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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關鋒、戚本禹是三個“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人，文革中跳高被整肅，文革后再次被清算。不僅至今“紅黑兩道”視其為敵，而且身上被潑了許多臟水。這幾個文化人在文革中都干了什么？為什么被許多人深惡痛絕？毛澤東為什么力主抓他們？他們成了誰的替罪羊？戚本禹為什么被判重刑？出獄后三個人不同的生活態度，都值得研究。

在這三個人中，王力資格較老，職務最高，參預的事最多。此人解放后位居中聯部副部長，曾十次赴莫斯科參加中蘇談判，參與起草了許多重要文章。文革后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一，號稱中央文革一號筆桿子。“揪軍內一小撮”、處理“七二○”事件和“八二二”火燒英國代辦處都與他有關系。尤其是篡改中央致武漢軍民一封信和“八七講話”，被毛澤東嚴厲批評，被周恩來定義為“壞人”。

關鋒雖然14歲就入黨，1938年就擔任過樂陵縣委書記。解放后卻一直從事理論研究和新聞媒體工作，先后在中央黨校、中央政治研究室、《紅旗雜志社》工作，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一。他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動是寫些理論文章，極少有現行問題。最大也是導致其倒臺的原因是1967年1月10日，擬定《解放軍報》的“宣傳要點”時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并且在7月底主持起草《紅旗》雜志八一社論，強調要以“揪軍內一小撮”為主題，引起毛澤東震怒被抓了起來。

戚本禹在這三個人中職務最低、資歷最淺，卻是最活躍的一個。1949年才入黨的戚本禹，不到十八歲就被選入中南海做機要工作。愛寫文章，文筆很好，據說帶有魯訊的風格。1963年8月一篇題為《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引起學界一場較大的爭論，受到毛澤東的贊揚。后來又寫了《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一文，矛頭對準了彭德懷，因此被提拔出任《紅旗》雜志歷史組組長。1967年4月1日在《紅旗》雜志上發表了被稱為“討劉戰斗檄文”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1966年他是《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人之一，成為中央文革成員。

對戚本禹的定罪包括：煽動迫害劉少奇、朱德、彭真、鄧小平、陶鑄、賀龍、陸定一、羅瑞卿、彭德懷、楊尚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指使造反派韓愛晶、王大賓等對老干部進行批斗迫害，策動聚眾“打砸搶”等。

戚本禹與群眾造反組織聯系較多是事實存在的。北京紅代會領導人李冬民在回憶文章中也提到，1967年成立的紅代會“紅代會的權力機構叫核心組，我是核心組組長。當時上面插到北京市中學的有兩條線：一個是張根成（中央文革辦事組成員），代表中央文革戚本禹；一個是劉豐，代表衛戍區李鐘奇。”“戚主管中學工作，中學里三教九流的這些事，他都知道。我們接觸很隨便，什么意見都可以談。我覺得他什么都明白，又裝糊涂，痞拉吧唧的一個人。北京的中學生們老踩乎（編者注：北京話，看不起的意思）他，特別是老紅衛兵和后來稱之為聯動分子的這些人，動不動就說戚本禹是17 級的‘大干部’（意思級別太低）。也許他也有些自卑感？”正因為此，一些紅衛兵的活動都冠上了戚本禹指使、挑動、煽動、組織，從而把造反組織的“罪行”加到了他的頭上。

周恩來在1970年1月24日接見中直系統文化部、教育部等單位的軍宣隊代表時說：“戚本禹是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動能力很強。他無孔不鉆，文化方面他鉆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讓他去，他硬要去。他還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廠也到了，工廠到二七車輛廠、首鋼。所以工業單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體委的劉長信，衛生系統的孫正有來往。他兩個兒子證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對樣板戲也插手，亂改，特別是對交響音樂《沙家浜》和《白毛女》。楊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滿意，大樹特樹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不能注銷，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來登在第二版上，楊成武還不滿意。戚本禹道歉，王力還給送像章慰問。互相勾結，暗地活動，以后才揭發出來在中央辦公廳有彭、陸、楊還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著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言論，派人搜他們的東西，別人的東西都收回來了，就田家英的沒有收回來。有主席的手稿，丟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殺滅口。戚本禹這個人寫東西也是不能寫的，過去我們也是受了騙的。《評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據主席思想，請歷史研究所幫他寫的，以他的名義發表的。這說明對一個人的認識是要經過相當一個時期考驗的。經過考驗知道戚本禹是這么一個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　

但是，“破四舊”的罪名按在他的頭上確實有點冤。因為有證據表明戚本禹對保護文物方面有功。

《黨史博覽》上公開了兩份材料，一份是《戚本禹同志與圖書、文物、考古、博物館等單位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談時的講話紀要（1967年1月27日下午4時45分至6時30分在全國政協禮堂三樓會議室）》，這是由北京造紙總廠、中國書店、新華書店、人民文化出版社（原中華書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圖博文物局、北京圖書館、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等十二個單位造反派共同整理的，整理時間是1967年1月30日。

另一份是參加座談的十二個單位造反派于1967年2月15日聯合印發的《關于保護古舊書刊、字畫的倡議書》。這次座談會的主題是對古舊書處理問題。當書店的代表提出古舊書沒有人買的問題時，戚本禹說：“我就要去買，有些書需要看。當然這些書不要大量到群眾中去。你們造反派也不贊成燒書。你們可以搞個倡議，線裝書不要燒，你們看怎么辦？有的書可以低價收購，低價售出。搞文科的要看這些書。將來可以內部發行。少數人要搞這些東西。不論哪個階級起來造反，都要拿這些東西在制造輿論。”“有些古書一部幾百冊，今后大批印不可能，還是要收下來。收書沒有地方放，我給解決。圖書館送給你你就要。”“北京圖書館的書是國家財產，任何人不許動，這是群眾的財產嘛！”“古物、古書畫有的集中起來。我是不贊成燒的，真的燒了就燒了，沒什么了不起，要想開一點，以后要保護。紅衛兵抄了多少，放在哪里調查一下，寫個報告。古書畫、古物先集中保管起來，這是全國性的。這些東西將來歸故宮，歸歷史博物館保管。地方上的東西不少，要送文物局選，抄家的文物要管起來。有的可交文物商店。東西不要落入個人手中。一切交回國家。文物局、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共同搞。這些事明天就組織搞。不管是哪一派都要管。第一、圖書鑒別；第二、文物保管；第三、不要燒。”

根據戚本禹的指示，這十二個單位的造反派聯合向全國紅衛兵和造反派發出《關于保護古舊書刊、字畫的倡議書》。提出“紅衛兵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立即行動起來，加強對古舊書刊、字畫、文獻史料的保護工作”、“全國大中城市原古舊書刊的收購部門，應該恢復收購，限制流通；全國各地圖書館、文化館以及機關、團體、學校等單位所存古舊書刊、字畫、文獻史料，在未鑒別前，暫行封存，不得隨意處理；各造紙廠收到的古舊書刊、字畫、文獻史料，要暫行封存，妥善保管，與當地有關部門革命造反派共同鑒別處理”、“個人所藏古舊書刊、字畫、文獻史料亦不得隨意銷毀。個人交售、捐獻的古舊書刊、字畫、文獻史料，各有關部門應該歡迎、收購。”

抓捕“王關戚”起于1967年8月25日，周恩來在北京約談從上海毛澤東那里回來的楊成武。周恩來將“王力八七講話”并附言要楊成武向毛澤東匯報。聽取匯報的毛澤東第二天對楊成武說： “我說你記”：“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革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你回去告總理馬上辦。”當楊成武記錄完走向客廳的時候，毛澤東又把楊成武叫住說：“是不是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做檢討，爭取一個？”楊成武當天見到周恩來，傳達毛澤東指示，隨后將王力和關鋒隔離。雖然如此，毛澤東在戚本禹后來的信中批示：“已閱，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二同志。”（ 以上過程引自逄先知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毛澤東此時仍稱同志，顯然是作為內部矛盾處理。而且在王力和關鋒“請假檢討”的五個月后，才宣布戚本禹“請假檢討”。毛澤東對戚本禹的態度顯然與王力關鋒不一樣。

有文章提出戚本禹最終被打倒源自陳伯達。1967年12月，陳伯達在《紅旗》雜志編輯部說出了這樣一句話：“在《紅旗》雜志，除了我之外，在揭發王力、關鋒的問題時，所有的人都可以揭”。于是，《紅旗》雜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員開始攻擊戚本禹。在1968年1月中央宣布戚本禹“請假檢討”后，沒有得到王力、關鋒同樣待遇。而是與起草“揪軍內一小撮”八一社論的副總編輯林杰一起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監獄。戚本禹自1968年1月進秦城，到1983年的15年時間計入刑期，需再加3年，直到1986年才出獄（林杰坐了13年，此人在出獄后同戚本禹一樣，沒有隱瞞的講述了“揪軍內一小撮”的來龍去脈）。

出獄后的戚本禹在上海圖書館當管理員，后任某公司高級顧問。他有一女二子，女兒在北京東城某商店當職員，已與一高干之子成婚。大兒子已去日本留學，他目前和妻子邱云英及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

1986年刑滿釋放的戚本禹，不像王力那樣為自己百般辯護（據王力之子王魯軍在《王力反思錄》再版后記所講，王力生前曾103次向黨中央提出申訴，要求中央對他作出正確的評價。他的主要論點是推崇毛澤東，敬重鄧小平，咒罵四人幫和林彪），也沒有如關鋒一樣對“文化大革命”奉行“四不原則”（不看、不想、不談、不寫），“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做蛀書蟲”。仍然像當年的“戚大帥”風格，博覽群書，主攻明史。消息靈通，認真研讀各種有關文革文章。尤其在思想意識方面，仍然忠誠于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自己的歷史不避誨，敢于通過事實回擊造謠中傷。他以親歷者的身份，駁斥了所謂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在美國出書中傷毛澤東，透露了許多文革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歷史秘聞。

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他發表了《親聆毛主席講五七指示——敬以此文紀念毛主席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文中對包括一些中央級老干部回憶錄和文章中的許多造謠進行了批駁，對毛澤東與江青的關系、對一些老干部的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風、對毛澤東“五七指示”的意義作了深刻的解剖和披露。

按照吳法憲回憶錄的觀點，中央文革的三個筆桿子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由于鋒芒太露、功高震主才被拿下，這三個人是“替罪羊”。說三個文化人功高蓋主也許只有吳法憲這種老粗才能想到，而“替罪羊”又是替誰的罪？

就當時政治形勢而言，“揪軍內一小撮”是最大的問題，也是毛澤東最惱火的。而“揪軍內一小撮”雖然這幾個筆桿子是捉刀者，但所有的問題都指向了林彪。是林彪1967年1月批準了《軍隊宣傳方針》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概念，又是林彪主持下“兩報一刊”連篇累贖的宣揚“揪軍內一小撮”，包括林彪的公子林立果都發表“揪軍內一小撮”的文章（1967年7月22日，《解放軍報》以紅尖兵筆名）。而主持掀起批武漢和整肅武漢軍區領導的也是林彪，難道吳法憲指的是替林彪的罪？

陳伯達當時不僅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而且是《紅旗》雜志的總編輯，無論是中央文革還是理論報刊，陳伯達都是“王關戚”的頂頭上司。難道他們是替陳伯達頂罪？

無論是“揪軍內一小撮”還是武漢“七二○事件”，包括外交部事件，既使在否定文革的后來，也很少涉及到四人幫。顯然不是替他們頂罪。

“王關戚”都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司令部”里面的人，毛澤東寬容了有“兵變性質”的武漢“七二○”事件的首要陳再道，卻對王、關、戚采取一桿子整到底的斷然措施。

“王關戚”被停職檢查前的1967年8月7日，王力發表了針對陳毅的"八•七講話"，煽動外交部的造反派姚登山奪外交大權。又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圍攻蘇聯駐華大使館等涉外事件。８月２５日“五•一六兵團”的頭頭和骨干分子全部被抓。8月30日，王力、關鋒被“打倒”。他們最后定的是 “516分子”，其中包括紅衛兵五大領袖。而“清查五一六分子”與周恩來有很大關系（王力的“八七講話”如果結合香港工人斗爭和周恩來對外交部保陳毅的“91人外交官大字報”的態度，會有新的發現）。

毛澤東對戚本禹的偏愛也許最終害了他。文革后的1982年王力和關鋒被開除黨籍，免予起訴。而對戚本禹，不但開除了黨籍，還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戚本禹的重判很可能是因為1967年1月中南海內的批判“劉、鄧、陶”大會。當時外人是進不了中南海的，能夠在中南海批斗國家級領導人的基本都是中央機關人員，中央級領導干部子女，外部紅衛兵只能在中南海外圍喊口號。中南海當時既有中央機關以閔耀良和洪雪竹為代表的“中南海紅色造反團”和“中南海紅旗造反團”兩大“造反派”組織，又有“紅二代”組成的不同紅衛兵。戚本禹時任中央秘書局秘書室副主任，又是中央文革成員，指其為罪魁禍首并不冤。

在“王關戚”這三個人中，戚本禹是值得研究的一個人物。即使身陷囹圄，也沒有改變自己的信仰和堅持。他沒有像很多老干部夸大自己的歷史作用來博名，沒有像陳伯達、胡喬木、王力、吳法憲等人那樣千方百計為自己辯護脫罪。沒有像李志綏、閻長貴、楊銀祿、王廣宇等秘書那樣靠編造領導家事和所謂的真相賺錢，也沒有像許家屯、李銳等所謂“兩頭真”的人物那樣展開對自己曾經的信仰反噬，他有自己的堅守。

戚本禹不是機會主義者，不是見利忘義的“變色龍”?？梢哉f他是頑固不化，或者是死不悔改。他做了許多錯事，很多人因為他而受到傷害。但是，他對毛澤東的忠誠，對毛澤東思想的維護。對自己投身于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無悔，至少在人格和倫理道德上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