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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兩個根本性區別

點擊：3634 作者：劉國光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4-02-26 10:38:27

【編者按】劉國光同志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88年被波蘭科學院選為該院外籍院士；2005年被授予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他對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以及宏觀經濟管理有深入系統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而深邃的理論觀點和政策建議。

早在1979年，他就提出了中國經濟改革要采取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模式。

1985年，他指出我國經濟生活的深刻變化可以歸結為兩種模式（發展模式和體制模式）的轉換，并引申出“兩個根本性轉變”的主張，即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1992年黨的十四大，他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積極支持者，為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作出了突出貢獻。

2005年3月，劉國光獲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

劉國光是當代中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是新中國最著名和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今年2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蔡奇同志代表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看望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科技專家，首先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經濟學家劉國光家中，親切詢問這位百歲高齡的老人身體和生活情況，對他退休后依舊堅持從事研究工作、培養提攜青年人才表示感謝，聽取他對做好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建議。

作者這篇文章，2010年11月發表于《紅旗文稿》。本院公眾號和昆侖策網曾于2018年11月19日全文轉發。今天我們再次重溫此文，對于認識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的改革開放要發展什么樣的市場經濟，仍具有重要意義。

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現在已近20年，建立新體制已經取得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也產生了不少有待探索改進的問題。這里，就正確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和怎樣鞏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提出一些看法，供討論參考。

一、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性問題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共同的社會生產中，國民經濟要實行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有計劃按比例”并不等于傳統的行政指令性的計劃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革除傳統計劃經濟的弊病，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也不能丟掉公有制為主體下有計劃按比例的經濟發展要求和規律。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尤其不能忘記這一點。

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在鄧小平同志“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都可以用”的南方談話精神下制定的。當時，關于改革目標的問題，有三種提法：

（1）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
（2）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在這三種提法中，我們黨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于其中沒有包含“有計劃”三個字，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有解釋：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能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問題。”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第647頁）

黨的十四大之所以在改革目標的表述上沒有用“有計劃”三個字，這與當時傳統計劃經濟的影響還相當嚴重，而市場經濟的概念尚未深入人心的情況有關；為了提高市場在人們心中的地位，推動市場經濟概念為社會公眾所接受，才沒有加上“有計劃”三個字，但加上了“社會主義”這極有分量的定語，而“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樣，黨的十四大改革目標的精神就很完整了。我當時參加中央文件起草工作，感到黨中央這樣做用心良苦，非常正確。

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我國已實行將近20年，計劃經濟離我們漸行漸遠。由于歷史原因，我們過去過于相信傳統的計劃經濟；時過境遷，一些同志從迷信計劃變成迷信市場，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說我們不再需要計劃了。在經濟工作的某些領域中，國家計劃對宏觀經濟的指導作用有所減弱；有些地方的規劃缺少約束性、問責性的指標任務；有些地方規劃與中央規劃脫節，片面追求GDP的高增長，規劃失去了導向的意義。所有這些，都影響到宏觀經濟管理的實效，造成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許多失衡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重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有“計劃性”，很有必要。黨的十七大重新提出“發揮國家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就是針對我國經濟實踐中計劃工作削弱和思想意識中計劃觀念淡化的狀況而提出的。我們不僅要在實踐中切實貫徹黨的十七大這一重要方針，而且要在理論宣傳工作中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有健全的宏觀調控體制，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1985年在“巴山輪”國際宏觀經濟管理問題討論會上，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建議我國建立宏觀調控下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法國經濟學家阿爾約伯特說法國就實行這種體制。所以，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并非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獨具的特色，而是資本主義國家也有的。

那么，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怎樣區別于資本主義國家呢？除了基本經濟制度的區別外，就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有計劃性，還有國家計劃的指導。少數市場經濟國家，如日本、韓國、法國，都曾設有企劃廳之類的機構，編有零星的預測性計劃。英美等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只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手段，沒有采取計劃手段來調控經濟。但我們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大國，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宏觀調控中運用計劃手段，指導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所在。

宏觀調控有幾項手段，最重要的是計劃、財政、貨幣三者，黨的十四大報告特別指出“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這里沒有說到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不是說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不重要，而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是由國家宏觀計劃來導向的。所以，國家計劃與宏觀調控不可分，是宏觀調控的主心骨。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也可以稱為國家宏觀計劃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地方。

二、關于如何鞏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問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另一個根本區別在于基本制度不同。前者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為基礎，不同于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結構，堅持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是維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再次重申“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必須既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單一公有制。這是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劃清四個重要界限里面的一條，十分重要。當前，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在“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這兩個錯誤傾向中，哪一個目前是主要的，以更好地抵制其消極影響。單一公有制是過去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純”時代的產物，現在還有個別極“左”人士在宣揚，這是需要我們與之劃清界限的。但大量的言論和事實證明，當前存在的更為嚴重的錯誤思想傾向是私有化傾向，這一傾向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是極為不利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不能不看到這一點。

馬克思主義評價所有制的標準，并不只看所有制成分的比重。這是對的。但是，馬克思主義也不主張不看比重。如果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降低，以至于不再占主體，就會改變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目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還在下降，宏觀上并不存在所謂的“國進民退”；微觀上國有經濟“有進有退”，但更多的是“國退民進”，個別案例中的所謂“國進民退”，也并非沒有道理。我們黨一貫強調，公有制比重的減少也是有限制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影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現在有不少人對公有制是否還是主體有疑慮。解除人們疑慮的辦法之一，就是用統計數字來說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應當負起這個責任，解釋公眾的疑慮，堅定人們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信心。

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但要求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而且要求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而要保證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起主導作用，國家應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國有經濟的作用不是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那樣，主要從事私有企業不愿意經營的部門，補充私人企業和市場機制的不足，而是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國有經濟應主要集中于能源、交通、通訊、金融等基礎設施和支柱產業中。這些都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在這些行業和領域中國有經濟應該有“絕對的控制力”、“較優強的控制力”，“國有資本要保持獨資或絕對控股”或“有條件的相對控股”。這些都是中央文件所規定和強調的。國有經濟對這些部門保持控制力，是為了對國民經濟有計劃地調控，以利于它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除了幫助政府實行對國民經濟有計劃地調控外，國有經濟還有另一項任務，即它是保證社會公平正義的經濟基礎。對那些在政府調控經濟中可能不太重要，但是對于保障公平正義非常重要的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產，也應該視同重要和關鍵的領域，要力爭搞好。所以，不但要保持國有經濟在關系經濟命脈領域的控制力，而且要保障國有經濟在競爭性領域的發展，發揮它們在穩定和增加就業、保障社會福利和提供公共服務中的作用，增強國家轉移支付和實行公平再分配的經濟能力和實力。有競爭力的國有企業為什么不能在競爭性領域發展，難道利潤收入只讓私企獨占？所以，中央對競爭性領域的國有經濟一向堅持“有進有退”的政策，注重提高和發揮其競爭力，而絕不是要求它“完全退出”競爭性領域。當然，競爭性領域應當對私營企業完全開放，盡量讓它們相互競爭，并與國企相互競爭。

私有化的主張者不僅要求國有經濟完全退出競爭領域，他們還要求國有經濟退出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他們經常把國有經濟在這些領域的優勢地位冠以“壟斷行業”、“壟斷企業”，不分青紅皂白地攻擊國有企業利用政府行政權力進行壟斷，把國有資本一概污蔑為官僚壟斷資本。應當明確，在有關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戰略性部門及自然壟斷產業，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有沒有壟斷，而在于誰來控制。一般說來，這些特殊部門和行業，由公有制企業經營要比由私有制企業經營能更好地體現國家的戰略利益和社會公眾利益。

行政性壟斷的弊病是應當革除的。革除的辦法與一般國企改革沒有太大的差別，就是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公司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健全法制和監管制度，等等。恢復企業利潤上交國庫，調整高管薪酬待遇（某些國企高管的收入高得離譜了），杜絕市場化改革以來國企利益部門化、私利化的弊端，這些都是當前國企收入分配改革中人們關注的焦點。另外，要進一步完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使之成為真正代表勞動者權益的機構。如果職工真正有權監督國企重組，有些國有企業改制中出現的群體性事件甚至悲劇就不會發生了。

私有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中有其地位，應當充分闡述包括私有經濟在內的非公經濟對促進我國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但是，私營經濟具有兩面性，它除了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積極一面外，還具有剝削性的消極一面。針對私營經濟和私營企業主客觀存在的兩面性，除了引導它們在適當的行業合法經營、健康發展外，還要對其不合法、不健康的經營行為進行限制，對其經營的領域進行節制。對于關系國家經濟命脈和公眾利益的部門，應當由公有制經濟來承擔，以避免私有經濟只顧追逐利潤而影響國家經濟安全、擴大貧富差距。

（作者系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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