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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周海嬰在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敘述了一段羅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澤東的“秘密對話”，但周對此“秘密對話”“心里沒有把握”。本文僅涉及對這一所謂“秘密對話”的勘誤。如果您有時間，可以聽聽作者“慢斯條理”地梳理。原文有些長，共計10939字，分上下兩篇發出。如您感興趣，也可在電腦上或者打印出來閱讀，以保護眼睛。本文收錄于《還歷史的本原》一書（主編李慎明、李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核心要義：

一、關于所謂的“秘密對話”，周海嬰在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并沒有說作為定論。周海嬰：“再三疑慮，是不是應該寫下來，心里沒有把握,因為既有此一說，姑且把它寫下來請讀者判斷吧”。

二、《魯迅與我七十年》所述的座談會與史料不符。

三、1957年，毛澤東確實談論過“魯迅活著會怎樣”這個話題,但談話的時間、地點、人物、場合,特別是內容,都與《魯迅與我七十年》所述迥然相異。

四、毛澤東自問自答而非羅稷南提問：“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

五、毛澤東對魯迅及魯迅精神的態度是一以貫之的。毛澤東不止一次和文藝界人士座談的時候說過，魯迅是一定有話講的。毛澤東曾說，魯迅并不是共產黨員，但他的思想、行動、著作，表明他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并號召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學習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

六、偉人心懷坦蕩。但偉人的言行如被“人為”地剝離歷史的特定場景或者被“人為”地與特定歷史場景錯位、混淆，被抽掉了崇高來理解，必將歪曲歷史、必將失去判斷力。“親聆”、“聽說過”等都是不負責任的態度。這也是一個“已被證明的段子而已”，卻能以訛傳訛的原因之一。

“魯迅活著會怎樣”？

——羅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澤東

“秘密對話”質疑

陳 晉

三 、毛澤東1957年是如何談論“魯迅活著會怎樣”這個話題的

1957年，毛澤東確實談論過“魯迅活著會怎樣”這個話題,但談話的時間、地點、場合、人物,特別是內容,都與《魯迅與我七十年》所述迥然相異。

1957年3月上旬,具體說是6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了一個規模浩大的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提議召開這個會議,目的是為了解決1956年提出“雙百方針”以后思想理論和宣傳文化領域出現的各種情況。參加會議的除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外，主要是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宣傳文教部長和各界知識分子的代表,共有八百多人。值得一說的是,本來是黨內會議,毛澤東特意提議邀請了不少黨外文化人土參加。會議先是印發了陳其通等人1月間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那篇闖了點禍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被毛澤東視為以“衛道土”的面目來阻礙“雙百方針”的貫徹實施),又聽了毛澤東2月27日的那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錄音,同時,中宣部還以中宣部辦公室名義印發了一份題為《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匯集》的會議材料,其中編入了33個人們特別關心并用于討論的問題。這樣做,無疑是要宣示此次會議的目的是“放”而不是“收”。

在隨后分成宣傳、教育、文藝、新聞出版、高教、科學幾個組座談討論中,其氣氛之熱烈可想而知。如參加文藝組討論的茅盾就發言說：陳其通四人的文章把文學界出現的問題估計的太嚴重,有些驚慌失措,給讀者一個印象,“雙百”方針好處少壞處多。是一篇教條主義文章。而陳沂的《文藝雜談》頗有不革命就等于反革命的味道。而巴金則反映：“雙百”方針在下面阻力大,不少人不贊成，現在要“鳴”出來不容易。講公式化最容易,要“鳴”就要講自己的話,很多人不習慣甚至害怕“鳴”,作家要有獨立思考,有膽量。

毛澤東自然也利用這個機會聽取各界人士的意見。從6日至10日，他分別邀請了宣傳、教育、文藝、科學和新聞出版五個組的部分代表進行座談,差不多每天座談一次,直接傾聽他們的反映,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

正是在3月10日召集的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談會上,毛澤東直率地談起了“魯迅活著會怎樣”這個話題。

據這次座談會的文字記錄稿,參加座談的人中,有人提到現在的報紙上的東西太硬,還有人反映了最近上海討論辦報問題時提到的一些意見，例如說,“思想性多了,報紙就不活潑”,應該“軟些,軟些,再軟些”。毛澤東直接引用魯迅的寫作來進行了回答：

“你們不贊成魯迅？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里。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

這段話,早在1983年,就完整收入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新華社聯合選編、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1999年,又隨同毛澤東在這次座談中的講話全文,一并收入了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和記錄稿文字相對照,只是略去了參加座談的人匯報情況或提問的記載。

不過,在這篇座談記錄稿上,也沒有寫明究竟是誰向毛澤東反映報上的文章太硬以及上海討論辦報的各種意見的,也沒有記載是誰問起“魯迅活著會怎樣”這樣的話題。在記錄稿開始處,專門有一段說明座談的時間(下午3點到7點)、地點(毛澤東的辦公室)以及參加人員的全部名單。人員有：上海《新聞日報》和中國新聞社的金仲華,《大公報》的王蕓生,上海《文匯報》的徐鑄成,上海《新民晚報》的趙超構,上海中華書局的舒新城。這些都是黨外人士。其他的便是人民日報、新華社、人民出版社、光明日報、北京日報、解放日報、山西日報、南方日報的代表。陪見的領導人有康生、陸定一、周揚,還有一位文化部部長助理,總共有17個人。從記錄稿看,毛澤東是首先讓上海方面的人發言,也記載了徐鑄成、金仲華、舒新城以及代表新華社的朱穆之等人提問或匯報的內容，但都沒有“魯迅活著會怎樣”這樣的提問。毛澤東也許是此前聽人說的。

事實上,在3月8日毛澤東召集文藝界代表座談時,便已經談到了魯迅，同樣也是回答人們的提問。當時,參加這個座談的巴金對毛澤東說：“我們大家這次討論‘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比方說,描寫官僚主義，大家都覺得難辦，寫誰，誰都不高興。還有雜文，上海有人說要全面，有人說雜文就不能全面,魯迅的雜文,只講一件事。”毛澤東回答說：“恐怕要來大民主才行,黨內提過批評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還沒有展開。現在黨內還沒有統一思想,哪種是官僚主義？如何批評？還不一致。要整風,那時就好批評了。現在剛剛批評一些,馬寒冰、陳其通就發聲表明，無非是來阻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接著,毛澤東又談起了魯迅：

“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是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指此前中宣部印發的《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匯集》的會議材料,其中編入了33個人們關心的問題—引者注),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很明顯，這段話也是在回答“魯迅活著會怎樣”的假設，不過是以毛澤東自已提問的方式說出來的。

由此我們可以確認：“魯迅活著會怎樣”這個懸念式的設問,最晚是1957年3月上旬就出現了,而且與1956年提出“雙百方針”后思想文化界的活躍氣氛有關,與毛澤東在1957年1、2、3月間大力推動“雙百方針”的貫徹實施,反復宣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有關,但與稍后的反右確實沒有關系。

關鍵是,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內容同《魯迅與我七十年》所述也是迥然相異。且不說作為政治領袖的毛澤東,說出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作聲”不合常理；且不說以毛澤東對魯迅精神一以貫之的理解和推崇(1937年就說魯迅是“圣人”,到1973年還重申魯迅是“圣人”，而自已只是”圣人”的學生),說出這樣的話來不合常理，就以毛澤東談論這個話題的背景和目的來說,他也不可能萌生出魯迅被關進牢里或識大體不作聲的設想。當時,他一心破除貫徹“雙百方針”的障礙,給那些擔心寫批評文章讓人抓著辨子挨整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打氣鼓勁,用毛澤東自已的話,是“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如果搬出來的是一個在牢里寫作的魯迅,有多少人還愿意向魯迅學習呢？如果搬出來的是一個“識大體不作聲”的魯迅,又有什么必要呢？顯然,這兩種假設當時都會同毛澤東談論魯迅的初衷南轅北轍。

當然,毛澤東也設想了,“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魯迅)也會不寫的”,僅此而已。談到這個設想的用意,顯然是指稱那些被毛澤東視為“左”傾教條主義的人弄出來的氣氛,諸如他當時反復提到的陳其通、馬寒冰等人的文章,以及文藝界對王蒙小說的批評,特別是各級干部中比較普遍的對貫徹“雙百”方針的觀望猶豫等等。毛澤東提議召開全國宜傳工作會議,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澄清這種氣氛。所以,1957年4月5日在杭州召集的四省一市省市委書記思想工作座談會上,毛澤東還回憶起3月8日在北京同文藝界代表座談時巴金和他的對話。他說：“巴金對我說雜文難寫,我說有兩條,一條是共產黨整風,整好了,就有自由批評的環境了；還有一條是,徹底的唯物論者是不怕什么的。”

正是基于對“徹底的唯物論者”的戰斗精神的期望和呼喚,毛澤東才搬出了魯迅,并堅信在新中國成立后“大概是文聯主席”的魯迅，“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因為“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毛澤東對自己這個判斷的自信,并具有那樣濃厚的感情色彩,是不難體會得到的。

最后還是回到《魯迅與我七十年》有關這個話題的敘述,因為作者周海嬰在書中說,他2001年7月拜訪文化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時,這位前輩告訴他,“也聽說過這件事”。所謂“這件事”,自然是指毛澤東回答“魯迅活著會怎樣”時說“要么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作聲”的事。

于是,筆者萌生出這樣一個猜想：也許毛澤東1957年3月在北京同文藝界、新聞界的代表們談論“魯迅活著會怎樣”的話后,在場的上海文藝界、新聞界人士回去后有所流播,羅稷南等自然先后輾轉耳聞。恰巧毛澤東的回答中也有“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這樣的話，遂逐漸演變為《魯迅與我七十年》所述的內容。隨著1957年夏天的形勢變化，進而把毛澤東談論此事置換到了1957年“正值反右”的場合。

（《還歷史的本原》收錄此文時，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2018年3月，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務委員，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