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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輝：站在歷史輪回的轉折點——談解決社會就業的根本出路

點擊：作者：余云輝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3-09-22 08:52:25

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就不會帶來就業崗位的相應增加和就業穩定性的相應提高。為了實現中國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目標，必須回答一個問題：未來解決社會充分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為此，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應該是未來解決社會充分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不在哪里”？唯有這樣，我們的政策才能避免走在錯誤的道路上，甚至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已經不再是流行于新聞媒體和報刊雜志上的所謂的“工業化”，也不再是所謂的“城市化”。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公布，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90199萬人，占63.89%；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50979萬人，占36.11%。我國農村戶籍人口7.6億人。對于一個擁有14億人口、近8億農民的大國，企圖照搬西方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模式，顯然是不可能的。即使把全世界的生產線都搬到中國，把全世界的能源和原材料都運到中國，把全世界的商品銷售市場都給了中國，也難以實現近8億農民逐步轉變為產業工人。更何況面對國內的環境約束、土地約束、能源約束、產能過剩約束和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約束，未來國內工業化和城市化所能夠創造的就業空間已經十分有限。

假如“城市化”可以持續，那么可以期待農村農民大部分轉變為城市藍領，城市藍領大部分轉變為高端服務業白領和金領，可以繼續近乎瘋狂地把城市近郊的良田變為別墅或四合院，把遠郊的沃土變為迪斯尼樂園。遺憾的是，寫字樓的電腦鍵盤上敲打不出糧食和面包。如果企圖脫離資源、環境和市場的約束而無所顧忌地盲目動用財政投入、信用投入和外資投入來推進城市化和工業化，從而導致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進一步失衡，那么城市最終將在動蕩甚至動亂中重新長草而變成鄉村甚至墓地。

今天郊區的墓地正在變成城市，明天繁華的都市也許將再次變成草地。在人類發展史上，已經完成了多次墓地與城市的輪回。現在，我們正站在歷史輪回的轉折點上。我們需要站在歷史轉折點上重新審視西方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趨勢及其后果，并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尋求我國城市居民和鄉村百姓的就業與生活的根本性解決方案。

任何問題出現的同時就已經包含了解決的方案。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始終努力推進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并最終走到資源、土地和市場之容量的極限。當幾千萬農民工被擠出城市和工業園，當幾百萬大學生畢業生游蕩于家庭和校園，這至少說明其余的5億多農村常駐人口不可能通過所謂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來實現充分就業，未來能夠占據主流地位的就業方向不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可能把7億多農民戶籍的人口大部分轉變為城市居民。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并把這一現實當作制定政策的常識。

因此，解決廣大農民和大學生就業的根本出路只能是農業和農村，廣大農村人口和大部分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只能在農村鄉鎮就近、就地實現就業。為此，各級政府必須以長期以來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工作力度和工作熱情來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停止一切掠奪農民、破壞農業、消亡農村的做法，讓“三農”不再成為“問題”，通過“農民組織化、農業科技化、產品分類化、服務網絡化、鄉村宜居化”來完成農民和大學生的安居樂業。

一、發展多種合作組織，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

聯產承包責任制僅僅解決了農村土地的分配、單個農戶與承包土地的直接結合問題，但是，卻由此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問題。水利建設問題、森林防火問題、良種推廣問題、技術傳播問題、機械使用問題、公共衛生問題、環境保護問題，同時也極大地削弱了農民的談判能力、農產品定價能力和抵御自然災害能力。之所以解決一個問題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其根本原因在于違背了現代經濟的基本組織原則，即分工與協作原則。承包制把一切都承包給了單個農民，消除了分工協作的基礎，這意味著每一個農民都必須成為“全能農民”。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城市不可能存在“全能工人”，農村不可能存在“全能農民”。可以說，中國當代農業是建立在“全能農民”這一不可能的假設之上。農戶多數是單個農民。單個農民成為目前中國農業基本的生產單位。一刀切的農地和林地承包制運動實質上是一場中國農村“去組織化”的運動，農村的“去組織化”使農村重新成為一盤散沙。這種狀況不僅造成農村水利設施危機、環境與衛生危機，而且“去組織化”的生產經營狀況使農民缺乏談判能力和定價能力，生產處于無序狀態，更易于被掠奪和盤剝。

以東北人參產業為例，采取集體農場模式生產期間，生產有計劃、質量有保證、出口有定價能力權。當時出口1千克人參可以換回來5桶石油。但是，解散農場采取承包制之后，農民個人成為基本生產單位，為了追逐眼前利益，他們砍伐了大量的原始森林用來種植人參。由于施肥用藥不受管理、人參品質沒有保證、產品數量嚴重過剩、商家競相壓價促銷，導致國際市場價格一路下滑。人參價格最低的時候，1桶石油可以換走20千克人參。在人參價格潰敗的背后，是大片原始森林的消失，是日益嚴重的生態破壞、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是生產秩序的混亂、貿易秩序的混亂和產品標準體系的混亂，是執掌人參國際市場定價權的喪失，是增產不增收的參農群體的日益貧困。中國人參產業的敗象僅僅是中國諸多資源型產業（比如稀土產業）和出口型產業（比如紡織產業）的縮影，它以近40多年的歷程和殘酷的現實再次證明了一個已經被人忘卻的命題：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力。如果說集體農場、人民公社和生產隊是一種不被主流經濟理論家認可的農村生產組織，那么應該用一種更有效率的生產合作組織或互助組織代替舊的生產組織，而不應該采用“無組織”來代替“舊組織”。

現代農業生產已經被納入社會分工體系之中，從而使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一樣成為一個完整的生產經營體系。任何一種以滿足市場需求為目的的農副產品生產，其實僅僅構成該產品的產業鏈或價值鏈中的局部環節。正如藍領工人與汽車裝配線的結合方式不能代表汽車工業生產體系的全部一樣，農民與土地的結合方式僅僅是農業生產體系中的一個基本環節，并不是農業生產體系的全部內容。承包制代替集體經濟組織不是所謂的“組織創新”，而是“去組織化”。正如我們可以認為城市國有企業效率不高，可以選擇改制和上市，但不能把工廠和生產線拆散分給工人而后回到家庭作坊一樣，我們可以檢討集體經濟的生產經營組織存在的問題，但不能否定農業生產的一切組織模式，不能否定現代農業生產也是一種需要按照分工協作原則進行組織化、社會化的生產。我們必須反思以往簡單化的“去組織化”的農村改革，深刻地認識到目前“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農民組織缺失、農業生產無序、農村基層混亂。解決“三農”問題、發展農村經濟、實現充分就業、維護社會穩定，首先需要設計和選擇一種或多種新的合作化、集體化組織模式，把農民從一盤散沙的無序狀態中重新組織起來。這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組織前提。

農民組織化需要具體的措施：

（1）應該改變農業的財政補貼模式。現有農業的財政補貼模式是“政府-農戶”模式，即政府直接向種糧的農戶發放補貼。為了鼓勵農民組織起來成立各種形式的生產經營合作組織，政府應該將農業的財政補貼模式改為“政府-農民合作組織”模式，即政府補貼主要發放給農民合作組織。同時，在農業生產資料供應、農副產品采購和農村金融服務等方面也應該向農民合作組織傾斜。通過上述措施，將廣大農民重新組織起來。這是促使農民在微觀的生產經營單位上重新組織起來的重要措施。

在農民組織化問題上必須避免一種錯誤的認識，即認為農民組織化就是要土地私有化并將土地集中于少數人。這是破壞農村長期穩定的錯誤做法，也是缺乏歷史常識的做法。相反，只有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才能有利于農民合作組織的形成。農民合作組織的形成應該堅持“政策引導、農民自愿、土地集體所有”的原則。在此，政策引導是關鍵，土地集體所有是基礎。政策引導包括財政補貼政策引導、金融扶持政策引導政府采購政策引導、科技扶貧政策引導等。

（2）以國有資本為主導、以分層次控股的股份制形式，建設覆蓋所有鄉村的農村綜合金融服務網、科技服務網、物流服務網和醫療服務網。這是促使農民在宏觀的角度重新組織起來的重要措施。

農村綜合金融服務網、科技服務網、物流服務網和醫療服務網是把中國農民重新組織起來的主干型網絡，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基礎設施。因此，必須由國家資金主導，同時吸引民間資本參與。中央財政用于刺激經濟的投資中，應該把農村各類綜合服務網絡的投資列為重中之重。在農村電網、道路和通訊等硬件設施建設已經完成之后，需要盡快推進農村各類服務網絡的建設。

此外，在資本市場上，應該通過訂立“社會責任企業”融資和上市標準創設“社會責任企業板塊”，與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并列，鼓勵那些以履行社會責任為主的微利的農村綜合金融服務企業、科技服務企業、物流服務企業和醫療服務企業借助資本市場融資并上市。通過創設“社會責任企業板”，將現代公司治理制度和監管制度運用于農村各項服務網絡的建設、運營與維護之中，并將社會游資組織起來運用于農村建設，建立起城市資金向農村回流的金融機制，從而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落實到實處。

在農村各類服務網絡的建設中，政府需要優先建設覆蓋所有鄉村的綜合金融服務網絡，包括小額貸款機構、農業保險機構、農民小額貸款擔保機構。只有建立起資金從城市向農村的回流機制，才能引領人才、科技、信息和物資從城市向農村的流動，才能開辟廣闊的農村就業市場。

通過建設覆蓋所有鄉村的農村綜合金融服務網、科技服務網、物流服務網和醫療服務網，才能促使農民在宏觀上重新組織起來。

二、通過完善農村科技服務機構，推進農業科技化

農村科技服務機構的主要職責是培訓和指導農民、傳播和推廣農業科技知識、保護農村生態環境。基層農村科技服務機構的成員應該主要來自于經過系統培訓的“知識農民”。具體做法是：由各地農民合作組織推薦當地高中畢業的擁有三年以上農業生產經驗的青年農民進入農林牧類高等院校深造，畢業之后返回當地農村進入基層農業服務機構，繼續在農村合作組織內參與農業生產，同時，領取一定的政府津貼。目前農林牧類的大中專院校培養的畢業生或者轉行，或者進入政府機關，很少進入農業生產的第一線。這種局面需要改變。這類院校不應該面向應屆高中生招生，而應該面向高中畢業之后從事農業生產一定年限、擁有一定農業生產經驗的青年農民招生，為農業生產的第一線培養專業人才。

隨著農藥、化肥、除草劑、良種和機械的廣泛運用，當代農業已經不同于傳統農業。這一方面表現為農副產品產量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現為農副產品污染程度和環境破壞能力的提高。這直接影響著城鄉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健康狀況，直接影響著未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農業的現代化必須要求農民素質的現代化、農民知識的現代化。40年前分田到戶之初，農藥、化肥、除草劑等產品沒有普遍使用，沒有農藥殘留和環境破壞之憂。現在的情況則完全相反。因此，為了適應農業現代化的要求，農民必須組織起來。農民必須組織化和知識化，其中，農民組織化是農民知識化的前提。

農村的穩定是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礎。培養一支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術的農村科技人員隊伍，使之成為農村基層的主要社會階層，應該成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主要內容。

三、建立產品差異化和定價差異化的制度與機制

我國農副產品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產品差異化的標準體系，無法對優質的農副產品形成有效的保護。比如，大豆和大豆油脂產業的全線潰敗就是一個案例。外資在華的轉基因大豆油曾經長期不作任何標識和提示而與國內優質大豆油競爭，不僅欺騙了廣大城鄉消費者，而且打壓國內油脂企業，嚴重侵害了種豆農民的利益。因此，圍繞著產品差異化和定價差異化來建立相關的制度、標準、物流體系和定價模式，保護農民利益，已經刻不容緩。

同類型的農副產品存在著品種差異、產地差異、土壤差異、水質差異、施肥差異（有機肥和化肥的差異）、農藥使用差異、用工差異（人工與機器的差異）。這些差異直接影響著農副產品的品質、安全性和生產成本。城市郊區被重金屬污染的土地所種植的蔬菜往往也是用發黑的污水灌溉出來的，這些蔬菜的品質無法跟凈土培育、泉水灌溉的蔬菜相比。“污泥污水蔬菜”和“凈土凈水蔬菜”應該分別貼上產地分類標識，實現差異化。在商品生產關系已經侵蝕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的時候，環境資源也必須標價并通過市場機制尋找到其自身珍貴的位置。這也是保護環境、提高全民環境意識的重要措施。

如果政府權威部門沒有建立一個完善的農副產品差異化體系，那么這無異于鼓勵“劣幣驅逐良幣”，讓品質差、安全性不高但成本低的農副產品擠垮品質好、安全性高但成本高的農副產品，也無異于告訴各行各業的生產經營者破壞農業生產環境是免費的。

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解決農民的收入問題，而解決農民收入問題的關鍵是解決農副產品定價過低問題，而解決農副產品定價過低問題的關鍵是解決產品差異化分類和定價差異化問題。城市居民為了消費每千克70元的優質大米只能購買日本大米，把高附加值給了日本農民。其實，中國擁有生產同樣優質大米的環境、品種和人力，但缺乏分類和定價的體系。自然環境只創造使用價值，但制度和機制界定著商品價值。從這個角度不難發現，“三農”問題的根源還是在于制度和機制。農副產品定價過低的根源之一在于，沒有在政府權威認證部門訂立的嚴格的產品分類標準之下形成產品的差異化和定價的差異化。

實現農副產品差異化和定價差異化是一項系統工程。農副產品的差異化分類與差異化定價需要在生產、認證、采購、運輸、倉儲、檢測、銷售和監控等各個環節的密切配合。在此，推動農民組織化，扶持由政府資金支持的大型農副產品采購、運輸、倉儲、銷售內資企業，加強農副產品檢測和質量監控，推進農業生產銷售過程的信息化建設，是完成農副產品差異化分類和定價的基礎性工作；同時，完成農副產品差異化分類和差異化定價也是提高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增加城鄉就業的重要工作。

四、推進鄉村宜居工程，建設宜居鄉村

在農村生產組織解體之后，單個農民成為個體生產者，農村基層的公共衛生系統、公共文化系統和公共醫療系統隨之解體，公共教育系統也受到削弱。在現在的農村，農民個人是基本生產單位、宗族關系是主要的社會關系。公共衛生、環境保護和公共醫療成為無人過問的領域。我們無法想象一個城市300天沒人清掃的情景，可是，大部分鄉村常年無人過問公共衛生和環境。現在的鄉村早已不再提倡“愛國衛生運動”和農村義務勞動，迄今為止沒有采取新的更有效的方式來代替以往的公共衛生管理模式。現在多數基層農村，房前屋后污水長流、生活垃圾堆積成山、塑料薄膜隨風飛揚。隨著政府控制和管理的農村商業渠道的全面瓦解和崩潰，各類不敢進城銷售的假冒偽劣產品紛紛進入缺乏監管的廣大農村市場。同時，各類網絡游戲和無證網吧正在把大量農村青少年毒化為農民家庭的額外負擔。40多年改革開放的歷程已經走過，但是承載著中國大部分人口的農村并沒有成為生活宜居的地方。

經濟發展應該服務于民生，應該服務于城市和鄉村宜居環境的建設建設宜居鄉村是發展農村經濟、解決“三農”問題的基礎性工作。為此，應該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1）通過財政、金融、采購、土地等政策的引導，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在農閑期間，恢復農民義務勞動制度。農民不僅應該參與農田改造和水利設施的建設，而且應該參與公共衛生設施建設和日常公共衛生管理。農村農民的合作組織不僅是生產經營機構，而且是農業基礎設施和公共衛生設施的建設機構和維護機構，同時也是落實政府支農惠農政策的主體。

（2）政府應該盡快開征環境稅。對下鄉的各類產生環境污染的工業產品和包裝產品如塑料、電池、家電等征收環境稅，并將這部分稅收專款用于農村各類污染環境產品的回收利用。發展循環經濟需要財稅政策的配套，稅收也需要服務于環境。

（3）以政府資金為主導，同時吸引社會資金，借助現代企業制度，推進全國鄉鎮商業服務網和文化服務網的建設。通過建設全國性的商業服務網和文化服務網，讓合格優質的商品可以下鄉，讓優秀的文化產品可以下鄉。為了保證農村農業勞動力的再生產，政府必須嚴格控制農村網絡游戲和網吧蔓延，比如，對開設網吧實行許可證拍賣，每個鄉鎮只能發放一張網吧許可證，營業時間不得超過夜間10點，必須距離中小學2公里以上等。網絡游戲已經成為農村的主要公害，是造成農村治安問題的主要根源。

（4）在推動農村金融、商業、物流、科技、醫療等全國性服務網絡建設的同時，鼓勵科技人員、文化人士和大學生深入農村、扎根農村；同時，鼓勵那些來自農村的科技文化人士和政府官員退休之后返回鄉村定居養老，將城市的科技文化知識和政治資源帶回鄉村。以此，在鄉村形成一個傳播科技與文化、維護社會穩定的知識階層。從發展農村經濟保護生態環境、穩定農村社會、減少官民沖突的角度出發，中國需要在鄉村重新培育一個知識階層。

自古以來，中國鄉村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創造、發展、傳承的搖籃是中央政府選拔國家棟梁的“大樣本”。當諸多違背民眾利益的變革和違背民族利益的開放將中國經濟迅速轉變為“打工型經濟”并受到無序工業化、無序城市化所造成的資源約束、市場約束和環境約束之時，中國經濟需要再次轉型并尋找新的出路。這迫使我們再次將目光投向廣大的中國農村。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盡頭，推動農民組織化、農業科技化、農產品分類化、農村服務網絡化和鄉村宜居化，將是中國解決經濟發展瓶頸，實行充分就業目標的唯一出路。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鄭州大學當代資本主義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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