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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防范黑天鵝事件。

        對于外界環境的風險，尤其是小概率事件的防范和避險不力，但是這些小概率事件對于財富可能產生的卻是摧毀式的重創。所謂“黑天鵝”事件，指不可預測的重大稀有事件，在意料之外，卻可能顛覆一切。在財富管理、政府決策、企業運營中，雖然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但是如果沒有充分防范和對沖風險的機制，就可能遭遇萬劫不復的后果。此類小概率事件不勝枚舉，例如美國的“9.11事件”、次貸危機等都對于資產的安全管理提出挑戰。

        除了法治、政治環境導致的小概率事件，當然還有金融、商業領域的風險，例如產能過剩、宏觀調控、政商人脈發生的逆轉以及各種原因導致的資金鏈斷裂，都可能催生小概率的“黑天鵝事件”，企業家以及家族完全可以通過必要且合理的手段降低和對沖這樣的風險。例如，采取必要方法將家族企業資產和家族其他資產進行必要的隔離，將資產分散配置，進行國際化的安排，而不是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

2.資產混同，未隔離風險。

       對于小的企業，需要敢闖敢拼勇于突破和創新的精神，但是對于大企業來說，風險控制就變得至關重要。包括整體資產規劃和資產配置、流動性風險、宏觀經濟風險以及法律風險。

        縱觀這些風險，把個人家庭資產與企業資產混同的風險在中國企業中尤為突出和普遍。家族財產和企業財產混同的法律風險，便是信息透明、兩者同時遭到查封凍結，給企業和家庭帶來巨大的現金流壓力。對方也是希望通過這樣的手段逼迫企業首腦就范，盡快訂立“和解協議”或者盡快交代問題，“立功贖罪”。

 

       殊不知，這樣的資產混同方式，可以在一夜間讓人傾家蕩產！在訂立合同過程中，對方當事人可能要求家族企業的老總以個人資產提供擔保；家族企業可能為第三方提供擔保，或者幾家企業互相提供擔保，產生企業間“連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重大風險。在稅務合規方面，不少企業不直接分紅，而是股東個人通過向企業“借款”的方式來達到少繳、不繳所得稅的目的。甚至有企業索性讓付款方把款項打給個人而不是公司，偷逃營業稅、增值稅以及所得稅，這些都能使得企業主突遭牢獄之災。在對合同和公章管理上，部分企業為獲得蠅頭小利，“外借”營業執照和公章進行所謂的業務合作，收取“管理費”。殊不知這樣的安排，如果“合作方”突然“消失”，企業乃至家族可能要為此支付的代價和學費是他們“萬萬沒想到”的。

       還有，因為某些原因，個人的股權交給他人(有時是親朋好友)代持，但是即便有某種代持重復協議，往往各方當事人沒有咨詢過在這方面有豐富經驗的法律專業人士，要么代持行為沒有發生實際效力，要么這種“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安排沒有充分考慮代持人的死亡、喪失行為能力以及離婚的風險，一旦發生上述意外，被代持的股權或者其他資產都有可能淪為他人待“繼承”或分配的財產，有可能導致流失。

       上述這些風險因素很大程度都是和資產的“混同”有關，一個較為普遍的原因是，企業家無法抵御高回報的誘惑，把所有的寶都壓在了某一個特殊行業或者特殊項目上面，所以一旦出現問題，可能就遭致滿盤皆輸，回天無力。針對這樣平時并不太容易察覺的風險，一方面需要專業的法律服務來降低和化解風險，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對家庭個人資產和企業資產進行劃分，采取必要的隔離措施，把一部分資產隔離出去，在企業和家族遭遇重大打擊的時候，該部分資產不會被認為是企業的資產而被凍結、抵債。

3.欠缺規劃導致財富縮水。

       相比不可預見、難以防范的“黑天鵝”小概率事件，離婚、意外、遺產分割等事件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法律安排和資產籌劃進行有效避險。然而，相當數量的高凈值人士則覺得這樣的問題比較遙遠而不愿直面這樣的風險。

       針對意外引起的遺產糾紛，2007年著名相聲演員侯耀文突發心肌梗塞離世，據傳其擁有大約8000萬巨額遺產，但女兒侯瓚曾表示，因沒有完全明確財產繼承，兩姐妹無力償付巨額房貸，且遺產被他人非法侵占和竊取，無法完成繼承。如果侯耀文先生能夠在生前對自己的資產進行適當規劃，通過遺囑、保險、信托等多種工具進行安排，子女就不至于淪落到如此尷尬和落魄之境地。

       那么是否起草一份遺囑就可以輕松化解這個風險？許多人誤以為白紙黑字清清楚楚記載的遺囑是最可靠的財產分配方式。其實，從律師的角度來說，通過一紙遺囑決定家族命運的方式往往蘊藏著巨大的法律風險。首先，由于老人在不同的時間節點訂立過多份遺囑而導致遺囑存在多個版本，這在實踐中并不少見，從而產生爭議甚至訴訟。在心智康健的時候訂立的一份公正合理的遺囑，很可能在老人暮年由于遭到某些親人的脅迫或者欺騙而被新的遺囑所取代。

       其次，遺囑的偽造和騙取在技術上并非難事，即便是經過公證，也可能被法院以各種理由推翻，在香港發生的圍繞女富豪龔如心的遺囑真偽的“世紀大案”便是一例。龔如心過世后，風水師陳振聰突然手持一份神秘遺囑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認定其手中的遺囑為龔如心生前最終的遺愿并將其家族資產轉讓于陳振聰。雙方進行了數年的法律鏖戰，幸而法院不相信陳振聰所提供的證據證言，千億資產物歸原主。

       另外，不少富豪，即便受過良好的教育，自認為遺囑只要清楚書寫，把財產處置的意圖表達清楚即可，殊不知沒有專業的幫助，將會對未來遺囑的效力和執行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例如不少遺囑沒有羅列財產清單，只是說明財產的分配比例，這就導致部分資產可能在正式進入遺產分配程序之前，就被身邊熟悉資產狀況的親人侵吞。有的遺囑處置了夫妻共同財產，那么就會導致部分無效。有的沒有滿足遺囑的形式、程序要件，則可能被認定為完全無效。如果財產涉及公司股權、投資基金份額、境外資產，遺囑處置和轉移則更為復雜，并涉及不同國家法律而需要不同國家的律師一同參與籌劃。有的國家或地區存在遺產稅，如果遺囑訂立不當，就會不小心把自己的資產納入到國家或地區的遺產稅范圍內，資產可能要損失過半才能完成過戶。

       和“ 家事”有關的財富縮水的“ 快速通道”，除了遺囑繼承方面安排不當之外，同樣常見的則是婚姻糾紛所引發的財產紛爭。恩愛夫妻一朝勞燕分飛，帶走的不只有感情，還可能是家族巨額的財富。新聞大亨默多克為結束與第二任妻子安娜長達32年的婚姻，展開了一場漫長而痛苦的法律戰。根據美國當地法律，30年以上婚姻中的一方在離婚中擁有對半分割家產的權利，但就這樣“白白”將家族一半江山拱手讓與他人對于默多克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最終，在同意支付高達17億美元的分手費并對遺產分割做出保證后，默多克終于換取了前妻放棄半分家產的要求，雖然損失巨大卻也勉強保住了自己家族財產的傳承。

       于是，當默多克再度與鄧文迪走入婚姻殿堂時，他汲取了上次失敗婚姻的教訓，一方面通過擬定婚前協議對婚姻的方方面面做出了詳盡的安排；另一方面，默多克也利用了設立信托的方式成功地隔離了家族財富和他的媒體帝國，并詳盡約定了家族基金所持有股份的投票權和收益權繼承規則。當默多克第三段婚姻也走向了破裂，精明老道的鄧文迪盡管使出了渾身解數，最終也只能接受僅2000萬美元的分手費，并且她所生的兩個子女在未來也得不到任何家族公司的投票權。

4.交接班不力與治理不善。

       根據《2014年胡潤全球富豪榜》，十億美元以上級別的華人富豪共有457位，平均年齡為59歲。在未來5到10年內，全國約有300多萬家民營企業將面臨企業傳承問題。而企業面臨傳承困難根源之一，就是家族企業的無形資產、核心競爭力無法有效傳承。

       根據公開報道，2014年5月，上市企業海翔藥業發布公告，公司創始人羅邦鵬的兒子羅煜竑轉讓其所持有的全部18.31%的股份，標志著羅氏家族正式退出了這家羅邦鵬苦心經營四十年的家族企業；原來，此時羅煜竑已經因為嗜賭而讓家族背負上高達5億的賭債，不得已賣公司還債。自羅煜竑繼位以來，公司內部和投資業界也批評他缺乏足夠的戰略眼光、執行力和管理能力來領導企業。種種內憂外患之下，公司易主幾乎難以避免。

        然而這樣二代接班失敗的故事并非個例，麥肯錫冰冷的數據之下揭露的是一個殘酷事實：在中國，不少一代創業者將大量精力放在打拼天地上，而對子女的關注相對較少，常常只是花重金將孩子送往國外最好的學校讓老師來教育。這樣一來，接班人可能自小就分割了與家族企業聯系的紐帶，成年后并不一定適合承擔領導家族企業的重任，而且并不以家族企業為豪。子承父業的思想又根深蒂固，一旦面對子女不適應企業的情況，“不行也要上”最終導致的是企業和家族財富雙損失。

       如果企業家經過研究和判斷，企業必須交棒給下一代，那么企業家將面臨一個更為艱巨、長期的任務，借鑒歐美財富家族的做法，包括進行完善的接班人培養，聘請專人制定詳盡科學的接班人培養計劃，聘請專業律師和財務規劃是對企業和家族資產進行規劃，這包括：制定家族憲法；對家族資產進行全球稅務籌劃安排；對于作為未來繼承人的資產管理和受益的權利進行分配；通過設立信托等手段隔離家族財富和企業資產；將家族成員設定為家族信托的受益人，與此同時與企業就家族成員進入管理層和獲取投票權的規則達成一致，給予有能力的家族成員晉升接班的機會，亦設計模式防止敗家型的后代對企業以及家族其他資產造成的破壞。

5.股權設計、規劃不善。

       家族財富管理和傳承的設計、籌劃必須考慮到家族企業和財富的今天和明天。一方面，企業如果缺乏有效的治理結構，例如中國不少家族企業存在任人唯親的現象，自然會給企業未來的發展帶來很多瓶頸，另一方面，當企業或者家族掌門人健在的時候，大家相安無事，一旦掌門人無力掌控局面或者撒手人寰，爭權奪利的豪門內斗就會出現，甚至會到達失控的地步，會對財富以及企業造成巨大的創傷。

       含混不清的家族利益分配、錯綜復雜的族內關系、感情淡薄下的勾心斗角，往往成為不少家族企業揮之不去的陰影和宿命。香港某著名地產集團的郭氏三兄弟在接班父輩后曾一度帶領企業再創輝煌，超越眾多競爭對手成為了香港業績最好的地產企業。然而好景不長，大權在握的母親聯手兩位幼子將長子郭炳湘趕下了主席之位。心有不甘的郭炳湘旋即破釜沉舟，向香港廉政公署舉報了郭家賄賂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一事，并愿意作為污點證人欲將兩位弟弟送入監獄。2014年12月陪審團作出裁決，許仕仁8項控罪中5項罪名成立，郭氏兄弟郭炳江1項罪名成立，而郭炳聯則全部控罪不成立，當庭釋放。據悉，為獲得香港和英國“頂級大律師”的代理辯護，郭氏兄弟所花的律師費已高達8億港元，連同許仕仁、前港交所高級副總裁等被告方，動用近百名律師，花10億港元的天價律師費，創下司法史上最高的刑事審訊案件的金額。

       這樣的兄弟鬩墻、親人反目的例子雖然極端，卻并不罕見，不少成功的創業者往往專注于管理企業，而沒有意識到家族也需要一套相似的治理體系。雖然郭氏家族在父輩安排傳承的時候，也采用了西方流行的家族信托，但是設計籌劃的架構和方案卻存在瑕疵，沒有對信托方案進行充分的“訂制”安排，為財富和企業管理的“明天”留下了隱患。

       另外，在西方，家族憲章往往是確定家族內部治理的核心框架，家庭的爭端和財產權利分配都依賴于這個框架所建立的規則和體系。但家族憲章這一理念在華人社會至今仍不甚流行，究其原因，不少人認為一家人之間的親情何必用冷冰冰的條款束縛。其實中國自古即有“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之說，而家規家訓也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中家族治理和子女教育至關重要的基礎。隨著中國經濟騰飛中千百家族企業的迅速崛起，如何在家規家訓這一傳統智慧的基礎上借鑒西方“家族憲章”的優點，結合當代中國的社會環境進一步發展家族治理體系，成為了擺在這些家族企業面前的新難題和挑戰。

6.投資失敗，用人失察。

       無論是外聘理財顧問還是安排信托設立，都離不開專業的顧問人士，但是尋找到合適的外聘顧問，并且能夠有獨立的判斷，充分利用好外聘顧問的腦力資源，防范顧問的利益沖突，這對于喜歡做“甩手掌柜”的高凈值個人士來說具有一定的挑戰。

       舉例來說，前幾年被稱為美國歷史上最大欺詐案的華爾街麥道夫(Madoff)事件導致許多富人資產深陷其中，而相當數量的高凈值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資產配置中有麥道夫的產品。有的高凈值客戶，找了三家國際銀行幫其打理資產，本來以為自己不可能會受到麥道夫事件的影響，即便有也是資產配置中的小部分。然而，令人扼腕驚詫的是，三家銀行都為這位高凈值客戶配置了麥道夫產品，總和高達其總資產的20%。資產縮水接近三成不是一個小的損失，然而對于這樣的損失，銀行是不可能承擔責任的。

       如何不被所謂的大型國際銀行的光環所迷惑，如何選用合適的財務顧問、私人銀行，防止成為金融潛規則的犧牲品，降低資產大幅縮水的風險？對此，高凈值個人應該聘用真正屬于自己的顧問，包括財務顧問和法律顧問。歐美比較流行的“家族辦公室”起到的是這樣的作用，僅僅從客戶(家族)那里收取服務報酬，而不得從第三方包括資產管理公司收取任何形式的報酬、回扣、傭金。當然，中國現在亦出現魚龍混雜的“家族辦公室”服務機構。建議高凈值客戶詢問清楚這些“家族辦公室”，是否從第三方機構收取傭金。如果保證不收取，是否應該寫在服務合同里面.

7.稅務風險。

       稅務風險對于中國民營企業來說并不陌生，但是這并不等于高凈值人士對于合理、科學并且合法的避稅與逃稅的區別能夠清楚地鑒別和認識。不少富豪對于稅務安排完全沒有整體規劃，而且采取能逃則逃僥幸心理。對于資產配置的國際化，所涉及的各類稅欠缺整體概念，例如在境外購房，很可能在繼承的時候，繼承人先要繳納接近50%資產價值的遺產稅方能實現資產的過戶，這往往是中國的富豪在一擲千金的時候“萬萬沒想到”的。

       在許多國家都存在的遺產稅可以直接讓財富縮水50%以上。雖然中國的遺產稅仍在論證階段，但是如果一位中國個人在美國、日本、臺灣等地購房，身故之后該房產就會產生遺產稅(除非進行了必要籌劃)。如果這位中國公民經常居住在美國，身故后根據美國當地的州法律被認定為該州的居民，那么其個人遺產也將可能被要求繳納該州的遺產稅。

       如果要設立境外信托，那么就不得不將境內的資產(例如公司股權、房地產)轉移到海外的類“紅籌”架構中，這就必然帶來轉股產生的巨大稅負，如果沒有專業人士幫助設計合法的方案并進行高效的稅務籌劃，就會導致信托架構無法搭建而被擱淺。

       臺灣曾經發生過關于遺產稅的真實案例。臺灣北部的新北市，一名黃姓當地人在過世后留下了大量土地遺產，然而其繼承人卻沒有按照規定申報及繳納遺產稅。臺稅務當局在七年后發現了這一事實，并就這些遺產核定總價值2.4億元。可憐的黃家繼承人在補繳遺產稅、繳納罰金、滯納金以及利息之外，還需繳納增值稅的巨額稅款，最后繼承的財產竟然只有61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對于家族傳承的稅務籌劃，并非僅僅通過找稅務、財務顧問所能夠一攬子解決，更要找到一個精通高超資本運營手段以及稅務籌劃的法律顧問，形成一個法律、稅務、財務和保險的專家團隊，通過運作家族企業、家族基金會、海外信托投資、境外公司以及高端保險產品，方能將各種資產高效、安全、無稅地傳承給繼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