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囯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崗位職責

點擊：  作者：綜合    來源：紅色要問  發布時間:2018-03-21 09:12:43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級領導人。

 

根據憲法規定：國家副主席協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工作；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職權；在主席缺位的時候，由副主席繼任主席的職位；副主席缺位的時候，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進行補選。

 

【歷任列表】

 

屆	姓名	任期開始	任期結束	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	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	1949年9月30日	1954年9月27日	毛澤東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54-1975）
1	朱德	1954年9月	1959年4月	毛澤東
2	宋慶齡、董必武	1959年4月	1965年1月	劉少奇
3	宋慶齡、董必武	1965年1月	1966年	劉少奇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82至今）
6	烏蘭夫	1983年6月	1988年4月	李先念
7	王震	1988年4月	1993年3月	楊尚昆
8	榮毅仁	1993年3月	1998年3月	江澤民
9	胡錦濤	1998年3月	2003年3月	江澤民
10	曾慶紅	2003年3月	2008年3月	胡錦濤
11	習近平	2008年3月	2013年3月	胡錦濤
12	李源潮	2013年3月	2018年3月	習近平
13	王岐山	2018年3月	現任	習近平

 

延伸  閱讀一

致敬老王 | 他讀過的書里，有他的氣質、他的情懷、他的理想，以及對于“不想腐”的史鑒思考

 

王岐山愛讀書，也愛薦書。王岐山讀過的、薦過的書，單是被媒體報道過的就可以列一個長長的單子。書單上有嚴謹的政治、經濟類書籍，也不乏小說、人物傳記等輕松卻不乏深意的作品。正如王岐山經歷過歷史、農業、金融、紀檢等領域的跨界人生一樣，他在讀書上同樣涉獵很廣。清朝人張維屏說：“讀書何所求？將以通事理。”雖然鮮有人知曉王岐山的讀書心得，但通過他的書單以及人生經歷，我們足以感受他的“學思悟踐”，足以觀察閱讀給他留下了什么。

 

卸任北京市長之際推薦《大清相國》

 

作為歷史專業出身的領導，王岐山說過，學歷史最重要的是聯系實際。他的書單中，從不缺少歷史類書籍。2007年底，王岐山辭去北京市長一職，即將調往中央工作。臨別之際，他向同事們推薦了《大清相國》。當時，這部由王躍文創作的歷史小說出版不久，正在熱銷，可以想見，王歧山的讀書書單隨時都在更新。

王躍文曾對《環球人物》記者說，《大清相國》寫了清朝重臣陳廷敬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于官場上所做出的種種抉擇。他這樣評價陳廷敬：清官多酷，陳廷敬是清官，但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陳廷敬是好官，但精明強干；能官多專，陳廷敬是能官，但從善如流；德官多懦，陳廷敬是德官，但不乏鐵腕。

 

對某個文學形象的推崇，往往寄托著一個人內心深處的渴望。薦書之時，王岐山剛剛卸下市長一職，即將出任主管金融、商貿等領域的國務院副總理——離他成為中紀委書記，整肅官場，還很有些時日。時隔十年回頭望去，從當初閱讀陳廷敬已見其端倪：王岐山對不貪不腐能干事的干部、對清明的政治風氣，推崇已久。

 

陳廷敬所處的時代，已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末期——康熙一朝雖有盛世之名，也無法避免官場的種種積弊。“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流傳甚廣，各級官員層層盤剝、奢靡成風。在這種風氣下，陳廷敬成了一股清流。他出身山西澤州（今山西晉城）的巨富之家，如今位于山西省陽城縣的皇城相府就是陳氏家族的祖宅；幾十載政治生涯，他做過工、戶、刑、吏四部尚書，官至文淵閣大學士。盡管如此，陳廷敬卻能嚴于律己——家世顯赫，一日只求三餐；浸淫官場，從未隨波逐流。

 

若論自律，不論生活還是為官，身為山西天鎮人的王岐山和山西老鄉陳廷敬頗有幾分相似。王岐山的老相識黃江南對他的簡樸印象深刻：“王岐山的生活樸素到近乎苛刻。這么多年了，我從來沒見過王岐山戴名表、穿名牌。年輕那會兒，他只穿最簡單的棉布衣服。1980年，我去日本學習，回來時給他帶了一條呢絨褲子，被他擠對了半天，說這褲子太時髦了，不穿。”此后，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時，王岐山已經結婚，岳父是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雖然工作的地方離岳父家只有幾步路，但他從沒在工作日到岳父家吃過一頓午飯，而是排隊在食堂打飯。這一吃食堂的習慣保持到數十年之后。王岐山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期間，有記者在一次會議上親耳聽到他批評官場上的跑飯局。“有些干部一到飯點就不見人，跑去參加各種飯局，最后只剩我一個人在食堂吃飯！”

 

自律者亦律人。30多年前，王岐山有一次到河南出差，黃江南當時任河南省經貿委副主任，兩人結伴到某縣考察。在接待的飯桌上，一名當地干部看中央干部來了，頭頂酒杯跪在地上對王岐山說：“按規矩，您要喝了這杯酒，否則我不能起來的。”王岐山當即說：“我不喝。”黃江南見氣氛尷尬，解圍說道：“我來喝。”王岐山一擺手：“你也不要喝，他愿意跪就跪著吧。”

 

這些早年經歷讓人聯想到，王岐山主持中紀委工作后，中央很快出臺八項規定，對干部作風做出了嚴格要求。人與歷史，總是互相選擇，互相成就的。當年陳廷敬也曾在國家逐漸富裕、社會奢靡之風盛行時提出過整頓禮儀制度的建議。

 

       2007年，王岐山薦書時，出版社也想過蹭蹭熱度，被王躍文制止了。幾年后王岐山出任中紀委書記，有報道重提此事，導致《大清相國》一度在網購平臺上賣到斷貨。王躍文說：“我知道書中陳廷敬的形象影響了很多公職人員，還有干部找我探討這個人物的一些歷史情況。盡管新時代對官員有新的要求，但歷史中總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可以讓我們發掘、吸收。”

 

“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出任中紀委書記剛剛半個月，就與國內廉政、法治等領域的專家開了一次座談會。會議大約持續了100分鐘，涉及的話題很廣。討論結束后，王岐山向專家們推薦了一本書：“我們現在很多學者看的是后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是王岐山第二次公開推薦此書，上一次正是他從北京市政府離任時，連同《大清相國》一起推薦給同事的。

 

《舊制度與大革命》由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所著，是一部有關法國大革命的著作。托克維爾自述寫作目的時說：“我發表的這部書絕非一部法國大革命史，這樣的歷史已經有人繪聲繪色地寫過，我不想再寫。本書是一部關于這場大革命的研究。”既是研究，便注定不是一本通俗暢銷讀物，但這本書在知識界已久負盛名。

 

在講到大革命發生的原因時，“特權”是托克維爾反復提到的一個詞。法國貴族在喪失了其古老的政治權力后，仍然占據著高官顯爵，保持著種種令人憎惡的特權。他們對人民漠不關心，頑固地維護著封閉性的既得利益，加劇了社會不公。

 

       有媒體分析王岐山之所以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因為“書中內容與當下中國的關聯性”。中國共產黨自執政以來，一直保持著對“特權”的警惕。1956年，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說：“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權貴階層。”同年，8歲的王岐山從青島轉學，來到了北京。1979年，鄧小平在向黨內的高級干部講話時，也提出了干部特殊化的問題：“最近一個時期，人民群眾當中主要議論之一，就是反對干部特殊化……人民群眾對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滿意的。”那一年，31歲的王岐山結束了在陜西的10年歲月，進入中國社科院工作。或許是歷史的巧合，在黨內反對特權的兩個重要時間節點上，王岐山都在北京，可以近距離感觸當時的政治熱度與政治決心。

 

30多年后，2013年1月，習近平提出“反腐倡廉建設，還必須反對特權思想、特權現象”“群眾對我們一些干部搞特殊、耍特權意見很大”。此時，王岐山已是中紀委書記，反對特權的責任直接落在他的肩上。僅以用房、用車兩項特權為例，當年底，中紀委網站發文宣布，要開展對領導干部住房、辦公用房、辦公用車的專項清理工作，對違規多占超配的，一律清退。2014年，干部的超標住房成了中央各巡視組工作的重點，遼寧多占住房的幾名省級干部完成騰退移交，住房超標較多的干部補交購房款。當年7月，公車改革方案出爐，副部級以下的領導干部用車被取消，一般公務用車也被取消。不少廳局級干部因違規使用公車，或辦公用房嚴重超標而受處分。中紀委一名人士曾透露：“以前幾十個文件管不好住房和用車，現在我們把一條條要求抓住不放，就管住了。”

 

托克維爾在書中還提出一個現象：大革命并沒有發生在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恰恰相反，法國的這些現象相對較輕。他給出的理由是，桎梏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顯得更加無法忍受，廢除了部分特權，“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

 

按照托克維爾這一邏輯，更能理解這5年高歌猛進的反腐態勢——坊間每一次出現“反腐到上限了，足夠了”的流言，都以更高級別的官員落馬、更嚴厲制度的出臺而終結。“刑不上常委”的傳言被打破，紀委自除“燈下黑”，凡此種種，都是要把“殘留的特權”擠壓出去。

 

在某網站的讀書平臺上，對《舊制度與大革命》有一段評價：“這本書學術性很強，要讀懂它還是需要有點世界近代史、法國革命史的知識準備。”王岐山本是歷史學科班出身，而且王岐山那一代人，本身就是中國劇烈而復雜的變革時代的參與者、探索者、推動者。他們在青少年時有過上山下鄉的知青經歷，工作之后又逢改革開放的大潮，不少人走上領導崗位，成為中國持續變革的直接參與者、決策者。因而王岐山在讀這本書時，必然加入了對改革路上的中國命運的思考。

 

王岐山所經歷的，首先是經濟和金融的變革。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肆虐，王岐山受命南下，出任廣東省常務副省長。當時，“廣國投”和“粵海”的巨額債務是對他的考驗。在激烈爭論中，王岐山拿出了重組方案，并妥善處置地方中小金融機構，使廣東在改革開放道路上保持平穩前行。

 

此后，王岐山為人們所熟知，是他在公共突發事件應急處理過程中推動的歷史性變革。2003年4月，非典肆虐，海南省委書記任上的王岐山緊急赴京，出任市委副書記，隨后被任命為代市長。當時，因瞞報疫情，他的前任孟學農引咎辭職，衛生部長張文康被免職，臨危受命的王岐山召開中外記者見面會；向市民公開最新最準確的疑似感染人數；對疑似感染的人員、場所采取隔離；小湯山醫院迅速開工……王岐山上任幾十天后，北京從疫區中除名。以此為契機，中國逐步建立了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突發公共事件應急制度。

 

人民日報海外版曾刊文評價《舊制度與大革命》之于當代中國的意義：“可以說，經由改革達成代價最小的現代化道路，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問題在于改革怎樣推進、制度怎樣變革，《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能帶給我們一些啟示。”

 

 “岐山，怎么還不睡”“我看會書” 

 

上世紀60年代，王岐山還在讀高中，偶然聽老師提起哲學家艾思奇的觀點，馬上找來艾思奇的著作《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當時，這本書是一些大學哲學課的教材，王岐山讀完后有自己的思考：“我贊成艾的觀點，從哲學高度看，說一件事、一個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絕對。如果雷鋒還活著，他也不能說自己的世界觀是百分之百正確的。活到老學到老才是正確的。”

 

1969年，王岐山21歲，來到延安插隊。在“累了還吃不飽”的日子里，讀書成了他最大的愛好和精神慰藉。有一次，同在延安插隊的習近平到王岐山那里借宿，結果被王岐山“順走”一本外國經濟學書籍。有人質疑“外國的書，正確嗎”，也有人不以為意地說“看這些書有用嗎”，王岐山只回答道：“這個沒學好，得再啃啃。”在動蕩年代，知青的命運如浮萍一般，前途難料，而王岐山卻沉下心，甘當一個“公社里的讀書人”，為將來迎接時代的巨變儲備能量。4年后，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更是握緊手中的書本，讀范文瀾、讀郭沫若……據他的同學吳永琪回憶，半夜上廁所經常看到王岐山屋里的燈還亮著。“有時我敲門說：‘岐山，怎么還不睡？’他說：‘我看會書。’”

 

當年在陜北康坪大隊插隊的北京知青合影，后排右一為王岐山。

 

31歲那年，在陜西省博物館工作的王岐山被調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在那里他繼續讀書，也修書、編書，《辛亥武昌起義人物傳》《民國人物傳》等書籍中都留下了他的工作印記。同時，王岐山開始思索改革開放中的新現象。他曾和同事討論：“你愿意每個月賺90塊端泥飯碗，還是每個月賺60塊端鐵飯碗呢？”這樣的問題讓同事覺得“很新”，一時沒人答得出來。

 

帶著對國家命運的思考，王岐山來到國家農委，站在了改革開放第一線。成為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所長后，王岐山也沒忘了讀書，還喜歡給同事開書單。據他當時的同事回憶，王岐山推薦過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寫的《激蕩的百年史》，這本書講述了從明治維新到二戰之后的日本歷史。彼時的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將近10年的關鍵時期，王岐山推薦這本書是希望提醒大家避免日本現代化過程中的某些彎路。

日后王岐山從政的履歷，為人們所熟知：從金融干部，到主政一方，再到中央工作，最終執掌中紀委、位列國家領導人。數十年中，職位在變，他讀書的習慣從未變過。2008年全國兩會期間，王岐山已經辭去北京市長一職，暫未在政府系統中任職。他前往山東代表團參加討論，有人問他“最近在忙啥”。他說：“讀書學習，認真思考，待業上崗。”當時，王岐山的書單上有諸子百家的著作，也有《胡適：努力人生》。“離任北京后，我一直在‘充電’，以便‘再就業’。”王岐山笑言。

 

2013年初，有報道說王岐山正在讀美國政治學家桑德爾的《公正》。桑德爾在談及這本書時曾說：“在經濟繼續增長的情況下，發展和強化道德責任感以及社會凝聚力是很重要的。王岐山那時履新中紀委書記不久，相關人士透露：“現在遇到的很多問題是兩難的問題。王岐山讀這本書，是在思考如何在兩難之間找到一個選擇點。”

一個人讀過的書里，有他的氣質、他的情懷、他的理想。13年前，王岐山在北京市長任上曾說過一段話：“我是學歷史出身，站在歷史長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調你來了，既然歷史給了你這樣一個機會，那么你只能盡力去做。”13年后重讀這番話，他已經完成了更艱巨、被寄予更大希望的歷史使命，他留下的反腐成果達到了5年前人們難以想象的高度——“不敢腐的目標初步實現，不能腐的籠子越扎越緊，不想腐的堤壩正在構筑”。不想腐的自覺，終究源于人的內在世界，王岐山的書單，讀的是史鑒，叩問的是漫漫歷史長河中，人的價值取向如何安放。這，或許是王岐山留給中國當代歷史的最深遠的東西——不想腐，是史鑒不遠，更是人生之最高價值。

 

作者：李靜濤; 本文來源：環球人物  

 

延伸  閱讀二

 

致敬老王 | 他打造了一支鐵的隊伍，執行了一套鐵的紀律，留下“不能腐”的鐵面風紀：

 

現在流行直播，而王岐山早就有過這個想法。那是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嚴重，時任北京市代市長的王岐山頻繁在媒體上露面。接受中央電視臺記者采訪時，他說：“我那天跟我的秘書長開玩笑，給我的辦公室架一臺直播電視吧，老百姓就踏實多了。你們的市長知道你們的事；反過來，你們的市長愿意把事告訴你們。”

 

14年后，參加完黨的十九大，王岐山又寫下一句話：“為人民謀幸福是黨始終不變的初心，國家發展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的持續改善以及由此積聚起的民心民意，是黨執政最根本的政治基礎。”數十年來，王岐山一直是人民利益的捍衛者。人民痛恨的害群之“虎”，他不放過；人民需要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他孜孜以求。

鐵腕帶隊：以堅決的態度清理門戶

 

政治清明，首先需要一支鐵的執紀隊伍。“我一上任，就看了《忠誠與背叛》，這部電影講述的就是這段歷史。在當時極端嚴峻、惡劣的環境下，我們黨決定成立中央監委，就是為了嚴懲叛徒、純潔隊伍、嚴格黨的紀律、保護黨的組織。”2013年11月22日至23日，王岐山在湖北省調研。調研第一天，他就來到中央監察委員會舊址參觀。

 

90年前的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大會選舉產生了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就是中紀委的前身。成立后不久，監委主席王荷波被叛徒出賣，在獄中受盡酷刑，但始終堅守黨的秘密，被軍閥張作霖殺害于北京安定門外。在那個血淋淋的白色恐怖年代，面對生死抉擇，這10位委員無一人叛變，其中8人相繼犧牲，用生命詮釋了何謂忠誠。“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王岐山說。

 

       在反腐斗爭中，紀檢監察隊伍中出現了背叛者。中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原主任魏健，第一次住進一名商人的別墅就“看傻了”。“他們得掙多少錢啊！后來，他們給我錢，我心里就想，你給我進貢，進吧！反正都是朋友，你也有實力，出得起。”魏健說。就這樣，他一步步滑向深淵，四川等地的商人再送他錢財，他想都不想就收下了。

 

中紀委對魏健早有覺察。2012年7月，魏健由第五紀檢監察室主任調任第二紀檢監察室主任，不再聯系西南片區。2014年3月，中紀委調整內設機構，紀檢監察室由10個增加到12個，魏健改任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同時新設立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王岐山在當月召開的全國兩會期間，參加了四川省代表團審議，專門談到了這個新設立機構的作用：加強對紀檢監察干部的執紀監督。僅1個多月之后，正在辦公室上班的魏健被帶走調查，成為十八大后中紀委機關首個被調查的廳局級干部。

 

2016年12月，王岐山在江蘇召開部分省（區）紀委書記座談會時說：以堅決的態度清理門戶。中紀委法規室原副局級紀律檢查員、監察專員曹立新，曾在他聯系的山西辦過不少大案要案。山西省交通廳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紀委書記馮朝輝通過飯局認識曹立新后，想用錢收買他。“當時他也是死活不要，但是禁不住我硬勸，給他扔到車上我就走了。”曹立新此后多次收受馮朝輝的變相賄賂。廣東省化州市紀委原書記陳重光想討好廣東省紀委原書記朱明國，得知這位領導每年清明節都回海南五指山家鄉掃墓，就借這個機會去看望他，“有時候50萬，有時候100萬這樣地送”。紀檢監察隊伍中的這些違紀干部一一被查處。2016年底，王岐山公布了“清理門戶”成績單：十八大以來，中紀委機關共處理38人，全國紀檢監察系統共處分7200余人。

 

正人先正己，嚴管就是厚愛，這是王岐山對紀檢隊伍常說的話。一直以來，他也是這么做的。1998年8月，時任廣東省常務副省長的王岐山參加一次工作會議。會場不時傳來移動電話和BP機的鈴聲，還有人在座位上接聽電話。王岐山發火了：“我敢斷定，上午這么多電話多數是沒有什么正經事的。”此事之后，廣東省的干部再開會，會場上安靜了許多。

 

2003年非典期間，時任北京代市長的王岐山在天壇公園與晨練的北京市民親切交談。

 

2003年4月22日，王岐山在非典疫情肆虐之際出任北京市代市長。此前不久，解放軍總醫院一位退休外科醫生披露北京瞞報非典疫情，引起國際輿論嘩然。上任第三天，王岐山就主持召開了第一次政府常務會議。這次會議開了半小時，王岐山對在場的各級領導干部嚴厲強調“我就要求你們匯報的時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軍中無戲言。”“誰也不允許‘貪污’信息。”

 

在地方上屢擔重任，為王岐山贏得“救火隊長”的稱號。擔任中紀委書記后，這種雷厲風行的風格也影響著中紀委的工作隊伍。某年夏天，中紀委機關正在舉行籃球比賽，比賽還沒結束，一名場上球員突然下場——他接到通知，馬上要趕火車去外地辦案。一名接近地方紀委的人士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我有個朋友在某省紀委工作。有一次到外地辦案，只帶了當季的衣服，沒想到一去就是兩個月。沒辦法，他愛人只好帶著換季的衣服，坐火車給他送了過去。類似的事情，這幾年在各級紀委不算新鮮。”

 

2017年9月，在十八屆中紀委即將完成使命之際，全國紀檢監察系統表彰大會在北京召開。97個單位獲“全國紀檢監察系統先進集體”榮譽，50人獲“全國紀檢監察系統先進工作者”榮譽。受到表彰的北京市紀委紀檢監察員亓光森，曾連續1年多堅守在工作一線，無暇顧及家庭，圓滿完成了6個大案要案的紀律審查任務，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4.9億余元。王岐山為“亓光森們”頒發證書，并告訴他們：建設讓黨放心、人民信賴的隊伍，用擔當詮釋對黨和人民的忠誠。這是每次召開中紀委全會時，王岐山都會強調的一句話。

 

鐵腕問責：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

 

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制定實施切實可行的責任追究制度。此后，王岐山多次強調落實“兩個責任”，密集時1個月之內為此召開了6次專題座談會。特別是主體責任，王岐山稱之為“牛鼻子”。“為什么叫‘牛鼻子’？放牛的時候只要牽住了牛鼻子，小孩子牽著牛繩就能讓水牛這個龐然大物跟著自己走。主體責任再簡單不過了，黨委書記只要看看黨章就明白了，這是使命，要竭盡全力。”王岐山說。

 

主體責任沒有落實怎么辦？那就問責。2016年元旦前后，中紀委網站陸續公布各地落實“兩個責任”不力的典型案例。至少40名黨委、紀委書記被點名曝光。例如，青島日報社原黨委副書記王海濤嚴重違紀問題，已于2015年11月26日在中紀委網站曝光。2016年1月8日，中紀委網站對其進行二次曝光，除王海濤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外，負有主體責任的青島日報社時任黨委書記、負有監督責任的青島日報社時任紀委書記，也分別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和黨內警告處分。

 

在2016年1月的中紀委全會上，王岐山提出，要研究制定《中國共產黨黨內問責條例》，把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此后不到兩個月，遼寧省委原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王珉接受組織調查。他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作為省委書記，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未按照中央要求履行換屆工作第一責任人的職責，對此前發生的遼寧省大面積賄選案負有主要領導責任和直接責任。

 

 

2013年11月，王岐山在湖北省調研，并參觀中央監察委員會舊址。

 

2016年6月，王岐山專門到遼寧調研，召開座談會，就制定《問責條例》征求意見。在會上，他說了一句后來流傳很廣的話——“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當月，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該條例。王珉先是在當年10月召開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被開除黨籍，后被判處無期徒刑。

 

犯了錯就要追責，這是王岐山一貫的作風。他還曾檢討過自己的錯責。2004年底，北京庫存天然氣只剩4.7億立方米。時任北京市長的王岐山考慮，這些氣要一直用到2005年全國兩會，太緊張，于是在一周之內將天然氣用量從2200萬立方米—2400萬立方米/天減少到1700萬立方米/天。結果，市民冬季供暖出了問題，個別居民區出現短暫的停氣。王岐山后來意識到這個問題，多次在公開場合檢討北京氣荒。他說：“剛開始供暖投訴在歷年來是最少的，老百姓滿意。但這一下忘乎所以了，打盹了，忘了這天然氣是死數。”“我有錯，魔鬼就在細節之中。”

 

如果說，在沒有《問責條例》之前，追責主要看官員的自覺，是隨機性、偶然性的事件，那么有了《問責條例》之后，追責就成了剛性的制度力量。如王岐山所說：“做不到的寧可不寫，寫上的就要管用。”《問責條例》自2016年7月8日施行以來，有責必問、問責必嚴正在成為常態。2016年8月，山西省大同市天鎮縣紀委對該縣民政局職工石海全涉嫌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這事本身并不特殊，但其處理情況引起了廣泛關注——天鎮縣紀委對縣民政局前后4任局長及兩任紀檢組長，共6名領導進行問責。這源于《問責條例》的一條規定：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

 

鐵腕巡視：每一屆都要全覆蓋

 

十八屆中紀委執紀審查的案件中，超過60%的線索來自巡視，巡視的作用可見一斑。2017年7月14日，中央印發的《關于修改〈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的決定》和修改后的《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向社會公布。不少人問：2015年8月不是剛修改過嗎，怎么不到兩年的時間又改了？這源于巡視工作實踐在不斷積累經驗和成果。

 

2013年5月17日，王岐山出席十八屆中央首輪巡視工作動員會。彼時，八項規定剛剛出臺不久。王岐山對中央巡視組的要求是，當好黨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蒼蠅”，對違法違紀問題要早發現、早報告。此后幾年，他多次出席中央巡視工作動員部署會，從突出監督一把手，到細化“四個著力”重點，到強調檢查執行黨紀情況，再到第十二輪即最后一輪巡視強調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覺悟……巡視重點隨著形勢發展不斷變化。

 

2014年10月，中央巡視組對上海反饋巡視情況：少數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在其管轄范圍內經商辦企業，群眾對個別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倚仗其權力謀取巨額利益反映強烈。8個月后，這個意見得到了制度性反饋：上海市委公布了《關于進一步規范本市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行為的規定（試行）》，引發廣泛關注。這是巡視制度劍指問題、助推制度完善的一個生動范例。

王珉的問題線索就是在巡視中發現的。2014年第一次巡視遼寧時，他已經擔心起來。他后來承認，當時“千方百計地打聽巡視組的一些動向，比如找一些什么人談話”。巡視組發現了遼寧省委常委換屆選舉和人大代表選舉中存在的問題，但沒有發現王珉與選舉亂象有關。王珉心想：“從政治上考慮不會抓一個省的，只會抓一個地級市的，抓一個縣級市的。我也覺得我老書記了，在兩個省當過省委書記。”于是，王珉主導遼寧省方面對調查整改采取敷衍態度，讓中央感到問題可能更嚴重。2016年2月，王岐山出席中央巡視工作動員部署會，強調要對已巡視過的地方殺個“回馬槍”，開展“回頭看”。遼寧列入4個首次“回頭看”的省份之一，王珉成為重點“照顧”的人，隨后他的問題暴露無遺。王岐山讓“王珉們”明白：不是躲過一次巡視就萬事大吉了，巡視要常態化。

 

5年中，以王岐山為組長的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召開了115次會議，組織開展了12輪巡視，共巡視了277個黨組織，完成了對省區市、中央和國家機關、中管企事業單位和金融機構、中管高校等的巡視，在黨的歷史上首次實現一屆任期內巡視全覆蓋；對16個省區市開展“回頭看”，對4個中央單位進行“機動式”巡視。這些數字和成績，被寫入十八屆中紀委向十九大提交的工作報告中。

 

        完成一屆任期內巡視全覆蓋不是終點，只有每一屆任期內巡視均完成全覆蓋目標，才能保證步伐不變、力度不減、震懾常在。為此，2017年新修訂的《巡視條例》明確規定：“黨的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實行巡視制度，建立專職巡視機構，在一屆任期內對所管理的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黨組織全面巡視。”

 

鐵腕執紀：“從嚴治黨就是我的信條”

 

2013年3月，王岐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基辛格問我：‘你到底管什么了？’我說，我管8300萬中共黨員的紀律問題。基辛格說：‘這是偉大的工作。’我理解他的話是在調侃我——偉大的工作，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說我做不到，管不住……我的觀點就是從嚴管黨，從嚴治黨，這就是我的信條。”王岐山后來回憶說。

 

怎么管、怎么治？抓一個“老虎”或許不難，而破除“腐敗文化”的積弊絕不容易。王岐山的辦法是，從小事突破，以小制度瓦解經年陋習。

 

早在2004年2月，時任北京市長的王岐山就曾在北京市政府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痛斥了社會上的種種腐敗現象，把它們概括為“擋不住的風情”“禁不住的誘惑”。“現在在家做主的領導干部不多了，一切權力歸配偶，但領導干部的耳根一定不能太軟。子女本來就不好管，獨生子女更不好管，有些領導干部的子女不懂事，不知道社會上有人為什么對他好，還以為自己長得俊、有魅力呢。”他現場承諾：“從我做起，從市政府領導班子做起，時刻警惕和防止權力的蛻變，不僅要管好自己，還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在思想上筑起堅強防線。”

 

       王岐山曾在多地任職，故舊友人多，偶爾偷得閑暇也與老友相聚。出任中紀委書記后不一樣了，幾乎所有飯局，王岐山一概不赴。《環球人物》記者曾采訪過王岐山的大學同學，前不久，同學們想著王岐山卸任中紀委書記了，總算可以參加同學聚會了，但這個計劃至今仍未實現。

 

1983年，王岐山(右)與同事在湖北赤壁。

 

中秋節期間，朋友們送來的月餅，王岐山也堅決不收。他的妻子也將朋友妻子相贈的月餅退回去了。總是如此，難免讓老友間生疏。王岐山夫婦想出兩全之策：可以適當邀請朋友們到家里做客，開伙煮飯。這樣一來，既遵守了中央的規定，擋住了一些應酬，又能和朋友們正常交往。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除非出了問題被革職，否則當官就像上保險，只會升不會降。如今這種思維慣例已經被打破。2014年7月16日，中紀委網站發布消息：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書記張田欣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取消其副省級待遇，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當時就有人說：老王又有新招了。媒體將之命名為“斷崖式降級”。此后，一個個高級干部被“斷崖式降級”。截至2017年5月，共有22名省部級干部“享受”了這種待遇，其中3人被降為科員。

 

正如王岐山13年前所言：魔鬼就在細節之中。制度的“籠子”有沒有效，就看它編得夠不夠細。以《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表》為例，一名中直機關的中層干部在填寫時忍不住感慨：“這種表格以前也有，但是好填，婚姻狀況有無變化？有和無，畫鉤就行。9名官員隨即落馬！房產情況有無變化？還是有和無，畫鉤就行。但現在，變化詳情、變化時間、變化原因……不花半天都填不清楚，太細了！”

 

就是在這些小事上下功夫，王岐山剝離了人情和面子，敲碎了所謂的“腐敗文化”。他以鐵腕編織制度的“籠子”，是要讓領導干部不能腐。如果說驚心動魄的大案要案只是不敢腐的震懾力量，那么越扎越緊的制度的“籠子”就是不能腐的剛性制約力量。

 

考量一個政治家，固然有成就、口碑、品格等諸多指標，而能否建立一套運轉不息的制度，更是一個重要指標。王岐山在反腐敗的制度建設方面，有很多思考和實踐。2016年12月，王岐山再次會見了基辛格，話題觸及他對制度問題的更深思考：“完善國家監督，就是要對包括黨的機關和各類政府機關在內的廣義政府進行監督。”這就是正在推進的國家監察體制改革。2016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拉開序幕。當月，王岐山出任新成立的中央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甫一上任，他就馬不停蹄地到3個試點地區調研。他說，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監察委員會與紀委合署辦公，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改革后，北京、山西、浙江的監察對象分別增加了78.7萬人、53萬人、31.8萬人。

 

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決定：在全國各地推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3天后，中紀委同全國人大常委會密切配合研究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在全國人大網公布，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與此同時，王岐山發表了十九大之后的第一篇文章，文中寫道：“全面從嚴治黨是一場自我革命，推動破解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解決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帶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問題，使黨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確保承載著13億多中國人民實現偉大夢想的航船行穩致遠。”這既是對黨和國家事業的肯定，也是百姓心中對王岐山和中紀委的肯定。

 

(來源：百度百科、體制內夜讀、基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