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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懷疑的口述歷史

        以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為內容的謠言，或歪曲、捏造政治新聞事件，或調侃、污蔑政治人物被歸類為政治謠言。政治謠言不僅“惑眾”，而且能“禍國”。

        因為在中央高層領導人身邊工作過、曾經的國家級干部子女、與高層有比較密切接觸的，后來靠寫秘聞軼事成名獲利的所謂作家很多。許多時候人們不相信那些高官自己寫的或請人代筆寫的回憶文章，因為他們往往粉飾拔高自己，但這些“第三者”講的故事卻有許多人信以為真。

        如果把這些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寫的東西放到今天來看，或者對比一下他們后來反復修改重版的作品，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自我否定。就像徐明清在文革時證明江青不是叛徒，江青倒臺后因這份證明被關進監獄，又在專案組的指導下證明江青是叛徒，晚年又揭露專案組逼迫她拼湊污蔑江青材料的事實一樣。這些應景文章沒有多少價值。

        《鄧穎超日記》、《楊尚昆日記》、《李鵬日記》、《薄一波十九次講話》等等雖被當事人及其子女否認，很多人至今仍把它們當作信史。

        最早寫文章的要算自1947年8月到1962年4月在毛澤東身邊工作15年的衛士長李銀橋，因為曾經隨毛澤東南征北戰，形影不離在毛澤東身邊，而且與毛澤東家人交往甚多，他的《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一書曾引起許多人爭閱和討論，而與權延赤合作出版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1989年，由于雙方分歧而鬧上法庭，結果是權延赤公開道歉。

        只當過一年毛澤東兼職秘書李銳，跑到美國去所謂的毛澤東的私人保健醫生李志綏，只當過江青一年秘書的閻長貴，江青第一任秘書楊銀祿；以紅墻傳記作家出名的葉永烈、權延赤、師東兵、丁東等，這兩類人多年來一直靠揭秘和所謂的采訪曝光內幕走紅于媒體。而真正了解內情的在毛澤東身邊接觸更多的張玉風、王海容、唐聞生以及毛澤東親屬毛遠新、李敏、李納等卻三緘其口，不僅閉口不說，而且連回應都少見。

        他們自己不講并不代表沒有人替他們發言，網上有許多打著他們的旗號寫的文章很多，但幾乎沒有一個出自于他們之口。

        閻長貴可能是因為涉及“五一六“分子而倒臺。

        閻長貴大學畢業后師從《紅旗》雜志社中國哲學史組組長關鋒。1962年9月22日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短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被發現，文革開始時被調到中央文革小組簡報組工作，調他的人是中央辦公廳政治秘書局的領導戚本禹。

        閻長貴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的機要秘書一年，主要任務是收發管理文件和接電話等。

        據他自己說后來被江青關進監獄的原因是因為轉給江青一封信，信是北京某電影制片廠的一位女演員寫來的，這位女演員在信中講了她的從藝經歷，說她也曾經叫過“江青”這個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說，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為黨費交給組織；再說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沖擊，以及贊揚江青等等。這個女演員寫信無非是希望江青為她說句話，以減輕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沖擊。閻長貴只是在信上附了一張條子：“江青同志：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就因為這個，他被解除了秘書職務。后來“江青誣蔑我盜竊毛主席手稿，說我是安插在首長身邊的‘坐探’”。“他們對我布置了一次小規模的‘抄家’，結果當然是一無所獲”。最后被投入到秦城監獄。因這點小事而被關確實小題大做，喊冤叫屈是有資格的。

        然而據他自己講1975年5月22日專案組的結論卻不是這樣，主要有兩條：一、妄圖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負責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吳傳啟、林聿時。

        是不是只有這兩條沒有看到結論的原件，僅就這兩條而言，他的被捕根本不是女演員的事。

        按閻長貴的話在處分決定上簽字是“為了能安排工作，我違心地簽了字。” 

        筆者發現這其中許多問題不對。妄圖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負責同志由于閻長貴本人沒講也沒有見到具體的問題，尚且不論。而包庇“五一六分子”吳傳啟、林聿時的罪名應當有事實根據。

        閻長貴是關鋒發現并推薦的人。關鋒因1967年在擬定《解放軍報》的“宣傳要點”時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而于8月26日被停職審查。當時雖然在江青的保護下升任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的組長，卻在一個月后被免了職。隨后被關進監獄。

        而調他進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也是與閻長貴一起被中央隔離審查。

        吳傳啟、潘梓年、林聿時、周景芳、洪濤、王恩宇等學部造反派被北京衛戍區收監是1967年的8月份，是由戚本禹傳達周恩來指示執行的。

        事情清楚的看出，閻長貴的倒臺是涉及到“五一六分子”（反周恩來的）。

        他包庇吳傳啟、林聿時這兩位后來被打成的“五一六分子”絕非空穴來風，只不過他自己不講罷了。因為從后來揭發的材料看，戚本禹、吳傳啟、林聿時在此期間最是風頭正勁。而當時江青是力反“五一六分子”的。

        閻長貴一直把給江青的那封信作為入獄的前奏，顯然是為了遮掩其涉及“五一六分子”的事實。

        借口別人妄談歷史

        閻長貴自1968年1月被隔離審查，基本沒有接觸高層的機會，也不可能揭出什么秘密來。

        僅憑一年的中央工作經歷顯然無法寫出更多的東西來。但是，閻長貴有自己的辦法，那就是胡編濫造，或者是通過道聽途說來發揮。

        閻長貴有一篇《毛遠新談毛澤東二三事》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張玉鳳揭示若干重要歷史事件的真相》文章的內容。

        毛遠新是毛澤東的侄子，毛澤民烈士的兒子，小時候曾與母親一起坐過國民黨的牢房。從上小學起，一直跟毛澤東生活。文革期間曾經做過三次聯絡員，第一次是周恩來的聯絡員，第二次是中央處理東北問題的聯絡員，第三次是毛澤東的聯絡員，文革后被處以“顛覆無產價級專政”被判17年有期徒刑。1989年經楊尚昆批準保外就醫，1993年10月17年刑滿后以“李實”的名字，被安排在上海汽車工業質量檢測研究所工作。2001年以高級工程師退休，每月領取1080元的養老金。毛遠新后來不僅隱姓埋名，退休后被人認出后也很少談及往事。

        張玉風原為牡丹江鐵路局的餐車服務員、廣播員，后來曾為毛澤東出巡全國時專列車廂上的服務員，1970年7月以后長期擔任毛澤東機要秘書兼生活秘書。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六年。

        閻長貴在文章中談及毛澤東對身后常委安排的事，其中以毛遠新的話說：“周總理逝世后，毛主席就翻來覆去地考慮誰做總理，在幾個副總理中，掰著指頭數。說實話，毛主席當時最看中和屬意的還是張春橋，但又覺得他不能服眾。毛主席問我對張春橋的看法，我說：張春橋有思想、有能力，仿佛又有點陰，往往不知道他想什么，說什么。就在毛主席經過再三考慮選定華國鋒做總理、做接班人時，還是希望張春橋做軍師，輔佐華國鋒。毛主席叫我向張春橋傳達一句話：‘從1935年遵義會議起，我不就做了10年的副手嘛！’我向張春橋傳達了這句話，同時我也把這句話告訴了華國鋒。”

        他還引用《張玉鳳揭示若干重要歷史事件的真相》一文中以張玉風的口氣說“提了5個人名：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對此，毛遠新和我都有記錄資料。”

        無論是毛遠新還是張玉風，都否認接受過這些采訪，更沒有說過這些話。

        閻長貴和楊銀祿（江青的另一秘書）親自詢問汪東興和張玉鳳時，兩人都否認。

        毛遠新明確、堅定地回答：“胡說八道，從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類的簡單話，主席說話誰也聽不懂了，連張玉鳳也聽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筆寫，誰要說有這件事，請他拿出文字根據來！”。

        毛遠新和張玉風都堅決否認毛澤東關于身后誰任常委的傳聞。

        毛遠新還在回答自己“酒后吐真言”說自己是七名常委名單第一的回復中說：“這完全是瞎編。我從不喝酒，過去在軍隊時都不喝；我不喝酒，怎么會有酒醉后的胡說八道呢？”

        當事人都否定了，閻長貴假借張玉風和毛遠新之口的話被證明是虛假的。

        閻長貴許多文章中的環節或內容不真實，或者說經不起推敲。問史容易求信難，這也就是這位曾經秘書的問題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