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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昌：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淺見

點擊：2344 作者：李瑞昌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4-03-13 15:51:09

人的價值觀是判斷是非善惡的信念體系，它決定著人生中一系列的選擇。簡要地說，價值觀就是追求什么的問題。當然，認為好，才追求。所以，價值觀始終影響著人的目標以致理想。近處說是影響追求的具體目標，正在做什么；遠處說，影響追求將來什么，有什么樣的理想。因此，價值觀與人生觀是具有內在聯系的。人生觀主要是為了什么的問題，如人為什么活著等等。

我將從正反兩個方面，即社會主義價值觀不應該是什么，應該是什么的邏輯形式來說明問題。

一、社會主義價值觀不是什么？

首先，不是“一切向錢看”之觀

錢是必須有的，從兩個層次上來說，一個是老百姓沒有錢，就無法生存，它不僅是生存的需要，也是提高生活質量，過上幸福福生活的需要。二是作為企業經營者，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賺錢是必有的目標，不想賺錢、不會賺錢就不是一個合格的企業家；入不付出了，資金鏈斷了，企業就可能面臨倒閉的危險。但是，作為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整個民族的追求，就不是一個“錢”字了得。它必須有精神的力量，有思想，有信仰，總之是有自己的哲學，這里的哲學是關系到人生觀、世界觀的問題。一個人，有夠吃夠喝夠用的物質條件，也必須有豐富的精神生活，有理想信念。缺了后者，思想是空虛的，生活是匱乏的。許多大款賺得盆滿缽滿了，反而感覺不到幸福，覺得生活空虛，原因在于此。包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缺乏正確的價值觀，沒有精神的力量，就會發生道德淪喪、詐騙橫行，“全民互欺”等問題。所謂“全民互欺”，是指在扭曲的價值觀的導向下，農民飼養的速生畜禽自己不吃，拿到市場上買給別人；別人將畜禽肉違規加入添加劑加工成肉食品，又賣給包括農民在內的消費者食用，這就是“互欺”。老百姓本是淳樸、善良的，但是，如果“錢”成了整個社會的唯一追求，一個跟著一個學，好人也會變壞。

一個國家，盡管經濟發展了，但缺了精神的力量，那就沒有發展的后勁。經濟發展缺乏后勁，這只是一個方面，如果正確向上的精神力量薄弱或者匱乏了，在社會主義價值觀上走歪了，走反了，那就會出現更大的問題。

2014年3月18日，在黨的第二次群眾路線教育活動中，習近平同志在蘭考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這些年，我們的發展成效很顯著，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冷靜一想，是不是黨的凝聚力、群眾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實表明，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黨同人民的聯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時候反而是疏遠了。我說的是不是事實？我們都有經歷，我們都是過來人。”習近平總書記的話，中肯、實際，深刻有力，點到了時局的要害處。事實上，經濟發展也好，一部分人富起來也好，都是中性的，既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壞事。我看到網上有個怪事，就是有個先富起來的人上山，自己坐轎子，讓他的兩只狗也坐轎子，讓兩個轎夫抬著。

這是什么價值觀？這個圖片說明的問題太多了。懂得富人邏輯和資本規律的人，以及一切有頭腦的人們，是不指望那些富起來的人可以“帶后富”的，但是，絕對不能剝削、壓迫勞動人民（如轎夫），也不能奢侈無度、污染社會。我前述價值觀“走反”了，這種情況就是代表。須知，這不是孤立的現象，作為一個極端，它基本上代表了“先富”起來的人們在想什么，干什么。

人民群眾并不否定“后三十年”，但為什么總是懷念“前三十年”呢？毛澤東、共產黨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因為重在積累，重在發展重工業，重在防止別人再次“騎在中國人民頭上拉屎撒尿”而勒緊腰帶搞原子彈等，盡管物質生活并不富裕，但人民群眾是理解的。更重要還是，人們感到精神生活充實，有尊嚴，心情比較舒暢，有一種向上的精神力量，故甘心情愿地投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并不怎么計較報酬，義務勞動的場面到處都有。老百姓盡管理論上對什么是價值觀并不清楚，但事實上對社會主義價值觀有一種樸素的感情。其實，在經濟發展可物質生活上，也不是像一些公知們說的“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人民缺吃少穿那樣。那時，一對夫婦養活五六個、六七個孩子，并不感到吃力、發愁。

一句話，有了事實上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就有了精神的力量。相反，價值觀扭曲了，社會就會出現一系列怪現象。

其次，不是“捧星”、“追星”之觀

一個社會，生活需要娛樂，各類明星是必須有的，它可以豐富人民大眾的精神生活，是不可或缺的。排異明星的說法是不對的。問題是，一些明星格調低下，作品低俗，缺乏正能量。也有一些明星，因為有話語權，在媒體上說的話不太靠譜。更重要的是，不知怎么搞的，有些明星，包括一些搞傳媒的名人，講述傳統文化，為了出場費，張開海口要價，給不上就不出場。他們的一次出場費，能抵上一個勞動人民家庭幾十年的收入，人民群眾很反感。還有些人，已經辦理了美國或其他外國籍手續，一方面在中國賺錢，一方面把資金轉移到國外。一個社會，如果“明星”成了這個社會的寵兒，可以為所欲為，成了特殊利益集團，比科學家、軍人、勞動模范還受寵，這個社會，這個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他們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發展的頂梁柱，更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抵御外敵侵略的中堅。

隨著所謂明星的高收入和在主流媒體上的話語權，社會上就出現了“追星”的奇葩現象。輿論上“捧星”，一些青年人追星達到了癡迷的程度，這個社會也就成了“怪胎”。不僅個人，有的單位也是這種價值觀。什么“育星幼兒園”，“育星”小學，都不是個別人的行為。如果這些成為一種潮流的價值觀，這個社會的發展就走偏了方向。更加嚴重的問題是，對青少年，甚至幼年兒童產生了負面影響。有的小學、幼兒園，在老師讓孩子們回答自己的理想時，孩子們張口就說出“長大當明星”的話。這種在社會主義價值觀上的錯位，絕對不可小視。

扭曲的價值觀會產生畸形的社會。

第三，不是“有權就有一切”之觀

權力本身沒有階級性，沒有黨性，關鍵在于掌權的人。人有階級性，有黨性，權力隨之就有了。進一步說，開始是好人掌了權，而人的思想是可以發生變化的，掌權前和掌權后往往不一樣。胡耀邦同志在當上中央總書記時有句名言：“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的那個胡耀邦。”意思是說，并不是因為職位高了，水平也隨之提高了，境界、格局也高尚了。這說明，他當上總書記后，頭腦是很清醒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次群眾路線教育中在蘭考縣委常委擴大會以上的講話中指出：“當官是一個充滿誘惑的崗位，有的人不當官品行還是端正的，人還是敦厚的，不會去做什么為非作歹的事情。但是，當坐上了一定位置、戴上了桂冠就不同了，他不主動謀私，但面臨的種種誘惑和陷阱很多，被動的、被迫的、被忽悠的、被引誘的事情太多了。”，權力對掌權人具有腐蝕性，當了官，一方面頭腦可能發脹，目中無人，或自恃高人一等，或開始尋租，貪圖私欲。不當官或沒有當上官，不會產生貪圖名利、保養“二奶”的想法，因為沒有這個條件和環境，一旦當上官就不一樣了，自己不追求，周圍也會捧、送。送禮有送貴重物品的，有送金錢的，也有送美女的。這就看當上官、掌了權的人的境界了。在周圍環境的誘惑下，如果沒有定力，思想就會隨波逐流，手中的權力自然就會發生變化。即使是由人民授予的權力，或由上級領導真正以德才績兼備的標準授予的權力，也會隨著人的變化而發生變化。

官職應該不是追求來的，是水平、能力和政績具備的結果。至于跑官、賄官、惠官得來的“官”，那是另一碼事。權力具有兩重性，他可以為人民辦實事，成為推動歷史、社會進步的力量；也可以成為錯誤導向，錯誤決策和貪圖私利、享受的工具，成為人民不齒的權力。有句被公認的話：“失去監督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就是說，權力的純潔性是有條件的，就是要有人民群眾的監督。權力本身不具備公平、公正的性質，也不具備邪惡、奢華的性質，只是掌權的人出了問題，權力就會變性。

防止權力變性應該有三戒：一戒權力超越法律。毛澤東同志當年每每醞釀一次大的決策時，總是向周圍的人發問：“違憲不違憲？”并強調，“黨要在法律范圍內活動。”遷西縣馬樹山舉報縣委書記李貴富被公安局逮捕，并移交縣檢察院起訴一案，具體情況不明，但總體上一看，就是縣委的權力覆蓋了法律。二戒暗箱操作。權力應在陽光下運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違背人民利益決策的理論基礎。“萬物生長靠太陽”，陰暗、潮濕里長出的東西不僅不茁壯，往往有毒。三戒不讓人講話。“不讓人講話”就是害怕人民群眾監督，害怕是因為心虛。這是與共產黨的哲學相違背的。

什么樣的價值觀，就有什么樣的權力觀。

“追求”什么？屬于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

一個人，包括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為了什么，追求什么，反對什么？這屬于意識形態領域的文化思想，即政治文化的范疇，不可小視。因為它對經濟、政治具有很強的反作用，它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是關系到這個人、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有沒有希望的大問題。

毛澤東同志在講到觀念形態文化時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于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以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頁。）毛澤東作為觀念形態（與意識形態同義）文化的這個定義是歷史的具體的，也是唯物辯證的。“手工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氣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14頁。）只有從經濟基礎的發展，以及由此決定的政治制度的變化，才能認識意識形態領域文化的本質。

毛澤東同志講的觀念形態文化也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文化，屬于精神的問題。他認為，在總的歷史長河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但是，精神的東西也具有反作用。在一定條件下甚至也會起決定的作用。這不是唯心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明確這個觀點很重要，因為社會主義價值觀是屬于精神領域的問題。

這里說的文化思想、精神力量是什么？毛澤東同志說：“在‘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698頁。）這里的“宇宙觀”，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思想；這里的“社會革命論”，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也包括特色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這都是中國共產黨最大的價值觀。社會主義價值觀應是這種“共產主義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的體現。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文化思想與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是一致的，后者是前者的繼續和發展。毛澤東同志還指出，就“當代國民文化的方針來說，屬于指導地位的是共產主義的思想。”（《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665。）話到如此，社會主義價值觀就呼之欲出了。

二、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理解

說到底，既然價值觀就是追求什么的問題，那么，社會主義價值觀也就是對社會主義總的追求。

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追求

毛澤東同志說：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還必須要有一個思想戰線和政治戰線上的革命。否則，社會主義制度雖然建成了，但還是不能鞏固的。就是說，在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還要有一個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上層建筑的革命。這個革命，或者叫改革。這個改革的任務，就是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制為主導的經濟體制和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原則不變的前提下，完成兩大任務：一是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二是繼續推進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上層建筑的革命，即思想戰線、政治戰線上的革命，也可以說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不同于“文革”）對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具有顯明的反作用，是社會主義社會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在所有制問題解決以后，進行文化革命，這個階段不可以沒有，這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必然，是順理成章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社會存在，決定著人們的思想”。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與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上層建筑應該是匹配的，一致的。這個革命，后來叫繼續革命，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條件下（也可以說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革命。繼續革命是符合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的基本觀點的。

由此，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追求，應當是繼續革命。

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追求

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總的追求，就是實現“四個現代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在講到黨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時將其概括為“一化三改”。“一化”，就是“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1954年，毛澤東同志在親自領導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進一步提出了“實現農業社會主義化和機械化。”這就有了“二化”。1960年3月18日，毛澤東同志在一次談話中提出了“將國家可以建設成為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科學文化和現代化的國防”的“四化”方向。1964年，周恩來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1975年1月，周恩來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發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的號召。我國關于“四個現代化”的提法一直延續至今。

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追求、期待，就是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向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2023年3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并發表主旨講話。他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既基于自身國情、又借鑒各國經驗，既傳承歷史文化、又融合現代文明，既造福中國人民、又促進世界共同發展，是我們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也是中國謀求人類進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由此，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追求就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對共產主義的追求

說到對共產主義的追求，眾所周知，有兩個目標：一個是物質的“極大豐富”。一個是人的覺悟的“極大提高”。其實，人的個體的追求盡管多種多樣，但歸結起來也無非是兩樣，即物質目標和精神目標。現在，我們的物質目標離“極大豐富”已經接近了，如果再將食品、飲水、空氣污染解決好，人民群眾對物質生活就算美好了。問題是，許多人只追求物質目標，忽視或忘記了精神目標。一個人也好，一個國家、民族也好，缺乏或沒有精神目標就如同“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落入陷阱，包括潰敗是遲早的事。

一個人或一個政黨應該有理想，有信仰。毛澤東同志說：“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區別于任何別的思想體系和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頁。）他還說，“各國共產黨只有一件共同的東西，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產黨，必須將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區分開來，因為后者是這個思想體系的最終目標。”毫無疑義，共產主義思想體系要指導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包括現在的改革開放的全過程。毛澤東同志還說：“特別是在中國，我們必須嚴格地將觀察、研究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共產主義方法，與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加以區別。在中國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實現新民主主義政策是我們的近期目標。沒有共產主義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我們現在的社會革命；而沒有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我們就不能將共產主義哲學正確地運用于中國的實際。我們目前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在任何條件下都將必須繼續實行，而且還要實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因為中國現存的具體條件要求我們這樣做。”（《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頁。）“共產主義的整個思想體系”的指導作用，體現在當前以及各個歷史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制定上；也體現在它作為一種宇宙觀，來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思想方法上。

由此，我們對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的追求，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追求，對共產主義思想方法的追求，就是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全部內容。因為它有著鮮明的中心思想，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也具有很強的操作性，也有很高的格局和境界，即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去。

2024年3月12日

作者簡介：李瑞昌，1946年12月26日生，1968年8月參加工作。1977年恢復高考后，被河北地質學院巖礦分析專業錄取，未去成；1978年再次參加高考，被北京理工大學特種飛行器系總體設計專業錄取。1982年畢業后，曾任中共河間縣委副書記，中共泊頭市委書記，滄州市市長、市委副書記，市委代理書記，中共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出版過《為政德識談》《警示明鑒（上、下冊）》《輕輕松松寫文章》《哲學思想與人生智慧》《人生智慧縱橫談》等八本書，主編了大型刊物《今日河北》，共約400萬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