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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河紅陽 | 問秦暉：斗爭的“五四”，不如等待“國際公道”？——中國的權(quán)益是斗爭得來的不是列強饋贈的

點擊：作者：長河紅陽來源：察網(wǎng) 發(fā)布時間:2019-05-03 15:24:52

斗爭的“五四”好理解，指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等待“國際公道”，按照現(xiàn)在港中大的教書先生秦暉的說辭，公道自在國際，巴黎和會上的不公，等下去，自有“國際會議”還中國一個公道。秦先生的這個觀點在他的文章《秦暉：重論“大五四”的主調(diào)，及其何以被“壓倒”——新文化運動百年祭(一)》中就這樣說（http://www.aisixiang.com/data/92394.html）。原話：

【如今，國際上通常把由巴黎和會到華盛頓會議形成的一戰(zhàn)后遠東格局稱為“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顯然，如果僅看“凡爾賽”，中國作為戰(zhàn)勝國幾乎一無所獲，國人的被欺負感是明顯的。但從這個體系的整體上看，由于“凡爾賽”的不公在“華盛頓”得到很大程度的糾正，中國作為戰(zhàn)勝國的所得不僅是“大體可接受的”，而且就中國當時的實際實力地位而言甚至可以說是很大的成功。】

秦暉先生說了：“凡爾賽”的和會，與“華盛頓”會議本是一個整體，前頭無福，后面有報，中國的國家權(quán)益在這個體系里總能得到很不錯的解決，無非是個時間問題，等一等何妨？而且，等到的還是個很不錯的好結(jié)果。

在這一段話里，有一個重大事件——“五四”運動被屏蔽了。這也是秦暉先生在這篇文章論里論說的一個“重頭”。他還引用某個“數(shù)據(jù)庫”的數(shù)據(jù)證明，“五四”運動的導火索巴黎和會，在當時并不是一個多要緊的話題，它的重要性是后來隨著意識形態(tài)的原因，逐漸放大的。原話如下：

【上述“數(shù)據(jù)庫”還顯示：巴黎和會在1919年的“小五四”時期雖為社會熱點，但以思想文化評論而非新聞報導定位的《新青年》其實沒怎么提及此事{7}；直到1921年后，即陳獨秀等《新青年》主持人轉(zhuǎn)向馬克思主義后，才大量提及巴黎和會。金觀濤、劉青峰據(jù)此分析曰：巴黎和會雖是五四當天游行的直接原因，但從觀念史上看“它還不能被視為推動知識份子放棄自由主義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會的意義，是在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過程中不斷被加強、深化的”{8}。】

假設(shè)，這些數(shù)據(jù)是真的，也不能得出秦暉先生上文的結(jié)論。固然，被先鋒性的傳媒（《新青年》）所關(guān)注的話題是當時熱點，但是，反過來講，只因為當時被《新青年》的文章關(guān)注度不夠，就要否認被巴黎和會的屈辱激發(fā)出的“五四”愛國運動的意義，這就成問題了。怎么說，示威游行、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等等行動，早已超出筆桿子們在紙面上的交鋒對壘，全民對國家權(quán)益喪失的憂慮與憤怒實實在在地爆發(fā)了，這絕不是筆桿子們不去多寫就能屏蔽了的。僅憑一兩份先鋒雜志的不夠關(guān)注就否認一個重大事件的意義、影響？民眾走上街頭的起而行，居然不如知識精英們在報紙上的坐而議？難道“觀念史”是被少數(shù)知識精英把持著的？民眾的認識、覺悟不能登堂入室？民眾愛國心激發(fā)的愛國行動是無意識的“布朗運動”？由此看得出，不少貶低“五四”運動的酸文，抹黑、詆毀“五四”運動的黑料文的寫手們，就是本著這樣一種精英心態(tài)，用精英話術(shù)說黑話！“天王蓋地虎，寶塔鎮(zhèn)河妖”等等匪話不止在威虎山上有，在當下的不少自命“精英”的知識分子的嘴里、文章里也有！

本文不打算就如上話題多做糾纏，只想就秦暉先生對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的不實記述提一些質(zhì)疑。

如我引用的秦先生的第一段文字看，巴黎和會之時，華盛頓會議之前，“五四”愛國運動顯得可有可無了。而且，他還有進一步的說明，就是不公道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也是有爭回山東權(quán)益的概率的：

【我們知道，在巴黎和會上美國的立場是比較接近于中國的。由于美日國家利益的競爭、尤其是“海約翰主義”（在太平洋地區(qū)堅持門戶開放、列強均勢而反對日本獨霸中國）與日本侵華意圖的沖突，不可否認也由于此時美國外交思想中“威爾遜主義”（以“公理戰(zhàn)勝強權(quán)”、支持“民族自決”等為內(nèi)容的美國式理想主義）而非“漢密爾頓主義”（不講道義的國家利益至上）{9}正居主流，美國在巴黎和會中本傾向于抵制日本對華企圖，雖然因為英法等盟國遷就日本而沒有實現(xiàn)，但美國人對此也很不滿，美國國會因此拒絕批準《凡爾賽和約》。中國的拒簽和美國的拒批，使得亞太的戰(zhàn)后國際秩序在巴黎和會后仍然懸而未決。在“小五四”中體現(xiàn)的中國人民的憤怒、“海約翰主義”和“威爾遜主義”下美國的不滿，加上戰(zhàn)后英日同盟的解體、英國更愿意附和美國，都使糾正巴黎和會的不公有了可能。】

巴黎和會上，因為英法的作梗，中國受了不公待遇；但是華盛頓會議，主導會議的國際大佬美國人對日本很不滿，對中國受到的不公道很不滿，美國有主持公道的意愿，中國的國家權(quán)益得到了維護。秦先生的意思更明確了，“五四”運動沒有必要。

秦先生如上文字的含義，也就是本文題目的由來：斗爭的“五四”，不如等待“國際公道”？

對此，本人深表懷疑！首先本人質(zhì)疑：

美國立場竟然“比較接近于”中國？

中國立場：作為戰(zhàn)勝國的身份，爭回被德國強奪的山東權(quán)益。日本要“接收”德國“權(quán)益”，中國當然反對。

美國對華政策的立場：“門戶開放，利益均沾”——別人打開了門，它跟著擠進門去。對中國是這樣：你對某國出賣何種利益，也要給我同等利益；對其他列強：你在中國獲得何種利益，不得獨吞，我也要插一條腿分享。德國戰(zhàn)敗，日本趁火打劫，強力接收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利益，而且還是要獨吞。這刺激了美國的海盜神經(jīng)，如果日本同意分享，美國樂觀其成，好商量；但是日本對山東獨吞，美國必當設(shè)阻，必當反對！

從“反對”的態(tài)度上看，中美算是接近，但是，出發(fā)點不同！我們必須注意“立場”二字的內(nèi)涵，不僅僅是指表面上的言辭，更是指深藏的出發(fā)點！

再次我還質(zhì)疑秦先生這個看法：

美國本意抵制日本，卻被英法阻止？

這是秦先生這段話里的另一層意思。這可要史實說話。

據(jù)顧維鈞回憶，一戰(zhàn)本與中國無關(guān)，但是為了把中國拉上賊船，協(xié)約國不斷釋放“善意”：

【保證中國會取得大國的地位。】

美國也一再表示：

【美國是中國的朋友，美國將盡最大努力幫助中國。】

但是，戰(zhàn)后在巴黎和會上，作為戰(zhàn)勝國的中國，只獲得了三流國家的待遇。美、英、法、意、日是一等大國，出席和會的正式代表都是5人；比利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18國是二等角色，出席和會的正式代表各3人；中國和西班牙等四國是三流貨色，出席和會的正式代表各2人。會前，中國代表屢屢交涉，希望美、英、法履行承諾，兌現(xiàn)提攜中國為大國地位的諾言，但是，被三國拒絕。英法固然不是好人，以“朋友”自稱的活菩薩一般的美國也翻臉不認人！這個品行預示，在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也將付出沉重代價。

一戰(zhàn)開打，日本出兵山東，1915年1月向北洋民國提出“二十一條”，第一條就是山東問題。強迫北洋民國承認日本接收德國在山東的一切特權(quán)。并在1915年強逼北洋民國與日本就山東問題換文，1918年又迫令這個賣國政府與日本簽署協(xié)議。

日本深知，在中國獨吞這么大一塊地盤進行排他性的經(jīng)營，是會得罪人的，所以在1917年1月就這個事情照會英、法、俄、意四國。英、法開出條件換取日本獨吞山東：日本要支持英國領(lǐng)有太平洋赤道以南徳屬島嶼；日本應(yīng)按照法國要求處置德國在山東的外交官、僑民、財產(chǎn)，允諾推動中國參戰(zhàn)。日本照辦。于是英、法支持日本攫取山東。俄、意兩國也同意日本獨吞山東。后來得知此事的美國對這件事的表態(tài)前倨后恭：開始威爾遜指責日本獨吞山東違反了民族自決原則，建議由美、英、法、意、日5國共管山東，而后再做處理。北洋民國也做讓步，同意青島由5國共管一年，而后歸還中國。如果這個方案接受，那么，日本與德國交戰(zhàn)的軍費中國支付。但是，這個方案被日本拒絕。因為日本出席巴黎和會最大的目的：

【確保山東半島的權(quán)利】

巴黎和會，在協(xié)約國其他戰(zhàn)勝國看來，就是盡可能的瓜分戰(zhàn)敗國的“遺產(chǎn)”的機會，但是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志存高遠”，要建立一個“國際聯(lián)盟”，由美國主導世界秩序，所以他并不在乎哪一塊地方是否歸美國自有，他刻意追求的是把所有列強都收攬到他的“國聯(lián)”圍墻里。這就是日本能利用的機會。它瞅準了美國因為“阜姆問題”與意大利鬧僵的時候，向威爾遜施壓，要求山東特權(quán)；還要求把種族平等寫進“國聯(lián)”的盟約中。否則，它將單獨與德國媾和。在威爾遜的心理天平上，無論如何要建立“國聯(lián)”，這個“國聯(lián)”的盟約上還不能寫進種族平等的條文，所以，中國山東的權(quán)益必須給日本。美國是迫于日本的壓力，出賣了中國，與英、法站在一起支持日本。從史實上看，哪有什么受阻于英、法的事實？秦暉先生這個教歷史的教師怎么在這個問題上這么不清不楚？

在個人的政治野心中，威爾遜所謂的“民族自決”，所謂“十四點綱領(lǐng)”可以論斤賣，也可以論兩賣。中國山東的主權(quán)在巴黎和會上被美日做了交易，一心要促成“國聯(lián)”的美國的壞作用最大！但是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都忽視了中國人民維護國家權(quán)益的決心和力量。1919年5月4日爆發(fā)的“五四運動”把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如意算盤砸個粉碎——北洋民國的談判代表畏懼民意、民憤，沒敢簽署出賣山東的和約。

巴黎和會上，列強固然要強加屈辱于中國，但是，中國人民敢斗，不咽這口鳥氣，列強也無可奈何！

史實并非秦暉所說，美國是“因為英法等盟國遷就日本而沒有實現(xiàn)”抵制日本對華的企圖！

然而，超能的秦暉先生有更“高能”的說辭：

【美國人對此也很不滿，美國國會因此拒絕批準《凡爾賽和約》】

因為沒能阻止英、法合謀支持日本，仁慈的美國憤怒了，所以美國國會沒有批準《凡爾賽和約》。

What,真的如此？

真是因為沒有幫到中國，美國國會拒簽《凡爾賽和約》？

那么我們真要好好看看是哪些美國活菩薩這么悲憫多難的中國：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亨利·洛奇、孤立派領(lǐng)袖威廉·波拉。他們對《凡爾賽和約》的反對主要是針對和約中“國聯(lián)”的盟約展開的。他們反對的立場就是美國傳統(tǒng)的孤立主義。

洛奇的口號：盟約第十條把我們當作抵押去保障每一個國聯(lián)成員國的政治獨立與領(lǐng)土完整、門羅主義是我們圍繞西半球劃定的一條無形的防線，我們設(shè)置這道屏障是為了排除外部對美洲事務(wù)的干涉。我認為靠拆除它來維護它捍衛(wèi)的西半球是永遠辦不到的。

波拉的口號：你的條約不會帶來和平，它離和平很遠、很遠，我么如果根據(jù)過去判斷未來，他將帶來戰(zhàn)爭。

孤立主義在美國是一股很強大的政治力量，威爾遜帶回來的《凡爾賽和約》碰不過孤立主義。而且，這兩個反對者還針鋒相對制定了14條保留條款：美國不接受國聯(lián)盟約第10條對美國對美國的約束，不接受盟約對美國內(nèi)政的干預，門羅主義不受任和約任何規(guī)定的影響，不承認和約關(guān)于中國山東問題的決定等等。

在這里，出現(xiàn)中國山東問題了，似乎可以證明美國國會拒絕批準《凡爾賽和約》的動機里，有對中國的善意。但是，我們要注意了，山東問題被提到桌面上，最要緊的原因是：日本圖謀中國山東是排他性的，美國的“利益均沾”在這里行不通！這樣的日本，這樣的獨吞中國山東，美國的政客們豈能干休？這是關(guān)鍵！當然，這也是個策略，為了反對國聯(lián)盟約而拿出來的一把“道義”錘子敲打威爾遜，敲打威爾遜的國聯(lián)盟約的錘子！反對者宣傳最猛，提到最前頭的，還是反對美國為了世界秩序去盡義務(wù)。這是孤立主義在起作用，并不是真的對中國有什么善意！門戶開放、利益均沾是確立全球霸權(quán)之前的美國在攫取中國利益時，處理與其它列強關(guān)系的基礎(chǔ)原則！美國對中國無善意，秦暉先生的高能解釋歪曲了歷史！

“插標賣首”的華盛頓會議

“插標賣首”，把自己腦袋上插一根草標，作價賣自己的人頭。北洋民國在華盛頓會議上的拙劣表現(xiàn)就是這個樣子。

中國拒簽《凡爾賽和約》，《凡爾賽和約》又被美國國會拒簽，并且美國國會抵制國聯(lián)盟約，土耳其獨立又砸碎了《色佛爾條約》，《凡爾賽和約》近乎一塊破破爛爛的臭抹布，作用不大，所以極有必要做后續(xù)的修補工作。一戰(zhàn)以后，美、英、法、日又展開了軍備競賽，尤其是在耗資巨大的海軍裝備上，各國展開了競逐。然而各國都越來越難以支撐龐大的軍費負擔，在一致裁軍的幌子下怎樣限制別國擴張實力，“坐下來”談也成了各國的需求；列強爭奪的重心也移到太平洋，要在太平洋上的爭奪占優(yōu)，必須獨霸中國，近水樓臺的日本志在必得，而這也是其它列強，尤其是美、英最憂心的事，即所謂“中國問題”。所以有必要在“中國問題”上做出利于自己的安排。種種“需求牽引”，由美國主導，在華盛頓召開國際會議解決這些問題。

在這次會議中，裁軍，尤其是海軍裁軍是會議主要議題；極為重要的“中國問題”卻被安排在會議之外談判解決。這樣的“會外會”被稱作會議的“邊際”。美國召開會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自己侵華的“門戶開放”主張，在會議上升格為條約，藉此限制日本。日本反擊：要把“門戶開放”的范圍擴及到美洲，和美國討價還價。美國通知中國參會，也把要討論的這個議題通知給了北洋民國政府。在收到美國遞送的會議有關(guān)中國的內(nèi)容后，北洋民國政府向各駐外使節(jié)問詢意見，對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多人認為“各國果肯就范，開放門戶，我樂所為”；更有人認為“此次美為主動，自當以彼為衡”；“提出問題，最好先與美國政府（共）同意”。

“門戶開放”本質(zhì)上就是侵華政策，對于這樣的侵華意圖，中國的外交官們居然有“多人”贊許，而且還有意逢迎，那么受此影響，本來“懼外”的北洋民國政府會有什么樣的對策選擇，而由它派出的中國外交使團在華盛頓會議上會有什么糟糕的表現(xiàn)可想而知。

1921年11月12日，華盛頓會議召開。11月16日全體會議上，中國使團提出了“十大原則”，撿要緊的說，第二條：

【中國既完全贊同所稱開放門戶或又稱有約各國工商業(yè)機會均等之原則，故愿承認并實施此原則于中國各地，無有例外。】

北洋民國政府自覺、自愿、自動把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擴及全國任何地方，這比美國自己提出的“門戶開放”更徹底、更“深度”。美國的“門戶開放”不過是跟在別人屁股后頭起哄取巧，它的“利益均沾”能到什么程度，也要看其他列強打到哪里、訛詐到哪里。可是，這個“原則”給美國，也給其它列強省了事，打都不用打，全中國范圍，“友邦”自取之！

這就叫做“插標賣首”！用這種自賤、自賣的下等做法逢迎美國，祈求美國能“拉兄弟一把（電影《南征北戰(zhàn)》經(jīng)典臺詞）”。但是，之后的代價卻由中國百姓付出。這幫子“廟堂之器”會付出他們自身的代價么？不會。不光不會，其中還有人在當今受無盡的懷念呢——顧維鈞！他也是里面無恥的一員！

重要的還有四、五、六三條：

【無論何國在中國或?qū)τ谥袊笾貏e權(quán)利、優(yōu)越權(quán)、特別權(quán)及一切成約，均應(yīng)宣布。若未經(jīng)宣布，概作無效。其現(xiàn)已知悉或自行宣布者應(yīng)予審查，以便確定其范圍與效力；如屬有效，亦應(yīng)使之不相抵觸，并與本會議宣布之原則相融。

中國政治、司法、行政之行動自由上現(xiàn)受之限制，應(yīng)立即廢止或于形勢所許時廢止。

中國現(xiàn)時之成約無限期者，概須付以相當確定之期限。】

這三條倒是提得堂皇，目的

【公布列強同中國簽訂的要求各種特權(quán)的條約協(xié)定，并重新加以審定；立即廢止對中國政治、法權(quán)、行政上的自由行動的種種限制；現(xiàn)行對華條約中無期限者明確規(guī)定期限。】（陶文釗《中美關(guān)系史（1911-1949）》7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7月）

然而，提出這十條之后，美國代表團團長、國務(wù)卿修斯稱提案重要，立即宣布休會。19日，第二次會議上修斯宣布對中國提案進行“概括時論”。到21日，美國綜合了19日的討論內(nèi)容，提出“四條議案”取代中國提出的“十大原則”：

【尊重中國的主權(quán)及領(lǐng)土與行政完整；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維持和鞏固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消除由改革帝制政府所產(chǎn)生的困難；保護各國在中國全境商務(wù)實業(yè)機會均等的原則；不得因中國現(xiàn)在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quán)利或優(yōu)先權(quán)利，而減少友邦人民的權(quán)利，不得獎勵有礙友邦安全的舉動（陶文釗書同頁）】

這“四條議案”論及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卻把中國提出的“十大原則”里最要緊的四、五、六三條全部閹割了，意圖達到限制日本獨霸中國，壓制中國伸張權(quán)利的目的。這就是美國操弄的“中國問題”的實質(zhì)。

然而如上的“四條議案”只強調(diào)了“機會均等”，沒有論及“門戶開放”，所以，休斯又提出了《在華門戶開放案》共四條。經(jīng)過會議討論，第四條被刪去，余下三條被通過：

【“為適用在中國之門戶開放，或各國商務(wù)實業(yè)機會均等之原則更為有效起見”，除中國各締約國不得以任何辦法“獲取有關(guān)商務(wù)或經(jīng)濟發(fā)展至一般權(quán)利”和破壞“機會均等原則之實行”；規(guī)定中國政府“對于外國政府及外國人民之請求經(jīng)濟上權(quán)利及特權(quán)”“悉依本約原則辦理”；要在中國設(shè)立一個審議局，以審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實施事宜。】

“四條議案”與“休斯三條”完美的闡釋了美國的“門戶開放，利益均沾（機會均等）”，被寫進了《九國公約》，并成為基本原則，盡善盡美地把中國“十大原則”中的第二條具體化了。至于北洋民國提出的“十大原則”里，其他爭回國權(quán)的所有內(nèi)容被扔在一邊了。這就喚做“插標賣首”！

在這次會議上，北洋民國還有計劃收回關(guān)稅自主權(quán)，也即顧維鈞提出的“稅則自由案”。但是這個提案首先遭到美國的反對，日本反對的態(tài)度最強烈。最后拉鋸的結(jié)果：

【將來召開特別會討論修正稅則問題；同意實征稅值百抽五，裁撤厘金。附加稅一律百抽2.5】

這個結(jié)果被寫在了《九國間關(guān)于中國關(guān)稅稅則之條約》中。中國關(guān)稅自主遙遙無期！不但這樣，在中國提出關(guān)稅自主期間，英國人挑頭出籠《關(guān)于裁減中國軍隊決議案》。本來華盛頓會議的最要緊議題是列強的海軍裁軍，可是最后竟出籠這個針對中國軍隊的議案。可是，當時的中國軍隊是用來打外國人的么？不是的，是打內(nèi)戰(zhàn)的！誰都知道！英國人士存心要惡心中國的！把中國小看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中國要廢除“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王寵惠提出《治外法權(quán)案》，但是列強以中國司法條件不夠為由，用拖的法子予以回絕。

北洋民國政府，以及派出的使團，深以為逢迎美國，獻上在全國“門戶開放”的大禮，就能得到美國幫助爭回若干國家權(quán)益，不想處處碰壁。就損害中國利益來講，這個華盛頓會議和巴黎和會沒什么區(qū)別，實實在在是一個坑中國的“整體”。

屈辱的宿命，因斗轉(zhuǎn)機

中國出席這個會議最為重要的使命，是收回山東權(quán)益。但是就華盛頓會議與巴黎和會的相同性而言，想達到目的緣木求魚！而且，中國代表能不能在大會正式會議上提出解決山東問題的議案，還要美國人點頭；什么時候提出議案，也要美國人同意。

華盛頓會議的主要的議題是限制軍備，尤其是海軍軍備競賽。當美、日之間在這個議題上僵持不下時，休斯示意中國代表團提出《民四條約》議題。將山東權(quán)益的歸屬作為一個壓向日本的籌碼。中國代表團在1921年12月14日第16此次全體會議上提出廢止《民四條約》。日本代表反對，但是休斯表示，對問題需要加以研究，并宣告休會，以便“海軍問題討論迅速，山東問題交涉順利”。

休斯的手段高明，用這個籌碼很快逼迫日本接受了美、英、日海軍噸位5：5：3的比例。在達到目的之后，美國對中國收回山東權(quán)益，廢除《民四條約》的正當要求采取一拖再拖的辦法，在會議即將結(jié)束時才開始重新討論。意圖就是用會議即將結(jié)束，用時間緊迫壓制中國代表團向日本屈服。在第22次全體會議上，日本做了一點不損及根本利益的讓步，美國趕緊表態(tài)贊同，并向日本代表許諾“此事不會再提出來成為喧囂一時的問題了。”

這樣的雙簧，一如巴黎和會上美、日拿中國利益做交易，中國收回山東權(quán)益又一次成為美日之間做交易的籌碼！在這樣的極端不利情況下，怎么能指望美國活菩薩發(fā)善心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秦暉先生屏蔽“五四”運動，只凸顯華盛頓會議的論說，是不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當然我們不能說美國一般公眾對于中國就沒有同情心，不少美國公眾對中國收回山東權(quán)益是有同情心的。但是，美國是個極權(quán)國家，一般公眾在政治上的“權(quán)重”太小，根本不及個別身居要職的大佬們一言九鼎。華盛頓會議美國代表團的團長、國務(wù)卿休斯就可以左右美國政府的言行。此人對中國沒有絲毫同情心和好感，而且他更對他的助手說了這樣的話：

【日本應(yīng)當在膠濟鐵路中享有份額。他希望中日之間達成妥協(xié)，是山東問題的解決至少從表面上看來但對中國有利。陶文釗書77頁】

鐵路問題一直是山東權(quán)益的核心問題，而休斯的看法基本上就定下了美國在中日爭執(zhí)中“拉偏架”的立場。早在1月17日、11月25日，英美代表貝爾福、休斯就建議中國代表團由美、英調(diào)停，中、日在會外直接見面交涉，并且通過各駐北京公使向北洋民國政府施加壓力。11月28日，北洋民國政府同意由美英調(diào)停，中日會外交涉。

但是，當時的國內(nèi)人民與輿論，以及國外華僑都強烈反對中日直接交涉。當?shù)弥袊韴F同意直接與日本交涉的消息后，在華盛頓的中國各界代表與留學生群情激奮，12月1日，向中國代表團強烈抗議，阻止代表團去開會。代表團編造出在“華盛頓會議的‘邊緣’進行會談的巧妙安排”的謊言欺蒙群眾。在會議上，中國代表團也畏懼休斯，在頭10天，不提收回領(lǐng)土、主權(quán)的大問題，只在一些無關(guān)大局的點上與日本作無謂的拉鋸，而日本也借此在放棄一些次要權(quán)益上大造聲勢，欺騙輿論。

中國代表團的軟弱立場遭到國內(nèi)輿論的抨擊，學生和各界群眾不斷示威游行，反對與日本直接交涉，要求徹底解決山東問題。在這樣的輿論力量下，中國代表團的立場態(tài)度也漸趨強硬，美國國務(wù)卿休斯發(fā)電報指示美國駐華公使向北洋民國政府施加壓力，使代表團成員改變強硬態(tài)度：

【毫無疑問，部分原因是國內(nèi)壓力造成的……代表團中的一些成員甚至在一些無關(guān)緊要的事情上也采取了毫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刁（參加山東問題交涉的中國代表團員刁作謙）的辭職和王寵惠堅持如不采取毫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就要辭職的威脅，已經(jīng)束縛了施肇基和顧維鈞的行動自由。】

當時代表團感受到的中國人民的愛國聲浪，是“五四”運動的震耳回響！“五四”運動給了北洋民國政府一個教訓，所以它也不敢違逆愛國輿論的壓力，和各界群眾、學生的愛國呼聲，12月11日對美國公使的施壓做了回應(yīng)：

【中國外交部長回答說，中國政府將支持施、顧二人，并堅持代表團全體成員應(yīng)一致行動。】

在得到這樣的政府訓令后，中國代表團從12月10開始，不再就無關(guān)大局的瑣碎問題上與日本做無謂的糾纏，直接轉(zhuǎn)向山東權(quán)益的核心，鐵路問題。一切都超出了日本的期望，不受調(diào)停者美、英的掌控。這樣的轉(zhuǎn)變，全在于中國人民不妥協(xié)的斗爭所致！這是“五四”運動樹立起來的國家新民風，新民意，新民心！

基于這樣民風、民意、民心，在于日本的會議交鋒中，盡管有美國的偏袒與作梗，還是達成了表面上看還不算太屈辱的《解決山東懸案條約》：

【日本將膠州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其全部開為商埠，并準外人自由居住經(jīng)商；日本將膠濟鐵路及一切附屬產(chǎn)業(yè)移交中國，中國以國庫券付給日本53406141金馬克，庫券以鐵路產(chǎn)業(yè)及進款作保，支付其為15年，但中國可于5年后全數(shù)清償；未清償前，中國聘一日本人為車長，一日本人為會計長，與中國會計長全權(quán)限相當；日本軍隊立即撤出山東；日本可以投資經(jīng)營淄川、坊子及金嶺鎮(zhèn)各礦山，但股本不能超過中國股本。（陶文釗書81頁）】

但是在秦暉先生的論說里，這可是個了不得大勝利，這個勝利怎么來的？他這樣說：

【中國在會議上據(jù)理力爭，西方列強(主要是美國)在盡量維護自己在華權(quán)益的前提下也對日本形成很大壓力，最終使《凡爾賽和約》中惹怒中國的主要錯誤(把德國的“山東權(quán)益”轉(zhuǎn)給日本)得以糾正，并延及中國參戰(zhàn)前日本對華最無理的逼迫(“二十一條”與“民四條約”)也被追究】

一個“據(jù)理力爭”敷衍，再一個美國對日本的壓力大吹喇叭，就要解釋歷史事件？這個學問做的可是真糟糕！只問：為什么中國代表團有“據(jù)理力爭”的膽量，秦暉先生能說清楚么？

中國代表團敢于在華盛頓會議上據(jù)理力爭，膽量就來自人民的支持，來自中國人愛國的民意。這個民意的源頭就要從1919年5月4日那天算起！那些中國外交官們敢于在列強代表面前拒簽文書，膽量就來自“五四”運動；敢與日本代表爭執(zhí)，還是來自民意的威力。扯出美國人如何如何就能解釋歷史？這個學問作的太糟糕！

接著再看秦暉先生的“學問”：

【由于“凡爾賽”的不公在“華盛頓”得到很大程度的糾正，中國作為戰(zhàn)勝國的所得不僅是“大體可接受的”，而且就中國當時的實際實力地位而言甚至可以說是很大的成功。只要看看以當時中國經(jīng)濟與軍事的孱弱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卻能在此后幾年里先后收回青島、膠濟路、威海衛(wèi)和原則上收回廣州灣，而1949年后在中國大陸統(tǒng)一和國力相對明顯提高的條件下卻用了6年才收回旅順、48年才收回香港、50年才收回澳門，就能理解華盛頓會議的意義。再考慮到中國在一戰(zhàn)晚期才參戰(zhàn)，而且只派出了華工，并未實際參與作戰(zhàn)，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中國“提前”抗日和舉國大規(guī)模殊死戰(zhàn)所付慘重代價而言，一戰(zhàn)后中國的所得應(yīng)該說是很可觀了。】

看到了么？不但是蔣記民國不如北洋民國，就是在朝鮮打平美國人的新中國也不如北洋民國了。如此看來，這位秦暉先生還是個果粉，一個比較另類的果粉——只為北洋民國吹喇叭的另類果粉。而且，秦暉先生還把所有功勞記在了北洋民國政府及其派出的談判代表，以及代表了“國際公道”的美國名下，中國人民的愛國行動也被他屏蔽了，但是揆諸史實，這么一小撮人有膽量和列強對陣么？這位秦先生的學問做的太糟糕！不知道是學力不夠還是心術(shù)不正！

不但如此，秦暉先生更可能刻意無視了一件事情，新中國送（逼）走蘇軍之后，中國大陸還有洋兵么？還有洋警、洋大人么？還有么？反過來看，北洋民國在華盛頓會議之后，驅(qū)逐了洋兵、洋警、洋大人了么？別拿北洋民國國力衰弱作遮羞布胡扯！侏儒就是侏儒！趕不走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洋大人，說什么都是假的！

屏蔽“五四”運動在收回山東權(quán)益上的偉大作用，實際上就是在虛無化“五四”運動，但是，回看歷史就能知道史實真相！中國任何時候都等不來什么“國際公道”，但是，中國人卻能用一個“斗”字爭回自己的部分權(quán)益！再進一步，中國人民更能用一個“打”字把各路強盜打出國門！從“斗”到“打”，源頭就在1919年5月4日！把“五四”運動虛無化，秦暉先生，你真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