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寫在聯合國恢復新中國合法席位五十周年之際
1956年11月,毛主席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題目是《紀念孫中山先生》。在這篇文章里,他寫了一句對新中國的未來發展有重大影響的話:“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對于建國僅7年時間的新中國,毛主席就對其國際地位和大國責任做出了規定。不僅如此,在該文中,毛主席還預見到二十一世紀,他說,到那時,“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今天,我們可以驕傲地告慰毛主席: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五十年以來,經過不懈的努力奮斗,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已經穩穩地站在了世界政治、經濟舞臺的中央,在國際事務中正在以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姿態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一、五十年前,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將我們“抬進”了聯合國
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是經歷了一個曲折、艱苦的斗爭過程的。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五十年代為第一階段,1950年時,蘇聯最早提出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取代國民黨席位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問題,但是由于當時美國操縱聯合國的多數,否決了蘇聯的提案。到五十年代中期,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蓬勃開展起來,美國感覺這樣下去不是長久之計,因此,艾森豪威爾政府就提出了“兩個中國”都加入聯合國的方案。當時,這個方案遭到了毛主席的嚴詞拒絕。從1951年到1960年,10年間,美國賊喊捉賊,以所謂“中國侵略朝鮮”為借口,整整十年不讓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
六十年代為第二階段,1961年,第十六屆聯大總務委員會通過了討論中國在聯合國席位問題的議題。這無疑是對美國為阻止中國恢復其席位設置的重重障礙提出了挑戰。但美國仍頑固堅持其錯誤立場。它另出花招,強行把恢復中國代表權作為必須由聯大以2/3多數票贊成方算通過的"重要問題"。這就是說在美國處于少數情形時,仍能阻撓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因此,這一時期關于新中國的代表權問題阿爾巴尼亞等國每年都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但仍無明顯進展。
七十年代為第三階段,1970年10月,在第二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投票表決贊成驅逐臺灣國民黨當局“代表”的已有51票,反對的為47票。這是聯合國大會表決恢復中國席位問題時,贊成票第一次超過反對票,雖然沒有達到“2/3的多數”,但是這一結果也預示著美國能夠阻撓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的實力,已經大打折扣了。此次聯大以后,看到世界各國的表現,尼克松在其回憶錄中說:“反對接納北京的傳統投票集團已無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們的幾個國家已經決定在下次表決時轉向支持北京。”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在堪薩斯城發表講話,把世界分為五極,稱中國是五極之一,第一次對中國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稱謂。1971年7月9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來華訪問。同年10月,基辛格再次來華訪問,這次是公開的。美國的態度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表決由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等23國提出的《關于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并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的提案》。表決結果: 在總數128張表決票中,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得以通過!從各大洲的贊成票來看:非洲26票;歐洲23票;亞洲19票;北美洲4票;南美洲4票;大洋洲0票。對于這一結果,正如時任坦桑尼亞常駐聯合國代表薩利姆所說,“這是向全世界宣告:第三世界國家,中小國家,可以在聯合國講壇上揚眉吐氣地表達自己意見了。”
在這次聯合國大會上,之所以圓滿地解決了新中國的代表權問題,主要是下列三個因素:
第一,我國政府堅定的立場,堅決地斗爭以及新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日益壯大。新中國成立后,我們一直在為爭取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進行斗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在極力阻撓的同時,也提出了解決的條件:在五十年代中期,他們的條件是新中國以聯合國普通成員的身份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仍由國民黨占據。這當然遭到了我們的堅決反對。在六十年代,他們又提出,可以恢復我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但是保留臺灣方面聯合國一般成員國的地位。我們的立場非常明確,堅決反對制造“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的任何圖謀。用當時毛主席的話說,“只要在聯合國里有一個小小的臺灣,我們就不進去!”這一立場一直未變。與此同時,新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在持續的提升。在國際關系上,不僅大批新興國家與我建立了外交關系,歐洲許多國家,包括英、法、德、意等都先后表達了要與我建交或改善關系的愿望。在六十年代,毛主席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戰略思想,即亞非拉貧窮落后國家和反對美國和蘇聯控制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及東歐國家,提出我們的戰略是依靠第一中間地帶,團結第二中間地帶。1964年,法國在西方大國中率先與我建立了外交關系。1970年,毛主席在與非洲國家領導人談話時又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我國的經濟在經過了三個“五年計劃”的發展,已經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并建立起來了國民經濟體系。軍事上擁有了“兩彈一星”,新中國開始躋身于核大國的行列。到七十年代,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已今非昔比。這些是新中國能夠全面實現恢復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合法席位的基本內在條件, 沒有這樣的影響力和綜合國力,要實現上述目標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支持。新中國成立后,在外交政策上,我們始終堅定地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據統計,到1971年10月,與我建交的國家有63個,除幾個西歐國家外,都是發展中國家。五十年代以后,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亞非拉許多國家開始擺脫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而走上了獨立建國的道路。這些國家長期以來深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對美帝國主義的霸權行徑深惡痛絕,在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上的立場基本是一致的。在這些國家實現獨立前后,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對他們也給予了道義和政治、經濟上的支持與幫助。因此,在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的問題上,他們中的大多數表現出了堅強的團結精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由衷地說,是發展中國家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
第三,中美關系的改善。到七十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集中的表現是中美蘇大三角的斗爭達到了高潮。此時美國正陷入越戰的泥潭,國內反戰情緒高漲,美蘇博弈,美方處于弱勢;中蘇之間的矛盾由于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而變得更加尖銳,蘇聯在我國的北部邊界上陳兵百萬,對我國構成了現實威脅。美國看到了這一態勢,開始向我主動示好。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10月,又高調公開訪華。中美開始改善關系的苗頭迅速在世界上產生影響,反應最明顯的是歐洲。在這次聯大會議上,歐洲的28票中,有23票是贊成票,棄權票4票,反對票只有馬耳他的1票。這簡直是戲劇性的一幕。出現這樣的局面,客觀地說,與中美關系的改善有著密切的聯系。此次聯大以后,出現了世界各國爭相與我建立外交關系的高潮。
二、五十年來,新中國為世界的政治、經濟發展和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新中國的成立是二十世紀的重大事件,深刻地影響了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改變了世界的政治格局與力量對比,為推進人類和平、民主、正義、進步事業的發展增添了新的動力。
第一。發展成果的貢獻。新中國經過七十余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發展中大國,不僅經濟體量位居世界前列,而且綜合國力、世界影響力、國家的治理能力與水平等都居于世界先進行列。取得如此驕人的發展業績,最根本的經驗是我們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艱苦奮斗,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從國家崛起振興的角度說,在迄今為止的世界歷史上,中國是唯一不靠戰爭、侵略、掠奪和剝削,而是依靠本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實現國家發展振興的。作為一個占全球人口1/5的大國,從積貧積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到今天的繁榮昌盛,這本身就是對世界各國和全人類的一個重大貢獻。
第二,發展經驗的貢獻。中國今天的發展成果令世界矚目,也引發許多人思考,怎么看待中國選擇的道路,中國實現崛起的秘密是什么?對此,一言以蔽之,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走自己的路。這就是總結我們長期的歷史經驗而得出的一條基本結論。這句話看似簡單,但其內容極其豐富,含義極其深刻:這里既包含科學的思想方法,又包含求真務實的理論指導、對國情的準確把握和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正確認識以及實踐中的及時總結和不斷提高。這些經驗既是科學的世界觀,又是務實的方法論,為那些已經走上獨立道路并且努力實現現代化的國家,為世界各國的治國理政貢獻了可供借鑒,但不可簡單復制的中國模式和方案。
第三,經濟發展成果的貢獻。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得以更廣泛地融入了世界,一方面使得中國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世界各國在中國的發展中也同時受益。今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 我國對推進聯合國確定的千年發展目標的實現做出了巨大貢獻。2013年以來,我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始終位居世界第一,達30%左右。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中國越來越大的市場是他們發展的良好機會;據統計,早在10前,中國就已經是全球124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是所有發達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目前,僅中歐班列國內就有30多個城市直達歐洲15個國家,40多個城市,每年有三萬多列貨物在中歐之間流動。廣大發展中國家在中國的發展中獲得了更多的幫助,在對外援助方面,僅以非洲為例,幾十年來,可以說幾乎所有的非洲國家都受到過中國的各類援助,援助的項目從基礎設施到民生的改善,應有盡有,難以計數,而且我國的援助還有一個與殖民主義國家不同的鮮明特點,那就是從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
第四,對世界治理的貢獻。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我國的基本立場和一貫方針。我國堅持恪守《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各項規定;堅持國際公認的國家關系基本準則;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一律平等;堅持不輸出意識形態,也不以意識形態劃線;堅持結伴不結盟的政策。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國際事務中堅守國際正義,反對以大欺小,以強凌弱。反對和不承認一切基于“實力地位”和霸權利益等不合理的所謂 “國際秩序”,堅定地站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邊。中國自1971年恢復在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的合法席位以來,一直在不斷“加群”,當前中國已加入400多項多邊條約,參加了所有聯合國專門機構和大約90%政府間國際組織,全面融入當代國際秩序。目前,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已有100多個國家加入,這一倡議既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項目建設,又是消除貧困和不穩定因素的基礎性措施。我國還是世界上派出維和部隊最多的國家,為維護地區穩定和國際和平做出了積極貢獻。
第五,抗擊新冠疫情的貢獻。去年年初暴發的新冠疫情是人類社會百年未遇的重大疫情災害,能否盡快有效地應對是對各國社會制度優劣和政府管理能力與水平的重大考驗。我國是最早遭遇疫情的國家,在毫無準備又缺乏經驗的情況下,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全國人民緊急動員,打響了一場全民抗議的人民戰爭。作為擁有14億人口的全球第一大國,用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控制住了疫情,直到現在沒有出現規模性的反彈,這本身就是對全世界抗擊疫情的重大貢獻。作為全球第一生產大國,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就開始了復工復產,到下半年全國基本恢復了正常生產直到現在沒有出現大面積停工現象。截至今年5月,中國已為受疫情影響的發展中國家抗疫及恢復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20億美元援助,向150多個國家和13個國際組織提供了抗疫物資援助,為全球供應了2800多億只口罩、34億多件防護服、40多億份檢測試劑盒,向80多個有急需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援助,向43個國家出口疫苗,中國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向世界供應超3.5億劑,成為全球出口和援助疫苗最多的國家。中國還通過多形式多渠道與各方積極分享疫情相關信息和抗疫經驗,為各國提供重要參考。所有這些,彰顯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無私奉獻和慷慨擔當精神。
總之,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以來的五十年,是自身持續奮斗,不斷發展壯大的五十年,是在聯合國里積極努力推進世界和平,促進國際社會不斷進步的五十年,是勇于擔當負責,不斷為世界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做出貢獻的五十年。中國不愧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三、堅定“四個自信”,順應歷史潮流,在世界百年變局和實現民族復興偉大進程中展現新作為,做出新貢獻
五十年前,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是新中國全面走向世界并且深刻地影響世界的開始。放眼未來的五十年,是世界百年變局呈現質變的時代,也是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走向衰落的時代;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時代,也將同時是社會主義走向復興的時代。在這風云激蕩的時代里,中國必將為人類的進步事業展現新作為,做出新貢獻。
第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理念必將引領世界。新時代必須要有新理念和新共識。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了著名的《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演講,向全世界全面闡述了這一宏偉而深刻的偉大構想。他首先針對“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困惑,發出了事關人類命運的終極之問:“我們是誰?現在在哪里?將到哪里去?”他說:“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我認為,國際社會要從伙伴關系、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方面做出努力。”他向全世界莊嚴承諾:“中國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不會改變,促進共同發展的決心不會改變,打造伙伴關系的決心不會改變,支持多邊主義的決心不會改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思想深邃,立意高遠,胸懷博大,站在世界歷史發展的高度,為人類的未來前途指明了方向。這一構想得到了世界各國的普遍贊譽。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今西方的所謂政治家們,看看他們在干些什么?美國每天在呼喊著要維護其霸權的所謂“基于規則的世界秩序”;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都在盤算著各自的門戶私計,以便在大選中保住位置,別說世界的前途,就是本國大選以后的前途都不會考慮。所以,法國總統馬克龍才無奈地說:“我們必須承認,中國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們不說別的,光是它的政治想象力,都要遠比今天的西方人強,而這正是西方霸權終結的開始。”
第二,民族復興偉大事業扎實推進。實現民族復興是中國人的百年夢想。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歷經一百年的浴血奮斗,我們終于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進而走上了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道路,到今天,用習總書記的話說:“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接近偉大復興的目標。”再過五十年,新中國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屆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將基本實現。到那時,我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將穩居世界前列;實現了國家統一、社會和諧、人民安居樂業及富裕幸福;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威望將空前提高;中國崛起和發展的理念與經驗為世界各國所認可和推崇;越來越多的國家因中國的崛起而受益。總的看,中華民族不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將更大、更多地貢獻于世界各國。前一個時期,兩位外國人,對中國的評論或許有些道理。英國智庫Demos創始人之一馬丁·雅克說:“中國是一個文明,卻‘偽裝’成一個國家。” “(中國的)文明沒有出現斷層,國家興衰只不過是一個摔倒再站起來的動作而已”。基辛格說:“近200年的中國或許只是歷史上一個短暫的意外,這并不是長情。如果今后中國要回到屬于她的位置并不意外。”是的,中國今天正在進行著這樣的蝶變,我們一定能夠做到“再站起來”和“回到屬于我們的位置”!(上述話語引于網絡)
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成熟。到本世紀的末期,我國將走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百年歷程,開始步入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幽靈”,已經在世界上游蕩了五百多年的時間。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和恩格斯將其由空想變成了科學的理論;二十世紀初,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將其變成了現實。二十世紀中,新中國的成立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使得社會主義煥發出了巨大的改變世界的力量。新中國近七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表明:社會主義沒有辜負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同時,中國也沒有辜負社會主義,作為發展了的社會主義——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夠發展中國,進而使得社會主義煥發出更大的生機與活力。這是我們堅持“理論、道路、制度和文化”四個自信的基本依據。我們堅信,再過五十年或稍長一點的時間,即到本世紀末,我們將完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百年歷史任務,步入發達社會主義階段。這一過程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程基本是一致的。到那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歷史疑問已經徹底解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已經不再有人懷疑,在實現這一結果的過程中,中國對于全人類的貢獻將是無與倫比的。
第四,偉大斗爭更加激烈,每一次斗爭的勝利,都體現著人類發展進步的堅定步伐。開展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是由世界歷史發展的規律與特點決定的,是由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決定的,說到底是由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決定的。從現在開始的五十年內將是這種斗爭最激烈的階段。主要表現在:
第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國際斗爭的主旋律。當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正在走向衰落,他們當然不甘心于自己的消亡,因而必然的要做垂死的掙扎。他們首先將矛頭對準了我國,表面看是要遏制我國的發展,遲滯我國的崛起進程,實質的目的在于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即顛覆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這一點,去年特朗普政府已經公開表明了態度,而且成為共和、民主兩黨的共識。因此,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的斗爭是一場你死我活的國際政治斗爭,不能有絲毫的猶豫和幻想。霸權主義是我國實現民族復興的最大障礙,是國際斗爭的主要矛盾,是必須要邁過去的一道坎。面對這道坎,我們只有勝利,別無選擇。百年以來,世界各國苦美久矣,團結世界上一切進步勢力,堅決反對霸權主義是一項得人心的正義事業。這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們面臨的主要斗爭任務。
第二,反對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國際斗爭的基本內容。當前的所謂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一戰”、特別是“二戰”以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的旨在維護帝國主義霸權和殖民主義利益的畸形的國際關系。這種關系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其實質是確保少數西方國家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剝削與壓迫。因此,到了徹底改變的時候了。這既是實現中國崛起的必要條件,也是我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利益的應有擔當。
第三,解決臺灣問題是在國際上盡快擺脫被動局面的緊迫任務。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可以不在本文進行討論。之所以將這個問題單獨提出來,是因為這個問題不僅事關民族復興,也是中美博弈的一個重要方面,還是我國處理同許多國家關系中不能繞開的一個重要問題。其實,臺灣問題始終是我國同其他國家建立正常關系的一個首要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都好辦。也許正因如此,臺灣問題也成了個別國家動輒以此刺激或要挾我國的一個砝碼;特別是中美之間,盡管矛盾和斗爭的內容涉及很多領域,但最核心的、也是我們的一個軟肋還是臺灣問題。因此,盡早解決臺灣問題不僅成為推進民族復興必須完成的一個現實任務,更是我們擺脫外交斗爭現實羈絆的一個緊迫任務。這個問題就好像長在人身上的一個腫瘤,隨時有惡變的危險,務必早日割除。現實的看,美國的霸權行徑消除了,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改變了,臺灣問題解決了,我國作為大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才能真正的彰顯出來,也才能夠為世界各國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總之,第26屆聯大全面恢復了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是具有標志性的重大事件。這不僅標志著我國全面地融入了國際社會、在國際事務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標志著結束了自六十年代以來十余年時間,同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同時為敵的不利局面,為我國全面參與國際事務、發揮世界性大國作用開辟了新天地。特別是此后不久,毛主席正式地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并且為世界各國所廣泛接受,使我國在許多國際事務、特別是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五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形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新中國的國際地位更加凸顯,在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形勢下,我國將以此為新的起點,充分利用好聯合國這個重要國際平臺,高舉反對霸權主義、單邊主義的旗幟,恪守《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各項規定及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為維護國際公平和正義,為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做出我們新的、更大的貢獻。
寫作于2021年10月22日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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