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晚,我們姐弟兄妹四家尋訪父母新四軍革命歷程來到南通,這兒是我們母親的老家。在這里,最重要的,是要給我們自家的革命烈士——外公張小圃和小叔公張子聰掃墓。
在南通市通州區金沙鄉下,一條小河邊,有我們外公和小叔公的烈士墓。烈士墓所在的這片土地,是我們母親自小生活的家。
曾經,這里是一座有四十多間房的大宅院,院里住著外公他們弟兄三家。是日偽軍的鐵蹄,毀了母親的這個家;是國民黨還鄉團,殘酷殺害了我們的外公張小圃和小叔公張子聰……
外公和小叔公犧牲時,他們的子女們,都在新四軍隊伍里轉戰南北。兩年后,在渡江戰役勝利的喜悅中,我們母親才得知噩耗,心中之痛,無法言表!
23年前,母親和舅舅小姨們共同撰寫了他們的家史和對外公小叔公的追憶之書——《永遠寄托的哀思》。
18日一早,通州區新四軍研究分會會長張宏杰、秘書長陸子森和會員費抗震等同志就在烈士墓地前等候我們。他們提前一天就幫我們定制好了花籃,上午陪同我們掃墓。
盡管通州區新四軍研究分會編寫的《江海怒濤——新四軍抗戰在通州》《通州紅色故事讀本》,都分別載有外公和小叔公兩家的革命事跡,通州區革命歷史紀念館里,還陳列有外公張小圃的抗戰事跡與相關照片,今天,我們還是向通州新四軍研究分會鄭重地贈送了一本《永遠寄托的哀思》。
張穎到新四軍后,她的哥哥、弟妹,包括大叔小叔家的叔伯弟妹都相繼參加了革命。哥哥張子嘉和嫂子易尊五在南通地區堅持斗爭,其余的都轉戰在蘇北和山東各個戰場,失去音信。渡江戰役期間,張穎接到在我南通縣政府工作的嫂子來信,未及高興,卻得知父親和小叔已先后慘遭敵人殺害的噩耗,她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這個事實。
張穎的父親張小圃先生“雖屬工商業者兼地主,但為人正直,富有民族正義感,一向熱心地方福利事業,為群眾排憂解難,是當地較有名望的開明人士”。大革命時期他就同情農民運動,對共產黨有接觸,有了初步認識。
新的抗日民主政權建立后,按照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縣政府對當地一些有正義感、有名望、主張積極抗日的紳士做了許多深入細致的工作,把他們團結在抗日的旗幟下共同奮斗。一九四一年夏初,在建立金沙區政府時,縣政府領導物色區長人選,曾要求張穎父親出來擔任金沙區區長。她父親因為自己年紀大了,轉推薦了瞿樹滋同志,......南通縣召開了第一屆臨時參政會,張穎父親應邀出席,并被選為縣參議員。隨著各區參政會的相繼召開,又被選為金沙區參政會副主席。
一九四一年秋冬,日偽軍侵占金沙后,為了政治偽化的需要,他們力圖拉攏當地一些頭面人物組織“維持會”......他們要張穎父親出任金沙區偽維持會長,后又要他擔任偽清鄉特區公署的“地方事業促進會”主任,還派人送來邀請信、委任狀等......父親堅決不當漢奸,視其為奇恥大辱。經常罵來勸說者“沒有中國人的骨氣”,對家人說:“國家壞就壞在這些漢奸手上!”敵偽軍見對張穎父親軟的一手不成,轉而采取種種威脅手段想逼父親就范......有一次,日偽軍掃蕩路過她家,將家里栽種在小溪邊的一排柏樹的樹頭全部砍光。她父親看到后說:“這是做給我看的,我倒要看看是我的頭硬,還是樹的頭硬!”
抗戰勝利后,在懲處叛國漢奸運動中,張穎父親被任命為南通縣懲奸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由縣長孫卜青兼任。在一次金沙公審漢奸的萬人大會上,父親以自身的遭遇和當地百姓所受的迫害,進行了血淚控訴,痛斥日偽漢奸的罪行,群眾聽后無不義憤填膺。最終叛逆者受到應有的懲罰。
一九四六年冬,國民黨卷土重來,向我解放區大舉進攻。同時,反動地主組織還鄉團,乘機對貧雇農反攻倒算,進行瘋狂的報復,斗爭的殘酷性有甚于抗日戰爭......基于這樣嚴峻的形勢,我們黨曾派瞿樹滋同志動員父親轉移到后方去。就在父親被害的前三天夜里,新四軍金沙區做聯絡工作的陶不吝、劉文斌以及短槍班班長李鶴松同志帶了一個短槍班,到家里與父親接頭。......父親談了一些敵匪活動情況......陶、劉聽后,擔心父親被害,又一次要求他轉移。但父親不同意,認為自己在當地有較好的群眾關系,地形又熟悉,可以在原地堅持斗爭。區干部覺得父親能在當地堅持斗爭,對穩定群眾情緒,聯系我政府和群眾的關系也是一個很好的橋梁,同時我方當時確實也沒有穩定的后方,就暫時同意了父親的意見,約定三天后再來與父親詳談。
沒想到就在第三天,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一月三日,父親五十三歲生日的這一天,剛剛入夜,還鄉團陸振亞部下一行五六人,冒充新四軍南通縣警衛團敲家門,要張穎父親開門為他們燒開水喝。父親信以為真,當即披上衣袍而起。門一開,一陣亂槍射來,父親身中九彈,當即倒地氣絕身亡。......父親犧牲以后,《江海報》作了報道。我專署負責同志曾指示縣政府,打算舉行追悼會以表彰父親的革命氣節,以鼓舞斗志,后來因斗爭環境惡化未能舉行。
父親的后事全由小叔操辦。父親的犧牲給小叔帶來巨大的悲痛,當時他在給子嘉的信中寫道:“近日你父慘亡,恨不能追之于地下,故心痛不止,恐難久活人世,此仇此恨恐我獨立難報。”囑子嘉兄妹:“殺父之仇,其深如海,雖不能即日報雪,務要牢記,勿忘以圖報之于將來,更要在仇人不能死灰復燃之日……”
【小叔公兒子張宏杰回憶文章】
萬萬想不到的是,就在我們外公犧牲9個月后,小叔公也慘遭敵頑殺害。據小叔公的兒子、我們的宏杰表舅回憶——
小叔公張子聰在我們外公的影響下,積極靠攏共產黨,抗戰中,接受抗日政府委任,擔任金東鄉鄉長。任鄉長后,他積極完成縣區政府下達的各項任務,帶頭實行“二五”減租,帶領當地農民開展減租減息運動。他發動群眾生產自救,改善根據地人民生活。幫助新四軍籌糧籌款,收集、傳送情報,動員青年參軍,協助區政府組建武裝中隊,狠狠打擊日偽軍,還毅然把16歲和14歲的兩個年長些的兒子送到東臺縣參加新四軍。
抗戰勝利后,小叔公轉入地下斗爭,擔任我黨情報員。1947年1月3日,外公犧牲后,小叔公壓抑極大悲痛,料理完兄長后事,更加奮力為黨工作。是年秋天,他根據南通縣副縣長瞿樹滋指示,參與做頑敵的策反工作。不想消息走漏,10月11日小叔公被國民黨便衣短槍隊抓捕,我軍趕來營救未能成功。敵人對小叔公用盡酷刑,打斷小腿,小叔公仍堅強不屈,罵不絕口!最后敵人殘忍地用刺刀剖胸,又補上幾槍,子彈穿眼而過,小叔公犧牲的場面悲壯至極!那年他才42歲。
解放后,殺害我外公和小叔公的那些雙手沾滿烈士鮮血、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劊子手,終于被人民政府鎮壓,得到應有的下場!改革開放以后,外公和小叔公相繼被江蘇省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1985年4月,南通縣人民政府召開了隆重的烈士追悼大會,表彰他們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作出的重要貢獻。
半年后,就在外公犧牲的宅基地上,政府修建了烈士墓,把外公和小叔公的遺骨移入,墓上豎起兩塊烈士碑,四周栽植了青松翠柏。通州金沙鄉人民滿懷深情,在通往烈士墓的小河上,建起了一座“小圃橋”。如今,“小圃橋”已修建多座,最早的這座名為“小圃一橋”。
在通州區新四軍研究會同志和家鄉親屬的陪同下,我們來到外公和小叔公的烈士墓。
我們姐弟兄妹四家夫婦捧著鮮花、抬著花圈進入烈士陵墓祭掃,在張小圃、張子聰烈士墓前敬獻花圈、鞠躬,并繞墓緬懷,沉浸在對祖輩先烈的無限哀思中。
過去那些年,多少個油菜花開的春天,我們曾經陪同著長輩們前來這里祭掃——
我們腦海里清楚地印記著,我們的母親、舅舅舅母們,他們是怎么一個又一個地站上墓臺,聲淚俱下、慷慨激昂地痛說國恨家仇,說我們外公和小叔公的為人和他們的犧牲,說對我們后代的囑托……
這是14年前,2010年清明時節,我們陪同已坐輪椅的父母,與二舅舅母和小姨夫一起回南通祭掃——
我們的媽媽與二舅,回憶他們父親和小叔犧牲的情景,痛不欲生——
這是更早的2006年春天,我們陪同父母與大舅、二舅和姨家一起回南通掃墓,二舅站在墓臺上講話的情景——
那天,已患老年認知障礙的母親,來到她父親墓前,思維竟完全恢復正常——
這是當年祭掃時的合影,里面有我們的母親張穎、父親宋廷銘,大舅張子嘉,二舅張宏獻、二舅母王萍,小姨夫朱崇儒和表姨張怡,還有小叔公的兒子張宏杰表舅夫婦,等等……
現在,他們一個又一個地離去了。留下我們,向年輕的后輩們,向同來祭掃的同志們,講述我們家的故事……
中午,通州區委常委、區人武部部長張曉忠和副區長顧本勇等領導同志,在區人民政府行政中心盛情地請我們吃飯。
下午,顧本勇副區長又親自出馬,與區黨史辦、新四軍研究分會和退役軍人事務局的領導同志一起,陪同我們參觀《南通市通州區革命歷史紀念館》——
通州區革命歷史紀念館坐落在風景秀麗的通州區烈士陵園內,展館本著“以史敘事、以事帶人、以人見精神”的理念,以豐富的歷史文物、翔實的文史資料和現代多媒體表現形式,生動直觀地展現了通州革命歷史。
南通通州區,即原來的南通縣。在這里,我們驚訝地看到,南通不光有中國近代著名愛國實業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張謇,還有許多著名的共產黨人,早在1924年共產黨剛成立的大革命時代,就在南通宣傳馬克思主義。沈雁冰(茅盾)、陳延年都曾到南通開展黨建工作。
看著南通縣革命歷史的一步步走來,看著南通縣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艱苦卓絕的反清鄉斗爭,特別是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挑起全面內戰,在中國兩種命運抉擇的時刻,南通人民毅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或在白色恐怖籠罩的家鄉堅特原地斗爭,或轉戰在全國各地,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新中國的誕生,拋灑熱血的歷史,又想起我們的外公、小叔公,以及母親和舅舅姨們,不禁心潮澎湃。
看抗戰初期南通縣黨組織的發展——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南通黨組織遭到破壞。1940年夏,中共江蘇省委經過調查研究,慎重作出了開辟江北地區工作的決策。1940年秋新四軍東進。11月,梁靈光帶著秘書吳天石、警衛員洪剛一行三人,大膽利用國民黨內部派系矛盾,成功接管國民黨南通縣政府及縣保安旅,成為南通縣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縣長兼保安旅旅長、警衛團團長,四分區專署專員。
我們都知道,后來成為廣東省委書記、省長,香港中旅第一任董事長的梁靈光,到南通當縣長時僅24歲。是他,對當地一些有正義感、有名望、主張積極抗日的紳士做了許多深入細致的工作。當年,我們外公張小圃就是被他邀請去縣府開了個會,會前還對共產黨存有疑慮,回來簡直就像換了一個人,興奮不已,直夸共產黨的干部:“梁縣長看上去是一個年輕小伙子,而作起報告來頭頭是道,像彈棉花一樣,一層一層分析透徹,令人信服!”正是從梁靈光的身上,他看到共產黨領導抗日的希望,下決心跟著共產黨走,并堅決支持我母親他們四個兒女參加共產黨新四軍。
看南通縣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設過程——黨中央關于建立“三三制”政權的決策,召開各縣參議會,成立縣級抗日民主政權。通過“三三制”和參議會,團結了黨外進步人士、社會名流和民主士紳共同抗戰。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外公張小圃被選為南通抗日民主政權的縣參議員和金沙區參議會副主席。當時縣長孫卜青、區長瞿樹滋、區委書記王余積以及縣文教科和《江海導報》的同志,經常到家來開會、辦公、休息,還有不少從敵占區介紹來根據地的青年,經過他轉送到新四軍去參加革命工作,家里實際上成了新四軍的接待站或聯絡處。他還一再積極要求入黨,是他的老朋友、區委領導瞿樹滋勸說他暫時不入黨發揮作用更大,讓他留在了黨外。
我們老爸在回憶錄中特地寫道:
在土改運動中,張穎的父親又一次顯示出高風亮節。過去抗戰中他不怕犧牲,積極擁護減租減息,抗戰勝利后搞土改,他又主動將自己十幾畝自種田全都獻給了農會,并積極協助當地貧下中農協會開展工作。當時,張穎在蘇中二分區人民報社工作,曾接到父親來信,說自己已把土地全部獻出,并且正在認真學習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已經兩次向縣里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當時張穎是多么為自己的父親高興,為自己的父親驕傲啊!
【這是通州區革命歷史紀念館中張小圃烈士的圖片】
看南通地區艱苦卓絕的反清鄉斗爭——1943-1944年,這是抗戰最殘酷最艱苦的兩年,日偽將南通列為在蘇北“清鄉”的主要目標。小時候,我們在母親口中就聽說過“跑反”這個詞,那是抗戰最艱苦階段南通抗日軍民與日偽軍“大清鄉”、“延長清鄉”、“高度清鄉”生死搏斗的寫照。
在那種殘酷情況下,外公和小叔公全家都只能疏散到周圍群眾甚至外鄉群眾家里去,有家不能回,過起了游擊生活。可就這樣,敵人也不放過。他們有目的地來到外公他們弟兄家,進行毀滅式抄家,把家里所有東西都搶光、砸碎、燒光。外公和小叔公兄弟倆估計敵人還要來拆房子,當即決定自己把房子拆掉。當晚,在幾十個鄉親的幫助下,用了一夜時間,將所有的房子拆除,木料隱藏轉移,以絕敵念。果真幾日之后,日偽軍又來,見房屋已拆,惱羞成怒,竟將剩余的磚瓦也統統運到楊港修建碉堡,真是片瓦不留!以前是有家不能回,現在是無家可歸。有正義感的鄉親就把自家房子借給他們住,支持他們抵抗日寇“清鄉”。“不論如何受苦,在所不怨,甚至為革命犧牲,亦所不計”——這是當時小叔公寫給我大舅信中之言,看出作為黨外人士的他們兄弟對革命堅定的信念。
這是我們家的故事,也是南通地區艱苦卓絕的反清鄉斗爭的小小一例……
看解放戰爭時期南通人民為新中國建立的斗爭——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黨挑起全面內戰。為應對敵強我弱的形勢,保護實力,我軍主力部隊北撤,但有許多就像我外公、小叔公一樣的群眾基礎好、熟悉當地環境的革命者不顧生命危險,留在了白色恐怖籠罩的家鄉,堅持原地斗爭。
每當講起外公和小叔公慘遭殺害,我們都悲憤不能自已。而尤為感動的是,外公犧牲時,四個子女都在前線,喪事全靠小叔公操辦。他在分別寫給外公長子、我們大舅張子嘉和外公長女、我們母親張穎的信中說:
“你父慘亡直至七終連家常用費統計約花三十余石,現虧欠甚巨。我生活雖然困難,對爾繼母生活當竭力照料,決不使她生活發生問題,你不須記掛。惟不共戴天、血海深仇,務要時刻勿忘,必須報則而后已。”“縣府(指我黨縣政府)撥借我又不敢多求,因在革命之期,革命事大,治喪事小,且政府所有為人民所有。”“想起我家在抗戰及革命期間之遭遇,始而毀家流離,終至兄弟父子叔侄生離死別,叫我怎不傷心落淚。唯冀努力革命,早日成功,洩我積憤,死也瞑目”……
“血海深仇不能報之于即刻,務要你兄弟姊妹牢記于心,報之將來。”“雁群失序,今生不復,痛何如之,臨筆滴淚,不容多寫。接信之日,務遙為掛孝舉哀,以盡為子之禮,至囑。”
看著殘破信紙上小叔公俊秀的字跡,字字鉆心,讓人噴淚。兄長為革命犧牲,安葬費用不要政府承擔,只要侄兒侄女“努力革命,早日成功”。此時斗爭殘酷有甚于抗戰時期,兄長犧牲,自己也處極度危險之中,他的高風亮節,他的革命信念!
我們外公和小叔公,都是黨外人士,且家庭都有一定財產。他們能拋家舍業,堅決跟黨走,抗戰時減租,土改中獻地分給農民,毀家不惜,心系群眾,直至獻出自己生命,是他們的偉大,也說明了我們黨的強大感召力和凝聚力。然而,像他們這樣的民主人士,在與日本鬼子作斗爭時大難不死,卻在抗戰勝利后,倒在了為漢奸報仇的國民黨還鄉團屠殺的血泊中。為什么國民黨抗戰勝利后反倒丟了政權?像這樣對待自己的同胞,不失敗天理不容!
抗戰時期,我們的母親、二舅、小姨等人都參加新四軍先后離開了家鄉,而大舅、表姨和表姨夫則長期留在南通縣堅持對敵斗爭。在《解放戰爭時期南通縣黨政軍歷任領導》的展板上,看到了我們許多長輩的名字……第一次尋找到這些與我們從小到大、接觸非常親密的長輩們的革命歷史足跡,眾人又是一場興奮,感慨萬分!
我們的大舅張子嘉當年在南通縣當過騎石區區委書記,解放后曾任南通中學總校副校長、江蘇省教育廳副廳長、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副院長。
表姨張怡(二叔公的女兒),是上海求新造船廠叱咤風云的紀委書記,原來她還在家鄉十總區當過區委書記呀!
表姨夫張紹儀(二叔公的女婿、張怡的丈夫)當年在南通當過縣委書記、組織部長,1978年后曾任江南造船廠黨委書記兼廠長,后任上海船舶工業公司總經理。
在通州區革命歷史紀念館的展板上,我們還看到許多熟悉的面孔,有母親在縣里工作時的幾位老領導——梁靈光、周一峰等,有外公的老朋友、后任南通副縣長、縣長的瞿樹滋,還有我們的老鄰居章德,等等。
母親當年的老領導、抗戰時中共南通縣委第一任書記周一峰,和他的老戰友、時任南通縣警衛團團長康林,百年之后都選擇了將骨灰安放在他們曾經戰斗過的地方——南通通州革命烈士陵園。
康林將軍(1916-1995),江西于都人,與廣西壯族的周一峰一樣,都不是南通人。他放牛娃出身,16歲參加紅軍,不僅抗戰時期是南通警衛團團長,解放戰爭時期還是24軍72師師長,北京軍區副司令位上離休。所以他也是我們二舅的老領導,還可以說是我愛人、我弟弟、我表弟夫婦以及表妹的老領導。最重要的,他女兒還是我們表弟媳的嫂子。所以提起他,大家都很有親切之感。
康林和周一峰相識在1944年。5月南通警衛團團長殷逸犧牲,康林接任團長,周一峰是南通縣委書記兼警衛團政委。用康林伯伯的話說,抗戰時期,他與周一峰是一個“工農干部”與一個“知識分子干部”日日夜夜生死戰斗在南通這塊土地上。1991年,周一峰去世,康林老淚縱橫,抱病寫了悼念文章。1995年他去世前,臨終決定“要和周政委在一起”!
老戰友,“黃泉”路上為伴,也是打虎親兄弟啊!
要離開了,我們在烈士陵園高大的紀念碑下留影。
耳邊,響起了一個熟悉的話語,那是我們的毛主席在抗戰勝利前夕寫下的——
“成千上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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