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冬今春，一場史上罕見的新冠病毒在全世界的蔓延，使“病毒”“疫苗”“冠狀”“瘟疫”這樣一些詞匯以極高的頻率出現在媒體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社會大眾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關注“傳染病”這個似乎離我們還顯得遙遠的事情。正是新冠病毒暴發期間，一部皇皇50余萬言的報告文學巨著《中國疫苗百年紀實》應時出版。很多讀者納悶，為什么作為軍旅作家和資深報人的江永紅，好像一年之前已經預料到這場2020年冬春的新冠病毒一樣，他從一年之前開始采訪創作的這部著作在付梓成書的時候，就趕上史上罕見的新冠病毒在全世界暴發呢？事情竟然是這樣的偶然和蹊蹺。是的，的確如此。這恰恰應了中唐大詩人白居易的那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名言。江永紅的這部作品好像就是特意為這次疫情而創作的。不管怎么說，《中國疫苗百年紀實》的的確確為蝸居抗疫中的中國百姓提供了一部可供了解中國人民百年來與重大疫情斗爭的歷史。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這部《中國疫苗百年紀實》不僅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用文學形式記述中國疫苗發展史的著作，也是一部第一次運用文學形式向全社會普及關于傳染病知識和疫苗知識的優秀作品。這的確是當下很值得一讀的好書。如果講特點的話，我首先認為這是一部寓事于史且具有史詩品格的著作。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上，自從有人類以來，就伴隨著同各類傳染病的斗爭，人類就是在經歷無數瘟疫并且同各類瘟疫的斗爭中發展過來的。據史料記載，中國歷史上經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在這部記述中國疫苗百年的著作中可見，僅僅在中國就有過1700余次載入史冊的大的瘟疫發生。各種不同類型的傳染病和瘟疫，曾經一次又一次讓人類幾遭滅頂之災，有的甚至瀕臨亡國滅種之悲慘境地。別的不說，中國歷史上有兩個王朝的覆滅，幾乎都伴隨著瘟疫的發生。1232年，當蒙古草原的鐵騎元軍兵臨金人統治的汴京城下的時候，金人曾經想屈膝求和，可戒嚴剛剛解除，汴京遭遇的就是一場大瘟疫，50日90余萬人斃命，這是何等慘烈恐怖，金都汴京元氣大傷，無可奈何，只有舉旗向大元繳械投降了。大明王朝的滅亡當然首先在于自身的腐敗，皇帝治國無方，不理朝政，但歷史典籍也清晰可考，崇禎年間的那場京城大瘟疫，何嘗不是滅亡大明王朝的點點星火的助燃劑呢？還有，歷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幾乎是文學史上風華絕代的最佳組合，但是公元217年的一場瘟疫，卻幾乎用“團滅”的形式讓這個中國文學史上的男子天團倏然凋零，七人中有五人相繼死于瘟疫。1060年的北宋開封大瘟疫，死者遍野，著名史學家司馬光曾經以《七哀詩》來悼念他突然亡故的七位友人。這七人中，就有宋史上有記載的著名詩人江修復、梅堯臣、韓宗彥。查遍史書，歷史上死于瘟疫的帝王名流，可以說數不勝數。作者正是以站在大歷史的更宏闊的視野為背景，開始了對中國人民戰勝各類瘟疫斗爭的記述，開始了對中國疫苗百年發展史的文學記錄。作者為什么要寫這近百年的歷史？我想從五千年我們民族的歷史沿革來看，中華民族同瘟疫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雖然每次瘟疫都會奪走無數人的生命，但這并沒有給中華民族帶來毀滅性的災難，也沒有阻擋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其個中原因，被毛主席贊為“中國對世界第一大貢獻”的中醫，在幾千年制伏瘟疫的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預防和治療經驗，自然是功不可沒的。而運用研制疫苗的形式來主動應對和力求根除各種傳染病，是近百年才有的事情。作者從1910年中國東北那場大鼠疫起筆，開始了對我們這個民族與瘟疫主動斗爭歷史的記述。東北起于哈爾濱的那場被稱為肺鼠疫的大瘟疫，從1910年底暴發到1911年初，整個東北死于鼠疫的人口多達6萬。但是，以伍連德為代表的科學家，采用“焚尸”、“大隔離”、“戴口罩”等辦法，用了僅僅67天時間，便撲滅了暴發于哈爾濱的肺鼠疫，成為世界奇跡，也讓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了科學防疫的巨大威力。當1911年的4月3日，來自英、美、俄、德、法、奧、意、荷、日、印、墨等11國和中國的34名專家齊聚沈陽，召開“萬國鼠疫大會”時，第一個提出鼠疫“人傳人”并且科學防疫的中國科學家伍連德先生不僅被請上主席臺，而且被國際醫學聯盟封為“鼠疫斗士”、被當時的宣統皇帝封為“醫學進士”，并且非常榮幸地當選為大會主席，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在這樣一個領域獲得的最高榮譽，它標志著中國作為政府主導防疫的一個嶄新開端。從那以后，中國人民的抗疫斗爭進入了利用疫苗科學防疫和主動作為的新的歷史階段。作為這個階段的重要標志，是民國政府中央防疫處的成立，這時才開始了由國家主導的有組織地開展對疫苗的研制和對傳染病的防治。但在舊中國，不管是戰亂頻仍的軍閥大戰的時代，還是國民黨蔣介石的黑暗統治年代，都不可能用多大財力精力去關注民生疾苦，民國時期的國民防疫受制于洋人，科學家們空有一腔報國志，工作十分艱苦。國民黨蔣介石統治下，把更多的錢用在“圍剿”和對付共產黨上，發展防疫抗災幾乎是一毛不拔。但是，就是在這樣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中國科學家們以極其頑強的精神，抱著對人民生命的極大關注，也創造過疫苗發展史上的諸多奇跡。比如，由伍連德博士主導的運用科學方法開創了戰勝鼠疫的世界先河，由科學家齊長慶和李嚴茂發明的根治天花的“天壇株”疫苗和根治狂犬病的“北京株”疫苗，都曾經是轟動世界的大事，這些成就不僅給中國也給世界防疫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由科學家湯飛凡主導研制成功了中國第一支青霉素，等等，這些都標志著中國防疫事業成長和發展的歷史，標志著中國科學家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那種勇于同瘟疫斗爭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但是，《中國疫苗百年》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防疫事業真正成為在世界獨樹一幟的重要力量，真正成為一項為民生的蓬勃發展的偉大科學事業，真正取得令整個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還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級政府真正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人民健康當作執政的第一要務。作者用嫻熟的文字和動人的敘述在書中列舉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數字和事例，我們讀來為之震驚和鼓舞，這些事例和數字使我們不僅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偉大進步而驕傲，也為我們一代又一代為防疫和疫苗研制獻身的科學家們的成就而驕傲。比如，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生物戰線的廣大科學工作者，通過免疫手段消滅了天花，消除了脊髓灰質炎，基本消滅了鼠疫、霍亂，有效控制了其他傳染病的發病率。這是這個民族歷史上的偉大創舉。國家衛健委為此曾經向全世界宣布，從1978年到2014年，中國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質炎、結核、破傷風等主要傳染病的發病率降幅達到百分之99以上。全國普通居民有計劃的疫苗接種使人民健康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居民平均壽命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不到35歲，提高到2018年的人均77歲，嬰兒死亡率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千分之200下降到2018年的千分之6.1。我國消滅天花的時間是1961年，而世界宣布全球消滅天花的時間是1977年。整整提前了16年。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的具體體現。人民為什么擁護共產黨？老百姓為什么在我們的黨曾經有過這樣那樣失誤的情況下，依然堅定不移跟定共產黨？堅定不移認定社會主義道路是真正以人民為中心的唯一正確的選擇？以敘事選材和結構故事見長的作家，在這部書中從疫苗這個獨特的視角，用無數蕩人心魄的歷史故事講述了透過疫苗折射的共和國歷史，有的聽來感人淚下。比如，1949年，就在新中國成立的10月份，新中國的開國禮炮剛剛響過，近在百把公里的察哈爾省便傳來兇訊：一場罕見的鼠疫從一個村暴發迅即傳遍察哈爾省，并且正在向首都北京逼近。似乎有意在考驗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此時，依托大西南茍延殘喘的蔣介石和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心中竊喜，敵人都在暗暗看中國共產黨的笑話，他們認為共產黨過不了這道坎，等著這個新生政權亂中出錯，會遽然夭折。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毛澤東主席親自出馬指揮，董必武親自掛帥，僅僅用一個月時間，便撲滅了這場亙古罕見的疫情。在新中國防疫第一戰中，用蘇聯支援和自己趕制的疫苗撲滅鼠疫，打了勝仗，向人民交出了一張合格的答卷。用鐵的事實回擊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夢想。此后，以原來六大生物研究所為基礎，中國生物制品的國家隊迅疾組成，捷報便一個接一個傳來。關于疫苗研制的故事伴隨了新中國的歷史。斑疹傷寒疫苗、森林腦炎疫苗、偉大的天花殲滅戰、沙眼病毒殲滅戰、麻疹攻堅戰、脊髓灰質炎圍殲戰、新疆肉毒素突擊戰、消滅結核病的持久戰等等，等等，這一切與傳染病斗爭的歷史，幾乎都伴隨著關于疫苗的研制開發的歷史。直到2003年出現的非典病毒和眼下依然在世界蔓延的新冠病毒，新中國的70年歷史，幾乎就是一個不屈不撓地同自然界的各種病毒斗爭的歷史。但是，我們如今可以驕傲地向世界宣布，中國防疫科學以其驕人的成就如今已經傲然屹立于世界。在多個方面我們已經領先于世界，改革開放年代，我們有了聞名世界的工業化疫苗生產線，有了領先世界的百白破、麻疹、脊髓灰質炎三種疫苗，我們提前消除了小兒麻痹癥。有許多世界公認和羨慕的事實：全球最好的乙腦疫苗在中國，世界首創的甲肝減毒活疫苗在中國，等等，這些都標志著中國防疫事業的巨大成就。眼下正在進行的全民與新冠肺炎的抗疫斗爭，再次顯示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勢。一場超大型的瘟疫，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優劣對比毫不掩飾地展示在世界面前。當中國共產黨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率領和指揮下，開展全國全民防疫，竭盡全力挽救每一個生命時，西方世界卻把優勝劣汰、群體免疫、適者生存的口號叫得山響。對人民生命的態度涇渭分明。當中國以舉國之力迅速控制疫情，投入恢復生產時，整個西方卻正在處于手足無措的慌亂之中。可以說，作者透過防疫和疫苗發展這樣一個百年歷史，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中國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真正的為人民福祉著想的幸福之路。一部寫疫苗發展的書，也同時可以稱得上是一部禮贊社會主義制度的頌歌。作為一個資深報人和軍旅老作家，作家謀篇布局的能力是非常值得稱道的。百年來有很多故事，很多人物，很多事件，但作者在《中國疫苗百年紀實》中以中國生物制品的時間軸結篇布局，但這畢竟不是一部疫苗通史，更非寫疫苗技術的專業書，只能選擇中國疫苗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來寫。但作者敘述張弛有度，娓娓道來，百年歷史，清晰可辨。我覺得，如果這部書更具特色的話，那就是作品對人物形象的記述和塑造。作為報告文學題材的文學作品，人物形象能否站得住，是作品成敗與否的關鍵。魯迅先生有一段名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本書以疫苗和防疫這樣一個獨特的視角，為我們展示和塑造了一批足以稱為民族脊梁的人物形象。比如被稱為中國防疫開拓者形象的伍連德，正是這樣一個被稱為“鼠疫斗士”的傳奇人物，在黑暗的中國為無助的人民用科學送去了生命的光芒，也為被稱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在那個時代贏得了無上榮光。他的成功挽救了千百萬同胞的生命。那個犧牲在防疫一線的科學家俞樹棻，在舊中國的那樣一個黑暗年代，展示了將事業看得重于一切的為民生情懷。還有老一代醫學科學家如湯飛凡、謝毓晉等人，在作為醫生最為吃香的時代，他們都義無反顧地改行做了生物制品研究，這里邊包含著他們為民生獻身不顧一己之私的博大情懷。當新中國成立前夕，以湯飛凡為代表的一批科學家們面臨著留大陸、去臺灣或者出國發展的三種選擇，但次日便可飛往美國的湯飛凡，卻義無反顧堅決地選擇了留在大陸，他離不開他熱愛的故土，更離不開他畢生為消滅災疫和苦難而奮斗了半輩子的人民，他的留下，便使新中國防疫事業有了重要的奠基人。而1937年畢業于同濟大學的謝毓晉，與三名同窗好友一起去德國留學，他們共同的理想是解救飽受疾病磨難的中國人民，摘掉外國人戴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東亞病夫”的帽子。在德國，其他三人都毫不猶豫選擇了臨床醫學和免疫學。而謝毓晉卻堅決選擇了微生物學和免疫學，他認為當醫生每次才能救一個人，而做疫苗和血清就可以救一大片人。正是謝毓晉的這種觀念，影響了他的校友劉雋湘，這個在全國數一數二的血液制品專家，正是聽了謝毓晉上邊的話，決定跳槽改行，從此研究了一輩子生物制品。可以說，在中國每一個新疫苗的誕生，都伴隨著一群為事業獻身，甘當無名英雄的人物形象。正是因為他們畢生的付出和犧牲，我們的同胞減少了更多疾病和災疫帶來的苦難。作者有一段這樣的記述，從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靠中國生物及其六大生研所研制的疫苗進行計劃免疫，消滅了天花、消除了脊髓灰質炎、控制了常見傳染病，累計減少發病3億人次，減少死亡400多萬，對一個國家和民族，這是一個多么巨大的貢獻。這是這樣一批科學工作者，他們用畢生的付出，為中國人民的生命健康構筑了一道堅強的屏障。作者謳歌科學家們的這種精神，有幾句高度的概括和總結，稱贊他們是：驅魔滅疫的“上醫”精神、以身試藥的獻身精神、甘坐冷板凳的付出精神、愿做綠葉襯紅花的人梯精神、鳳凰涅槃的犧牲精神。其實，這每一種精神，決非空洞的口號，都有一系列催人淚下的故事。這些故事，成為本書至為感人的篇章。一部作品，第一次在中國疫苗研究領域里，聳立起了一道堪稱中國防疫史上可以成為民族脊梁式的人物畫廊。值得特別提出的是，這些曾經默默無聞地在防疫戰線為了保衛人民生命奮斗終生的科學家們，就他們對人民對國家對民族的貢獻，本應該同“兩彈一星”的科學家錢學森、郭永懷、王淦昌一樣，甚至同馳騁沙場的將軍元帥們一樣，具有毫不遜色的同等價值和意義，他們也應該是萬民崇敬的民族脊梁和民族英雄。特別是當下我們面對蔓延世界的重大疫情，諸如鐘南山、李蘭娟、陳薇等科學家們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愛戴，受到整個社會的追捧，我們這部書中的人物群像，本應該享受這樣的殊榮，他們同樣屬于這樣的人物方陣，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他們的名字，卻一向卻鮮為人知。就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的甘為社會默默奉獻的無私情懷，他們把自己的人生與民生融為一體的獻身精神，他們不計名利甘為綠葉的品格，更表現的是他們寬廣的胸懷。說到這兒，我覺得作者江永紅本來是一個以寫軍事題材而聞名軍內外的軍旅作家和著名記者，而這次卻以70歲高齡，撲下身子在防疫和疫苗研究領域一扎就是一兩年，寫出了這樣一部不僅文學性、史料性和可讀性很強的報告文學大作，為中國圖書領域做了一件填補空白意義的優秀作品。他也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告訴我們，在我們當下這個科技高速發展，新課題、新技術、新知識不斷更新的新時代，我們每一個作家都應該認真地深入生活，向生活學習。生活中永遠有我們取之不盡和寫之不竭的題材和素材。《中國疫苗百年紀實》揭開的是我們無數文學富礦的礦口，包括我們的電影電視和戲劇及其其他文藝題材，都應該從《中國疫苗百年紀實》的創作中得到新的啟示，去多領域地表現我們沸騰的日新月異的生活，去開掘我們文藝表現領域的各類富礦，我想如此，便是這部作品給我們整個文藝工作有了更深的意義更有益的啟示。
（作者系著名文藝評論家、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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