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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進城要攺變自已的命運，成為城里人，這條路是很艱辛的。下面從我自己的親身經歷，看我和我們家是靠什么來改變命運的。

　　我也是一個進城的農民。老家離萍鄉縣城三十多華里，是一個資源貧脊的小山村。解放前，村民們的生活都很困苦。土改的時候劃成分，全村幾十戶人家，只有一戶中農，其余全是貧下中農和雇農，不少家庭靠乞討才能生存下來。

　　1949年解放前夕，母親又生了一個小妹妹，成了五口之家。為了生計， 父親帶著我(當時12歲，剛剛高小畢業)從農村來到了萍鄉城找三姨父討生活。

　　三姨父在萍鄉城里靠擺攤做蔥花油餅謀生。我們投奔他后，他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將做蔥花油餅的手藝傳授給我們，再幫我們做了一個跟他擺攤一模一樣的，既可以做油餅，又可以挑著走的挑子。姨父在萍鄉城東門擺攤，父親就到萍鄉城西門火車站附近擺攤，互不影響。一轉眼，到了1950年的春天，家里的田地要耕種了，父親回家換成母親出來做小買賣。從此我們家就分成了兩部分，父親一人在家種地，母親帶著我兄妹三個在萍鄉城里做小買賣謀生。

　　1951年家鄉進行了土地改革，沒收了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余的糧食及其多余的房屋，然后統一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及缺乏其他生產、生活資料的貧苦農民。當時家鄉人均耕地8分田，父親和兩個妹妹共三個人登記在農村的家， 可分得二畝四分田。自家有不到一畝田，從地主家分到了一畝多田，還分到了農具、家具等生產、生活用品，家庭成分定為貧農。從此，父親和兩個妹妹是農村戶口，母親和我是城市戶口，我們家也就一分為二了。

　　父親回農村了，我年齡小，母親體弱，都挑不動這一百多斤的做蔥花油餅的挑子，只好改做其他的小買賣。開始沒有經驗，不知道做什么買賣好，聽別人說什么能賺到錢，就做什么。賣過菜，收過破爛，販賣過油條，最后選擇了賣雞蛋。

　　為什么最后選擇賣雞蛋呢?因為賣雞蛋不太重，比較干凈，且占地不大，我們住的小小的房間里可以擺放在床底下，也能賺錢。那時候小商小販賺錢多少都是以能買到多少米來計算的。我們家四口人，每天只要能賺到兩、三升約合四斤左右的米就能解決溫飽問題，就知足了。那時大米沒有現在那么多品種，加工也沒現在精細，精細一點的叫白米，稍為去掉了一些粗皮的叫熟米，也叫標準米，一般八分錢左右一斤，所以每天只要能賺到四、五角錢就滿足了。一般每個雞蛋能賺2-3厘錢。那時的雞蛋價格3分錢左右一個，分大小賣，大的賣3分5或一角錢3個，賺得多一點。小的三分錢一個、一角錢4個，有破裂的一角錢5個，打破了的更便宜，不但沒有錢賺還要虧本。每天要賺足4-5角錢至少要賣200個以上的雞蛋。所以我們白天賣新鮮蛋，晚上賣五香茶葉蛋。大妹寄養在高坑的大表兄家，母親帶著小妹妹，負責做飯、煮茶葉蛋，空余時間才能來守攤賣蛋。收蛋、賣蛋的任務，主要落在了我這個13歲的大哥身上了。那時候，做小買賣的人很多，賣蛋的也很多，競爭得很激烈。雞蛋主要來自萍鄉北門外的農村，每天早上天未亮就得出門， 走上5-6里地， 后來要走上10-15里路去收購鮮蛋。走得遠點才能收到大的蛋和便宜一點的蛋。收到蛋后馬上又要挑回城里到菜市場或街上去叫賣，從上午一直守到天黑。吃完晚飯，就要去賣茶葉蛋了。

　　賣茶葉蛋的挑子，前面是一個燒木炭的爐子上面放個盛著五香、八角、茶葉和食鹽等調料汁與茶葉蛋的沙缽，后面是一個籃子，里面放著木炭和已煮熟的茶葉蛋。茶葉蛋的買主主要是過夜生活的人，包括看戲、看電影的，打牌的，更多的是商店打烊后算賬的伙計。晚上7時至10時是賣茶葉蛋的最佳時段。所以每天晚上7時以前，我就要挑起擔子出門，沿著最繁華的街道，經過戲院、電影院，然后走街串巷來回走兩趟，邊走嘴里邊吆喝著：“五香茶蛋喲!”、“賣茶蛋喲!”天天如此。因此，我也成為了萍鄉城里的“名人”。 萍鄉城里人把蛋叫“嘎嘎(音)”， 雞蛋叫“雞嘎嘎”，鴨蛋叫“鴨嘎嘎”。大家不問我姓甚名誰，都喊我“嘎嘎乃”。 從此，在萍鄉城只要說“嘎嘎乃”， 都知道是我，以至于我參加工作當了萍鄉煤校的體育教師以后的很長時間，萍鄉的一些老人見到我還會叫我“嘎嘎乃”。

　　這樣的生活，強度雖然不大，但每天勞動的時間卻是很長，每天都感到很疲倦，一到家就想睡覺。1951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天氣很冷，我睡的床是由兩張高凳上面放塊門板，門板上鋪上稻草，稻草上放床席子，蓋的被子又很薄，賣完茶葉蛋一回到家，我將烘籠放在被窩里，準備將被子烤熱了再將烘籠拿出來，誰會想到我卷曲著身體抱著烘籠就睡著了。到了半夜，被窩里的熱氣將我烤醒了，掀起被子一看，烘籠倒了，燒起來了，席子、稻草墊子、門板都已經燒穿了一個大洞，火快燒著我的身體了，幸虧被子還沒燒著，我也醒了，否則后果不堪設想。母親和鄰居都起來了，用水將火澆滅了。這一晚再也沒有睡著。

　　又有一天的中午，我吃完午飯挑著雞蛋出來賣。當走過縣政府門口，快走到專做糕點的一個叫“惠元齋” 的店門口時，走著、走著，邊走邊睡著了，人就撲面倒了下去，這擔雞蛋差不多都打破了，母親趕來后，邊撿爛蛋邊流眼淚。旁邊這家”惠元齋”糕餅店的掌柜的，看我母子可憐，就拿著臉盆出來說：“打破的蛋能用的我店都買了。”真是好心人啦!

　　那時萍鄉農業發達，物產豐富，不僅煤炭銷往湖南，農產品也銷往湖南。有人經常將雞蛋運送到株洲去賣。一般是頭天晚上坐火車，第二天早上到達株洲，然后將雞蛋挑到雞蛋行，賣給批發商，上午又乘火車返回。那時車速慢，來回一趟要十幾個小時。坐的車箱還是沒有蓬頂的，每次乘車都要帶上雨傘。1952年初，我也快15周歲了，幾年的挑擔買賣，也練出了一身力氣，能挑起一千二、三百個雞蛋，合一百多斤，也想做一做到株洲去賣雞蛋的生意。俞師傅也是一位賣雞蛋的，他是第一個挑雞蛋到株洲去賣的人，對株洲的雞蛋市場很熟悉。這位在國軍當過汽車兵的、已年過四旬的憨厚好人，很同情我，當我跟他說我也想去株洲賣雞蛋，就欣然應允，并處處關心我、幫助我。有一次火車剛過老關，就刮起了風下起了雨，我剛把雨傘打開，不小心，舉得高了一點，一陣風就將傘吹跑了。我只好擠在老俞的雨傘下挨到了株洲，衣服幾乎濕透。每次到株洲賣雞蛋，賺的錢比萍鄉也多不了多少，很辛苦也很危險，這次經歷以后我就沒有再去株洲賣雞蛋了。

　　隨著年齡長大，想讀書的愿望越來越強烈。我祖輩以前也是讀書人家，保留下來了三箱線裝書。于是我就從老家找一些祖上留下來的、我看得懂又有興趣的書來看。從1950年下半年開始，我一邊擺攤一邊看書，《七俠五義》、《小五義》、《封神榜》、《西游記》、《水滸》等等小說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凝神貫注的看書，母親走過來拿走幾個雞蛋，我都沒有察覺。

　　1951年我連續三天參加了萍鄉縣工商聯組織的修建萍鄉縣體育場的義務勞動。有一天跟我們一塊兒勞動的還有很多在校學生，凝視著歡蹦亂跳勞動的同學們，回憶起在校學習的美好時光，心里嘀咕著：“什么時候能重回學校繼續學習該多好呀!”從此天天憧憬著這一天的到來。

　　時間走到了1952年。年輕的共和國經過三年的恢復和發展，已經開始興旺繁榮了。政府開始動員失學的學齡期青少年兒童入學讀書了。鄰居們都來勸我母親，給我報名去上學。家境還這么困難，母親有些猶豫。后來一位胖姨說：“有一個這樣吃得苦、又很想讀書的兒子，忍心不讓他上學，你會害了他一輩子的。”母親這才給我報考了初中。經過考試，萍鄉中學錄取了我。

　　萍鄉中學落在萍鄉縣城小西門外萍水河流經的一個叫汪公潭的西邊的山坡上，各種建設傍山而上。半山腰建的是食堂、學生與教師的宿舍，往上建有辦公大樓和劈山造成的一片長方形的運動場，設備齊全。教學樓建在最上面，接近山頂的地方，一字排開，非常優靜。整個校園樹木成林、綠草如茵，風景優美，更有一大批德高望重、學有專長的教職員工，解放前就已經是江西省的重點中學，是個求學的好地方。

　　那年共招收初一新生14個班， 近700人，來自全縣各區，大多都是失過學的。

　　當時上學是免費的，另外還設有助學金，分甲乙丙三等。班主任了解我的家庭情況，要我申請助學金，我放棄了。我對班主任說：“讓給其他農村的同學吧，我有辦法解決。”寒暑假、星期天我都會幫母親擺攤做小買賣，另外，每個月用一兩個星期天為學校的食堂和澡堂運煤炭賺點錢。

　　運煤是用手推車，萍鄉叫土車即獨輪車，到離學校十多里地的安源煤礦去將煤推回來，賣給學校，賺點運費，萍鄉人叫“推腳炭”。推腳炭的發起人是我們班一位來自青山農村叫彭其余的同學。我們星期六回家將獨輪車推來，放在宿舍走廊上，星期天早上天一亮就出發，上午就將煤推回學校了，下午將獨輪車送回家再來學校。一次也能賺近一個星期的伙食費。食堂的工友待我們很好，每次我們去運煤，他們頭天晚上都會將食堂剩余的飯菜用大盆子裝好放在食堂飯桌上，并用罩子罩著，留給我們早上吃，沒有吃完的，我們就帶著在路上吃。我因打籃球摔傷了左手后， 就沒有再去推腳炭了。

　　我在萍鄉中學學習期間，家變化了，國家也變化了。由于我上學了，沒有人替母親去收蛋了，于是母親改行賣起了水果和花生、瓜子等炒貨。這時全國的合作化運動也開始了。母親參加了合作小組，有了固定的攤點，再不需要沿街叫賣，收入多了，也輕松多了。父親還是一個人在農村種地。

　　1955年我初中畢業了。班主任動員我考高中，考慮到家庭經濟困難，家里還有兩個妹妹要上學，靠母親的收入來供我上高中太艱辛了，我應該早點參加工作來幫母親一把，于是我選擇了報考設在河南焦作的煤炭工業部焦作煤礦學校。

　　考完后也沒有想那么多，又一心幫著母親提籃小賣去了。七月底突然接到了錄取通知書，心里那個高興勁，簡直無法形容，第二天就吵著要去學校報到。學校雖然是免費的，但總要有兩件過得去的換洗衣服吧，河南天氣冷總要件棉襖吧，坐火車要買車票等等，都要花錢。母親當時拿不出這么多錢來，怎么辦?左鄰右舍了解了這個情況后，大家決定幫一把。又是由胖姨倡頭，組織了一個一年期的“會”，由12戶人家組成， 每戶拿幾元錢出來，湊在一起給了我家，然后我家每月還一戶人家的錢，一年還完。這樣籌集到了幾十元錢，買不起棉襖，只好買了一套絨衣褲和一雙新膠鞋，買了車票就上路了。

　　焦作那時還是一個欠發達的地方。焦作煤校大門面對著的老街道上，矮矮的土筑平房，不寬的街道，駱駝、騾馬在街上行走，塵土飛揚，有時還拉下些糞便。礦區則是另外一翻景象。寬寬的馬路兩邊矗立著鋼筋混凝土的建筑。煤校只所以建在焦作，主要是有焦作煤礦。學校的規模很大，在已經建成的教學大樓、辦公大樓、實驗室、實習工廠、圖書館、食堂、學生宿舍、教職員住宅、體育場館外，還預留有大片空地。這里是我見過的最好、最大的學校，幸福感悠然而生，心里萌動著一股一定要好好學習的強烈欲望的沖動。

　　學校吃飯是不要錢的，也是不限量的。一般早飯吃的是稀飯、饅頭還有咸菜;中午吃的是大米飯，八人一桌至少有兩葷兩素四個菜，湯用幾個大桶裝著散開放在餐廳里;晚餐主食的花樣較多，有時吃小米飯，有時吃包有粉條的大菜包或面條等。有些南方去的同學說吃不慣，而我是“吃嘛嘛香”，大饅頭、大包子一頓要吃四、五個，面條一頓最多時吃了三大碗，大米飯、小米飯每頓至少也要吃上兩大碗。

　　離正式開學還有兩三個星期，我每天除了在校內轉，也會上街走走，買點當地盛產的柿子吃吃，但大多數時間還是和留校的老同學和跟我一樣提前報到的新同學玩。我個子雖然不高，因為性格開朗，待人誠懇，初中時經常鍛煉，身手到也靈活，加上籃球、體操方面還有些技藝，大家也愿意和我玩。后來開學后，同學們就選我當了班上的體育委員，為我以后改行埋下了“伏筆”。

　　采煤和機電是學校的兩個重點專業。我們這一屆招了很多班級。大多數都是失過學解放后重新上學的人，年齡都比較大。我當時已經18歲了，還算是年紀小的。我們的班長兼團支部書記，是河南人，中共黨員，解放前是位童養媳，已經二十多歲了，個子很瘦小，還顯得蒼老。生活上、思想上她象關懷小弟弟一樣關懷我們，學習上卻很吃力，但很刻苦，我們課外活動的時間，她經常用來補習功課和做作業。在她的幫助下1956年3月我加入了青年團組織。同時我參加了在太行山上營造當時全國第一大青年林的義務勞動。

　　1956年元月周恩來總理在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向全黨全國發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號召，指出“我們必須急起直追”，“認真而不是空談地向現代科學進軍。”周總理的號召，激勵著億萬顆年青的心，全國掀起了一個 “向現代科學進軍”的高潮，學校更是熱火朝天，特別是我們這批解放后重新獲得學習機會的年輕人，紛紛為自己制定了十二年的科學發展規劃，列出了達到技術員、工程師、總工程師的具體時間表和相關措施，并為此而發奮著。

　　要向科學進軍，就意味著要發展教育事業，要建更多的學校，需要更多的教師，當時教育部解決不了各部委對教師的需求，要各部委自己解決。為了適應煤炭教育事業大發展的需要，煤炭部在部屬的煤校分別辦起了各學科的師資培訓班，同時在部屬煤校中選拔優秀在校學生改行當教師。體育師資訓練班正好辦在焦作煤校，人數為30人。焦作煤校負責調選8人，實際上報到的只有3人。我是班上的體育委員，工作積極又認真負責，深得體育老師的好評和喜愛，在推薦參加體育師資訓練班學員的人選時，自然就想到了我，我被選上了。

　　班主任動員來了。第一次我回絕了，因為我太愛自己所學的機電專業了。這是我報考時的第一志愿，也是唯一的志愿，在我“向科學進軍”的十二年規劃中，就明確的寫著：“要為改變我國采礦工業的落后面貌而獻身!”后來團支部書記找我談話了。經過班主任、團支部三番五次的工作，我從另外一個角度想通了。我想起了失學在家的情景，想起了社會上還有很多想讀書的青少年，我是一名青年團員，不能辜負組織的信任，應該無條件的服從組織需要，我沒有征詢母親的意見，就欣然同意改行，參加了培訓班。

　　不知不覺又迎來了新的學年。開學在即，各地煤校急需師資，煤炭部催促我們八月要結束學業，師訓班不能按原定計劃教學，要提前結業，奔赴工作崗位。

　　我被分配到萍鄉煤校。當我登上南下的火車，回頭看了一眼站臺上懸掛的時針，這一瞬間正好是1956年9月8日11時整。我在焦作煤校正好學習、生活了一年一個月一天另一小時。我從一個什么都不懂的毛頭小伙子，即將回到家鄉，走上工作崗位，成為一位教育工作者，而且是部屬中等專業學校的人民教師。我的眼眶濕潤了，我從心底里感謝黨和政府的培養和信賴。這時我才十九歲。

　　國家發展了，一年前北上，經過武漢，還要在武昌下車乘輪渡過江，到漢口再上火車，這次回來，已是“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武漢長江大橋通火車了。家里也發生了變化，母親的合作小組變成了合作商店，收入也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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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進城的農民家庭，靠什么改變的命運呢?

　　一靠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

　　二靠合作化，靠集體的力量。

　　三靠免費教育。

　　四靠政府分配的工作。

　　（來源：草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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