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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慶明丨衛興華：人民的經濟學家和教育家

點擊：作者：龐慶明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5-30 1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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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興華，1925年10月出生于山西省五臺縣陽白鄉善文村。1946年加入“投槍社”并任編輯組長。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組織“山西流平同學會”。1952年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教師。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我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首席專家，第三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濟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綜合性大學《資本論》研究會原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原經濟學系主任。曾獲“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最美奮斗者”榮譽稱號、第四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第九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振興中華志向遠

20世紀30年代初的五臺農村，基礎教育處于從舊式封建教育向新式民國教育轉型時期。1931年，不到6歲的衛興華開始就讀善文村小學，雖生活清苦但恪守“敬惜字紙”的訓言，不放過一張印著字的紙片。正如“善文”所表達的直觀寓意，衛興華頗具文學才華，而他的80%的語文基礎就是在小學打下的。

1937年春至1938年秋，衛興華在東冶鎮坨陽高級小學接受了多位共產黨員和進步知識分子的新式教育。這些進步思想和高水平的知識讓衛興華迅速成長。

1938年10月，日軍侵入東冶鎮，學校停辦，衛興華被迫輟學回家務農。少年時的他目睹了日寇燒殺搶掠、奸淫婦女、野蠻掃蕩的種種暴行。樸素而又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在他心中萌發、生根。他深深地認識到，只有振興中華，才能使中華民族免受凌辱。

1940年秋，不到15歲的衛興華被選派到黨領導的五臺縣政府所屬的一個小山村，參加了一個月的“師資訓練班”，主要學習黨的抗日統一戰線及其方針政策、晉察冀邊區的“雙十綱領”等。隨著抗日情緒的與日俱增，17歲的衛興華將他的小學老師給他起的大名“衛顯貴”改為“衛興華”，以表“抗日救國、復興中華”之志。

1942年秋至1943年春，在日偽統治下的坨陽高小讀書期間，衛興華對奴化教育表示強烈不滿和反感。他雖各門課程成績平均在90分以上，是全校特等“第一名”，但還是毫無留戀地辭別了學校，考入晉西進山中學，走向新的讀書和求知之路。

在進山中學求學期間，衛興華任“青年讀書會”干事長，團結革命師生共同進步。1946年，衛興華開始在太原《民眾日報》連載抗日內容的小說和行軍日記。各種進步活動引起了敵特注意。包括衛興華在內的七八位同學被山西特務機關扣押，最后因查無實據被釋放。

在進山中學學生社團中，以“投槍社”的影響力為最。1946年春，衛興華被任命為“投槍社”編輯組長，正式參加了黨的地下革命工作，并與太行區太原情報站的軍事諜報人員王天慶建立了革命工作關系。1946年冬，喬亞、楊盛欽和衛興華組成進山中學三人領導小組，組長為喬亞，衛興華為三人領導小組成員，并擔任進山中學的學生會主席。在地下黨員、進山中學校長趙宗復同志安排下，衛興華在校園內出《文摘》壁報，摘登一些外埠進步報刊的文章。為進行地下工作方便，趙宗復推薦或安排衛興華任《復興日報》特約記者、《民眾晚報》·《燈下》副刊編輯、《青年導報》特約通訊員。此外，衛興華還擔任了《工作與學習》雜志特約撰稿人。自此，衛興華以筆為槍，投入到無硝煙戰斗中。進山歲月，對他來說是一段生與死、血與火、奮斗與抗爭的交響曲。

1947年3月，山西省國民黨當局和三青團機構負責人李之龍組織山西大中學生進行反蘇反公的大游行，在海子邊（現太原兒童公園）召開動員大會。趙宗復事先進行了布置，授意衛興華等一定要搞垮這次活動。經過衛興華等人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工作，這次活動徹底破產。1947年夏，在太行區太原工委會，經領導王成旺、秘書李華二位同志介紹，衛興華履行了入黨手續，正式成為中共黨員。

1947年7月，原“投槍社”成員劉文瑞被捕。劉將王天慶、喬亞、楊盛欽、衛興華等人一一供出。王天慶被捕后壯烈犧牲。衛興華被審訊三次，都沒有暴露自己，加上進山中學教務主任梁祥厚從中斡旋，衛興華和他的戰友喬亞于8月22日被釋放回校。接著，楊盛欽從雙龍巷監獄獲釋出獄。1948年6月初，經趙宗復與喬亞等地下同志安排，衛興華轉到北平。

衛興華轉入北平后，被推選為“山西流平同學會”第一屆理事。“山西流平同學會”派代表找國民黨政權的北平市政府，要求生活救濟，并進行倒閻活動。北平市政府答應撥給學生玉米面，解決了饑餓問題。太原解放前夕，衛興華將地下同志交付的城防工事圖報送徐向前指揮部。這個情報對解放太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十多萬群眾有組織地通過天安門前，華北大學的學生也參加了游行，衛興華就在其中。他與同學們一道經過天安門，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看到是華北大學的旗幟，高喊“華北大學的同志們萬歲。”淚水從衛興華的眼中奪目而出。他為一批犧牲的戰友沒有看到新中國的成立而憂傷。想起這些患難與共的朋友們，他常常感受到自己肩上的歷史責任。

追求真理意志堅

從小學到中學，衛興華都是喜歡文學的。參加革命工作后，一切都要服從革命需要，一切都要服從組織分配。新中國成立伊始，經濟建設如火如荼，急需一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工作者結合中國國情，參與到經濟建設中來。衛興華正趕上了這個時候。然而，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對于百廢待興的新中國而言，更是一顆閃耀的明星，摘取它又談何容易。

1950年8月，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政治經濟學教研室，衛興華被組織上選去政治經濟教研室做研究生。讀研究生之前，他對“政治經濟學”沒有任何基礎，只好勤奮學習、刻苦讀書。

為提高自身理論水平，衛興華系統研讀馬列原著。從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恩格斯的《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一本一本地啃。當然，讀的最多的還是《資本論》。對于這部鴻篇巨著，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復研讀，直到徹底弄通弄懂為止。讀書生活幾乎犧牲了他所有的空閑時間，但也換來了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的理解和把握，為以后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可謂苦中有甜、苦中有樂。

研究生兩年的學習，靠的就是勤奮。他把全部時間用來上課、看書、做筆記。中午吃完飯就趴在那兒學習，幾乎沒有休息過節假日。沒有輔導教材，只能硬啃。啃不動怎么辦？他回憶道：“別人用一遍能看過來的，我用十遍。人家用十遍能看懂的，我用一百遍。人家用一倍的力量，我用十倍的力量。人家用十倍的力量，我用一百倍的力量。”1952年7月，衛興華以全優成績畢業留校，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教師。

在這所校園里，他曾先后被下放勞動、參加“四清運動”，在“文化大革命”走“五七”道路經受了磨難，但初心不改，依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堅守共產主義信仰。他憑借一種事業心和責任感，抓緊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從事經濟理論方面的研究。

教研園地勤耕耘

早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衛興華在經濟理論方面就作出了卓越貢獻。針對蘇聯和我國的經濟學教材及專著中有關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理論闡述及其加總計算的方法紕誤，衛老師在《經濟研究》1956年第1期發表了《關于資本主義地租理論中的一些問題》一文，澄清了理論是非，特別是對級差地租Ⅱ的來源和計量問題，以及將級差地租與絕對地租加總計算的問題，進行了正本清源，糾正了多位經濟學界老前輩的經濟學著作中有關問題論述的紕誤。

針對蘇聯教材中所講的貨幣具有階級性，抽象勞動是商品經濟范疇，衛老師于1958年在《新建設》刊物發表文章，否定貨幣具有階級性；于1957年在《讀書月報》第1期發表文章，否定抽象勞動是商品經濟范疇。針對我國經濟學界所存在的否定全民所有制經濟中的生產資料是商品的觀點，衛老師在《學術月刊》1959年第11期發表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的研究方法問題》，認為該觀點忽視了不同國營企業之間的獨立權利和利益，只看重了他們的統一面，而忽略了他們的矛盾面。如果否定生產資料是商品，那么必然導向否認價值規律在生產資料生產中的作用。

改革開放后，衛興華學術的春天來了。他以執著的精神和飽滿的熱情，為新時期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創新和發展付出了極大的精力和心血。隨著改革的深入，一系列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提了出來，經濟理論與社會實踐的結合日趨緊密，衛興華的研究內容也逐步擴大。他的研究領域更多地轉向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理論、經濟運行機制理論、所有制理論、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經濟增長與發展方式理論、收入分配理論、公平與效率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等領域。

針對把重視發展生產力的觀點和實踐批之為“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以及宣傳上層建筑決定論、生產關系決定論，1978年衛老師在《光明日報》先后發表《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和《略論生產力發展的連續性》，并于1980年在《哲學研究》發表《生產力的內容和發展生產力的問題》，指出生產力的許多因素曾在長時期中被粗暴地忽視了，致使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成為跛足的東西。

針對為生產而生產，忽視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問題，衛老師在《經濟研究》1979年第1期發表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物質利益關系》，還發表了幾篇有關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論文，并提出了“社會全部實際需要的滿足程度”的計算公式。

針對當時流行的關于“過渡時期”的“新”理論，將馬克思所講的“過渡時期”錯解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過渡時期，宣傳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都是過渡時期，再把列寧關于過渡時期階級斗爭更加尖銳一類話加之于社會主義等觀點，衛老師在《教學與研究》1980年第1期發表了《我對馬克思“過渡時期”理論的理解》，指出馬克思的“過渡時期”不是指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社會主義階段，而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時期。

針對“唯成分論”的錯誤思想，衛老師在《經濟問題》1983年第3期發表了《馬克思怎樣看待資本家和地主個人》一文，闡述了馬克思關于不要資本家和地主個人對資本主義關系負責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他在文中強調：馬克思把剝削制度、剝削階級同剝削者個人區分開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消滅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從而消滅人剝削人的經濟關系，但并不消滅原來的剝削分子個人，而是要在剝奪了他們的生產資料以后，將其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唯成分論”不但要原來的剝削分子個人對過去舊制度下的經濟關系負責，而且要他們的子子孫孫對其祖輩的經濟活動負責。這種思想和政策是違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理論的。他的關于講出身、唯成分論的評論，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影響。

針對引證列寧關于“小生產是經常的、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論斷中出現的問題，衛老師在《經濟學動態》1982年第3期發表的《怎樣理解列寧關于小生產的一個論斷？》一文中指出：列寧把不肯將余糧交給國家而是拿去高價出售、搞投機倒把活動的農民，直接稱作資產階級。列寧的論斷是針對蘇聯當時存在的違反國家規定的私賣糧食活動提出告誡的，有其特殊背景，而非作為政治經濟學的一般科學原理提出的，因而澄清了人們對列寧論斷的誤解。

針對流行的生產力二要素論、三要素論，衛老師提出生產力多要素論。他認為，《資本論》里講生產力的要素，其中包括勞動者的熟練程度、生產資料的數量和質量、分工協作、自然條件，更包括科學的發明及其在生產中的應用。我們爭論生產力是二要素還是三要素，縮小了馬克思所講的生產力的內容，這對我們發展生產力是不利的。

此外，衛老師還最早提出不要混淆外延與粗放、內涵與集約的經濟增長方式；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公有制實現形式；最早系統研究和論述了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理論，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調節企業的縱向二層次調節理論；第一個反駁割裂所謂傳統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后者反對前者的觀點。

衛老師早在1980年就提出了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必要性。他在《新湘評論》雜志發表《關于個體經濟存在和發展的若干理論問題》中，論述了允許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同時存在的客觀依據。他最早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但又不贊同把非公有制經濟定斷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觀點。此外，他還撰文區分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指出前者只以公有制為基礎，后者則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近年來我國私有化浪潮興起，有的人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為私有化尋找理論依據，社會上很多人對公有制頗有微詞。衛老師在《經濟學動態》、《高校理論戰線》等多家雜志撰文，指出要防止有人錯解或歪曲馬克思主義。2012年，衛老師在《紅旗文稿》上發表了《為什么說公有制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該文刊發后，國務院國資委高度重視，專門下發通知，請各中央企業黨委（黨組）將該篇文章列入中心組學習和討論的重要內容，同時安排網站、報刊等媒體進行轉載，進一步擴大影響。

衛老師不僅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方面成就矚目，而且還不遺余力地推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大眾化。在理論經濟學界，少數人既跟風又圖名利，所說的話可信度不高。衛老師樹起一面講真話的旗幟，他從來不是以權威發言人自詡，而是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一切以事實為依據，以真理為目標。不僅如此，他始終站在勞動大眾的立場發聲，將信仰和科學合為一體。馬克思自己是無產者，是在貧窮與病痛的折磨中寫出《資本論》的。作為從艱苦生活和風雨歷練中成長起來的農家子弟，衛老師堅定地站到了勞動者一邊，成為替窮人發聲的經濟學家，他的一言一行都體現出了這種風格。與此同時，衛老師還將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簡明化，供普通讀者學習和了解。《資本論》可以給人多方面啟迪，但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其內容博大精深，一般讀者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盡享其內容。為了讓普通讀者更好地了解、解讀《資本論》，衛老師在多年教學實踐基礎上編寫了《資本論》的精簡版——《〈資本論〉簡說》。“簡說”即“簡明”“精簡”之意。該書出版后，被中宣部理論局、中組部干部教育局指定為向黨員干部推薦的第十批學習書目。

衛老師不僅是當代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還是人民教育家。他長期從事《資本論》教學，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傳播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主編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教材是全國影響力和發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在他執教的68個春秋里，為國家培養了大批經濟學人才，學生遍布大江南北。衛老師追求真理、堅持真理、為真理獻身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治學報國精神，以及熱愛教育事業、甘做人梯的師德師風，贏得了廣大師生們的由衷愛戴和敬仰。

一絲不茍薪火傳

衛老師傳遞薪火可謂兢兢業業、立足實際、海納百川、身體力行。當然，他傳承給我們的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相關理論知識，以及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方法和能力，更是愛國、創新、包容、厚德的寶貴精神財富。

在兢兢業業傳承愛國精神方面，衛老師總是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與國家需要結合起來、與為國家培養高級的經濟人才結合起來。基于這種理念，他始終兢兢業業工作，對自己的事業負責、對學生負責、對學校負責、對國家負責，做一個合格的教師。衛老師一生始終探索怎樣把國家的經濟工作搞得更好，怎么使我們的民族更加強盛。他認為，當代青年教師和學生獲取的知識面廣，但有時候受負面的影響也多，考慮個人的東西過多。青年學者應當在行動上更多地考慮弱勢群體的利益，更多地考慮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他曾嚴肅地講到，如果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講一些傷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話，老百姓就會罵你。關于我博士畢業后的工作去向，曾有重點大學向我拋出橄欖枝。我之所以決定讓青春之花綻放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與老師對我引導和鼓勵的一番話分不開。他對我說：西部地區更需要人才。留在西部的大學工作，條件雖艱苦些，但更能發揮自身作用。這也讓我想起了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我受教育的目的，是要幫助我的家鄉擺脫貧困，而不是讓我擺脫貧困的家鄉。

在立足實際傳承創新精神方面，衛老師強調只有在理論聯系實際中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他曾經說過：“我們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教義，似乎只要背誦一些條條，就可以凌駕實踐，指導一切，檢驗一切，判斷是非，裁剪現實。其實這是理論背離實際，這是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的態度。我們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用理論指導實踐，實踐又豐富理論、發展理論。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只有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才能真正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我從2014年3月底開始追隨老師，一直到老師逝世，時間算起來整整六個年頭。在向老師學習、與老師交流的六載難忘時光里，我深受老師創新精神的影響。這集中體現在博士論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資本觀——基于“兩資一體”的分析框架》的寫作中。2016年衛興華老師給我改博士畢業論文的時候，正是他腰疼厲害的時候。對于學生的這篇論文，他臥床逐字逐句進行修改，并從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和方法上進行補充和完善。正是在他的精心修改下，論文不僅體現了人民性和科學性，更具時代創新價值。他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創新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在海納百川傳承包容精神方面，衛老師總是與人為善、襟懷坦誠，做到獨立思考、教學相長。這里的“包容”，既包括對個人恩怨的包容，也包括對不同觀點的包容，還包括對有爭論的社會群體的包容。在教研園地，錄取博士生也好，討論學術問題也好，指導博士論文也好，衛老師都不以自己的學術觀點作為判斷和取舍的標準，而是鼓勵博士生發表不同的、有深度的學術見解。

有一次他講到勞動價值論時，一口氣問了大家三個問題——雞蛋所形成的價值是由“雞”帶來還是由“人”所創造？機器人生產出來的產品，其價值是由“機器人”帶來還是由“人”所創造？甲和乙種植面積相同而肥沃程度不同的農地，耗費同樣的勞動時間，農產品價值差異是由土地本身所帶來還是由種植者所創造？教學活動結束后，我在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途中給他發短信，說明我對這些問題的理解。他回復說：可以展開討論。對于與他觀點不同的學者，他也堅持“和而不同”的原則，并不妨礙到日常的彼此交往。關于民營企業家的地位和作用問題，他總是給我們舉五星紅旗的例子。五星紅旗上的五顆星星，核心是中國共產黨，其余四顆小星星分別代指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在身體力行傳承厚德精神方面，衛老師要求青年師生將“為人民做學問”的道義擔當放在首位。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衛老師常常教導我們，應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做學問，成為人民的經濟學家，成為人民擁護的經濟學家，成為替老百姓說話、替人民說話的世界級的經濟學家。他也堅信，一個人的品德有多高尚，他的天空就有多遼闊。2014年春，我在研究“資本下鄉背景下甘肅城鄉一體化道路”這一課題時，認為在工業化、城鎮化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資本下鄉”不會導致類似古代土地兼并、農民起義之類的后果，故將“資本下鄉”理解成一種合理行為及必然趨勢。我就此問題通過短信請教衛老師。他回復說：做學問不能僅從事物發展的技術層面著手，更要把握認識事物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向。

不容否認的是，當下不少人“懷惠”較多而“懷德”較少。為弱勢群體說話、為人民做學問，任重道遠。在正確處理義利關系、物我關系、人己關系問題上，衛老師總是言傳身教、身體力行、表里如一。外面請他講學、作報告，他從來不講價錢。一次他們通過經濟學院的行政人員請老師講學，問他該給多少報酬。他說他從來不講這個，給不給都可以；講學、作報告是應該給人家更多的思想啟發、更多的精神食糧、精神財富。衛老師告誡青年學者也應做到艱苦樸素、勤奮學習、深入鉆研、安心治學，而非過分追求物質利益。2016年他將所獲第四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的100萬元獎金全部捐出，用于支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和科研、人才培養以及優秀成果獎勵；2019年他又將所獲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100萬元獎金全部捐出，用以設立經濟學獎勵基金，真正無愧于“人民教育家”的榮譽稱號。

生命不息，傳承不止。衛老師79歲離休后仍繼續帶博士生、參加學術會議、發表學術論文，與離休前一樣忙碌。我曾于2019年5月31日下午3點半到人大看望衛老師。進門后，94歲高齡的他正給博士生們開展關于“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成就與經驗”的教學活動。他講了整整兩個小時，然后臥床吸氧。我有幸再一次聆聽他的諄諄教誨，并在告別前勸老師多加休息。這是我最后一次見老師的情形——他不顧及自己的身體狀況，仍在堅持為國家和民族培養經濟人才。

三尺講臺，滿園桃李競芬芳。一生唯實，經世濟民為興華。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原載《中華魂》雜志2020年第4期，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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