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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不僅經濟長期陷入低迷和失業率上升，而且國內的收入不平等狀況也進一步惡化。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國內失業率分別約為4.5%、6.5%、6%、10.2%和7%，而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2009—2011年，上述各國的平均國內失業率則分別上升至約9.6%、8.5%、8.2%、11.5%和9.5%。伴隨著經濟增長的放緩和就業機會的減少，這些發達國家的中低收入群體的境況也不斷惡化，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拉大，社會財富在不同收入群體中的分布也更不平等。一些具有民粹主義價值觀或思想的政客以維護低收入群體利益為名，將民眾的不滿情緒直接引向抵制經濟全球化，從而使得其支持者相信“本國優先”戰略會從根本上改變其國內的收入不平等狀況。然而，這種一廂情愿的欲加之罪卻沒有理論和經驗研究證據給予充分的支撐。

　　1.理論邏輯不支持經濟全球化與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加劇的因果關系。

經濟全球化涵蓋了對外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勞動力流動和信息傳播等各個方面，而本輪抵制經濟全球化者主要將矛頭指向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國際貿易影響一國收入不平等的理論基礎源于赫克歇爾-奧林（Heckscher-Ohlin）的資源賦予理論和斯托爾珀-薩繆爾森(Stolper-Samuelson)理論。根據上述理論，國際貿易在整體上會增進各貿易國的福利水平，卻有可能在改善一部分人收入狀況的同時，使得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受損，進而對一國內部的收入分配格局產生負面影響。對于發達國家來說，國際貿易一方面會通過減少發達國家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機會而使其收入狀況惡化，另一方面則有可能降低低技能勞動力的相對報酬或收入水平，從而拉大其與高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2017年7月1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公告，正式啟動“美國制造周”。他希望借此為美國工人以及美國工業提供更有利的競爭環境，并認為“產品實現美國制造可以保證本國的就業崗位，增加美國工人的收入，并且創造的利潤也會留在美國”，其反對經濟全球化的邏輯正符合上面的理論。

然而，上述推論有著嚴格的前提或假設，如短期內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沒有勞動力從低技能向高技能的轉變機制，一國沒有最低工資標準的法律規定，政府也沒有對低收入人群進行轉移支付等。但現實并非如此，中長期來看生產要素在國內基本可以實現自由流動，通過教育和培訓可以實現低技能勞動力向高技能勞動力的轉變，目前主要發達國家都有嚴格的最低法定工資標準，政府也會對低收入群體進行轉移支付。就此而言，突破這些前提條件和假設之后，前述理論的各種推論都將不再成立，所以，理論推導并不能得出現實中進口貿易與發達國家內部收入不平等加劇之間的確定關系。

　　理論上來講，金融一體化發展對一國內部收入不平等的影響主要通過兩個渠道，其中，基于直接渠道的影響機制主要取決于低收入群體的金融市場參與程度和金融中介服務的可獲得性，而基于間接渠道的影響機制則通過資本流動對勞動力市場需求結構的改變來實現。一方面，相比于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系統也更為發達和完善，因此低收入群體將有更多的金融市場參與機會并分享金融一體化發展所帶來的好處，從而可能會改善而非惡化其收入分配狀況。另一方面，由于發達國家總體上以資本凈流出為主，如果資本流出主要導致低技能或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向國外轉移，則短期內可能會影響到發達國家相應產業勞動力的就業和收入水平，從而對其內部收入不平等狀況產生負面影響。所以，金融一體化發展對發達國家內部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方向，將主要取決于該國金融服務的受眾面或普惠程度，以及資本流動對不同技能勞動力需求的實際影響程度，而這兩種效應的大小，會因一國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和相應的制度設計而有所不同，再考慮到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總體上會受益于金融一體化發展，由此增加的社會總收入會通過政府轉移支付等其他渠道流向低收入群體，由此更難以得出金融一體化發展與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之間的確定性聯系。

2.經驗研究更得不出經濟全球化加劇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的確鑿證據。

在研究經濟全球化影響收入不平等的相關文獻中，國際貿易強度和金融一體化程度被絕大多數研究者所重點關注，并且進出口總額和外商直接投資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一般被分別用作貿易強度和金融一體化的衡量指標。總體而言，對于大量進口低收入國家產品的發達國家，國際貿易發展會導致其國內收入不平等狀況惡化。但是，這種影響雖然在短期內是存在的，但中長期內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整體經濟增長會改善低收入群體的經濟狀況，并且長期內生產要素會隨著產業結構調整而進行重新配置，從而會弱化國際貿易對發達國家低技能勞動力的負面影響。所以，如果籠統地談經濟全球化會改善還是惡化發達國家內部的收入不平等狀況，就很難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與貿易一體化相比較，金融一體化發展對一國內部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有所不同，并且這種影響也會由于一國總體發達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差異而有所區別。大量的經驗研究表明，一方面，金融一體化過程中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出會對其收入分配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發達的金融市場體系和高度的市場參與率同時也會縮小發達國家的收入不平等。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研究發現，在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與技術進步、資本回報率變化、教育公平性、人口老齡化和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相比較，經濟全球化本身對發達國家內部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惡化只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或影響。

　　不僅如此，在理論邏輯上，以解決內部不平等問題為理由而抵制或反對經濟全球化，并不能反推出經濟全球化就是導致一國內部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這一結論。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講席教授丹尼·羅德里克所提出的全球化發展中的“不可能三角”理論，論證了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民主政治、國家主權和經濟全球化這三個目標。例如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經濟體里，由于金融和企業都能夠自由流動，因此政府的政策空間會受到很大限制，這使得一國政府可能無法有效滿足國內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從而通過勞動者保護和累進稅制改革等措施來解決社會發展不平等問題。現實中，“不可能三角”理論會表現為經濟高度全球化發展中一國所面臨的國家主權和民主政治之間的沖突，而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客們而言，選擇以解決國內收入不平等問題的名義來抵制或反對經濟全球化，可以在避免上述沖突的同時，不但能夠贏得普通民眾的支持，而且將會使其承擔相對更低的政治成本。由此可見，西方國家一些執政者（政黨或政客）目前采取了各種措施以抵制或反對經濟全球化，并不是真的相信抵制了經濟全球化就會改善其國內收入不平等加劇的困境，而極有可能是基于贏得更多選票和鞏固其執政地位等其他方面的考慮。

　　綜上所述，從理論邏輯上看，經濟全球化與發達國家內部收入不平等之間的因果關系并不存在，并且，已有經驗研究也沒有給出確鑿的證據和得到一致性的結論，以證明經濟全球化導致了發達國家的內部收入不平等。由此可見，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各種反對經濟全球化的言論和行動，并非想在經濟層面上改善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態，其是以此來轉移國內矛盾并在政治層面上取得或穩固其統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