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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法治中國建設存在著兩條道路之爭。一條從中國實際出發，是實事求是的法治道路，一條理論和概念先行，是教條主義的法治道路。

教條主義的法治道路主要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堅持某種版本的“社會主義”，因此拒絕“法治”，把“法治”視為與“人民民主專政”互不兼容的洪水猛獸，認為“憲政”是一種與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對立的資本主義法治理念。第二種觀點同樣基于對某種版本的“社會主義”的拒絕，認為“法治”與“公有制”、“一黨執政”、“人民民主專政”格格不入，因此法治建設應當走“私有產權”、“人權”、“言論自由”和“多黨競爭”等“普世價值”的道路。

上述兩種關于法治的觀點之所以是教條主義的，在于兩者都抱守特定版本的“主義”和“真理”，從概念和教條來批判和改造中國法律理論、制度和實踐，因而是一種缺乏歷史感和實踐性的法治道路。從中國革命、建國和建設歷史經驗出發，以及中國法治建設的實踐邏輯出發，實事求是的中國法治道路是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相統一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實事求是的法治道路，首先是在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現行中國憲法的核心理念，但這不僅僅是一個紙面上的宣誓，而是在歷史和實踐形成的。首先，黨的領導地位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中形成的。從“為人民服務”到“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定義和塑造自身先進性的基本原則及其歷史實踐成為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基于先進性這一“先鋒隊”屬性，對于社會主義中國而言，共產黨不是西方政治學說中代表部分團體利益的Party，而是超越政府治理的作為整全和總體的中國人民的主權代表。在這個意義上，否定黨的領導地位，實際上是對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基本歷史經驗的否定。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又不僅是蘇共式的馬列政黨，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黨領導人民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堅持探索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成功創造和實踐了人民民主專政、政治協商、民族區域自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人權和保護公私財產等基本國家和社會制度，并將這些基本制度寫入憲法和法律，奠定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內涵和核心理念，并且也將根據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出現的具體問題不斷完善法治體系。

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法治道路，既強調要求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也要求黨和人民歷史和實踐地對待法治。首先，堅持歷史感和實踐性意味著拒絕去歷史的和去實踐的法治概念。一方面，不因為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探索法治道路的失敗經驗而放棄法治建設，另一方面，也不因為某些西方國家探索法治建設的某些成功經驗而奉之為終極真理和標準規范。其次，歷史和實踐地對待法治，要求黨和人民認真對待和總結共和國法治建設的經驗教訓。再次，堅持法治概念的歷史感和實踐性，意味著要從程序法治與實質法治、成文法律與不成文法律（黨章黨規、文明傳統）的雙重視角看待和探索社會主義法治，并且保持社會主義法治內涵和外延的開放可能性。最后，堅持法治概念的歷史感和實踐性，要求黨組織和黨員率先垂范，不僅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而且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

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相統一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在法治理念（Idea）上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然而這種統一不是孤立、靜止和片面的，而是在具體的展開環節中經歷不斷地自我否定與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過程。因此，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相統一并非意味著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之間不存在或不會發生矛盾沖突，而是意味著社會主義法治從概念到實踐以及從實踐到概念之間的往復運動，在不斷產生和解決新的矛盾的基礎上達成的對立統一。由此出發，探索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關系需要認真對待以下的具體的對立統一關系。

第一，堅持黨的領導和遵守憲法法律的關系

堅持黨的領導與遵守憲法法律的關系是黨-法關系的核心問題。四中全會公報既強調“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也提出“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堅持實事求是的法治道路，既需要反對片面強調黨的領導而把憲法法律工具化乃至虛無化，也需要反對片面強調遵守憲法法律而排斥黨的領導地位，推崇去政治化的“司法獨立”。

一方面，憲法是根本大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我國憲法確立的。堅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首先就要堅持黨的領導。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國憲法規定了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政黨和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中國共產黨章程》提出：“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黨內嚴格禁止用違反黨章和國家法律的手段對待黨員”。四中全會公報強調，要堅持黨的領導核心作用，統籌依法治國各領域工作，確保黨的主張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如《決定》提出，黨中央凡立法涉及重大體制和重大政策調整的，必須報黨中央討論決定。

另一方面，在領導方式上，黨的領導是政治思想領導、方針政策領導。黨的決定是政治性的，不等于國家法律，沒有法律強制力。黨的意見與人民意見結合起來，通過人民大表大會的民主立法，成為國家法律，成為執法和司法活動的規則依據。因此，在具體的法律行為中，“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因此，四中全會強調，要改善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不斷提高黨領導依法治國的能力和水平。黨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自覺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黨員干部要提高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不得違法行使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

第二、依法治國與人民民主的關系

依法治國與人民民主的關系屬于社會主義法治的工具價值與目的價值關系。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的國家治理方式；人民民主是依法治國的主體、基礎和內在價值。堅持實事求是的法治道路，既要反對將人民民主與依法治國相對立，也要反對拋開人民民主只講依法治國。

一方面，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途徑和制度保障。從1999年“依法治國”入憲，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法治中國建設在于推進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其最終目標就是要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完善和定型，到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社會主義法治進程，是黨和人民黨總結共和國前后三十年的治國理政和法治經驗基礎上的歷史選擇。

另一方面，依法治國的主體和力量源泉是人民，依法治國的目的是為了人民當家作主。正如十八大報告指出的，“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人民當家作主還有更深遠的指向。中國要人民當家作主，也要帶領世界人民有當家作主。在這個意義上，憲法上的“人民主權”并不只對革命建國的法理確認，也不僅僅指向的不僅指向共和國的獨立和人民當家作主，最后指向是普遍歷史的東西。

值得注意，四中全會的公報和決定沒有提“專政”一詞。的確，在字面意思上，“法治”與“專政”似乎是兩種對立的政法理念。然而如果缺少了“專政”這一要素，如何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以及人民主體的階級領導屬性，成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理論和實踐難題。更為棘手的問題是，現行憲法第一條用“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屬性。因此，去除或淡化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的階級性，涉及到“依憲治國”的相關憲法問題。

第三、黨章黨規與國家法律的關系

黨章黨規與國家法律的對立統一，是堅持黨的領導與遵守憲法法律的黨-法對立統一關系的自然延伸。堅持實事求是的法治道路，意味著既反對用黨章黨規代替憲法法律的黨-法不分的“前現代”國家治理方式，也反對割裂黨章黨規與憲法法律的關系，將黨章黨規排除在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之外。

一方面，黨章黨規與國家法律都依賴于黨的領導，共同構成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基本結構。首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其中就包括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這一任務。法治體系的內容從來不僅僅是成文法律，而是不成文法與成文法的統一。在社會主義中國，除了國家法律，黨規黨法和民間習慣法都是法治體系的組成部分。

其次，黨章黨規是國家法律制定和修訂的重要淵源和方向先導。在現行1982年憲法的制定過程中，許多重要和關鍵和改進都是源于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1980年《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2年《中國共產黨章程》的相關規定。而且，1982年以來憲法的重大變革均以黨章的變革為前導。

另一方面，黨章黨規與國家法律在治國理政的對象、分工和標準上存在差別。國家法律的適用對象是公民，黨章黨規的適用對象是黨員。立法、執法、司法環節制定和適用的規則是國家法律，而依規治黨適用的規則是黨章黨規。黨章黨規對黨員的要求高于國家法律對普通公民的要求。從黨章到《八項規定》，黨章黨規體系嚴格要求黨員為人民服務，黨章規定黨員有義務“模范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因為黨是工人階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先進性”決定了黨的“代表性”，也決定依據黨章黨規嚴治黨的必要性。

第四、改革與法治的關系

改革與法治的對立統一，在現階段表現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與全面深化改革的對立統一，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需要深化改革。堅持實事求是的法治道路，既要避免把法治當成限制改革的僵化的規則治理，也要避免脫離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改革路徑。

一方面，在依法治國中全面深化改革。法治是改革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環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關系落實全面深化改革頂層設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優化職權配置的司法改革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環節。

另一方面，通過法治建設鞏固改革成果。四中全會公報指出，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因此，正確處理法治與改革關系，需要科學立法、通過法律落實改革任務，在司法中通過法律實現改革目標。

決議公報指出，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但哪些方面是已經成熟的、需要剛性約束，哪些方面仍然要探索和裁量，不能一概而論。比如知識產權問題這幾年呼聲很高，但知識產權本來就是美國主導的世界法權體系的重要部分，而且美國近年來也試圖通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等新型法權體系繞開知識產權壁壘。反之，如果中國知識產權法律體系越來越剛性，則可能阻礙中國創造。另一面比如拆遷法律，減少自由裁量權被實踐證明是合適的。

第五、法治主義與群眾路線的關系

法治主義與群眾路線的對立統一，突出表現在司法問題上職業主義與群眾路線之爭。堅持實事求是的法治道路，既需要反對僅僅從職業邏輯進行司法裁判，也需要反對用政法邏輯取代“獨立審判”的專業司法。

首先，《憲法》等法律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均不得干涉。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正如四中全會公報所言，要推進法治專門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完善法律職業準入制度，從專業法律人中吸納和招錄法律人才。

其次，堅持司法群眾路線，法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僅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的要求，也是《憲法》、《法官法》等法律的明確規定。因此，法律專業人才的準入門檻是否僅僅是封閉的“法律專業學歷”或“司法考試證書”，值得思考。這也涉及到“職業導向”的法學教育如何真正培養能夠實踐“群眾路線”的價值觀和技能的法律人的問題

最后，現代中國是并且仍然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平衡東部與西部、城市與鄉村、中央與基層的法律矛盾，需要堅持法律職業主義和群眾路線的對立統一。從法院和法官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粗略地說，目前大中城市的法官更想擴權，而基層法院想要更多的協調。這就涉及到陌生人社會與熟人社會的不同司法邏輯。從司法受眾角度看，當下中國的人民大眾，特別是弱勢群眾，對于以調解為代表的司法群眾路線有著強烈的社會需求。在根本意義上，一個能夠有效回應民眾司法需求的法律體系，才能獲得真正的合法性和司法權威。

第六、獨立自主與學習外國經驗的關系

“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是四中全會決定的基本原則，在這個基礎上，決定提出：“借鑒國外法治有益經驗，但決不照搬外國法治理念和模式。”如何做到既從中國實際出發，又善于學習外國法治有益經驗呢？從經驗看，過去三十年中國主要學習的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法治經驗。毋庸諱言，的確有學者甚至個別立法者也把特定歷史情境中的西方某國法律當成法治的標準答案。

實事求是地學習外國法治的有益經驗，要求中國法治在學習特定國家的法治經驗時，既重視特定法律的現狀，也注重它們的發展源流和歷史情境，以及不同國家的不同法治模式；既重視西方發達國家的法治經驗，也注重第三世界國家的法治經驗特別是盲目照搬外國法律體系的教訓。一個頗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菲律賓和利比里亞兩國的憲法和政治制度基本照搬美國憲法，但前者是著名的政治經濟失敗的“香蕉共和國”，后者長期處于內戰狀態，也是著名的“失敗國家”。

最后，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對立統一涉及到其他許多方面的關系，如共和國法治實踐前后三十年的關系、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中央與地方的法治關系。作為結語，如何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理解和處理這些具體的對立統一關系，塑造和決定了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相統一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基本形態。在上述豐富和復雜的具體關系中，在我看來，最重要的也是最可能操作的是，是認真對待現行中國《憲法》，將依憲治國從方向和口號化為具體的釋法和行憲。當然，這個問題恐怕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題了。

（本文系2014年11月《經濟導刊》雜志社舉辦的“依法治國研討會”的發言稿擴展而成，部分發言摘要刊登于《經濟導刊》2014年12期，謹表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