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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忠：李德與中共和共產國際

點擊：作者：邵建忠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2-09-11 11:22:18

【李德長征時的照片】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國家內憂外患，災難深重，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壓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猶如冉冉升起的一輪朝日，給這個飽受剝削壓迫和欺凌的苦難民族帶來了光明和希望。在中國人民波瀾壯闊的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英勇奮斗，不怕犧牲的精神和壯舉，得到了中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也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廣泛同情和支持，許多外國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投身到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而斗爭的洪流之中，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歷史時期，始終都有他（她）們的身影，他們與中國人民一起并肩戰斗，將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都奉獻給了他們熱愛的這片熱土，留下了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感人故事，讓中國人民至今都感激并懷念他們。然而，與之相反的，卻有這樣一位令國人痛心疾首，且無法忘掉的外國（德國）人：雖然他也是來華幫助指導中國革命的，但由于他身份特殊，不了解中國國情，還以太上皇自居，凌駕于中共之上，犯了教條主義瞎指揮錯誤，幾乎葬送了紅軍和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心里留下了一道永遠無法抹去的深深傷痕，這個人就是奧托·布勞恩，他的中文名字叫李德。

昔日積貧積弱被人嘲弄為東亞病夫的中國而今已躋身世界經濟強國，這里面也有幫助了我們的外國友人的一份貢獻。當我們回首往事穿越時空隧道時，不僅緬懷那些為了祖國和人民翻身解放而犧牲的革命先輩，也為那些曾幫助過中國革命的外國友人之奉獻犧牲精神而感動和欽佩，也不免使我們對李德給中國革命事業造成的損失而痛心和嘆惜。

（一）

說到李德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那還得從他來到中國之后說起。1932年秋，李德被共產國際以軍事顧問身份派往中國，來到了中共臨時中央所在地上海。（另一說法：共產國際特工牛蘭夫婦在上海被捕，左格爾和潘漢年請示共產國際，共產國際決定用錢將兩人贖回，于是派李德攜帶2萬美元來到上海贖人，之后，博古便請示共產國際，經同意，將其留在身邊作了軍事顧問，但不得參與中共決策。）1931年夏，由于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總書記向忠發的相繼叛變，使黨中央及共產國際機構遭到了近乎滅頂之災的嚴重破壞，已經難以在此繼續立足。1933年初，臨時中央被迫遷入到了江西蘇區，十月，李德也被中共地下組織秘密護送來到了蘇區。

同是這年十月，蔣介石在他的德國軍事顧問賽克特的幫助下，糾集了一百萬軍隊，二百架飛機，自任總司令，向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面對氣勢洶洶的敵人，時任中共中央負責人的博古很自信地認為：中央紅軍的前四次反“圍剿”作戰，我們能夠在沒有任何人幫助的情況下取得勝利，而這次，我們有了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坐鎮指揮，要取得勝利應是沒有問題的。博古甚至完全不顧前三次反“圍剿”勝利是由毛澤東、朱德指揮，第四次是由周恩來、朱德指揮而取勝的事實，自以為是，高傲輕敵，過分地自信且看好李德。由于自己不懂軍事又不愿聽毛澤東的意見，因此李德的到來，似乎讓博古覺得有了取勝的底氣和信心，甚至信心十足地認為打破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是沒有任何懸念的，他把紅軍取勝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李德的身上。

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受共產國際領（指）導，尊重和服從其領（指）導是各國共產黨都遵守的原則。但是，在當時的中共黨內，許多同志卻把尊重服從共產國際變成了盲從和迷信，這就為這位不懂中國情況卻要指揮紅軍的李德大開了綠燈。李德來到蘇區后，上至中央領導，下至普通戰士，無不對這位“洋大人”畢恭畢敬，呵護有加，由于博古把紅軍取勝這塊寶全壓在了李德身上，唯恐對其照顧不周引起這位洋大人的不快，生怕他敷衍了事甚至打行李卷走人。因此，在當時紅軍各方面都很困難的情況下，中央還是盡全力來保障他，不僅為他配備了翻譯、警衛員、炊事員等，并在軍委駐地沙洲壩附近選擇了一幢環境幽靜，周圍都是水稻田的獨立房子，專供他居住和辦公。生活上更是對他優待和照顧，博古甚至讓中央局婦女工作部部長李堅貞為李德物色了對象，使其與紅軍女戰士蕭月華結婚，以便能照顧好李德的生活。博古認為李德不僅能夠幫助他指揮打仗，他也可借李德共產國際軍事顧問這張招牌來打壓沒有吃過洋面包，但卻在紅軍中有很高威望的毛澤東，可謂一箭雙雕。然而讓博古及紅軍指戰員想不到的是：正是由于這個洋顧問的到來，就此拉開了導致紅軍慘烈悲壯失敗命運的序幕。

【“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

李德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是空前的。

李德的到來，由于有不懂軍事又排斥毛澤東的博古等人的極力支持，便拱手交出了紅軍的指揮大權，還讓他成了最高“三人團”對軍事問題的最后決定者，成了紅軍的太上皇。他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倚仗著軍事顧問的權威，完全凌駕于中共集體領導之上，發號施令瞎指揮，用所謂的“御敵于國門之外”、“堡壘對堡壘”這種完全不適用中國工農紅軍作戰實際的洋戰術，指揮紅軍與敵人打仗，結果非但不能達到消滅敵人之目的，還使紅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更使得蘇區到了紅軍在通過極大犧牲努力才建立起來的根據地，此時也已是被敵人包圍壓縮到了將要被吞食掉的境地。在經過了廣大紅軍指戰員的英勇拼搏但敵人仍步步緊逼已經無法打破其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的情況下，迫使中央紅軍不得不放棄蘇區，進行沒有根據地依托的艱苦卓絕的長征。李德這種正如彭德懷所說的“崽買爺田心不疼”不顧紅軍實際的打法，注定了要葬送紅軍和中國革命。

【油畫《湘江戰役》】

不能打破敵人的“圍剿”，中央及十萬紅軍的出路在哪里？在失敗面前，李德、博古一籌莫展，沒有明確的目標和方向。攤開地圖一看，只能是前往距瑞金蘇區較近的湘西，去那里與二、六軍團會合，之后依情況再另作打算。而此時的蔣介石，早已判明了中央紅軍的去向，隨之進行了堵截部署。長征開始后，按照李德、博古的命令，紅軍五個軍團抬著中央這個轎子，帶著壇壇罐罐，采用搬家的方式前往湘西，在經過敵人四道封鎖線，渡過了湘江之后，已經使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八萬六千多人銳減到了不足四萬人，如果仍堅持要去湘西，等待紅軍的只能是全軍覆沒的結局。面對如此嚴重情況，在通道會議上，李德、博古不得不采納毛澤東等人的正確意見，放棄去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而轉兵向敵人力量相對薄弱的貴州前進。

【通道會議舊址】

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挫折和失敗，廣大紅軍指戰員日漸覺醒，越來越認識并看清了“左”傾教條錯誤給紅軍造成的危害，黨心、軍心眾望所歸，無不祈盼著毛澤東同志能夠重新出來領導指揮紅軍。在1935年1月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是由于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內正確進步力量的力挽狂瀾，及時糾正了“左”傾教條軍事指揮的錯誤，遏阻住了錯誤路線的繼續發展，才使中央紅軍得以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轉危為安。

【油畫《遵義會議》（沈堯伊作）】

遵義會議是一次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挽救了黨和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為了能盡早地消除“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影響和干擾，進而使紅軍能夠輕裝上陣并機動靈活地作戰，遵義會議之后，中央撤銷了最高“三人團”，李德自然就不能再指揮紅軍了，其軍事顧問的頭銜自然也就不存在了。然而，對于李德重新分配做什么工作，是仍將其留在指揮紅軍的崗位上，讓他重新開始做一個真正的“顧問”（參謀）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即便不在指揮崗位，但人仍留在中央，也有礙新的領導集體的指揮，因此，中央在經過反復權衡之后，決定將李德下放到了曾對他較有好感的林彪所在的一軍團，以便隨軍行軍也能照顧好他的生活。

沒有了指揮權的李德，雖不滿遵義會議對他的批評，一度曾陷入了迷茫之中。但當他看到中央紅軍經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翻越了夾金山，擺脫了敵人的追擊，實現了與四方面軍的會合后，他不僅對自己的錯誤有了一定的反思和認識，而且當張國燾要脅迫中央紅軍南下時，還能夠挺身而出站在黨中央一邊，與張國燾進行斗爭，表現出了知錯即改的好的一面。1935年10月，李德隨中央紅軍一起到達了陜北。此時的李德，雖早已不再是軍事顧問，也不參與中革軍委對紅軍行動的決策，但有些事中央仍通報給他，中央極謹慎且微妙的維系著與他的關系。初到陜北，由于中共與共產國際還沒有取得聯系、三大主力紅軍還沒有會師，此時，只要李德還在延安，他就仍是共產國際的一個象征，在一定程度上不僅能夠維系住遵義會議上中央領導層經過“洗牌”后形成的新格局，還能夠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起到一個特殊的牽制作用。到了年底，張浩從蘇聯回到了陜北，帶回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電臺密碼，雖暫未能溝通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聯系，但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全力協助中央，并成功地解決了張國燾問題，得到了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肯定和贊許。此時，毛澤東對遵義會議改組后的中央領導層能否得到共產國際認可的擔心才放了下來，而此時李德身上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光環自然也有些黯然失色了。鑒于此，中央還是適當地分配了李德做一些適合他做的工作。1936年2月，中央紅軍和陜北紅軍要東渡黃河進行東征，李德又開始躁動不安指手畫腳。他在向中央提出的《對戰略意見書》中，指責紅軍東進山西，并轉進到綏遠，接近中蒙邊境，是想挑起日蘇戰爭。這一行為，自然受到了中央的批評。

東征結束，部隊勝利返回陜北。為了培養黨的高、中級政治軍事干部，6月初，由林彪任校長的紅軍大學成立，中央考慮到李德的特殊身份，尤其是他有過在蘇聯軍事院校學習的經歷，具備一定的軍事理論知識，因而便將他安排在了紅軍大學給學員講戰役學。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張學良為了鞏固與共產黨、西北軍形成的三位一體的局面，主動從延安撤出東北軍，并將地盤交給了共產黨。1937年1月，黨中央機關進駐延安。當時在延安三十里鋪至甘泉勞山之間，國民黨特務和當地土匪的破壞搗亂活動一度猖獗，為保證黨中央機關的安全，中央軍委指定李德負責這一帶的剿匪工作，他也能盡力地去完成中央交給他的這一任務，除此之外中央也未再另給他安排其它工作。

直到1939年夏，周恩來因騎馬摔傷需要去蘇聯進行治療。考慮到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已得到共產國際認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導核心地位已基本形成，李德繼續留在延安也已沒有了實際意義，經中共中央報經共產國際同意，李德便與周恩來同機離開延安到蘇聯，從此結束了他在中國長達八年的歷史使命。

（二）

李德來到中國，正是中國革命在全國迅速發展之時。當時中共領導人的本意是：寄希望于李德的到來，能夠對中國革命有一個更有力的推動，尤其是能夠在軍事上有一個直接的幫助和指導。希望和祈盼在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幫助指導下，使得紅軍的力量能夠得以不斷地成長壯大，中國革命能夠早日成功。但不幸的是，這個外來和尚念不了中國經，由于博古等人不懂軍事又排擠毛澤東同志，且一切唯共產國際軍事顧問馬首是瞻，拱手將紅軍的指揮大權交給了李德，讓一個根本就不懂中國國情的外國人來指揮紅軍打仗，豈有不失敗之道理。這也就完全與中共的初衷南轅北轍了。

自黨中央撤離上海之后，上海中央局便承擔起了與共產國際及蘇區之間的電臺聯絡任務。1934年9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及其秘密電臺在被敵人破獲之后，共產國際駐華代表機構也被迫撤走，從而使共產國際執委會完全中斷了與中共之間的聯系。這也就使得博古、李德教條主義獨斷專行的做法沒有了約束。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中央就試圖通過各種渠道設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系，在通過了各種努力都沒有能夠成功的情況下，迫使中央不得不在紅軍“四渡赤水”之后派出陳云、潘漢年繞道上海到蘇聯，去打通與共產國際間的聯系通道。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后，中央確立了北上在川、陜、甘邊建立蘇區的戰略方針。但由于張國燾的分裂，不但不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還企圖用武力來脅迫中央，迫使兩軍不得不分家，中央不得不率領一、三軍團脫離危險先行北上。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央作出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電令他改正錯誤并立即北上，同時，為了縮小目標，便于繼續北上，中央決定讓李德與葉劍英、鄧發等人組成編制委員會，主持部隊整編工作。9月20日，在哈達鋪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決定將中央的落腳點放在陜甘。為了促成這一目標的實現，解決中央的戰略“背靠”問題，中央在考慮到與共產國際已久失聯系，尤其是到目前仍然沒有陳云、潘漢年消息的情況下，隨之作出了派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秘書長的謝覺哉、中國工農紅軍總供給部副部長的毛澤民先去新疆建立交通站，之后再設法打通與共產國際聯系的決定。只是后來由于情況變化，這一計劃未能實施。直至1935年10月中央到達陜北，仍然未能取得與共產國際之間的聯系。到了1935年底，共產國際派出的代表張浩攜帶電臺密碼到達陜北，但由于技術原因仍未能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系，之后劉長勝從蘇聯帶回的密碼才得以建立起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無線電聯系。整個長征期間，中共已完全處在了共產國際對其指導的“盲區”。

李德所犯錯誤都是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會議之后他也就沒有了發言權。

由于共產國際失去了對中共的指導，加之博古等人對李德的盲從，才得以使李德的教條主義能夠大行其道，因而造成了對紅軍如此重大損失也就不可避免，李德自然也就難以逃脫導致紅軍失敗的這個責任。1936年夏，李德曾對來到陜北的斯諾說：“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的……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的情況下采取什么主要戰術。中國同志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然而幾十年后，李德在他的回憶錄中卻說：“特別是1934至1935年，黨的領導完全同外界隔絕，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嚴重。他們從國際共產主義工人運動那里，具體地說就是從共產國際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幫助。所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農民的、地方性的民族主義的情緒，就能夠不顧馬列主義干部的反對而暢行無阻，甚至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暫時地為這種情緒所左右”。盡管李德的自白顛倒了事實，但卻證明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符合紅軍實際出發制定的方針路線的正確。

李德給紅軍造成的損失，就是因為他是打著共產國際這張招牌才導致的結果，雖然當時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系，共產國際也沒有授權李德指揮紅軍，但無論如何共產國際仍是有一定的責任的。當陳云到蘇聯將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及迫使紅軍長征的原因告知共產國際時，共產國際對此也非常地重視，要求了解調查相關的情況。據相關人士后來回憶說，當李德回到蘇聯之后，斯大林曾專門召見對其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并要求國際組織對李德在中國的情況進行全面調查。

根據共產國際之相關報告制度：凡是被派往到各國去工作的顧問（代表），在完成了其使命之后都要向共產國際進行工作報告，共產國際要依據其表現對本人給予組織鑒定，也要給所在國共產黨組織一個交代。對沒有完成好任務甚至造成了所在國共產黨事業受到重大損失，在分清了責任的情況下，也要視問題的大小、程度給予必要的組織鑒定和處理。李德在回到蘇聯之后自然要對其在華工作情況進行述職，由于他對中國紅軍失敗負有直接的責任，自然要受到共產國際的調查處理，不能說人離開了中國就一走了之。如果不對其進行審查和處理，既不符合共產國際的組織原則，也不能給中共一個交代。在李德回到蘇聯之后不久，共產國際監委會便根據中共中央報送的文件資料、中共領導人向共產國際的情況匯報、李德自己寫的檢討材料等，尤其是在聽取和征求了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共領導人的意見后，隨之做出了對李德進行審查的決定。

按照程序，共產國際監委會要召開專門會議，李德必須在會上對自己的錯誤進行檢查和反省。在此基礎上，組織還要對其所涉及到的問題進行質詢和核實，與會者也可以充分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最后根據會議討論情況提出處理意見。

應該說共產國際監委會在對李德問題的處理上是認真和負責的。

（三）

為了開好這次會議，共產國際廣泛聽取了中國同志的意見，力求達到既給中共一個交代，也對李德本人負責的目的。為此，國際監委會要求中共代表團的同志，以及在莫斯科的比較了解李德情況的中國同志均被受邀參加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共領導人周恩來、任弼時，原中華蘇維埃銀行行長毛澤民，曾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的、且在長征中擔任紅一軍團二師政委的劉亞樓，還有翻譯師哲等人。另外蘇聯、德國相關部門的有關同志也參加了會議。

會議由共產國際監委會主席佛羅林主持。

會議伊始，李德先對自己在華期間的工作做了回顧和總結，尤其對自己所犯錯誤進行了檢討，承認由于自己的指揮錯誤給中國工農紅軍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對自己凌駕于中共之上的錯誤做法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和反省，態度也還算是較誠懇和認真的。即便如此，畢竟他創下了這個“大禍”，因而其他人在發言時，并沒有因為李德的態度較為誠懇而放棄對其批評，多數人仍對李德的錯誤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評。周恩來是與李德打交道最直接且時間較長的人，對李德獨斷專行的霸道作風非常了解，當第五次反“圍剿”還在進行之時就同李德爭論過多次，要求改變其錯誤打法，卻遭到拒絕。長征伊始，周恩來雖也是最高“三人團”成員之一，他對李德的許多不切實際的作戰方案，都持修改補充甚至反對的態度，同樣遭到了李德、博古的否定和拒絕。盡管如此，周恩來并沒有盲從，而是對其許多錯誤做法仍保留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以盡可能把由于李德博古的錯誤指揮對紅軍造成的損失減小到最低。為了對紅軍和中國革命負責，尤其是在重大戰略問題上，周恩來在自己判斷或者把握不準的情況下，很愿傾聽和采納毛澤東等人的正確意見，并將其提交給“三人團”以供研究決策時參考。然而，不僅周恩來的這種做法遭到了李德博古的斷然拒絕，他們尤其對毛澤東的意見更是加以嘲弄并嗤之以鼻。這種傲慢無禮不顧紅軍實際又蠻橫聽不進不同意見的做法，周恩來對此十分的氣憤。由于博古支持李德的行為，因而周恩來所能夠做的事，就只能是在自己職責范圍內，采取某些措施進行補救，把可能由于錯誤決策對紅軍造成的損失減小到最低。

李德對周恩來的黨性和人品是非常地清楚和了解的，對自己在和周恩來共事期間的霸道作風，尤其是做的一些傷害了周恩來的事，心中也產生了許些愧疚和不安，希望周恩來能夠諒解。會上，周恩來沒有計較個人的恩怨，而是以中國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以有利于對中國革命和對歷史負責的態度，中肯客觀地指出了李德和博古所犯的錯誤，在事實面前，李德只能對此沉默無語。長征時，任弼時雖在二、六軍團，沒有和中央紅軍一起長征，也沒有和李德有過直接的接觸，但在1936年7月二、四方面軍會師時，通過朱德、劉伯承的情況介紹，不僅對李德的霸道作風已有所聞，對其瞎指揮造成的后果也深惡痛絕，他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有理有據地對李德的錯誤進行了批評。長征時擔任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的毛澤民在發言時說：原來全國紅軍有30多萬人，長征后就只剩下了幾萬人，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當時全國的共產黨員也有30多萬人，后來也只剩下了幾萬人，同樣也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全部南方根據地，白區的地下黨，也都被葬送和喪失了……。在聽到這些較為尖刻的批評后，李德已經是坐不住了，他忙用德語對主持會議的共產國際監委會主席佛羅林辯解道：“到中國當顧問，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樣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損失，怎么都能讓我負責呢？他們中國的事，我本來就弄不清楚，我一開始就說過，以后也一直說，我只是個顧問，對于我的意見，你們可以聽，也可以不聽嘛！你們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給我呢？搞壞了事就都罵我，我簡直成了內奸反革命，佛羅林同志，我可是忠于黨和國際路線的啊……”。看到李德急不可耐的慌張樣子，佛羅林對李德搖頭說道：沒有那么嚴重，也不必過于緊張。待李德的情緒穩定之后，接著其他同志又繼續發言。在中國同志用大量事實批評李德之后，蘇聯及德國的同志也相繼進行了補充發言。

共產國際監委會是依據李德所犯錯誤對其進行審查的。通過對李德進行批評和幫助，在本人也承認并愿意改正自己錯誤的前提下，并經與國際執委會商討請示后，隨之對李德做出了有錯誤但免予處分的決定。其理由主要是：李德在離開上海去江西蘇區時，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的代表阿瑟·尤爾特就有過告誡：“要在黨政軍領導中有爭論的勢力之間做些和解工作……，一切決議最后還是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瑞金革命軍事委員會作出”。李德的錯誤在于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李德無權對中國黨的事務作出決定。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黨，對于李德的意見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李德的錯誤意見被采納了，這個責任應由中共中央負責，所以對李德免予處分。

李德對于給自己這樣一個結論表示完全接受，同時，他還向共產國際監委會作出了自己將對此事“永遠保持沉默”的承諾。至此，共產國際對李德的調查處理告之結束。

【1954年身居民主德國的李德（居中者）】

（四）

李德對紅軍造成的損失，畢竟他是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中國的，雖然給李德作出了免予處分這樣一個決定，這似乎對中共多少顯得有些沉重甚至不公，但在一定意義上卻象征著共產國際以這種方式間接地承認了對中國革命在指導上的錯誤。其次，從中共的角度來說，對于已經是過去了的事情，如果過于去追究這個責任，對尚處于還需得到共產國際指導及幫助的中共來說也是不利的，因而也沒有更多的再去糾纏和追究。

通過對李德問題的處理，使得共產國際在對待中共問題的指導和處理上，不僅更加地尊重中國黨領導人的意見，使中共在后來能夠不受干擾地獨立的去處理自己的事務，在做法上也采取了較為審慎的態度。為避免重蹈共產國際顧問（代表）對中共事務的干涉，自李德離開中國之后，共產國際就一直沒有再給中共派出任何的顧問或代表，直到從1942年5月起，共產國際才派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等人，攜帶無線電臺等設備，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蘇聯塔斯社記者身份進駐了延安。當然，此前也有蘇聯派遣的醫療、通信、衛生等專業人員在延安工作。隨著1943年5月共產國際的解散，中共已經完全能夠獨立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了。

由于李德在中國所犯錯誤的性質，以及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共產國際決定不再重用李德，另行分配他去做其他工作。之后李德便被安排在了蘇聯外文出版社工作，主要任務就是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原著進行德文譯為俄文，俄文譯為德文的工作，同時，自己也寫一些文章發表，但均不涉及他在中國的事。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李德回到他久別了26年的德國。成為了德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和社會科學院研究所的工作人員，除了編書以外，還譯書和著書。作品有《關于出版德文列寧著作問題》《列寧與軍事科學》《社會主義百科全書》等。然而，到了六十年代，隨著中蘇關系的不斷惡化，為了迎合蘇聯反華，李德便開始蠢蠢欲動，他打破了自己已經遵守了20多年保持沉默的承諾，開始大講中國的事，對中共進行誣蔑和攻擊。1973年，他正式出版了《中國紀事（1932-1939）》一書，該書不僅為自己的錯誤辯解，且從頭至尾猛烈抨擊中國黨及其領導人，以所謂當事人的經歷，以披露所謂鮮為人知的事件和所謂自己獨知的數據，對中國過去發生的事進行了歪曲地描述，在世界共產黨國家中造成了極惡劣的影響。在看到李德對中共及其領導人的造謠和誣蔑之后，曾在長征中擔任李德中文翻譯的伍修權，為了澄清有關事實，一正視聽，他奮筆疾書在1981年第23期的《紅旗》雜志上發表了《遵義會議的光輝不容玷污——駁李德對遵義會議的污蔑》一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有力地回擊了李德的謬論，澄清了事實，還原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在中國革命這幅驚心動魄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上，李德的名字和他扮演的角色所導演出的這一幕悲劇，將永遠地被定格在了導致中國革命失敗那不堪回首沉痛歷史的一頁之中。

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德國去世，終年73歲。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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