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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其妙的所謂冤案——給馬寅初平反為哪般

點擊：  作者：文貝    來源：中國將軍政要網  發布時間:2016-06-02 20:50:40

 

  

      從馬寅初的人口理論說起

 

      馬寅初是著名經濟學家、人口學家、教育家。解放前歷任北京大學教務長，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中山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教授。建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浙江大學、北京大學校長。

 

      1953年，中國大陸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國人口總計60l，938，035人，估計每年要增加1，200萬人到1，300萬人，增殖率為20‰。

 

      馬寅初認為這種增長實在是太高了，如此發展下去，50年后，中國將有26億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連吃飯都成問題。

 

      1955年7月，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一文，提議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討論。

 

      按馬寅初的說法：“小組會上除少數人外，其余的代表們好多不表示意見，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認為我所說的是馬爾薩斯的一套，也有的認為說話雖與馬爾薩斯不同，但思想體系是馬爾薩斯的。雖然他們的意見我不能接受，但我認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動地把這篇發言稿收回，靜待時機成熟再在大會上提出來。”

 

      反對者包括時任浙江省長沙文漢、副省長周建人、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執委李世豪、紡織部副長張琴秋、文化名人宋云彬、楊思一、馮雪峰等。支持馬寅初的包括邵力子和竺可楨。

 

      當時的馬寅初除了許多社會兼職，還擔任以陳云為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以饒漱石為主任的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浙江大學校長。他經常參加由毛澤東或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也經常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參加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和其他方式的座談會，還列席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配有秘書、警衛、廚師，獨家住院和與毛澤東、宋慶齡等領導人相同的吉姆車，1955年國家實行工資制度，馬寅初是行政三級，與全國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同一級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為二級），可見馬寅初當時的地位有多高。

 

      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發表講話：“我們這個國家有這么多的人，這一點是世界各國都沒有的。它有這么多的人，六億人口！這里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要有計劃地生產。我看人類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于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有計劃。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毛主席這個話引起全場大笑）。這個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設一個計劃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陣大笑）？或者設一個委員會吧，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組織個人民團體來提倡。因為要解決一些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撥一筆經費，要想辦法，要做宣傳。”（《毛澤東傳》，第625頁）

 

      3月1日下午，馬寅初在會上發言說：“我聽了兩次毛主席的談話，他對中國人口問題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確的地方，他主張我們中國人口控制在六億左右。”“我們的最高領袖毛主席對人口問題有同樣的看法，這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所見所聞遠比我廣，得出的結論一定更正確，因此我對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如按百分之三的增長率來算，中國六億人口，十年后有八億一千萬，十五年后有九億三千萬，五十年后多少？嚇死人！二十六億一千九百萬，那是不得了！那有好幾個問題要發生了，第一教育，現在我們就有五六萬人不能升大學，還要房子，老師也來不及。五十年后二十六億人口吃的東西怎么辦？上山去開荒？向外發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處，我想政治界人士對和平共處也要想想這個問題，要看到五十年以后怎么樣？”

 

      為回應馬寅初的發言，毛澤東又說：“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能夠使他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實現有計劃的生育。這一條馬寅（初）老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從前他的意見沒有放出來，有人反對，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政府應該設機關，還要有一些辦法。”（《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31頁）

 

      此后，馬寅初在許多場合發表和宣傳計劃生育。

 

      4月27日，馬寅初在北京大學發表人口問題的演講：“解放后，各方面的條件都好起來，人口的增長比過去也加快了。近幾年人口增長率已達到30‰，可能還要高，照這樣發展下去，50年后中國就是26億人口，相當于現在世界總人口的總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國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處，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

 

      此話傳到了毛澤東的耳朵里，毛澤東見到馬寅初時，嚴肅地對馬寅初說：“不要再說這句話了。”馬寅初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馬上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北大校園里，公開做了自我批評。后來，他在撰寫《新人口論》時，就確實沒有再提出上述觀點。

 

      6月，馬寅初將《新人口論》作為一項提案，提交一屆人大四次會議（全文發表于7月5日《人民日報》），這篇文章從10個方面論述了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與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問題。

 

      事實上馬寅初的人口理論與毛澤東思想有較大差別。

 

      毛澤東講的是計劃生育，是有計劃的生產。是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增加一點，有時候減少一點，是根據社會發展波浪式前進。

 

      馬寅初是從唯心主義出發，通過不完全的人口增長數據，用唬人的五十年后26億人口無法解決糧食、教育、住房等困難，由人多地少的矛盾得出中國要靠侵略人家向外發展的結論。在這個理論下，提出非控制人口不行，否則無法和平共處的結論。

 

      事實證明，計劃生育是必要的。中國即使不計劃生育，也不會在五十年后達到人口26億。通過適應社會發展，有計劃的控制人口，中國完全可以達到人口與經濟發展的合理增長。

 

      馬寅初被批判是“雙反”運動中的必然

 

      馬寅初是留過洋的知識分子，有名的經濟學家，政府官員，民主人士，是當時民主派人士與共產黨合作的典范。

 

      1958年，黨中央發出《關于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國進一步展開反浪費反保守運動，改進整個國家工作，促進全民大干勁。

 

      由原來鐵道部副部長職位改派到北京大學擔任黨委書記、副校長的陸平，在北京大學動員后，北京大學張貼出22萬張大字報，并召開“雙反”運動誓師大會。馮友蘭、翦伯贊、游國恩、王力、王瑤、林庚、周祖謨、傅鷹等老教授受到批判。

 

      樹大招風，馬寅初作為北大校長并擔任眾多政府和社會職務，又是經濟理論家，它的觀點必然會有不同意見。

 

      3月底，經濟系二年級學生朱正直等13位同學給馬寅初張貼了一張題為《馬老教導我們三大主義》的大字報。批評馬寅初“三大主義”，即北大主義、資本主義、個人主義。

 

      4月1日，馬寅初針對學生們的大字報，寫了題為《我對經濟系二年級談話的內容》的大字報。

 

      4月3日，董玉昇、朱正直等12位學生又張貼了《馬老應正視錯誤》的長篇大字報，指出馬寅初的大字報是對學生的“反批評”。具體羅列批評了馬寅初三個問題。第一，民族資本家在新中國以來一般都賺了錢，而馬寅初“說他們都沒有賺錢”。第二，在公私合營中的公、私之間不正常的關系中，本來是私方應該負極大責任的，但馬寅初“認為公方與私方負相同的責任”。第三，馬寅初代表資本家的利益，批評政府限制上海針織業盲目發展的政策。

 

      4月19日，《光明日報》以“選自北京大學的大字報”的方式，選登了兩張批判馬寅初的哲學和人口論的大字報。

 

      不少的文章提出批判馬寅初是陳伯達或康生，其實根據北京大學歷史記載，陳伯達只是在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學隆重舉行紀念建校60周年報告會上，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彭真，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教育部部長楊秀峰及其他學術界人士等應邀參加了大會。陳伯達接受邀請以“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繼續改造北京大學，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的新北京大學”為題作了演說。陳伯達在談到批評不夠時說：“那些在解放前已經有系統地形成一套資產階級哲學觀點的一些教授，例如馮友蘭先生、賀麟先生等人，不經過深刻的批判，或者他們沒有進一步進行深刻的系統的自我批判，那就不可能設想，他們能夠獲得無產階級的意識。”其中沒有點過馬寅初的名。

 

      康生只是在1958年7月16日到過北京大學，參觀了物理系半導體工廠、數力系電子計算機工廠和化學系化工廠，沒有召集大會作報告。（王學珍等：《北京大學紀事》，第639頁）

 

      所以，1958年馬寅初在北京大學“雙反”運動中受到群眾大字報的批評和批判，與陳伯達、康生沒有關系。

 

      馬寅初參加運動的積極行為導致了批判的深入

 

      馬寅初有句話說“《光明日報》不光明”。

 

      1957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協商決定，《光明日報》完全由民主黨派獨立自主來辦。由于章伯鈞和儲安平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先后有了“政治設計院”和“黨天下”的發言，被當作向黨猖狂進攻的右派分子后，11月11日，《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邀請各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和馬寅初等舉行會議決定正式撤銷右派分子章伯鈞的《光明日報》社社長職務和右派分子儲安平的《光明日報》總編輯職務，決定任楊明軒為《光明日報》社社長，陳此生為副社長兼總編輯。楊明軒時任民盟中央副主席，陳此生是著名文化人。

 

      《光明日報》在新開辟的“讀書”欄目第3期上以“選自北京大學的大字報”的方式，刊登了韓佳辰《“團團轉的聯系”不是唯物辯證法——評馬寅初著〈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和中國革命史教研室周家本、強重華《評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的兩張大字報。（韓佳辰系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

 

      馬寅初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再談我的平衡論中的“團團轉”理論》一文進行申辯。《光明日報》在馬寅初文章前加了一個“編者按”。此后，批評馬寅初的文章越來越多。

 

      而5月31日刊發的《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座談馬寅初的學術思想，一致認為馬寅初的觀點都是錯誤的》等文章開始以否定態度對待馬寅初。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還對馬寅初的著作“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做了討論，著重批評了馬寅初的“綜合平衡理論”和“新人口論”，“一致認為馬寅初在這一著作中所表現出來的觀點、方法都是錯誤的”。（光明日報，1958年5月31日，第3版。）

 

      6月1日，《光明日報》以“學術動態”綜述的方式發表《是無產階級思想？還是資產階級思想？學術界對馬寅初論著展開辯論》，介紹《經濟研究》、《教學與研究》、《計劃經濟》刊登的批判馬寅初的文章，將批判的調門進一步升高。

 

      6月6日《人民日報》的一篇論述人口和就業問題的署名文章，該文直接點名批判了馬寅初的人口觀點。從6月6日到7月8日一個月多點的時間里，又用8天的報紙刊登了16篇評論和批判馬寅初的文章。全國各報刊公開發表30篇批判馬寅初的文章，與《光明日報》合計67篇。

 

      即使這樣，馬寅初的地位仍然沒有動搖，經常出現在同內外活動上。在這個全民批判和被批判的時代，上到國家領導人，下到平民百姓，人人都可以拿起筆批判別人，人人都難免被批判。馬寅初不僅積極參加了這場運動，還經常預告自己的下一篇文章。

 

      后來，馬寅初在《新建設》（1949年8月由民盟中央費青等人在北平籌辦的雜志，歸《光明日報》社領導）上發表一篇長達五萬字的文章，用自己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來科學地解釋1958年以來的大躍進，同時以附加聲明的方式，公開 “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

 

      馬寅初在文中提到“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不過我有一個要求，過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質，沒有一篇是“立”的性質；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據《光明日報》的意見，我的學術思想是資產階級的，那么應該寫幾篇富有無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文章來示一個范，使我們也可經常學習。”

 

      這篇文章再次點燃了批判的戰火。

 

      到1960年，《新建設》、《光明日報》、《經濟研究》、《廈門大學》等發表了一百多篇批判馬寅初的文章。

 

      1959年12月19日，《新建設》雜志編輯部給北京大學黨委發來了一封公函。要求北京大學黨委會澄清馬寅初文章中關于“馬先生提到他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是不與共產黨一起的，還作過文章批評馬克思。他又說，在那年他以實際行動否定了他自己的階級。文中還提到自那年起，直到現在，他無時無刻不與共產黨在一起。”

 

      北京大學公開發表了《新建設》編輯部給北京大學黨委會的公函。并在“編者按”中說：“最近《新建設》和《光明日報》陸續發表了批判文章，許多作者均指出：馬寅初是在堅持他的反動資產階級立場，假學術討論之名，對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馬克思主義進行政治上的進攻。現在馬寅初先生又寫出了《重申我的請求》一文，進一步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場。現將馬寅初先生《重申我的請求》一文全文登載，并附《新建設》編輯部給黨委會的一封信。希望全校師生討論。”這種作法等于是把馬寅初拋給了群眾，北京大學掀起了批判馬寅初的高潮。

 

      而校辦秘書韓蘋卿揭發，說馬寅初在商務印書館有股票68000元，在上海閘北火力發電與自來水公司有股票約20000余元，每月還收取房租160余元。揭發馬寅初在土改中對政府沒收他的土地表示不滿。馬寅初在會上對韓蘋卿的揭發也未置可否，并在第二天住院治療。從此以后，北京大學就再未有關于馬寅初的消息了。

 

      3月28日，國務院決定免去馬寅初北京大學校長職務。

 

      從馬寅初事件的整個過程看，只是知識界開展的對其理論觀點的論戰。所謂的康生、陳伯達批判馬寅初純是無中生有。而且北京大學檔案館根本找不到康生、陳伯達的策劃鼓動開展對馬寅初“批判”的證據。

 

      馬寅初后來并沒有離開政壇。

 

      馬寅初離開北京大學以后，繼續履行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和職責。

 

      1962年1月還到浙江嵊縣視察。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參加了兩會期間，還是大會執行主席。還以83歲高齡由上屆政協委員改任常務委員。

 

      1965年8月7日，參加了周恩來主持茶話會歡迎李宗仁。

 

      馬寅初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沒有受到沖擊，1972年還有周恩來對馬寅初治療方案的批示，以及周恩來逝世后馬寅初到醫院向遺體告別，都說明馬寅初還享有正常的待遇。

 

      1977年5月1日，馬寅初參加了有華國鋒出席的游園活動。1978年年初，馬寅初96歲仍被安排任全國政協常委，并出現在全國政協大會的執行主席名單上。

 

      馬寅初平反的政治邏輯

 

      1979年7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李貴來到馬寅初家說："今天我受黨的委托通知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底以后這兩次對您的批判是錯誤的。實踐證明，您的節制生育的新人口論是正確的，組織上要為你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1979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批準北京大學黨委為馬寅初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決定。15日，馬寅初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名譽校長。

 

這種平反很模糊，是他的人口論正確還是當年學術界不應當對這位權威人士的理論進行爭論，是批判他的人錯了還是馬寅初的經濟理論本身就有缺陷。

 

      在這次事件中，發起批判的是幾位學生，后來許多知識界名人也加入了。馬寅初也加入了論戰，并且不時的挑起戰火。這種爭論或批判其實是一種學術之爭，只是由于其政治身份而被人為向政治上靠攏。

 

      馬寅初是一位經濟學家，一位有名望的學者。他致力于用經濟學知識詮釋和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既是本分又得心應手。人們批判或爭論的不是該不該控制人口和要不要實行節制生育，而是批判馬寅初人口論所體現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

 

      他始終不認錯可以說是一種堅持，也可以稱之為頑固。其它在運動中許多著名人物都結合自己的問題做過檢查。如朱光潛的《最近學習中的幾點檢討》、梁思成的《我為誰服務了二十年》、茅以升的《我的檢討》、李寶震的《我的反動思想危害了人民教育事業》、羅常培的《從三反運動中認識了我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既然他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他就必須為此付出代價和承擔后果。

 

      馬寅初人口理論提倡的是一對夫婦生兩個孩子，然而他被平反以后，又緊跟形勢支持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這種轉變其實是改變了他原來的人口均衡理論，這種行為本身是對他曾經的理論堅持的否定。

 

      從這一點看，馬寅初有專業精神，卻不是個有堅持的思想理論家。某種意義上，他也是為稻粱謀，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始終擔當。

 

      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后來轉化成國策，長達30年嚴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使得中國人的家庭模式、人口結構和生育率發生了巨大變化，也帶來了許多社會經濟問題。

 

      即使在馬寅初提出人口理論時，黨和政府沒有批判馬寅初，康生、陳伯達也沒有插手過批判活動。除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和辯論會以外，公開發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于民主黨派和學術界的一些報刊。從中央到地方黨委主辦的機關報刊則基本上沒有參與和介入對他批判活動。

 

      他的計劃生育觀點得到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肯定，他并非因“新人口論”罹禍。如果批判馬寅初是錯誤的，豈不是說當年批判他的眾多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都是錯的，這種政治邏輯經不起深究。

 

      歷史看，馬寅初的人口論立論不錯，提出控制人口符合當時的中國國情。論據錯誤，以人口3%的增長率計算人口沒有依據，而新中國在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年平均人口增長率僅為2%多一點。結論荒誕，中國人多地少會侵略別人，無法與人和平共處。

 

      有人批判馬寅初的經濟理論和哲學思想，也包括他的人口理論。沒有人打倒他，他一直享受著曾經的待遇。所以給馬寅初平反真是有些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