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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大躍進期間的1959年，受毛澤東的派遣，戚本禹隨田家英等人去四川省新繁縣作調查研究。在調查中，戚本禹堅持親自實地種田，并吸收了當地農民的實踐經驗。在收獲夏糧后，他根據真實的糧食產量，寫成了《關于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這份報告在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前夕送達了毛澤東。下面這篇記錄經過戚本禹本人的親自閱讀和批注。謹以此文紀念戚本禹。

　　原編者按：戚本禹(1931-2016)走完了他波瀾壯闊、歷盡艱難的一生，于本月20日在上海病逝。戚本禹于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歲時被調去中南海政治秘書室擔任秘書。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戚本禹參與起草文革的標志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隨后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并兼任新組建的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志副總編輯。1967年7月擔任中央辦公廳代主任。在大躍進期間的1959年，受毛澤東的派遣，戚本禹隨田家英等人去四川省新繁縣作調查研究。他們不顧層層阻撓，鼓勵基層干部講真話，堅持把毛澤東1959年4月29日就農業問題寫給省、地、縣、社、隊、小隊干部們的《黨內通信》在他們調研點大豐公社反復宣講。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寫道：“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在調查中，戚本禹堅持親自實地種田，并吸收了當地農民的實踐經驗。在收獲夏糧后，他根據真實的糧食產量，寫成了《關于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這份報告在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前夕送達了毛澤東。下面這篇記錄經過戚本禹本人的親自閱讀和批注。謹以此文紀念戚本禹。

　　正文

　　在大躍進期間的1959年，受毛澤東的派遣，戚本禹和田家英在四川新繁縣實地調查。在調查點大豐公社，他們不顧省委的阻撓，鼓勵基層干部講真話，堅持把毛澤東1959年4月29日就農業問題寫給省、地、縣、社、隊、小隊干部們的《黨內通信》在基層宣講。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寫道：“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而在調查組中，戚本禹更是堅持親自種田，吸收當地農民的經驗，并與基層干部一起寫成了《關于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突破維持“高產神話”的政治高壓，送達毛澤東。下面這篇記錄經過戚本禹本人的親自閱讀和批注。

　　封面上的留言乃戚本禹本人所書。

　　【1959年，四川】……議論到密植，田家英又講了一個故事：古時候，有個駝子，種的果樹長得又快又高，結的果子又早又多又好。有人問他訣竅何在，駝子道，他并無奇技，不過順應事物本性，尊重自然規律罷了。而有個官員，從早到晚忙忙碌碌，叫老百姓如何耕植，如何收割，好像是很關心老百姓，結果反倒給老百姓帶來災難[1]。

　　他努力用行動去縮短“田主任”和黎民百姓的距離，沖破那道處心積慮設置的“隔離墻 ”。一天，他在場口遇到混熟的大隊干部林功謙，和他談了很久，林被他的真誠打動了：“田主任，說老實話，充其量只有6百多斤。”有幾位老農民向他吐露了實情，說眼下每人每天的口糧只有四兩多黃谷，碾成大米不足3兩[2]，連清湯稀飯都吃不飽。

　　毛澤東1959年4月29日的《黨內通信》下達后，田家英在省委的一次會議上和【當時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發生了一場爭執。田爭辯說，省委規定的密植標準根本行不通，根據他在崇義鄉(即大豐公社)的調查，去年搞密植造成減產，產量純屬虛報，社員吃不飽飯。李井泉堅稱是增產，吃不飽是假相，糧食不夠是被瞞產私分了。李井泉5月18日在對溫江地區縣委書記的講話中，耿耿于懷的談到此事：

　　崇義鄉去年產量沒有那么多?崇義鄉為什么要多報一點呢?為什么不愿把產量賬拿出來呢?崇義鄉沒有瞞產私分是不可能的。

　　田家英是大豐人不幸歲月中的幸運，他參加省委傳達的《黨內通信》的會議后，不理睬李井泉“發到縣委，口頭傳達到公社，經過醞釀再傳達到生產隊”那一套，和公社書記羅述遠商量，在公社的有線廣播喇叭里宣讀：“找到幾個口齒清楚的女娃娃當廣播員，一天播幾次，連播幾天，讓全公社都聽到毛主席的聲音。”又在社員大會上用純正的鄉音親自念了三遍，提出：秧子栽稀栽密，不作硬性規定，不強求一致，根據不同情況自行決定。

　　田家英安排工作人員種植的試驗田，數戚本禹的一塊搞得最像樣。此時28歲的科長戚本禹還沒有什么名氣，被他落戶的四中隊干部社員叫做“老戚同志”。老戚同志決心按毛主席的要求親自動手把糧食產量弄個水落石出。他搞了一塊麥田，一塊早稻田的試驗田。割麥子的時候，他守在田里，叫人把散落在地里的麥子都收拾得干干凈凈，然后親自把稱，不許任何人攪合，結果畝產只有三百幾十斤。而社里報1958年小麥平均畝產500斤。他心里有點數了。

　　種稻子的時候，他從犁田開始親歷親為。老戚同志露著白生生的腿趕著牛在田里踉踉蹌蹌，小孩在田邊看得嘻嘻哈哈。自以為漸入佳境一個操作失當，牛將犁把拉斷，老戚五體投地地腦袋扎進稀泥，招致眾小孩哄堂大笑。犁是農家貴重之物，那時要值四五十元，老戚工資是16級月薪100多元，堅持要照價賠償，公社不收，說是上面有規定。

　　書中是戚本禹的批注

　　插秧時他問老農，按照上面規定的密植標準種行不行?老農說那是付“爛藥”吃不得，還一五一十地講給他為什么那是付爛藥，說得他心服口服。他和田家英一合計，決定接受老農的意見，栽得比省里規定的密植標準稀了一倍還多，種完后組織縣上和各公社干部參觀。參觀者紛紛對“中央試驗田”的栽法叫好，連大名鼎鼎的新民公社書記羅世發也說“中央來的人懂行!”只有縣委書記曹云生和大豐公社書記羅遠述不敢表態。消息很快傳到專區和省里，引起一陣驚恐。田家英爭辯說，這是“政策性試驗”，“即使我失敗了，也不過是一個公社，四川有幾千個公社，影響不了大局。”結果田家英在大豐公社“另搞一套”的消息不脛而走，對于密植命令敢怒不敢言的人們蠢蠢欲動，大有一哄而下之勢。省委立即打招呼：大豐是田主任在搞試點，僅屬例外，其它地方不能效仿。

　　秧子長起來了，老農說要追肥，最好的肥料是人糞。老戚就和社員到成都市區去掏大糞。來回一趟五六十里，掏糞還要站班排隊，半道上遇到下雨，就躺在糞車下躲雨。一天裝上糞天已黑了，又下起大雨，老戚只好和同伴到實業街省委招待所投宿。門衛不讓進，老戚說自己是北京來的工作隊，門衛打電話向省委交際處請示后，才放他們進了門。田家英也親自參與到成都拉糞。為了不讓進程拉糞推糞的農民餓肚子，他還同公社商量決定在途中設立就餐點，免票(糧票)免費供應半斤大米的干飯，這一來人人爭先恐后。“中央試驗田”灌了十車大糞后，老農告訴老戚，使不得了，再灌就只能收草了。老戚就知道，所謂肥越多糧越多的經驗也是行不通的。他問這塊試驗田畝產能否上千，老農說也就五六百斤。

　　用政治恐怖維護高產神話，以便不顧老百姓死活的進行高征購的做法，深深地傷害了田家英，他必須揭穿這個神話，讓中央了解真相，他選中名聲赫赫新民公社。這是李井泉一手扶持起來的典型，公社書記羅世發頭上有全國勞動模范、全國人大代表等一大串頭銜，讓他說真話分量非同一般。但羅世發避而不見。他后來回憶說：“那一年熱天，突然接到縣委通知，田家英要到新民來調查。我一想，燙!高產衛星是‘水’的，推廣雙季稻，搞密植，明明是強迫牯牛下兒。說真的得罪省上，說假的得罪中央，兩頭脫不到手，我就安排了三個生產隊長向田家英匯報，我躲開了······”

　　田家英十分無奈。1959年6月下旬，他趕赴廬山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離開前他在公社火神廟壩子上召開幾千人的群眾大會，高聲宣布：“向黨講了老實話的同志們，請放心!今后如果有人敢打擊報復，你們就到北京來找我，來回車票不要你們掏錢!”但是他帶走的一份調查報告，結論仍是四川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可以“維持”，他對戚本禹說，這樣寫主席比較容易接受。

　　田家英走后，戚本禹繼續調查。他知道讓羅世發開口的難處，先征求縣委書記曹云生的意見，讓曹先給羅做工作;又帶上縣上一位和羅關系很好的干部，以增加羅的信任感。見面后就恭維羅書記說，你在全國人大的發言我看了，佩服佩服。套上近乎后便曉以大義：我為什么來找你?因為你是著名的勞動模范，是全國人大代表，是有身份的人。你應該代表農民說他們心頭想說的話。你是共產黨員，就應該有黨性，對黨忠誠老實。報多報少，關系到整個國家的計劃，情況不真實，整個國家計劃就會出問題。中央已經著手糾正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這些錯誤了，你還有什么顧慮不能反映真實情況呢?他對羅說，我們在崇義搞了試驗田，用最好的田地，完全按照你們介紹的經驗做，證明打不了兩千斤。······”羅世發眼睛瞪得大大地看著他，像是把每句話都吃進心里。羅世發后來回憶：“他說得那么誠懇，那么盡情盡理，我還有啥子說?我就把1958年怎樣搞真假兩本賬，上報的產量是假的， 一五一十的給他談了······”

　　田家英帶著逢先知去了廬山后，重慶姑娘駱文惠也回了重慶，工作組只剩下戚本禹和李學謙。恰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史敬棠來大豐公社。史敬棠延安時就曾替毛澤東管過圖書。眼下他是政研室主任陳伯達的下屬，與戚本禹熟識。戚本禹就拉上他去見了羅世發。然后起草了一份報告，報告工作組在崇義公社搞試驗田的過程、結果，和包括羅世發在內的一些干部反映的實情，證明這里宣稱的糧食產量是虛報浮夸。史敬棠李學謙對報告表示贊同，一起在報告上簽了名，然后將報告送達在廬山的田家英。

　　關于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

　　田家英同志：

　　我們在6月27日到四川新繁縣禾登鄉羅世發所在公社訪問，參觀了他們的莊稼、食堂，并和羅世發(他現在是全國人大代表、農業勞動模范)談了一陣。

　　羅世發所在公社原來是新繁人民公社的禾登大隊，權力下放以后，改為公社。羅世發現在具體來到這個公社的第一管理區。第一管理區共有土地5600多畝，人口3400多人(862戶)，勞動力1800多個。我們在訪問中，著重了解了這個管理取得糧食產量和并田、密植等問題。現將我們了解到的一些問題和羅世友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報告如下：

　　一、 去年的產量究竟有多少?

　　去年中共新繁縣委整理的關于選派羅世友出席全國農業先進單位代表會議的材料上說，羅世友領導的那個管理區水稻平均畝產量是1929斤(以稻谷計算，市斤制，下同)比1957年增產214%。

　　今年3月，羅世友在省萬人生產動員大會上說，他們管理區，去年水稻平均畝產量經過地委、縣委反復查倉核對的結果是1304斤，比1957年增產112%。(見1959年3月25日四川日報)但是，這些文字都不真實。實際上，去年水稻平均產量遠遠沒有這么高。今天他談出真心話。他說，就他自己在小隊里參加收打的情況計算，水稻的平均畝產并沒有突破千斤關。真實情況是：

　　雙季稻：兩季加起來，平均畝產有1000多斤;

　　中稻：一二等田，平均畝產量有700斤;三四等田，平均畝產量只有五六百斤;有一塊最好的上等白鱔泥田，畝產量是900多斤。　　他們去年雙季稻的面積占水稻面積的30%。這樣，早、中、晚三季加起來拉平計算，平均畝產量大致在750斤-800斤左右。羅世發認為“就按上述真實產量數字，去年的農業生產還是大躍進，成績是很大的，是誰也推不翻的。”

　　羅世發還談到他們這幾個管理區幾年來水稻平均畝產的情況，現列表如下：

　　根據這個增產數字，1955到1957兩年水稻增產率只有1.32%，而1957年到1958年的一年間，水稻增產就達到22.34%—32.12%之間，這個管理區增產速度是很快的。

　　羅世發說，“毛主席講得硬是對的，一畝田能增產個二三百斤就算成績很大了。不講去年躍進數字，今年誰真正做到平均畝產300斤，都是應該得到金牌獎章的。”

　　他又說，“事實上去年真正能產上個八九百斤，都是不簡單的，我們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農民在一起講私房話，全國最有名的勞動模范陳永康種的水稻，平均畝產只有八百斤，報的卻是二千斤，這是私房話，不能追究，追究起來，開起會來要整死人。”

　　總的說來，羅世發是一位風格相當高的農民黨員。但是他和我們談水稻真實產量時，思想上還是有矛盾的。他說：“產量問題是個大問題，是兩條道路斗爭，說不對，否定了大躍進。右派才否定成績，我們怎么能否定成績!”有時他又說：“我是共產黨員，當不當全國代表不要緊，要緊的是國家。你畝產七八百斤，卻上報二千斤，國家說打個折扣吧：一千四，征購四百斤，給你們剩一千斤，幾百斤做口糧，幾百斤做牲畜糧，留幾十斤做種子，幾十斤儲備糧，多余的還可以再賣點給國家。這個賬不是很對嗎?好!四百斤征購糧真交了，就露相。”“我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聽了很多報告，你虛報這個躍進數字，國家計劃就要受影響，更嚴重的是社員吃飯問題，這是個大事情，如果交了糧吃不上飯了，怎么辦?我著急啊!”“主席講得對，要說老實話，農民聽了都贊成(按：他們公社向農民講述了毛主席要講真話通信的精神，但沒有詳細傳達毛主席的通信)，去年報這么多，今年怎么辦?我們當干部的心焦啊!”“當然我們這個隊不能代表人家，人家也許有先進的。”“剛才說的這些話別人來了我不能說，參觀團，記者來，領著他轉，什么也看不出來。報二千斤，我也能報，抽查也抽查不出來。你們來了我得說真話，說真話，對黨有好處。”“別人來我也不敢說，說了背時，開會一追，是否定大躍進!”

　　新繁縣今年和去年的糧食產量，現在還沒有最后算出來，羅世發說，黨委也沒有做研究，不敢說。一種估計是400斤左右。但從今年春季麥子收交帳上看，似乎不夠這個數目。羅世發這個管理區今年小春麥子是880畝，完成征收人任務22萬斤，留麥種17000斤，還有3萬斤沒打的麥泡泡。照這樣算，產量有340-350斤。究竟實際有多少，還摸不準。這個管理區有一塊1畝3分田的麥子，長得最好，原來計劃是畝產1萬斤，專家評定是2000斤。生長后期李井泉通知來參觀過，說起碼能打2500斤，實際收的結果是畝產788斤半，這塊麥田高產的經驗是：

　　肥料足(泥巴肥1萬斤，商品肥100挑);深耕1尺，種子35斤。密植規格3×7寸。

　　二、衛星田造成的浪費很大

　　去年這里也刮了一陣并田放衛星的風，在人力物力上都造成了很大的浪費。整個管理區并了40多畝，動員了600多個勞動力，搞了三四天。結果并的秧子都爛了，臭氣四溢，顆粒未收。按照平均產量計算，這40畝田少收谷子3萬多斤，可以供給全管理區社員吃半個月。此外，為了并田還看了許多竹子做搬運工具。群眾到現在還對這件事情不高興。

　　三、密植問題

　　羅世發對現在推廣的密植規格有很多意見。

　　去年這里總結和推廣的水稻密植規格是3×7寸。但實際上農民栽下去的大多數是4×7寸、5×7寸，有一小部分是4×8寸、5成8寸，或者是6×7寸、7×7寸的。真正栽下3×7寸的并不是很多。此外，他們去年還試驗栽了一些1×2寸、3×3寸、2×5寸和3×3×7寸的雙行條栽(即雙龍出海)。才能夠收獲的結果看，過分密植的1×2寸產量最低，畝產只有幾十斤。3×3寸、2×5寸、和3×3×7寸的產量也不高。產量最高的是4×8寸，畝產有八九百斤。

　　今年上級全面推廣3×3成7寸、3×7寸的密植經驗，而且規格質量要求很高。許多社員和干部思想不完全搞得通，但是又不敢講。現在秧子塊長起來了，又開始返黃，追加肥料又怕倒伏。特別是3×3×7寸的稻草，莊稼秧子雖然長得很好看，但實際上質量最差。羅世發領我們參觀時，用手撥開天當中的禾苗給我們看，許多禾苗莖部細弱，字母秧枯萎，吊吊短小，有效穗只占三四成。羅世發說：“如果記者專家來參觀，站在田坎上看看，數數田邊上的吊吊，敲敲算盤子，保險能敲出個一二千斤。但是最后打起谷子來，沒幾百斤。”

　　羅世發說：“密植還是好的，也不能保守。有些規格才栽了一年，還不能就做結論。有些規格栽下去后，減了產，也不能都怪密植，因為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不過根據目前條件，大面積的密植規格還是4×8寸、5×7寸、7×8寸，為好。”

　　羅世發聽說我們所在的大豐公社今年栽了很多6×7寸、7×8寸的秧子，他說：“現在六七寸、七八寸的抬不起頭來，將來收谷子倒有可能翹尾巴。”他的理由是6×7寸、7×8寸雖然每畝的窩數比較少，但是每窩兜率強，一窩秧子可以頂3×7寸的好幾窩。算起賬來，總穗數不一定比3×7寸的少。而且節省種秧苗，薅秧子、追肥都方便，只要田間管理好，增產還是有把握的。

　　此致

　　敬禮

　　史敬堂 戚本禹 李學謙 1959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