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律的異化：“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南方醫科大學俞莉老師因救患兒導致上課遲到，不受獎反受罰又成了網絡熱議的話題。時至今日雖然已兩個月有余，但公眾的輿論壓力并沒有能拉回南方醫科大這頭“犟牛”，俞莉老師仍未得到民眾預期的結果。這種“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的奇葩事兒，自南京彭宇案帶來的見了倒地老人不敢輕易幫扶的社會效應后，類似的事件雖不能說司空見慣，但隔不了三兩年就會發生一次，在網絡上發酵一次，吸引一次公眾眼球，撞擊一次絕大多數人認定和遵守的倫理價值底線。以至于有人慨嘆“法律對好人太壞，對壞人太好了”。那么，造成這種法治的目的與效應相悖逆的、異化現象的根源在哪里呢?2、法律作為上層建筑范疇，遵循著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歷史唯物主義中有一個基本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因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所以，“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這是馬克思對法律與政治和經濟關系的最經典的闡釋。因而，法律問題作為政治上層建筑的范疇必然要從經濟基礎上尋求根源性解釋。那么，經濟基礎上的問題又怎么導致了法律上的問題呢?需要強調的是，因著東西方共同的市場經濟環境，反映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及關系(經濟基礎)的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社會公眾意識觀念產生了不應無視的沖擊和影響。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以來，在現實經濟實踐中，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鼓勵有加，中央和地方經常出臺優惠政策，鼓勵甚至于刺激非公經濟盡可能快地發展。相形之下，對發展公有制經濟的政策和措施則稍顯不足，對公有制經濟話語最多的是加大或深化國企改革，但不應回避的是，由于受占居理論和實踐主流地位的西方經濟理論的影響，國企改革的措施和初心及效應出現了某些相左、相悖的傾向。基層的集體經濟雖有發展，但也出現了有集體收入，無體現集體生產關系的經濟實體的悖論現象。根據時下流行的民營企業56789的說法，非公有制經濟已經占到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60%以上，公有制經濟占比已不到40%。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帶來了私法立法和公法立法不平衡。不應諱言的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確立，非公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公民意識、自我意識、契約意識以及對民主、自由、平等等個人權利的訴求與日俱增，相應的國家立法層面也因應這一現實趨勢，對私法范疇的立法，特別是對公民權利的立法與時俱進，日臻豐富。但相對而言，對于公民對集體、國家、社會應盡義務的私法立法和相關的公法立法并沒有同步跟進。故而，在現實的法律實踐中也就出現了對個人權利強調過多，對公眾的、公共的、集體的、社會的和國家的權利和權力強調的相對較少的現象。但是，正如華東政法大學教授陳俊所言“社會公平需要公法和私法領域立法的共同維護”，兩者應統籌互補，相得益彰。反而觀之，如果沒有公法的完善、沒有強調公民個人義務的私法的完善，出了問題將禍及每一個人。畢竟，“法者，天下之公器”，與每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密切相關。如果社會主義的立法者在經濟基礎上不能站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在立法哲學上不能堅守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社會主義的初心來為人民立法，那么立出來的法律必然會嚴重影響執法的公正，守法的效果，用法的質量等法治過程的各個環節；嚴重影響公民對法律規則的信仰，對以法維權的信念，對法治社會的信心；嚴重影響社會安定和諧的局面，衍生出各種奇葩亂象。這三個嚴重就是法律被異化后必然要付出的代價。由此也可看出，法律是否被異化，經濟基礎和立法環節具有決定性作用。還是那句老話，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必須理直氣壯地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即理直氣壯地發展國有經濟、基層集體經濟，從而在法律層面上夯實為維護集體、國家、人民、社會利益而立法的經濟基礎；從而在意識形態上扭轉社會上存在的極端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風氣，強化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主旋律。這是扭轉這法律被異化問題的治根、治本之舉。執法的目的在于“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意思是執法的目的在于希望天下大治，通過施刑是為了達到無刑的目的，使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和諧符合中正之道。因此，希望執法者時刻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吏者，民之所懸命”“生民之司命”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在用權執法中，“不可欺以輕重”，應不枉不縱，賞其必功，罰其必罪，努力達到法理、情理的統一。為此，必須強化人民法治思想，將人民群眾對司法全過程的民主監督管理真真正正地、不折不扣地落到實處。“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谷；盜賊弗誅，則傷良民”。這是立法目的和執法效果的統一。社會主義法律在本質上必須體現并維護以工農群眾為主體的絕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必須確保社會主義立法目的與社會主義法律實踐效果的統一，而不能出現立法目的與執法效果相異化的現象。人民經濟（公有制）基礎上產生的必須是人民政治（人民民主），在法治實踐上必須是維護人民利益的人民法治。《管子》說得好，“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這句話很好的闡釋了“以法治國”的含義：國家要正確舉措，做到賞當其勞、罰當其罪。這其實就是衡量法律是否被異化的最簡單、最直觀的判斷標準。需要警惕的是，如果法律的異化一旦成為普遍現象，好人要想不變壞真的是很難。
（作者系山東省成武縣政法工作者；來源：昆侖策網【原創授權】，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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