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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鈔廠里的一幕-1947年上海通貨膨脹奇景

戰爭是政治的手段，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金融是經濟的命脈。正因為此，金融支撐經濟，對戰爭具有重大作用和影響。

　　實體經濟是金融發展的基石，沒有經濟支持的金融是不可靠的。

　　金融是虛擬經濟，這種觀點有人不贊成，他們認為金融業是服務業，不能稱為虛擬經濟。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的解釋，金融業里頭有一些不是虛擬，因為它是直接為實體經濟進行融資，比如說銀行貸款，比如說一般企業發行債券、股票進行融資，金融部門能夠把其他實體包括企業和個人的儲蓄動員起來給企業進行融資，這是直接聯系到實體經濟的流動資金和研發和投資的活動的，應該說這些是屬于直接為實體經濟服務的。

　　虛擬經濟指的是相對獨立于實體經濟的虛擬資本的經濟活動。虛擬資本一般指以有價證券形式(如金融衍生產品、債券、股票)存在的未來預期收益的資本化。它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產物，以服務于實體經濟為最終目的。也就是說金融既能以錢生錢，又能服務于實體經濟。

     一.抗戰中國民政府的金融。

　　中華民國政府是抗戰時期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它的金融政策主導著國家經濟命脈和經濟發展。

　　辛亥革命后，“大清銀行”成為“中國銀行”。 1924年8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正式成立中央銀行，代理國庫，發行貨幣，履行國家銀行的職能,發行銀行兌換券。1928年，國民黨政府在上海設立中央銀行，原中央銀行改名為廣東中央銀行。

　　1935年，國民政府實行“法幣改革”，規定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后加中國農民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法幣”，同時禁止銀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強制將白銀收歸國有。此后，法幣成了中國標準貨幣，其它金融衍生物包括各地各派發行的貨幣，基本以法幣作為標的進行折兌或換算。

　　由于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采取通貨膨脹政策，法幣急劇貶值。1937年抗戰前夕，法幣發行總額不過14億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幣發行額已達5千億元。到1947年4月，發行額又增至16萬億元以上。1948年，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以上，等于抗日戰爭前的47萬倍，物價上漲3492萬倍。

　　后來由于法幣惡性膨脹，國民經濟面臨崩潰之勢。國民黨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進行幣制改革。規定金元為本位，開始發行“金元券”。以一比三百萬的比率，收兌急劇貶值的法幣。前后不到十個月，發行總額比原規定的發行額20億元增加六萬五千余倍，達1，303，O46億元。物價比幣改初期上漲一百七十萬倍。

　　大陸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又恢復銀本位幣制發行銀元券。規定金元券五億可向中央銀行兌換銀元券一元。

　　國民政府通過壟斷法幣發行，裝滿了官僚資本的腰包，掠奪了民眾的積蓄和血汗錢。維持了戰爭費用，也使中國金融崩潰。

　　很多人只知道蔣介石政權從不抵抗到消極抵抗對中國帶來的危害，其實它在金融方面的掠奪對國民傷害更甚，也是其不得人心的重要因素。

　　當然還有一種解釋，超額發行貨幣的目的是支持戰爭。

      二.共產黨根據地的金融。

　　由于法幣的發行掌握在國民黨四大銀行手中，沒有發行依據和硬通貨支持，想發多少就發多少，造成物價膨脹，也讓各政治團體不滿。包括共產黨根據地，國民黨統治區的割據軍閥，汪偽政權都開始以穩定地方經濟，照顧民生為理由發行地方貨幣，彌補自身財力的不足或活躍地方經濟。

　　陜甘寧邊區在當時是共產黨的政治中心，由于蔣介石的國統區，汪偽控制區和日本占領區展開了貨幣戰。雖然根據國共兩黨的協議，法幣為市場流通的主幣，曾經將邊區流通一時的蘇維埃幣由邊區負責收回。后來由于輔幣缺乏，陜甘寧邊區銀行以公營商店延安光華商店名義發行了“元”以下的代價券，保證市場對于輔幣的需求。

　　皖南事變后，國共合作名存實亡。國民黨方面停發了八路軍的軍餉，迫使共產黨自力更生，也公開不再使用法幣。

　　1941年1月30日，陜甘寧邊區政府頒布禁止法幣在邊區使用的法令，授權邊區銀行發行陜甘寧邊區銀行券(即邊幣)。規定除貨幣交換所用外，任何人不得在買賣貨幣中漁利，違者以破壞邊幣罪嚴懲。在《管理外匯辦法》中將法幣視同外匯，由貨幣交換所進行管理和兌換。這種做法有效穩定了金融市場，擺脫了根據地對法幣的依賴。

　　晉察冀根據地是獨立的抗日根據地，也發行了自己的邊幣。邊幣與法幣按1：1投放市場。由于處于敵后，在偽“聯銀券”吸收法幣，套取根據地外匯的影響下， 1938年6月也做出了禁止法幣流通的決策。

　　造成法幣在根據地大幅貶值，每元法幣只換邊幣0.7元或0.8元，邊幣。

　　蘇北抗日根據地在當時是軍事戰區，國共兩軍、游擊隊、頑固 派、汪偽軍和日軍犬牙交錯，金融更加混亂。1941年初新四軍在該地區成立了可以發行貨幣的江淮銀行，發行了“貨幣”江淮券。后來中共華中局決定成立鹽阜銀行，發行鹽豐券，逐漸代替一部分法幣流通。形成了法幣、汪偽流通券和共產黨銀行發行的貨幣都流通的局面。后來，新四軍及根據地民主政府發行抗日貨幣的機構有60多家，發行各種貨幣(統稱抗幣)270余種，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七家銀行及其發行的抗幣。

　　山東抗日根據地是共產黨領導的最大根據地，而且經濟較好，有全國最大的金礦支持，發行自己的貨幣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抗戰期間山東最早發行貨幣的是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的沈鴻烈。他為了彌補自身財力的不足，成立了山東省的地方銀行--山東民生銀行，發行了"民生票"。表面上是由于"法幣"發行主要是元以上的大額票，市場上發生了小輔幣短缺現象，發行這些代用券是方便使用，其實是為了養活保安軍和中飽私囊。沈鴻烈為了印造錢鈔方便，將印鈔機放在他的部下泰新萊蒙邊區司令令陳三坎(1939年8月投降日軍任“山東中部民團司令”之職。1944年被八路軍圍殲后自殺)的駐地。陳三坎投敵后，日偽將印"民生票"的全部器材運到濟南，在全省各地發行的各種票券達27種之多。

　　1938年3月共產黨“膠東抗日游擊隊第三支隊”成立，山東最早的抗日民主政府“掖縣抗日民主政府”建立。為了抵制日偽貨幣，發行了掖縣版的北海銀行幣，后稱“北海幣”。

　　北海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成立后，北海幣取消了掖縣地名，便于在“北海公署”所轄的三縣范圍內流通。由于國民黨頑固派山東省第八區第三旅旅長趙保原(山東蓬萊人)占領北海區，北海銀行暫時停業。

　　1939年8月恢復北海銀行建制，在掖縣成立東海地區印鈔廠，開始印制發行膠東版北海銀行幣，加蓋“膠東”地名，在膠東根據地流通。

　　此后還有清河版、臨沂版、濟南版、魯南、魯中版等。抗戰勝利后，北海幣均不加地名，供山東解放區以外的地區使用。直到1949年1月才停止發行北海銀行幣，北海銀行改稱中國人民銀行山東分行。

　　山東直到后來，一些老人每逢說起商品價格，都是以北海幣為單位。

    三.汪偽政權的貨幣。

　　抗戰初期法幣是各地的主要流通工具.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的金融市場開始被日偽操縱，從根本上動搖了法幣的優勢地位。

　　汪偽政權開始自建銀行發行偽幣，名為中儲券。開始在淪陷區實行以偽幣換法幣，將換得的法幣拋向敵后抗日根據地和國民黨控制區，甚至制造假法幣，破壞經濟秩序。

　　到1944年底，偽中儲券額已達1200億以上，此后在短短4個月內又增發了2200億元。偽幣的急劇膨脹，導致幣值下跌，物價飛漲。1945年初，30元偽幣只能換回1元法幣。抗戰結束時，1元偽幣實際上已抵不上一張草紙的價值。

　　當時日軍的軍用手票、華興券、中儲券在淪陷區通行。

　　抗戰初期法幣是各地的主要流通工具.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的金融市場開始被日偽操縱，從根本上動搖了法幣的優勢地位。

　　汪偽政權開始自建銀行發行偽幣，名為中儲券。開始在淪陷區實行以偽幣換法幣，將換得的法幣拋向敵后抗日根據地和國民黨控制區，甚至制造假法幣，破壞經濟秩序。

　　當時在淪陷區是日本人的軍用票、華興券、聯銀券和法幣通行，由此也加劇了汪偽政權與日本人的矛盾。

　　1941年1月6日，在日本正式承認汪偽政權1個月后，偽中央儲備銀行成立。周佛海為總裁，錢大魁為副總裁。周佛海和日本簽訂的《關于設立中央儲備銀行之覺書》中規定：中儲行資本由日本斡旋向華興商業銀行借款5000萬元。騁請日本顧問及職員，并給顧問以廣泛的權力。中儲行保存的外匯均需存入日本銀行，由雙方組成外匯管理委員會進行管理。確認軍用票與華北聯銀券的即成事實，并維持其價值。中儲券的流通區域應隨時和日方協商。

　　1940年12月，汪偽政府公布了《外匯基金管理委員會章程》、《中央儲備銀行法》、《整理貨幣暫行辦法》等一系列文件。

　　日方要求軍用票的流通區域為長江流域蕪湖以上地區、華南及海南島;中儲券的單獨流通區域為蕪湖以下，蚌埠以南及杭州以北的長江下游地區。所謂偽政權中央銀行的紙幣的使用范圍南不到廣州，北不到徐州。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決定以中儲券收回日本軍用票。

　　在貨幣問題上，汪偽和華北偽政權之間，汪偽與日軍之間斗爭激烈。汪精衛既想以中儲券吃掉華北偽政權的聯銀券，又想吃掉日本人的軍票。各方在兌換比例上長期爭戰。而且汪偽還授權偽中央儲備銀行發行所謂新法幣，公布了《新舊法幣兌換辦法》。要求在中儲券流通區，所有關、鹽、統稅及中央稅收一律收用中儲券，地方稅收在有中儲行分行的地方也收受中儲券。

　　1942年3月6日，日本政府通過了《華中通貨暫行處理綱要》，廢止中儲券和法幣的等價流通，限制法幣存款，并使之向中儲券轉變。

　　在儲券一部分在日本印刷，一部分由汪偽政權在南京、上海、蘇州、無錫等地印刷。

　　在日本投降后統計，中儲券共發行24917億元，其中1945年9月一個月就增發21701億元。這些紙幣一方面是由汪偽機構在日本投降前后發所謂遣散費，主要是國民政府抓緊增發用于收編汪偽和平軍。如國民黨上海行動總指揮部在上海就支取了偽中儲券2千億元。一部分則用于國民黨黨政機關迂回南京的費用。

　　1945年10月，國民政府財政部公布了《偽中央儲備銀行鈔票收換辦法》，規定偽中儲券200元換法幣1元，期限為1945年11月1日至1946年3月31日止，逾期作廢。10月30日又公布每人每次以國幣10元為最低限額，5萬元為最高限額。專家計算，如果以物價而言，法幣與中儲券的兌換比率應為1：48，按1：200兌換明顯是發“國難財”。

　　應當講蔣介石挺會理財的。用印出來的中儲券收買汪偽軍和搬遷費用，不久立即貶值幾倍。不僅被收買的汪偽軍大呼上當，而且淪陷區持有中儲券的人也跟著遭殃。國民黨方面以較低的印刷成倍獲取了重大利益。

四.抗戰中的假幣戰爭。

　　偽造別國或敵對勢力方面的貨幣，擾亂敵方經濟的做法是戰爭中的一種常用手段。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曾下令偽造“大陸票”以破壞殖民地經濟。法國大革命期間，英國偽造了大量法國教會地產券。拿破侖也曾如法炮制過偽造奧地利維也納國家銀行的鈔票原版，然后用這些鈔票在奧地利購買物資。法俄戰爭時，拿破侖曾下令偽造大量盧布紙鈔。

　　二戰中德國曾大量偽造英鎊，蘇聯、英國、美國都曾經印刷過大量的別國的貨幣，如捷克克朗、荷蘭盾、法國和比利時法郎等。

　　國民政府改銀本位為匯兌本位，禁止銀元和白銀流通，法幣與英鎊掛鉤制度，不僅回收了大量白銀，而且對于獨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實力和自治運動是沉重的打擊。

　　法幣在抗戰初期是主要流通貨幣，而且比較堅挺。

　　日本偽造中國貨幣的目的是破壞蔣介石政權的法幣制度，擾亂中國經濟，摧毀國民政府經濟抗戰力量。

　　1939年，日本以 “誠達公司”的名義，開始精心制作法幣，從日本運往中國套購物資。不料此種法幣是早已退出流通領域的廢幣。

　　1940年4月，日本山本憲藏等的誠達公司成批偽造了中國農民銀行法幣，又經過特殊工藝將其變成舊鈔，秘密運抵中國，與真鈔混合在一起，分別交付日本侵華機關和淪陷區的“商社”等機構使用，這些商社有：“梅機關”、上海華新公司、民華公司、誠達公司以及廣東的“松林黨”等。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們偽造出了許多“合格”的假鈔。尤其太平洋戰爭爆發生，日軍從香港繳獲了國民政府在香港的造幣廠。日本還購買了德國海軍在太平洋上截獲美國商船為中國交通銀行印刷的、僅未印上冠字號碼和符號的法幣半成品10余億元。

　　國民政府印刷法幣的全部秘密基本被掌握，1945年的七年間，日本侵略者共制造假法幣達40億元之巨。后來，日軍還偽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開辟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幾十種“邊區幣”、“冀幣”、北海幣等，利用奸商潛入根據地，高價收買糧食和其他貨物。

　　這些假幣在一定時間內起了極壞的破壞作用，隨著淪陷區的擴大，國民政府逐漸退至西南大后方。國民黨中央信托局印鈔事務處建立了重慶印鈔廠，同時對法幣進行大改版。國統區的貨幣發行量增加了100多倍，達到1890億元，日寇印制的偽鈔并沒有達到擾亂“國統區”經濟的目的。

　　同時，國民政府也展開了 “以假對假”的策略，秘密建立了一座偽造日本鈔票的印鈔廠。不惜重金從美國購買印鈔紙和最先進的印鈔設備，印制假偽鈔源源不斷地偷運到汪偽政權控制的淪陷區，混入金融流通領域。套購黃金、棉紗、布匹等緊俏物品，給日本淪陷區金融市場以沉重打擊。主要是些汪偽貨幣和日軍軍用票。

　　利用假幣套購貨物，擾亂對方經濟是戰爭中的一種手段。打擊了敵人的同時，也傷害了百姓。普通百姓難辯真假，誤用假鈔輕則被沒收，重則受處罰。

　　貨幣戰場是沒有銷煙的戰爭，是政治上的較量，經濟上的拼殺，是戰爭的輔助手段。

　　后來的錢幣收藏，解放初期發行的人民幣許多很值錢。但更早的國民黨法幣、汪偽政權的中儲券卻沒有多大收藏價值。原因在于發行量大，除了收藏者作為愛好外，沒有實用價值，增值空間也比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