益沖突，比想象的少，好多利益沖突是發生在工人內部，而不是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之間。”由于“思想家”把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利益沖突”放大了，所以人們才反對私有制，而實際上，工人階級之間的利益沖突要遠甚于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利益沖突。

 

在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工人階級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這是事實，但能說工人階級之間的利益沖突大于他們與資本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嗎?在19世紀70年代，馬克思曾談到一個事實:“英國所有的工商業中心的工人階級現在都分裂為英國無產者和愛爾蘭無產者這樣兩個敵對陣營。普通的英國工人憎恨愛爾蘭工人，把他們看作會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競爭者。”馬克思對此的解釋是:“愛爾蘭是英國土地貴族的堡壘……英國土地貴族事實上代表著英國對愛爾蘭的統治。所以愛爾蘭是英國貴族用來維持他們在英國本土的統治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說，愛爾蘭的統治者是英國的土地貴族，如果說愛爾蘭工人階級與英國工人階級發生了利益沖突，那么，這種沖突也是由愛爾蘭的英國土地貴族對愛爾蘭工人階級的統治引起的，是由愛爾蘭的英國土地貴族與英國本土的資本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和競爭引起的。當然，處于“自在”狀態的英國工人階級是看不清這一點的:“英國工人覺得自己對愛爾蘭工人來說是統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為如此，他們就變成了本民族的貴族和資本家用來反對愛爾蘭的工具，從而鞏固了貴族和資本家對他們自己的統治。”可見，在相似的歷史事實面前，馬克思與這位經濟學家的解釋判若天淵!

 

在工人階級內部的利益沖突問題上，引起馬克思高度重視的是:“報刊、教堂講壇、滑稽書刊，總之，統治階級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則人為地保持和加深這種對立。這種對立就是英國工人階級雖有自己的組織但沒有力量的秘密所在。這就是資本家階級能夠保存它的勢力的秘密所在。這一點資本家階級自己是非常清楚的。”馬克思曾送給庸俗經濟學家這樣一段話:“當庸俗經濟學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內部聯系卻傲慢地斷言事物從現象上看不是這樣的時候，他們自以為這是做出了偉大的發現。實際上，他們夸耀的是他們緊緊抓住了現象，并且把它當作最終的東西。這樣，科學究竟有什么用處呢?”筆者希望人們不要犯這樣的錯誤。

 

參考文獻:

 

　　[1] 張維迎:《市場的邏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2] 蓋凱程:《“市場的邏輯”的邏輯—與張維迎教授商榷》，《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12期。

　　[3] 陳先達:《論普世價值與價值共識》，《哲學研究》2009年第4期。

　　[4]〔德〕魏伯樂、[美〕奧蘭·揚、〔瑞士〕馬塞厄斯·芬格主編:《私有化的局限》，王小衛、周纓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5] [日]中谷巖:《資本主義為什么會自我崩潰?—新自由主義者的懺悔》，鄭萍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摘錄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