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世源：一位老工人眼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

點擊：作者：盧世源修編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11-21 10:13:23

【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中指出，“澄清對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要澄清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離不開對經濟社會的認知。對經濟社會的認知不能從書本上來，而要從實踐中來，從人民群眾中來。本文提供了改革開放史的一個材料，作者盧世源系原國營武漢印染廠老職工。這是從一個老工人的視角來敘述的，成文于十幾年前。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武漢大學經濟學系王今朝教授對該文進行了一些加工。限于作者、編者的能力，本文的敘述不一定完全正確，加工也不太完全，但它是鮮活的，有著類似馬克思著作的文風，特別適合當下中國需要，可作為有益的參考。全文5.2萬字，共六個部分。第一、二部分已發（可參見【相關閱讀】），此為第三部分。

三、社會主義經濟：要以科學手段來追求效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世界上其實并無先例可供借鑒。它就像是一部探索前進的車輛，能否到達“富民強國”的目的地，主要取決于下列五個因素：一是“駕車人”的技術水平如何；二是“紅綠燈”等交通規則是否被普遍遵守；三是道路平坦與否；四是道路上不時出現的障礙物和發生的“交通事故”能否及時而有效的得到清除和處理；五是方向是否正確。人們對前四項比較重視，有關各項問題正在努力解決和完善之中；唯獨第五項，可能因為忌諱提及“方向”“路線”之類“極左”話題，而鮮有人提及。行車不辨方向路線，在市場經濟的迷惘中亂闖，“摸著石頭過河”，輕則難免事倍功半，重則可能南轅北轍，誤入歧途。

中國將來走向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其實并不在于任何偉人的主觀意志，也不是無論多么強大的權力所能左右定奪，而取決于公有制經濟制度和私有制經濟制度在平等的基礎上和平共處、和平競賽與和平演變的結果。優勝劣汰，適者勝出。社會主義者欲使自己的事業成功，唯一正確的途徑，就是對所信奉的經濟制度設法揚長避短，除此之外的旁門左道可以休矣。只有堅持不懈地深入地拓寬這條途徑，才能不可逆轉地實現自己的理想。當務之急，就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趁早真正確立好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以免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此乃我們事業少走彎路，爭取事半功倍之必須也。首先，必須厘清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區別嗎？一位生前曾經身居要位的權威學者認為，兩者沒有“性別”之分。這一高見發表之后，多年來雖然不乏有人異議和駁斥，但實際影響仍在。不然，就不用防范資本無序擴張了。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追求的終極目的不同，服務和依靠的主體對象也各異，兩者屬下的市場經濟“性別”會是一樣的嗎？一個姓“社”，一個姓“資”，涇渭分明，不容混同。概括地說，與資本主義經濟一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也要追求效率。但社會主義經濟在追求效益的時候，又很容易出現一些低級錯誤。列寧在論共產主義義務勞動的《偉大的創舉》一文中指出：“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創造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最終戰勝，而且一定會被最終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創造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列寧選集》第4卷第16頁）原有的計劃經濟發揮了巨大功效之后在社會主義國家衰落和廢棄，最主要的原因，據說是勞動生產率低下。而勞動生產率低下，又有其特殊的原因：

第一，領導因素。我是一名制水工，工作中經常操作的機械設備是水泵。我廠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購回幾臺水泵及其附件。這些雜牌泵具的質量真使我們工作人員傷腦筋，使用不長時間就出故障，必須拆修。勞神費力還要多耗物料，增大企業成本。是不是因為當時我國工業技術水平低下，生產不出此類高質量的產品呢？不是的。在此之前，1956年買的兩臺上海一家正規大廠生產的水泵，運轉了幾十年，每天都要頻繁的啟動和關閉，卻從來沒有修過。那時我就想，國家為什么不扶持生產價廉物美產品的廠家，擴大其規模，滿足各地客戶的需要，而將那些孬廠篩選出局？我帶著這個問題，還曾詢問過本廠材料科一位干部。據他介紹，廠家采購機械設備不能夠自主挑選，因為上級有關領導部門全面考慮，綜合平衡，為了大家都有飯吃，避免飽者脹死，饑者餓死，各地產品好壞搭配銷售。他還認為這就是計劃經濟的“優越性”。我的感受則相反，對統購統銷取其短而棄其長，匪夷所思。

如果那些孬廠得到了照顧而奮發圖強（比如貫徹鞍鋼憲法），那么，微觀效率的提升就會產生。然而，客觀情況是，在一種錯誤理解的計劃經濟理論方針指導下，各地工業布局就像是叫花子辦年貨，樣樣有，但都不成氣候。誰都建立不起自己獨特的產業競爭優勢，有的地區甚至連原有的競爭優勢也逐漸消失了。這一認知也來源于生活中的經驗，而不是因為看了國內外哪位學者的經濟理論著作，才懂得這個道理?；蛟S，解決這個問題，能夠部分采用公平競爭的辦法。但這也是一個說著容易做起難的方法。

第二，企業聚合因素。我居住在武漢市，在本地鬧市中心，1996年9月，上海市商委組織了三十多家滬地工商企業，共同在漢投資三億元建設了一座大型商場，名曰“上海商城”，主要經營日用百貨。九十年代，還是商場風光的年代。中商、漢商、武商都風光一時。我曾慕名去過兩次，發現商場內冷冷清清，門可羅雀。生意不好整柜臺，后來又投資五千萬元整修改造，仍然很不景氣，只好關門停業。前來的上海商委一位主任在接受武漢記者采訪時坦承，上海商城的失敗，表明上海在百貨業方面的優勢并不明顯。

老一輩人可能還記得，上海日用百貨曾經稱雄中國市場一百多年。在武漢過去的年代，親朋好友有人去“下江”，都不忘托他捎帶一些上海貨回來。上海為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地處沿海，西風東漸之后，一開始就因為開放最早而擁有先行優勢。此外，資金、人才、科技和水陸交通等方面也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它的逐漸集聚、配置和占有生產資源的能力，同它不斷增強的競爭力成正比。上下游企業在采購原料、配件、生產和銷售方面，也形成緊密的產業鏈，從而大大降低了成本。工廠云集，一些產品相同的企業便成立了行業協會。我所在工廠原是上海一家印染廠，據一位上海師傅告訴我，行會內外有別，對外，同行是冤家，傾軋、排擠，必欲置對方于死地；行內會員則是親家，各廠每周一次派一名代表聚會，以便商討行內事務，切磋技藝，交流管理經驗和互通市場行情，日積月累，共同提高。這大概就是上海百貨商品過去保持競爭力長盛不衰的秘訣。

為什么現在滬產精品上門銷售，卻絲毫也引不起轟動效應了呢？其中原因誠如那位主任所言，如今“百貨業方面上海的優勢并不明顯”了。這一現象引起我的關注和研究興趣。我小時候認為上海人最聰明，所以做出來的東西也好。幾十年后難道他們變笨了？都不是的。上海人的智商同其他地區的中國人差不多，不高也不低，滬產百貨過去之所以稱雄，是因為近代以來長期擁有別處沒有的多方面優勢，以及使這種優勢得以充分發揮的傳統人文文化氛圍。其中一個優勢就是聚合優勢。

上海百貨業過去成功的經驗和后來在武漢失利的教訓表明，聚合起來相互協作下形成的整體競爭力優勢，既強大而又能持久。充分認識這一點，對于我們借鑒其積極作用，因勢利導發揮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固有長處，振興國有企業，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近年來，我們不是看到一些私企又在重新試圖聚合嗎？從政治上看，它是一種威脅，但那些私人老板為什么要聚合起來呢？還不是因為聚合有優勢嗎？我們怎樣形成一個政治安全、經濟有效的聚合機制呢？

在西方產業界，有一種學習曲線理論。這種學習既包括個人從工作中的自我學習，也包括工作過程中的互相學習。自我學習是基礎，但互相學習的效果會更大。而人員的聚合是互相學習的重要機制。一個城市、一個地區、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強大的互相學習的機制，那不就是一種固步自封、畫地為牢嗎？如果說，我們國家必須限制私人資本的相互勾結，必須反壟斷，那么，同時，我們也必須建立起公有企業、行業之間的技術、管理交流機制。只有這樣，才能群策群力搞好公有企業。那種認為能人治廠的觀念，毫無疑問是過時的不科學的早就應該被排斥的觀念了。

過去十余年，經濟學界比較推崇產業集聚理論。其實，僅有產業集聚還只是表面現象。如果一堆企業在一起，無法產生巨大的學習效益，而只靠所謂的外溢（勞動力外溢、知識外溢等等），那不相當于靠天吃飯嗎？要在全社會形成愛學習、重學習的風氣才可以。要讓人人都愿意學習，人人都愿意教別人。而這就要求必須破除學閥學霸，破除學閥學霸則要求破除職稱職務上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第三，政策扭曲因素。計劃經濟末期，國有企業由于經營理念、購銷方式、用人機制和工資分配等等方面的原因，整體競爭力不斷下降，有的甚至弱不禁風，但若是因此認為許多企業破產全都是內因作祟，咎由自取，也不盡然。政策上偏袒外資，對其實行超國民待遇，使之處于有利地位，也是一個與內部因素同樣重要的外部因素。這可舉例說明。武漢市有兩家印染廠，“一印”和“二印”。1990年代，設備較差而技術力量較強的“一印”經營每況愈下，“二印”則由一位港商接辦后起死回生，一度機器轟鳴，購銷兩旺。于是有人感嘆道，廠還是那個廠，工人還是那些工人，就是因為轉變了機制，同以前大不一樣了。我當時深感好奇，多方打聽，什么“新機制”有此神效。原來，不過是舊中國私營企業普遍實行的那套老掉牙的玩意兒，特點是工人重新淪落為雇傭勞動者，沒有絲毫權利可言，一切都是老板說了算。歷史真會開玩笑，時輪轉了幾十年，又回到了原點上。不過，我們也得承認，機制的先進與落后都是相對的，那套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治廠模式，比起我們自己早已發生畸變的封建官衙味十足的現行國有企業機制，確實更加有效。但這并不是“一印”和“二印”發展情況迥異的唯一原因。

“一印”和“二印”發展情況迥異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二者根本不是在公平競爭。同樣質量要求的來料加工，客戶按照市場行情出價，“二印”接手生產有錢可賺，“一印”卻是賠本買賣。原因在于：一，兩廠稅負懸殊。“二印”港方參股后可享受多年的減免稅優惠，國營獨資的“一印”卻辦不到，相對“二印”而言，分明受到不平等歧視待遇；二，更有甚者，國有企業實際上是在雙重或加倍納稅，因為他們還要擔負“企業辦社會”的義務。以“一印”為例，廠內要辦托兒所、幼兒園、子弟學校、醫務室、武裝科、計劃生育辦公室等，甚至一墻之隔就是市屬消防隊，該廠也必須配置一套相同職責的人與車。一方輕裝上陣，一方負重前行，誰能勝出，還用問嗎？

股權多元化合營后的“二印”在減免稅的特殊政策照顧下，紅火了幾年，大頭也被該廠掌握獨裁實權的港商變著各種手法拿去，公方所得無幾。據說，這位年輕有為的香港女老板風姿綽約，魅力驚人，除了帶來價值連城的無形資產，所謂的“新機制”外，一文不名，白條入股，還能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戲。在沒有任何抵押品的情況下，本市多家國有銀行一路綠燈，開門揖盜，共計貸款兩億六千萬元，逾期久拖不還，報上登載，賴賬黑名單上赫然有名。肉包子打狗，恐怕有去無回了。“一印”絕對享受不到如此優惠待遇，束手無策，徒喚奈何，只能眼睜睜地望著自己被這家同行擠垮了。這種媚外欺內、扶私壓公的奇特政策，長期通行于社會主義中國，在過去的一些年頭，許多國有企業因而遭到嚴重的不利影響，更難以為繼，更快地破產。

除了要反對上述那種吃里扒外外，還應該避免一種“紅頂商人”現象。政府官員為了屬下管轄的國有企業優先發展，不恰當地動用權力資源干預市場上的經濟活動。汽車行業就是一個典型。對這個行業的國有集團公司呵護有加，享受特權：銀行債轉股、上市等等。這種優待的初心是好的，但實際上最后是幫倒忙。它不僅使得企業丟掉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傳家寶，而且使企業失去危機感，從而產生惰性?；炝藥资?，雖說產業做大了，但還是形不成自主開發能力，更缺乏叫得響的屬于自己的品牌，淪落為國際跨國公司的附庸。

第四，政府無作為因素。市場經濟時代缺乏公平競爭的壟斷經營比計劃經濟時代對人民群眾的損害可能更大，因為在這個時代政府對前者比對后者的制約作用可能更小。僅舉一例。2007年，有媒體報道：

“過去三年中，中國進口鉀肥價格從每噸不到1000元漲到了2350元，由此，中國農民付出的成本也上漲了四成以上。

“《經濟觀察報》11月5日刊登記者專稿披露說，中國中化集團公司(下稱中化集團)如今正面對著國內復合肥生產企業的強烈不滿，因為這家已經是世界500強的中國國有企業仍不愿放棄在計劃經濟時代下繼承來的一項特別的獲利渠道——鉀肥進口中近乎于‘專營’的‘權力’。

“據多位業界資深人士測算，中化集團下屬的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化)每進口一噸鉀肥倒手賣給國內化肥生產企業的純利潤至少1000元人民幣。按中國今年將進口900萬噸鉀肥計算，則有可能會使中國九億農民每人為此多付出10元人民幣的耕種成本。

“三年前，商務部將擁有鉀肥進口權的名單增加到了10家。但到今天為止，10家企業中除了中化和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直屬的中國農資集團（下稱中農）以外，沒有一家企業能夠直接進口大宗海運鉀肥。

“中國鉀肥進口量全球第一，進口價格卻年年上漲，鉀肥進口談判的簽約價格也是高度機密，除了中化、中農以外，國內幾乎沒有任何企業知道，這包括聯合談判小組的成員。

“據2007年6月周福仁等三位人大代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函中披露，‘自聯合談判已經三年，迄今為止除了中化和中農，其他所有參加聯合談判的企業，甚至包括政府主管部門都沒有看過鉀肥進口合同，無從了解進口鉀肥的實際成本。’

“一位業內資深人士說，在現行談判機制下，已經形成了一個漲價怪圈。中化、中農每年簽了合同之后加價賣給國內企業，外方知道成交價格，看到中化、中農加價太狠就很眼紅，來年于是大幅度提高賣價，中化、中農于是再次加價。

“這個說法目前尚無法證實。鉀肥業界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段子，看到中國國內化肥價格年年猛漲，外商都很擔心：‘中國的農民不是很窮嗎，怎么年年漲價這么多呢？’”

中化集團是國有企業，應該做大。但問題是，政府沒有引導它以合乎經濟規律的方式做大。在改革開放叫得震天響的時代，它過分依賴價格機制來獲利了。這就有悖列寧所說的生產率競賽的精神實質了。這就提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問題了。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之一就是政府放權，但政府如果過度放權，而企業自律又沒有跟上，就難免出現重大紕漏了。

社會主義企業追求效率效益從根本上看，還是要發揮工人的積極性。發揮工人積極性的關鍵實際上在于限制工人貴族、管理精英。而限制工人貴族、管理精英的關鍵，又在于防止出現一個特權階層。就連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也有這樣的見識。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生前對人類社會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曾經熱情地擁護和支持。1930年代中期，親臨其境實地考察了一些時日后，大失所望。他看到當時的蘇聯已經產生了一個特權階層，臺上權貴們日益驕奢淫逸，背叛了廣大勞動者?？赡荑b于當年蘇聯統治者自我感覺良好，任何批評意見都被視為“反蘇反共”的敵對行為，諫言無濟于事，開口不得。于是，他便將自己的訪蘇觀感記錄在冊，封存起來，囑其后人五十年后啟封。1985年，作家當年日記公開，預言“有朝一日，在一個美麗的日子里，那震動會突然爆發的！”已經登上超級大國頂峰的蘇共官員們知悉此事后不以為然，輕蔑視之。幾年之后，嘲諷言猶在耳，羅曼·羅蘭的預言果然不幸而言中，社會主義蘇聯崩潰了。

在十八大之前，海內外人士觀察了中國社會現狀后會有何感想？可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誰也不能打保票說，神州大地上的紅色江山絕對不會變色。而紅色江山是否變色，關鍵在于我們國家是否真正堅持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如上所分析的那些現象是與社會主義的原則格格不入的，它根本背離了科學的精神。從這個角度說，社會主義是魂，而市場經濟只是用，只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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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作者：盧世源，原國營武漢印染廠老職工；修編：王今朝，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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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主義經濟：要以科學手段來追求效益

三、社會主義經濟：要以科學手段來追求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