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胡適也認為,“日本不是中國的敵人”。
胡適一直認為,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國,是因為兩國之間有誤會。胡適還認為,
“面對日軍侵略,我們萬萬不能反抗。一旦反抗,本來沒有仇也要變得有仇了。所以,我們一定要和談,要勸說日本人坐下來,要和他們心平氣和地講道理”。
“只要大家冷靜下來,把道理講清了,日軍自然會撤退,中日自然親善了,國安民樂,豈不美哉”?
他還說:
“老胡覺得,中日之間最大的問題不是日本,而是中國的“抗日分子”,因為抗日分子太“仇日”了,讓中日之間有了仇恨,讓日本人不滿意了,所以日本就要懲罰、報復中國。”
在胡適看來,只要是妥協投降,都是“文明”的表現,只要是反抗,都是“野蠻粗暴”,有礙國際觀瞻,容易引發“友邦驚詫”。
1914年,日本強占山東,1915年,日本強迫北洋政府接受喪權辱國的條約,這時候的胡適就跪舔北洋政府“英明”——
“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上所未見。吾國外交其將有開明之望乎?”
當時舉國上下怒斥北洋政府賣國,胡適卻跳出來罵愛國學生,說學生們得了“愛國癲”。
在對日問題上,胡適一貫主張不抵抗,他有一句名言叫做:
“我情愿亡國,絕不能對日作戰”。
九一八事變后,胡適對宋子文說:
反正東北都丟了,我們打不過日本人,不如順水推舟,把東北送給日本,換取和平.......
1934年,胡適在北大講壇上鼓吹“抵抗三日亡國論”,引發學生們的怒火,被學生們狂噓,有人記載當時的情況:
“1934年秋季在第三院大禮堂召開的全校師生大會。那天天氣晴朗,出席人數相當多。大禮堂內已經擠滿,外面也站著許多人.....胡適先生在上課......當時我站在講臺旁邊,眼見胡適在臺上面紅脖子粗,他說一句,噓一陣,我只聽見打仗三日就亡國的謬論,余多聽不清楚。”……
最終,胡適抱頭鼠竄跑了,幾個月不敢在北大露面。
1935年,“華北事變”,日本侵略軍蠶食華北;在這。個時候,胡適主張放棄東北三省,致信蔣介石,建議“承認”偽滿洲國。
胡適給出的理由是:以東三省數千萬人民被日本蹂躪50年為代價,資源被日本掠奪50年為戰略,可“繼續剿共50年”。
胡適對“賣東北”有著極強的執念。他寫道:
“我們應該抱定壯士斷腕的決心,以放棄東三省為最高犧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與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兩國關系的徹底調整!”
“日本人對于滿州之承認,真是夢寐求之。彼應知我國必不肯放棄,故造出不需要承認之說,其實彼萬分重視此一點,因為彼應知我不承認則國聯會員國與美國皆不肯承認,故彼四年來在華北的種種暴行,十分之八、九是要造成種種之局勢以逼迫我國之承認滿州也”。
他的意思是,日本人之所以侵略我們,是因為我們不承認滿洲是日本的啊,我們不承認,日本人就焦慮,焦慮就要侵略啊……都是我們的錯,沒有滿足日本的需求,我們需要反思!
他還說,委員長你一定要下定決心,不要在乎個人的聲譽和老百姓的意見,對日本妥協,苦一苦百姓,罵名你來擔,這樣才能求得“和平”。
宋子文看得目瞪口呆,回了一封信,簡略說就是:“沒想到你胡適之喪心病狂到這個地步,我都看不下去了”。
胡適對日本百般跪舔,卻對抗日的中共百般仇視,他公開宣稱:日軍侵華的原因是中日兩國之間有仇恨,所以我們要盡量用和平外交的方式化解仇恨,而不是武裝斗爭。而對某些政黨,則應該趕盡殺絕,因為他們是“一群殘破無力的土匪”。
1936年,胡適還在談不該“仇恨日本”,他說
?“這個仇恨的心理一天不解除,中日關系一日得不到調整,合作和親善更談不上……”
魯迅先生在《出賣靈魂的秘訣》一文痛罵胡適,說他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軍師”:
?“幾年前,胡適博士曾經玩過一套“五鬼鬧中華”的把戲,那是說:這世界上并無所謂帝國主義之類在侵略中國,倒是中國自己該著“貧窮”,“愚昧”……等五個鬼,鬧得大家不安寧。現在,胡適博士又發見了第六個鬼,叫做仇恨。這個鬼不但鬧中華,而且禍延友邦,鬧到東京去了。因此,胡適博士對癥發藥,預備向“日本朋友”上條陳.......“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覺悟不覺悟之關系頭上,”——“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這據說是“征服中國的唯一方法”。不錯,古代的儒教軍師,總說“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誠服也”。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中國小百姓實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們一向會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發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條陳,那么,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中國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復:——因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軟功的王道,中國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為沒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國的肉體固然買到了,中國的靈魂也被征服了。”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這時候蔣介石都發表“廬山談話”,宣布全民族抗戰了,胡適還在拖老蔣的后腿,在廬山談話上,胡適還在替日本人做說客,勸蔣介石“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來“徹底調整中日關系,謀50年和平”。這個時候,七七事變都發生了,日本人都打到頭上來了,明擺著要滅亡中國了,胡適還在“謀求和平”?這不是勸老蔣“和談”,而是在勸老蔣“投降”。
蔣介石后來對胡適的評價是:
?“(胡適)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只有私情而無道義!乃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乃危害國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賊!其人格等若野犬之狂吠!”
就連買辦、帝國主義走狗都覺得胡適有點過于極端了。
胡先生,您到底是哪邊的啊?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平原公子”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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