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決裂》里的肖萍老師，剛到鄉下缺乏識別竹子的經驗，錯把粗的當作成熟的砍了，經過貧下中農“老代表”耐心引導逐漸覺悟起來，虛心向當地的貧下中農請教，進步很快。

在關鍵時刻配合龍國正校長發現了“教學大綱”進度問題：“浸種的時候講收割，收割的時候講浸種”，使得稻種爛在地里。

類似這樣的脫離實際的教育問題，今天人們就不再陌生了。

如何解決？毛主席想的辦法，就是讓貧下中農和工人、解放軍一起進課堂——社會主義大課堂，這可不光是政治上的要求，而是現實的生活需要。

我們當年走五七道路，接受工農兵的教育，那對于獲得一個完整（圓滿）的社會知識體系，是不可缺少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大學生，文化知識在專業方面應該是不錯的，但是，在健全人格上，在社會知識尤其是人際關系上的基本要領，那就不敢恭維了。

我20多年前開始到大學教書，教的最多的內容是什么？是教大學生“說話”——溝通藝術。我提出一個理念——千里之行始于口上。

大學生首先要善于與人打交道，懂得基本的禮節，在日常生活、學習、工作中要講禮貌。

可這本來是小時候的教育內容，卻常常被忽視了，忽略了。

也許還有人會陰陽怪氣加以諷刺，那就看看他們崇拜的所謂發達國家的教育吧：西方國家現代教育里，比較注重人際溝通的藝術，尤其強調培養學生站在對方立場看問題的意識，英語叫做——You-attitude  。

教育整體性問題，早就被人們提到極其重要的位置，可是實際情況怎么樣？

不想多說了。

這不是學生的責任，也不能說家長、老師沒有責任，但主要責任肯定不能是他們，那是誰的責任？

這里也不想多說。

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想當年，針對毛主席領導的教育，某些人那挑起毛病來的干勁，足得很。

幾十年過去了，是否該反思一下呢？

貧下中農給青年上課，好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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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研究集體經濟時，看了很多資料，其中大部分都是大談什么“大鍋飯”，“養懶漢”的調調。

紅旗渠怎么建成的？

難道不是人民公社的組織里面那種“大鍋飯”氛圍，貧下中農以沖天干勁，干出來的嗎？

上面兩張圖片來自紅旗渠紀錄片（全景），刪節版沒有。

電影《青松嶺》有一個頗值得玩味的情節：

青年突擊隊隊員秀梅阻止車把式錢廣以權謀私，拉攏個別社員走岔道，當被人指責說她還不是隊長，意思沒有資格管這事的時候，秀梅理直氣壯說了一句：我是人民公社社員！

這是啥意思？意味著什么？

這鏗鏘有力的聲音，難道不是作為一名人民公社社員的自豪感、責任感嗎？

難道不是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一樣當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

知識青年到農村需要接受的再教育，是否要從道器變通之根本，來感悟呢？

城市的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再教育，帶有尋根的味道。

糧食哪里來？糧食之根來自土地。

誰最有權威講這堂課，社會主義時期，那只能是人民公社社員——貧下中農。

知識青年在這樣的氛圍里，必將受到社員主人翁精神的感染，從而增加自豪感、責任感。

請注意，這是有說服力的，這與在工廠由工人來講，在部隊由指戰員來講的說服力是一樣的。

這里不得不強調說，人民公社在組織上是最接近城市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工廠企業的，因此作為人民公社社員的貧下中農，從階級成分、思想意識看，理所當然最接近工人階級了。

這是一種怎樣的革命性的道器變通之變呢？

貧下中農保持了農民樸素的本色，但他們的角色——身份是人民公社社員，他們的特色是超越了農民過去小資產階級自由散漫習性的，是以無組織無紀律為恥辱的。

這樣的貧下中農來當知青的教員，不夠格嗎，不好嗎？

我研究以王宏斌為代表的鄉村紅色企業家發現，他們搞企業經營道器變通之根本、根基、根源，都與陳永貴當年帶領大寨社員創業如出一轍。

從根本上講，無疑是道層面的共產主義世界觀。

從根基上講，是世界觀指導下的方法論，以及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性質的經濟基礎。

從根源上講，是集體企業在不忘本，夯實根基的情況下，展開波瀾壯闊的道器變通之變，由于公有制的凝聚力，企業成員有著比私有制更獨特的想法說法做法，即使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也能和私有制企業競爭，創造優異成績，說明那些想法說法做法（三法），依然是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的道器變通。

王宏斌，和陳永貴一樣，也是一位深悟毛主席思想，有著非凡口才的紅色企業家，他領導南街村的村民（相當于人民公社社員），依舊把集體經濟那一套想法說法做法，推而行之謂之通——道器變通。

在中國農村在這個廣闊天地里，在人民公社時期，陳永貴這樣的人有多少？

在今天的農村，王宏斌這樣的人不算多，但還是有的。

如何讓這樣的人更多呢？

這是健康社會對紅色企業家的需求，也是社會對好老師的需求，是不是？

如果還有人陰陽怪氣的話，不妨請看這篇文章：

《是毛澤東不懂，還是不懂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