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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資本主義下勞動力商品化的發展趨勢與就業效應
點擊：2647 作者：王俊 來源：烏有之鄉網 發布時間:2016-09-12 17:46:55
內容提要：西方國家互聯網經濟的發展歷程表明，互聯網資本主義是支配西方國家互聯網經濟發展的制度內核。在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通過不斷擴大生產者與消費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雙重分離，作為一種社會權力的資本不斷在勞動力商品化程度提高的過程中擴大著其對社會經濟的統治地位。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商品化范圍的擴大化、勞動力商品化形式的靈活化以及剩余價值生產手段的隱蔽化，正在以勞動者對資本家經濟依附性上升、勞動者階級貧困化加劇和失業問題常態化等途徑和形式不斷對西方國家就業市場產生負面影響。總結西方國家互聯網經濟發的歷史教訓，對中國在互聯網經濟發展過程中做好擴大就業工作有一定的啟示。
一、互聯網經濟與互聯網資本主義
隨著互聯網技術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向社會生產各個方面滲透，互聯網經濟也正逐漸成為人類生產實踐中越來越重要的一種技術經濟形態。瀟秦認為，所有那些由直接從互聯網或者與互聯網相關的產品和服務中獲取全部或部分收入的企業所構成的經濟形態都可以歸為互聯網經濟的范疇，①即認為企業是互聯網經濟的基本構成單位。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諸如眾包、眾籌、虛擬商店等新型生產組織形態日漸成熟，將互聯網經濟定義為以企業作為基本構成單位的一種經濟形態是有失偏頗的。鄭新業從歸納互聯網經濟的特征出發,將互聯網經濟定義為一種具有網絡外部性、“只有第一,沒有第二”、高度市場化、標準極端重要和存在市場失靈危險等特征的生產方式。②這一定義強調互聯網經濟是一種生產方式，卻沒有說明這種“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等經濟社會形態之間的關系。田光寧等人認為,互聯網經濟是一種以打破傳統經濟活動中最核心的交易模式，并將交易過程中的信息流、物流、資金流活動都轉移到互聯網上的新型經濟形態。③但是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互聯網技術對社會生產的顛覆性作用已經不限于產品的交易與流通領域，還為眾多物質資料生產部門的生產領域帶來了顛覆性的變革。程立茹則將互聯網經濟定義為一種經濟主體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行為都依賴信息網絡的經濟形態。④突出了互聯網技術對社會生產的全方位影響和沖擊。但這卻完全忽略了經濟主體的活動從來都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和經濟體制下進行的，脫離生產關系和經濟體制因素來討論互聯網經濟就很容易陷入“技術決定論”的困境，難以正確把握互聯網經濟下經濟制度與經濟現象的演化趨勢。在互聯網技術與資本主義關系的研究方面，丹·席勒提出了數字資本主義的概念。⑤并認為政治經濟學研究重心可以轉向信息密集型產業，但資本仍處于核心位置。楊松等則認為數字資本主義并不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只是將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轉化為知識的公有性與知識創新的私人占有之間的對立統一。⑥邱林川則將數字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世界工廠視作“21世紀奴隸制”的構成部分，并認為在這種奴隸制下被奴役的“i奴”不僅包括電子制造業工人，也包括迷戀電子產品、難以自拔的“數碼勞工”(digital labor)。⑦ChristianFuchs等也認為在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階級的概念需要擴展，因為互聯網勞工創造的共同經驗空間只要為資本所征用和開發，就會為資本積累效勞。⑧麥克切斯尼則指出，在互聯網領域所采取的以鎖定用戶和改變需求面經濟規模為目的的競爭策略,使得資本向私人公司集中。⑨對互聯網與資本主義關系的研究表明，互聯網經濟的興起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資本主義的具體形態，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屬性卻沒有因互聯網經濟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在西方國家互聯網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存在以下幾個基本事實。
首先，互聯網經濟是以互聯網技術由其技術形態向經濟形態轉變為前提的。從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歷程來看，在20世紀70~80年代的互聯網技術探索階段，互聯網技術仍處于其技術形態階段，尚未轉化為現實的社會生產力；在從20世紀90年代起至今的互聯網技術加速普及階段，互聯網技術逐步轉化為現實社會生產力，作為一種經濟形態的互聯網經濟才開始形成。
其次，至少在當前的歷史發展階段，互聯網經濟的發展仍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范疇。不僅互聯網技術最初誕生于西方國家，而且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也是在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相分離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由產業資本的支配和推動才得以展開；至少在西方國家，互聯網經濟下的各種商業模式和商業組織都必須首先服務于資本逐利的需要才能存活下來。
最后，互聯網經濟是在市場調節與政府調控相結合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逐漸繁榮起來的。離開政府強有力的調控和干預，互聯網經濟所依賴的技術條件和物質條件就不可能逐漸積累起來；同樣，離開市場高效率的調節和配置，互聯網經濟也不能迅速地轉化為現實的社會生產力。
因此，本文將西方國家的互聯網經濟定義為一種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據支配地位的社會經濟制度下生成的，由市場調節與政府調控相結合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組織起來的，以互聯網技術及其他相關的新技術為技術依托的，在對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社會生產的全部環節和領域進行創新和改造的過程中實現社會生產互聯網化的經濟形態。互聯網與資本主義的結合,既使得互聯網技術所蘊含的生產力發展潛力被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駕馭，又使得互聯網技術成為保持并擴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社會生產中所處統治地位的工具，互聯網資本主義正是西方國家互聯網經濟的制度內核。
二、互聯網資本主義下勞動力商品化的演化趨勢
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和財富分配制度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必須以不斷提高的勞動力商品化程度為前提。資本關系的擴大再生產過程，就是一個不斷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并在資本的支配下重新結合的過程。這一不斷進行的過程使得市場化的社會生產體系不斷壯大：消費者不能自由地生產其消費品，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社會角色相分離；所有個體都依賴市場,資本則成為隱藏在市場背后真正支配社會生產的統治力量。在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互聯網技術在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同時，必須服務于資本擴大自身經濟統治地位的目的，在推動產業變遷的過程中也鞏固并擴大生產者與消費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雙重分離的局面，使勞動力商品化進一步發展。具體而言，互聯網經濟下的產業變遷將從以下三個方面刺激勞動力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一)勞動力商品化范圍的擴大化
互聯網經濟下的產業變遷通過加速社會生產活動的互聯網化使勞動力商品化的范圍更加擴大。隨著互聯網資本主義的發展,原本相對獨立的個別生產活動都不得不融入互聯網之中，勞動力商品化突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在互聯網經濟形成之前，個別生產活動的進行往往受到一定的時間與空間條件的限制。農業社會的生產活動受季節、氣候等時空條件的限制，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被束縛于適合農耕或游牧的土地上，勞動力難以成為商品在市場上售賣。傳統工業社會的生產活動不斷突破季節、氣候、資源等時空條件的限制，使得生產者與消費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雙重分離不斷擴大，勞動力商品化隨著市場化社會生產體系的發展而發展。互聯網經濟的形成與發展使得信息和知識的流通成本大幅降低，社會生產所受的時空限制條件被進一步突破，勞動力商品化的范圍也隨著生產者與消費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雙重分離范圍的擴大而擴大。市場化社會生產體系越是發展，資本對社會生產的統治力量就越是加強。以Uber的擴張為例，成立于2009年的Uber平均每1.8天就進入一個新城市。⑩有用車需求的消費者只要在Uber上發布自己的出行需求，有閑置車輛的司機就可以通過Uber與消費者取得聯系并為其提供租車服務。由于一方面可以為消費者提供更多樣化、更優質的出行服務選擇，另一方面也可以極大提高閑置車輛的利用率，Uber得到了消費者和閑置車輛司機的熱捧，目前Uber的市場估值已達500億美元，[11]到2015年3月Uber還使美國傳統出租車、機場巴士業務所占的市場份額從85%降到52%。[12]Uber之所以可以提供傳統出租車、機場巴士所不能提供的服務，就是因為基于互聯網技術的Uber可以在更大范圍內突破時空的限制，使生產者與消費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可以在資本支配的互聯網平臺上更加緊密地重新結合。在Uber的案例中，閑置車輛的司機在舊的技術條件下并不能將自己生產的租車服務直接提供給消費者，勞動力商品化過程遭遇了時空限制；但互聯網技術讓閑置車輛的司機可以根據消費者的需求來提供租車服務，閑置車輛司機的勞動力被成功商品化了。
須強調的是，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商品化范圍的擴大不應簡單地被認為是勞務的商品化。勞動力商品化是指勞動者體內所蘊含的、具有創造價值的特殊使用價值的勞動力成為商品，并由于勞動力商品的交易而被資本家支配、為資本家創造剩余價值的一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特有的經濟現象。生產者與消費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雙重分離是勞動力商品化的前提。在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一切連接到互聯網中的生產資料都將喪失獨立性，轉而成為互聯網這一網絡化、社會化的機器的組成部件；互聯網資本主義范疇內的生產資料可以就此劃分為網絡中心節點生產資料和非網絡中心節點生產資料。互聯網資本家只要控制網絡中心生產資料就可以支配整個社會化的機器大生產過程中的全部剩余價值生產活動，即便勞動者獲得一部分非網絡中心生產資料，仍不能改變其被互聯網資本家支配和控制的經濟地位，從而使其看似自由、獨立的勞動過程也成為代互聯網資本家履行資本職能、為互聯網資本家創造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仍以Uber為例，在這個過程中，從表象上看是司機與消費者直接達成了交易，僅僅是司機的勞務被商品化了。但交易之所以可以進行恰恰是因為存在Uber這個互聯網平臺，控制著網絡中心節點生產資料的互聯網資本家是決定司機的勞動力能否商品化的關鍵，司機并不具有對其提供的租車服務的定價權，卻不得不在Uber主導的網絡租車市場上與其他司機展開競爭，并使Uber可以在租車服務的收入分成中將司機的工資壓低到租車服務的價值之下，為控制Uber平臺的互聯網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正如永佃制、佃戶擁有農具等現象的出現，不會削弱封建主義生產方式下控制著土地這種核心生產資料的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的剝削與壓迫一樣，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商品化范圍的擴大雖然一定程度上給予勞動者更多選擇具體勞動形式的自由，但也不會改變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互聯網資本家對勞動者的支配與控制。
(二)勞動力商品化形式的靈活化
互聯網經濟下的產業變遷通過優化社會生產活動中的分工與協作關系,使勞動力商品化的形式更加靈活。勞動力商品化過程雖以生產者與消費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雙重分離為條件，但又必須以在資本家的支配下結束這種雙重分離狀況為結果。勞動力商品化以及以此為前提的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從不旨在消滅社會生產中的分工與協作關系；勞動力商品化過程僅是讓這種分工與協作關系置于資本的控制、支配和組織之下，使得因分工與協作關系發展而提高的勞動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進而幫助資本家擴大對剩余價值的占有。互聯網經濟下的產業變遷不斷推動社會生產互聯網化的同時，也使勞動者之間的分工與協作不再拘泥于企業組織內部，新的分工與協作關系通過互聯網建立起來，生產社會化水平由此進一步提高。以眾包模式為例，所謂眾包(crowd-sourcing)就是將那些過去由企業內部員工或外部承銷商完成的工作外包給互聯網上聚集的、規模龐大但沒有長期固定雇傭關系的勞動者去完成。相較傳統外包模式,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眾包模式更能有效減少那些為協調勞動分工關系而耗費的大量管理勞動時間，同時還能增加勞動者之間的競爭，使資本家獲得更強的工資談判能力。比如，LG公司就曾通過眾包模式以20000美元的價格將一款新手機的設計工作委托給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使設計費用節約至少90%。[13]再以眾籌模式為例，所謂眾籌(crowd-funding)就是由融資者在互聯網融資平臺上發布其項目并向投資者籌措資金，投資者則通常以融資者生產出來的實物產品或股權分紅作為回報。[14]2009年全球眾籌融資為4億歐元，2011年達到12億歐元，2012年全球450個眾籌平臺則一共實現22億歐元的融資。[15]通過眾籌模式，互聯網資本家不僅可以使分散在全球范圍內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在他們的支配和指揮下重新結合，以更為靈活的方式促進勞動力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且可以加快創新性勞動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速度，使技術創新得以在互聯網技術的協助下在全球范圍內更迅速、更頻繁、更高效地展開和推廣，使創新性勞動力的商品化程度空前提高。
生產社會化水平的提高使得雇傭勞動制度不僅可以而且必須在形式上做出相應的調整，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商品化在實現形式上更加靈活，但這并不改變資本家對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再結合過程的支配和控制。無論是眾包模式還是眾籌模式，互聯網平臺使得資本不必像過去那樣與勞動者確立長期雇傭關系，只需根據市場行情與勞動者建立暫時的、具有高度靈活性的短期雇傭關系即可。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商品化形式的靈活化之所以可能，也是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所有制關系局部調整的結果。在互聯網與資本主義結合之前，以機器生產為特征的社會化大生產仍在每個具體的產業領域保留了生產資料的獨立性，資本家只有占有以機器、原料為具體形式的、獨立的生產資料，才能在生產者與消費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雙重分離的狀況下取得相對于勞動者的優勢經濟地位，從而為雇傭勞動者并剝削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創造條件。互聯網與資本主義的結合，不僅使得各個被互聯網化了的產業領域內的生產資料都喪失獨立性并轉而成為互聯網這一社會化、網絡化的生產資料的組成部分，還使得互聯網資本家只要控制了網絡中心節點生產資料就可以取得相對于勞動者的優勢經濟地位。勞動者即便手中擁有一些非網絡中心節點的生產資料，也不能獨立地實現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再結合，仍必須與掌握網絡中心節點生產資料的互聯網資本家“合作”才能完成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再結合。由此，勞動力商品化形式的靈活化雖適應了生產社會化程度提高的變化與沖擊，但卻不會改變資本家對生產者與消費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雙重再結合過程的支配地位。
(三)剩余價值生產的隱蔽化
互聯網經濟下的產業變遷通過創新資本支配下生產者與生產資料重新結合的形式，使勞動力商品化程度提高的同時也使剩余價值生產更加隱蔽。在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個性化、定制化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與消費越是發達，勞動者的碎片化消費時間就越是轉變為幫助資本生產剩余價值的無酬勞動時間。向消費者提供各種個性化、定制化的免費產品或服務的過程，也就是資本家從勞動者身上榨取剩余價值的過程；并且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者并沒有被資本家直接雇傭，勞動者碎片化的消費時間轉變為無酬勞動時間的隱蔽事實意味著勞動者被剝削的程度不是減輕了而是加深了。以圖片分享軟件Instagram為例，該軟件允許用戶將日常生活中拍攝的各種圖片免費上傳到互聯網平臺上與好友分享；在整個圖片的拍攝、制作和傳播過程中，Instagram的網絡服務供應商并不需要雇用專門人員對圖片進行采集和整理；拍攝、制作和上傳這些圖片所要付出的大量勞動時間被分散到每一個用戶身上，由他們在其日常生活中的碎片化時間內完成了。雖然Instagram并沒有雇用多少工作人員，但其在2014年末的市場估值卻高達350億美元，相關分析也表明僅在2015年Instagram的廣告產品就可以為其母公司Facebook公司帶來27億美元收入。[16]顯然，離開了用戶在碎片化時間內的無酬勞動，Instagram就不能產生出海量的圖片并形成極高的市場估值；Instagram的用戶規模越是龐大，則Instagram上產生的圖片就越豐富，Instagram平臺的投資者賺取的剩余價值總量也就越大。在Instagram案例中，用戶在消費過程中為資本家貢獻剩余價值的碎片化勞動時間也被歸類為一種“觀眾勞動”(audience labor)。Dalas Smythe的“觀眾商品”理論認為，“觀眾勞動”也有效地被包含在積累的資本主義邏輯之中。[17]
須指出的是，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剩余價值生產的隱蔽化并不限于觀“眾勞動”，以個性化、定制化為代表的先進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間矛盾的發展才是剩余價值生產隱蔽化的內因。隨著互聯網經濟下產業變遷的推進，個性化、定制化的產品生產迅速發展起來，但是勞動者只有在自己的越來越多的消費品中加入自己的勞動，才能使消費品中個性化的使用價值得以完全生產出來，這就使得生產者與消費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越來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但互聯網與資本主義的結合卻傾向于維持并擴大生產者與消費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雙重分離。作為矛盾的解決方法,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產業資本家一方面可以不斷地利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保證剩余價值率有增無減的情況下縮短勞動日長度,使勞動者有更充足的時間用于消費享樂；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互聯網技術向勞動者提供低價甚至免費的個性化商品定制服務，讓勞動者在消費過程中完成個性化、定制化產品使用價值的生產過程，并讓這些商品的價值與剩余價值實現過程也同步完成。這些定制商品的個性化使用價值僅在得到消費者本人的認可時才有意義，定制商品的價值和剩余價值才能完全實現。這就意味著,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產業資本家為勞動者提供個性化商品定制服務的過程，與勞動者為使自己的消費品具有個性化使用價值而付出的商品定制勞動的過程，實則是同一過程。在不改變使生產者與消費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雙重分離狀況的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碎片化的消費時間也就轉化為幫助產業資本家生產并實現剩余價值的無酬勞動時間。顯然,產業資本家即使不為這些個性化商品定制服務而向勞動者收取一分錢，也會由于勞動者消費時間隱蔽地轉化為無酬勞動時間而使產業資本家能夠占有更多的剩余價值。
圖1和圖2所舉的例子可以說明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碎片化的消費時間轉變為無酬勞動時間的過程，是如何加重對勞動者的剝削的。圖1描述了傳統資本主義條件下利用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法延長勞動者無酬勞動的過程：假定勞動日長度為8小時,初始情況下剩余價值率為100%，則勞動者有酬勞動時間和無酬勞動時間都是4個小時；若采用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法使有酬勞動時間縮短為3小時，則無酬勞動時間相應延長為5小時，此時剩余價值率上升為166.67%。圖2顯示的是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剩余價值生產方法：仍然假定勞動日長度為8小時不變，采用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法可以使勞動日時間內的剩余價值率由100%提高到166.67%；但由于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者碎片化的消費時間也可以轉變為無酬勞動時間，假定消費者在每個自然日里有4小時的碎片化的消費時間，則無酬勞動時間也可以相應地增加4小時；勞動者的一個自然日內實際付出的總無酬勞動時間達到9小時，總的剩余價值率則上升為300%！通過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更為隱蔽的剩余價值生產方法，可以在不延長勞動日的條件下實現無酬勞動時間的絕對延長，從而使勞動者被剝削的程度大大加深。
圖2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剩余價值生產方法
三、互聯網資本主義下勞動力商品化的就業效應
正如前文所述,互聯網資本主義在西方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將從擴大勞動力商品化的范圍、創新勞動力商品化的形式和增強剩余價值生產的隱蔽性來對勞動力商品化過程產生深刻影響。互聯網資本主義下勞動力商品化的新趨勢，也將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系列就業效應，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互聯網資本主義下勞動力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趨勢，使得勞動者不得不更加依賴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計，勞動者對資本家的經濟依附性上升。勞動力商品化主要通過增加市場上待售勞動力總量和降低勞動力再生產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兩個途徑向就業市場上的勞動力供給施加作用；勞動力商品化程度越高,勞動參與率就越高，勞動力供給水平也趨于提升；互聯網經濟下的產業變遷浪潮推動著勞動力商品化程度趨于提高的過程，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社會范圍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促使勞動力供給的增加。一方面，互聯網經濟下的產業變遷浪潮為勞動力商品化范圍的擴大化創造了物質條件，推動勞動力商品化程度的提高，進而加快了勞動力參與率趨于提高的過程。互聯網經濟下的產業變遷在使更多的小生產者卷入到就業市場中來的同時，還促使更多的家庭勞動力再生產職能轉向市場和社會，勞動力再生產各個環節的市場化、專業化和規模化，極大地提高了這些服務的生產效率，降低了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如圖3所示，自1990年以來，在五個主要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酬的家庭勞動者占就業人數的比重都趨于下降，足可見家庭在勞動力再生產過程中職能的削弱會隨著互聯網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加速。總的來說，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商品化范圍的擴大是勞動力商品化程度趨于提高和勞動參與率趨于上升的重要推動力量。另一方面，互聯網經濟下的產業變遷浪潮為勞動力商品化形式的靈活化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性，推動了勞動力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互聯網經濟下的產業變遷使得基于互聯網的社會分工與協作成為一種可能，“眾籌”、“眾包”等勞動分工協作方式使得勞動者不僅可以在更大的范圍內挑選工作任務，還可以在相關的互聯網平臺上選擇最擅長也最有興趣的工作任務；同時互聯網技術應用帶來的生產智能化趨勢使得勞動者可以將完整的工作過程分解為眾多細碎的工作片段，在勞動者日常的碎片化時間內分段完成所有工作片段。這樣的技術變革使得以碎片化、自由化方式完成工作的自由職業者群體日漸擴大；這些勞動者通常具有比較明顯的自由性和獨立性，[18]游離于傳統的科層組織和單位組織體制之外。
從西方五國的情況來看：1990年至今在除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中都出現了非全日制就業人數的比重上升的趨勢(見圖4)，其中，德國非全日制就業人數的比重由1991年的11.7%上升到2012年的22.6%，英國則由1990年的19.89%上升到2012年的24.1%。須明確的是，基于互聯網平臺的勞動者分工與協作，僅僅是使勞動者在工作時間的支配上獲得了些許自由，卻并沒有改變勞動者必須在資本家的雇傭下為之工作并生產剩余價值的事實。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WoldDevelopmentIndicator數據庫 (http://data.worldbank.org.cn/)。
圖4西方五國非全日制就業人數的比重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WoldDevelopmentIndicator數據庫 (http://data.worldbank.org.cn/)。
第二，互聯網資本主義下剩余價值生產隱蔽性的增強,使得勞動者被剝削、被壓榨的程度大幅上升，勞動者階級貧困化趨勢因此更加顯現。互聯網與資本主義的結合不僅推動了以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一系列技術體系的創新，還使勞動者碎片化時間內為消費個性化、定制化產品和服務而付出的創新性勞動時間悄然轉變為勞動者為資本服務的無酬勞動時間，由此形成的剩余價值被資本無償占有了。這種更加隱蔽的剩余價值生產和榨取手段，使得產業資本的積累和集中速度空前地加快了。互聯網平臺擁有的用戶越多，該平臺的用戶粘性和參與度越高，操縱這些互聯網平臺的資本就越有能力將更多的碎片化時間創造的剩余價值榨取并集中起來，從而使平臺背后的資本能夠以更快的速度積累并壯大起來。杰倫·拉尼爾曾抱怨道：“龐大的人群通過網絡提供了驚人的價值。但是財富的絕大部分流向了數據的集合者和分流者，而不是‘原始數據’的提供者”。[19]以Facebook為例，這個2004年初上線的網絡社交平臺在2012年時就已經擁有了約9億用戶，在2013年11月時平均每天有3.5億張照片會被上傳到Facebook的網絡上。Facebook的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只是哈佛大學計算機和心理學專業的一名輟學生，但據《福布斯》估計他在2008年時已經以135億美元的身家成為全球最年輕的億萬富翁。互聯網經濟下的產業變遷在加速資本集中的同時，還以更激烈的市場競爭使更多在競爭中落敗的前雇主淪為被雇傭的勞動者。表1列出了英國和日本在1990年到2012年里雇主人數占就業人數比重的變化，英國和日本的情況與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一樣，“工業的進步把統治階級的整批成員拋到無產階級隊伍里去”。[20]在互聯網與資本主義結合日趨緊密的21世紀，由于剩余價值生產和榨取手段隨著互聯網經濟下的產業變遷而有重大創新，勞動者被剝削的程度提高了；資本家階級整體收入水平不僅在絕對量上增加了，而且相對于勞動者階級的工資水平來說也提高了，勞動者工資因而相對下降。互聯網資本主義的形成與壯大，增強了在互聯網經濟中對關鍵性網絡生產資料實行壟斷性控制的互聯網資本家搶占剩余價值的能力，勞動力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勞動者在社會財富分配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勞動者階級貧困化趨勢更加凸顯。托馬斯·皮凱蒂在其著作《21世紀資本論》中曾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資本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作了測算，根據他的測算,20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資本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為15%~25%，但進入21世紀以后,在從2000年到2010年的十多年里，西方發達國家資本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上升為25%~30%(見圖5)。
表1 英國、日本雇主人數占就業人數的比重 單位 :%
年份 英國 日本 年份 英國 日本
1990 4.10 3.10 2002 3.00 2.70
1991 4.00 3.00 2003 3.00 2.60
1992 3.60 3.00 2004 3.00 2.60
1993 3.40 3.00 2005 2.90 2.60
1994 3.30 3.00 2006 2.90 2.60
1995 3.40 3.00 2007 2.90 2.60
1996 3.10 3.00 2008 2.80 2.50
1997 3.20 3.00 2009 2.80 ———
1998 3.10 2.90 2010 2.60 ———
1999 3.20 2.80 2011 2.50 ———
2000 3.20 2.80 2012 2.50 ———
2001 3.20 2.70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WoldDevelopmentIndicator數據庫 (http://data.worldbank.org.cn/)。
圖5 1975~2010年部分發達國家的資本收入比
資料來源: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26頁。
第三，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商品化程度的提高，還會導致就業市場上勞動力供求關系失衡和勞動者工資信號失靈，進而使得失業問題趨于常態化。一方面，在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由資本增殖需要驅使的勞動力商品化過程與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推動的勞動力相對過剩化過程存在必然的沖突，使勞動力供求關系失衡問題愈演愈烈。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必須以資本關系的擴大再生產為前提和結果，這就使得通過勞動力商品化而實現的勞動力供給擴張成為一種必然趨勢，而互聯網技術則成為促成這種擴張的工具和手段。同時，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勞動生產力推動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從而每創造一定單位使用價值量所需的勞動力絕對地減少了，勞動力需求萎縮也成為一種必然趨勢；這就使得就業市場上勞動力供求關系失衡的矛盾不斷累積。另一方面，在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由于剩余價值生產手段更加隱蔽、勞動者對資本家經濟依附性趨于上升且社會市場結構趨于壟斷，勞動者工資信號越來越難以有效反映勞動生產力、勞動力價值和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勞動者工資信號趨于失靈。由于勞動力供求關系失衡和勞動者工資信號失靈，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機制對勞動力資源進行有效配置的能力不斷衰減，由市場機制失靈導致的失業問題趨于常態化。互聯網與資本主義的結合在加速資本家手中財富的積累的同時，也使生產與消費的矛盾更加尖銳，從而失業問題也頻繁地發生。從圖6所示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失業率與GDP增長率的變化趨勢來看，美國的失業率水平與美國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1990~2014年間，美國在1990~1991年、2000~2001年以及2008~2009年發生了三次較大的經濟衰退，每次經濟衰退都導致失業率水平不同程度的上升；并且在這20多年里，美國經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處于增長率不足2%的低增長狀態，這導致在1991~2013年間，美國經濟有接近一半的時間處于失業率水平超過6%的高失業狀況。結果，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不斷激化導致經濟危機破壞力增強，就業市場還尚未從上一次危機中恢復過來就又一次遭遇更嚴重的經濟危機，相對過剩人口在較大范圍內從流動形式向停滯形式轉化，失業問題成為西方國家經濟中的常態性問題。從表2可見，在五個主要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長期失業率的提高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發展趨勢。特別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就業市場流動性較大的美國也出現了長期失業率快速升高的傾向，其長期失業率水平已與德法等國接近。
圖6 美國失業率與 GDP增長率的變化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WoldDevelopmentIndicator數據庫 (http://data.worldbank.org.cn/)。
表2 西方五國長期失業率狀況 單位:%
年份 美國 英國 日本 德國 法國 年份 美國 英國 日本 德國 法國
1990 5.5 33.9 18.8 41.4 2002 8.5 21.7 30.8 47.0 32.7
1991 6.3 28.5 17.5 31.5 39.8 2003 11.8 21.4 33.5 49.3 37.1
1992 11.1 35.4 15.5 33.1 34.3 2004 12.7 20.5 33.7 51.1 40.0
1993 11.5 42.5 15.2 40.0 33.1 2005 11.8 21.0 33.3 52.5 40.6
1994 12.2 45.4 17.3 43.9 37.3 2006 10.0 22.2 33.0 55.7 41.5
1995 9.7 43.5 17.8 48.3 39.9 2007 10.0 23.7 32.0 56.0 39.7
1996 9.5 39.8 18.6 47.2 38.0 2008 10.6 24.0 33.3 51.8 37.0
1997 8.7 38.6 21.4 49.2 39.2 2009 16.3 24.4 28.5 44.9 34.9
1998 8.0 32.6 20.2 51.5 41.6 2010 29.0 32.6 37.6 46.9 39.8
1999 6.8 29.6 22.1 50.8 38.7 2011 31.3 33.4 39.4 47.6 41.1
2000 6.0 27.9 25.5 50.3 39.6 2012 29.3 34.7 38.5 45.2 39.9
2001 6.1 27.7 26.6 49.6 36.8
注:長期失業率的統計口徑是失業時間在一年及以上的失業者占總失業人數的比重。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WoldDevelopmentIndicator數據庫 (http://data.worldbank.org.cn/)。
四、結論及對中國互聯網經濟發展的啟示
本文通過考察西方國家互聯網經濟發展過程，指出西方國家互聯網經濟的制度內核正是互聯網資本主義。在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正是通過不斷擴大生產者與消費者、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在勞動力商品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過程中不斷增強互聯網資本家擴大剩余價值占有的能力。勞動力商品化在范圍上的擴大、在形式上的靈活以及剩余價值生產手段的更加隱蔽，使得勞動者對資本家的經濟依附性上升、勞動者階級貧困化和失業問題常態化成為互聯網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商品化就業負效應的主要表現形式。
西方國家互聯網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諸多問題也給中國互聯網經濟發展提供了兩個方面的啟示。一方面，中國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必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努力探索適應中國國情的互聯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西方國家互聯網經濟發展給就業市場帶來的諸多負面效應，歸根結底都是由互聯網資本主義這一制度內核所決定的。中國要在互聯網經濟發展過程中做好擴大人民群眾就業工作，就必須始終堅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下發展互聯網經濟,積極探索互聯網技術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結合的具體形式。另一方面，中國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必須始終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應當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西方國家互聯網經濟發展對就業市場的負面沖擊，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西方國家過于相信市場的力量，忽視了政府調控在解決就業問題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國要在互聯網經濟發展過程中做好擴大人民群眾就業工作，就必須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時刻不能忽視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重要意義。
①瀟秦:《互聯網經濟知多少?》,《經濟管理》2000年第 5期。
②鄭新業:《從 “互聯網經濟 ”的特征談起》,《經濟管理》2000年第 5期。
③田光寧、王德:《互聯網經濟的金融創新分析》,《宏觀經濟管理》2014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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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邱林川:《告別 i奴:富士康、數字資本主義與網絡勞工抵抗》,《社會》2014年第 4期。
⑧ChristianFuchs、陳婉琳、黃炎寧:《信息資本主義及互聯網的勞工》,《新聞大學》2014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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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顏婧宇:《 Uber(優步 )以 “互聯網 +”思維優化杭州交通服務環境的思考》,《財經界》2015年第 16期。
[12]鄒巖:《 Uber生死劫 :一場互聯網思維和現實矛盾的較量》,《 IT時代周刊》2015年第 5期。
[13]肖嵐、高長春:《“眾包 ”改變企業創新模式》,《上海經濟研究》2010年第 3期。
[14]肖本華:《美國眾籌融資模式的發展及其對我國的啟示》,《南方金融》2013年第 1期。
[15]李雪靜:《眾籌融資模式的發展探析》,《上海金融學院學報》2013年第 6期。
[16]吳家明:《Instagram前景好 Facebook股價創新高》,《第一財經日報》2014年12月24日。
[17]Bret Craway,“AudienceLaborintheNewMediaEironment:AMarxianRevisitingoftheAudience Commoiy”
[18]辛剛國、賈玉生:《關于我國自由職業者群體現狀的調查》,《甘肅理論學刊》2010年第 4期。
[19] 杰倫 ·拉尼爾:《互聯網沖擊 :互聯網思維與我們的未來》,李龍泉、祝朝偉譯 ,北京 :中信出版社 , 2014年,第45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37頁。
責任編輯：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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