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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至少從股市行情看來，美國人對經濟重啟后迅速復蘇的預期還是信心十足的，但是真正認真思考的人卻沒有他們那么確定。

著名經濟學家、得克薩斯大學教授高伯瑞（James Galbraith）就在報業辛迪加發文指出，從根本上說來，當下的美國經濟是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的，即全世界對美國先進商品的需求、美國消費者對華而不實的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以及不斷增長的家庭和企業債務。這樣的一種經濟也可以達到繁榮，也可以為眾多的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和收入，但是歸根結底，整個系統就是一間紙牌屋，而新冠疫情的颶風已經將其吹垮。

近期，主流經濟學界對復蘇抱樂觀看法的人也不乏其人，比如前奧巴馬時代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哈佛大學的弗曼（Jason Furman）就警告民主黨說，要在11月大選中擊敗特朗普并不容易，因為當選民們走向投票站時，經濟數據可能是“美國史上最佳”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也做出了“迅速復蘇”的預言。無黨派的國會預算辦公室也持類似看法。至于高歌猛進的美股市場，自然就更不必說了。

這種看法背后的邏輯其實非常簡單。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真實國內生產總值在第二季度將收縮12％，年化40％。不過，他們又預計第三季度將實現5.4％的反彈，年化23.5％，蔚為壯觀。

這種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比如，5月間的就業數據就已經大幅度好轉，而且目前看上去，第二季度的經濟表現也可能沒有之前預計的那么低迷。不過，即便國會預算辦公室的這些估計都是準確的，大選投票時的國內生產總值水平依然將較第一季度收縮7％，同時失業率很可能遠遠高過10％。

姑且先假設那些樂觀主義者對第三季度局面的預判是正確的，可是，第三季度之后呢？是經濟繼續輕快前行，收入和就業持續反彈，還是持續保持低迷，需要21世紀版本的新政才能挽救其命運？

面對這一問題，不管是弗曼、克魯格曼還是國會預算辦公室，他們的心智模型其實都是一樣的。他們將這次的疫情視作是單純的經濟休克，就像地震之類的自然災害，或者是911之類的恐怖襲擊事件。正常的經濟結構只是被暫時打亂，脫離常規增長的渠道。要讓美國重新前進，最需要的是信心，以及相應的經濟刺激。只要讓美國消費者被壓抑的需求再度釋放出來，企業就會重新恢復投資，很快，一切就都會變得像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至少從1960年代，即肯尼迪和約翰遜兩任總統大力推動減稅時開始，主流的中左翼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們在考慮衰退和復蘇時，秉持的就一直是這樣的思路。然而，今天還在這樣想的人們，其實是忽略了美國經濟已經發生的三個重大變化——全球化、服務業在消費和就業領域的崛起，以及個人和企業債務的影響。

1960年代，美國的經濟是非常均衡的架構，同時為企業和家庭生產產品，各種技術一應俱全，金融部門相對較小，且受到嚴格監管。當時的美國經濟很大程度上是自給自足的，進口的主要都是大宗商品。

今天，美國為這個世界生產的，主要都是先進的資本財和服務，集中在航空航天、信息技術、武器、油田服務，以及金融等領域。與此同時，美國進口的消費財，比如服裝、電子產品、汽車及零部件等則要比半個世紀之前多出太多。

在1960年代，美國消費需求主要是指向汽車、電視和各種家用電器，而現在，國內支出大得多的部分則是流向了餐廳、酒吧、旅館、旅游景點、美容院、咖啡廳、紋身店，還有大學和醫院。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都在這些行業當中工作。

最后，美國人的家庭支出，在1960年代是受到工資和住宅價值雙重增長的強力推動的。可是當下，至少從2000年開始，工資實質上就已經陷入了增長停滯，而2010年之后，住宅價值也基本走上了同樣的道路，未來幾個月甚至還可能有所縮水，于是乎，支出增長的最重要推動力徹底變成了不斷高企的個人和企業債務。

對于這些重大的結構性問題，主流經濟學界不知為何卻極少關注。相反，他們總是假定商業投資主要是出于對消費者需求的反應，而消費者的支出又由收入和欲望兩個同等重要的因素決定。在這種認知之下，“必需”與“奢侈”之間的差異幾乎就不存在，而債務負擔也被很大程度無視了。

問題在于，這個世界對很多美國制造的資本財的需求很大程度上都要看具體情況而定。比如，目前全球大約半數的飛機都已經停飛，這種局面下，指望飛機訂單復蘇顯然是不客觀的。還有，當前的油價之下，全球石油行業也不大可能去開采新的油井。即便在美國本土，雖然既有的建筑項目或許還會完成，但是新的寫字樓或者商業中心恐怕一段時間內都不會再有人建設了。人們通勤頻率降低，汽車的使用壽命就會變長，因此對新車，還有汽油的需求也會受到打壓。

這場空前變局之下，美國消費者未來恐怕也會更傾向于增加儲蓄和減少支出。盡管短期內，政府幫助他們填上了收入損失的窟窿，但是大家都很清楚，短期終歸是短期。他們最希望知道，但又最不確定的是，自己何時會找到下一份工作，或者是何時會成為裁員的對象。

還有，正常人其實當然可以將“需要”和“想要”區別開來。美國人當然需要吃飯，但是大多數人并不需要下館子。旅游也不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乎，餐廳和航空公司便面臨了雙重挑戰——疫情期間，他們產能受限，入不敷出，而哪怕疫情結束，需求也將嚴重下滑。

大家看到，在已經可以合法重新營業的情況下，許多企業卻選擇了就此關門，根本邏輯就在于此。哪怕那些重新開門的商家，很多也在擔心自己可能堅持不了多久。事實就是，美國龐大服務業當中為數眾多的從業者正在日益清醒地意識到，其實自己的工作根本不是必不可少的。

與此同時，美國人的家庭債務如房租、抵押貸款、公用事業賬單、教育貸款、汽車貸款等等，其總量一直在持續增長。當下，由于政府刺激支票的幫助，尚未發生大面積違約，而且許多房東也很通情達理，采取了彈性立場。可是，當人們發現自己正在面臨長期低收入的風險時，他們就必然會持續囤積資金，來確保自己能夠償還債務。接下來，銷售稅和所得稅收入的減少又將迫使美國州和地方政府削減支出，讓就業和收入損失的局面進一步復雜化。

美國的經濟困境其實是結構性的。這已經不能簡單歸咎于特朗普的無能，或者是眾議院議長佩羅西的糟糕政治策略。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當中，美國經濟已經發生了一系列巨大的系統性變化，成為一個依靠全世界對美國先進商品的需求、美國消費者對華而不實的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以及不斷增長的家庭和企業債務的架構。這樣的一種經濟也可以達到繁榮，也可以為眾多的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和收入，但是歸根結底，整個系統就是一間紙牌屋，而新冠疫情的颶風已經將其吹垮。

綜上所述，所謂美國重新開放，只能是一場經濟與政治的雙重白日夢。在位的政客們當然希望看到增長的漂亮反彈，而由于之前崩潰的慘烈，短期內經濟數據也可能會有一些亮眼的表現。可是，如果將這表現當作是真正復蘇的開端，那就注定只能收獲又一個白日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