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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子同袍縛蒼龍”——七七事變78周年特別策劃

點擊：2703  作者：軍迷俱樂部    來源：軍迷俱樂部  發布時間:2015-07-08 09:08:43

  

 

78年前的7月7日，盧溝橋一聲槍響，標志著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更是民族精神新的起點。此前，中國人民曾歷盡紛爭歲月，而鷹視狼顧的日本帝國主義則積小進為大取，零刀割肉，波浪式推進，利用中國內部紛爭擴大在華權益，這一切，都隨著七七事變的爆發迎來轉折點。隨著中國共產黨推動的全民族團結抗戰局面得實現，四萬萬同胞團結一心共御外侮，爆發出驚人的戰斗力。七七事變，讓中國人遭受了苦難，也讓中國人懂得了兄弟一心，其利斷金。78年前，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78年后，大刀也許已有青銹，但民族團結的精神仍在，璀璨如昨。

 

 

肇始：四海翻騰云水怒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發動第二次侵華戰爭的起點，與第一次侵華戰爭所不同的是，在新大陸政策的支配下，日本圖謀的已經不是通過戰爭獲取局部的利益，而是通過局部侵略向著全面侵略發展，圖謀吞并中國乃至東亞。盡管直至盧溝橋事變后，日本內部仍有“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的觀點紛爭，但分歧的內容也不過是“南進”、“北進”的側重與時機的選擇問題，而按照新大陸政策的內容，吞并中國的既定目標卻不會因為這種爭論而有絲毫的改變。因此，九一八事變實際上已經預示著中國繼朝鮮之后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機，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理應成為中國政局變化的重心。但是事實證明，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國政局的發展卻嚴重地偏離了這個重心。在歷史慣性的作用下，內爭與分裂依然左右了中國的政局。盡管各派政治勢力在事變發生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抗日的口號，但實際上，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卻沒有一派真正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籌劃抗日方面。

 

 

 

國民政府自東北易幟而達成名義上的統一以來, 直到事變發生，先后爆發的蔣桂戰爭、蔣馮戰爭、蔣張桂戰爭、蔣唐石戰爭和蔣閻馮桂中原大戰, 使中國一直處在極度混亂的分裂狀態, 盡管中原大戰之后蔣介石國民政府的中央地位逐漸穩固, 但其實際可以控制的地域也僅止于長江流域東南諸省。

 

九一八事變后到西安事變發生前不久，中共一直以“反蔣抗日”為基本政策方針。在中共的宣傳口號中，“抗日”與“反蔣”是聯系在一起的，要抗日就必須反蔣，而反蔣是為了抗日。但在政策的具體執行方面，這兩個口號之間卻有著明顯的區別，抗日與反蔣并無直接的關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階級戰爭一直是中共的政策重心，而民族戰爭卻被放在了服從階級戰爭的位置。出現這種情況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

 

根據近些年公開的張學良日記顯示，東北軍之所以不抵抗并非是因為“不抵抗政策”，而是由于東北軍與日軍的軍事實力懸殊。另外原因，就是張學良作為地方軍閥，不愿損耗自己的軍事實力，在當時的中國政壇，非嫡系只能以擁兵自重的方式生存，否則關內亦無其立足之地。所以他嚴格命令軍民百姓“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給日本人挑起戰端的借口。

 

 

 

1932年1月11日，蔣介石在奉化溪口發表《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的講話，提出為人詬病的“三日亡國論”，表示“不可輕言絕交宣戰”，同時防止“不逞之徒”乘機“傾覆政府”。日本發動的一二八事變。蔣介石不支持十九路軍抗日，并不惜屈辱簽訂《淞滬停戰協議》，執行的正是“溪口講話”的精神。

 

驚變：兩黨妥協締盟約

 

從西安事變到七七事變半年多的談判中，國民黨在表面上雖未拒絕聯共抗日，但設置了種種障礙，從而使談判未取得實質性結果。由于蔣介石聯共主要是為中日關系的惡化作準備，所以只要日本不放棄侵略，他就感到有聯共的必要；但只要中日關系還有一線緩和的希望，他就下不了聯共的決心。

 

中國大地上混亂的政局在七七事變之后卻變得空前團結起來，一年半以前，中國還面臨著再次爆發大規模內戰的威脅，而現在，幾個旅行中的英國人卻感覺到，眼前這個國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團結。人們第一次發現，民意正在中國凝聚。

 

 

 

盧溝橋事變是國共兩黨從生死對立到共赴國難的轉折。事變發生后僅兩個月又十五天，以團結御侮為核心內容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全面形成。此后，在長達八年的時間內，國共雙方的軍隊分別以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為主體，共同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了不朽的貢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盧溝橋的炮聲成了中華民族總動員的號角。全中國人民不分黨派、階級、民族、宗教、職業、性別、年齡，紛紛自覺投身到抗日救國的洪流中去。在白山黑水間首先點燃的抗日烽煙，立即燃遍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黃河兩岸，整個中華大地到處都是抗日的怒火，形成了中華民族史上空前的團結御侮、抵抗侵略的壯觀局面。

 

 

 

努力促成國共兩黨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努力促成國共兩黨合作，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應對七七事變的方針之一，并且為此做了巨大的努力。七七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即發表通電，呼吁“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為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中國共產黨積極溝通國民黨政府，把民族的利益放在至關重要的地位上，不計本黨的地位高低，多次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咸愿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

 

 

 

盧溝橋的炮聲點燃了全國抗戰的烈火。事變爆發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即向全國發出通電，指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為了促使國民政府軍事當局迅速制訂全國抗戰的戰略方針，加強對日作戰的指導，中共中央提出全國抗戰的戰略計劃。

 

七七事變后，紅軍將士滿懷愛國熱情，多次發表通電，向國民政府要求早日開赴抗日前線，并于7月14日宣布自行政編。次日，中共代表向國民政府遞交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宣言中表示：愿立即取消蘇維埃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指導，開赴抗日前線。

 

御辱：長纓何時縛蒼龍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山西、廣西、四川、寧夏、云南、青海等省的地方實力派仍占據著地盤，并擁有數量不少的軍隊，中國實際上還處于半分裂的狀態。盧溝橋的炮聲促成了國民政府軍令、政令的統一。事變發生后，各地方實力派紛紛發表通電，擁護中央，擁護抗日。1937年8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集國防會議，各省軍政長官均出席會議。會后，除原先已在前線作戰的地方部隊外，川軍、滇軍、晉軍、桂軍等均奉命開赴抗日前線。

 

 

 

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把國民政府從有限妥協推上了抗戰建國的道路。事變爆發后，蔣介石確立了“不挑戰，必抗戰”的對日態度，并立即派軍隊北上，增援華北。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指出盧溝橋事變不是偶然突發的，是日本“處心積慮的謀我之極”的結果，盧溝橋事變發展的結果直接關系著“中國存亡的問題”。蔣介石在廬山的這一談話，是國民政府對日方針的根本性轉變，標志著國民政府走上了全面抗戰的道路。在民族存亡的緊急關頭，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激于民族大義，拋棄了不抵抗政策，走上了抗戰建國的道路，這是一個關系國家前途命運的正確的歷史性選擇。

 

 

 

盧溝橋事變是國共兩黨從生死對立到共赴國難的轉折。事變發生后僅兩個月又十五天，以團結御侮為核心內容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全面形成。此后，在長達八年的時間內，國共雙方的軍隊分別以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為主體，共同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了不朽的貢獻。共赴國難期間，國共雙方雖也發生過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和磨擦，甚至出現過由國民黨頑固派蓄意制造的令親者痛、仇者快的千古奇冤——皖南事變，但兩黨間的團結合作始終是大局，是主流。國共兩黨的團結合作，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戰的完全勝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同仇：與子同袍赴國難

 

1937年7月10日，第三黨向國民政府提出了團結御侮、抗日救亡的八項主張。10月，李濟深、陳銘樞等為表示“擁護政府”、“增強全民族團結”，自動解散中華民族革命同盟。1938年4月，國家社會黨領袖張君勱、青年黨領袖左舜生先后致書蔣介石，表示“方今民族存亡，間不容發，除萬眾一心，對于國民政府一致擁護外，別無起死回生之途。”除擁護政府對日作戰外，各中間黨派還在創辦報刊，進行抗日宣傳；支持抗戰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八年抗戰中，大后方的工人階級冒著空襲堅持生產，支援前線，表現了高度的責任感和主人翁精神。廣大農民對抗戰的貢獻感人肺腑。血戰沙場的士兵，主要來自農民。源源不斷兵源的補充，主要也來自農民。農民以努力生產、協同作戰支持著抗日根據地的發展，以節衣縮食、忍饑挨餓支撐著大后方的鞏固。戰前，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是抗日救亡運動的先鋒。抗戰爆發后，當祖國召喚、形勢需要的時候，他們又毫不猶豫地投筆從戎，奔赴戰場。抗戰期間，由于大敵當前，中國的資本家和地主也響應政府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號召，分別以增加生產和同意減租減息，獻上了自己一份報國之心。

 

 

 

少數民族同胞更與漢族同胞風雨同舟。盧溝橋事變爆發后，除早已在東北戰斗的滿族、朝鮮族等之外，回族、傣族、壯族、高山族、水族、苗族等其他少數民族也紛紛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戰場。據統計，八年抗戰中直接參加對日武裝作戰的少數民族近四十個。廣大華僑雖身處異國他鄉，但始終與祖國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世界各地華僑紛紛組織起來，支援祖國的抗戰事業。除捐獻款物外，廣大華僑還喊出了有力出力的口號，許多人放棄了優越的生活條件，熱血青年終止學業，不遠萬里回到祖國，直接參加祖國神圣的抗戰事業。

 

勝利：日月從此換新天

 

說抗日戰爭推進了中華民族振興的步伐，有一定的道理。這是因為，作為一個民族國家，中國只是由于日本的大舉入侵和舉國抗戰體制的形成，才在當時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實現了統一。在此之前，中國雖然有過中央政府，但幾乎總是不斷地遭遇挑戰。抗日戰爭的爆發，根本上改變了這種情況。中央政府的地位空前穩固，國人的民族意識也因此得以極大提升。國家的統一，又恰恰是民族復興的關鍵所在。因此，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抗日戰爭使近百年飽受分裂之苦的中國重新統一起來了，增強了國民對國家認同的程度和對政府的監督程度，它自然也就促進了國民對國家和民族發展的關心和參與，從而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樞紐。

 

 

 

抗戰成為中國收回被占據的舊疆域（蘇俄占領的土地除外）的重要契機，美英兩國領導人1941年公開發表《大西洋憲章》，進而促成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反法西斯國家共同簽署的《聯合國家宣言》的發表。由于中國是最重要的反法西斯國家和聯合國創始國之一，美英等國自然很快與中國簽訂了廢止各種不平等條約的協定，于1943年通過《開羅宣言》等承認中國有權收回被日本占領的領土。43年對于中國的外交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中國人追求了上百年的夢想實現了。

 

抗戰證明中華民族團結起來任何列強不可欺辱，當一個國家的國民被廣泛動員起來，具有了一定的民族主義覺悟之后，任何列強都不可能輕易地征服它。近百年來中國遭受列強侵略多少次，沒有哪一次不是以割地賠款或忍辱負重、委曲求全為代價。而這一次所以不同，就是因為民眾開始關心國家的生死存亡，并且有了影響政府的力量。從這一點出發，紀念這段歷史，無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激發國人的愛國主義熱情，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尤其是可以從中看到中國未來發展的趨勢和希望。

 

 

 

抗戰激起了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努力建設一個強大且具有現代文明的國家開始成為中國人的共識。應該說，直到今天，我們在紀念和反思抗戰勝利的時候，這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過程還沒有完成。僅要求國民愛國是不夠的，政府的廉潔自律、民主公正，真正造福于民，取信于民，至關重要。

 

毛澤東主席說過，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民主人士晏陽初在《大公報》著文指出，我們從亡國滅種的危機中，開始覺悟了中華民族的整個性和不可分性。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存則同存，亡則同亡。“這是民族自覺史的開端，是真正的新中國國家的序幕。”

 

歷史的曙光，總是在最黑暗的時刻顯現。78年前，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78年后，大刀也許已有青銹，但民族團結的精神仍在，璀璨如昨。七七事變給古老的中國帶來了災難，也讓古老的中國歷史性地選擇了民族崛起復興之路。

 

（綜合多篇網絡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