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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應死盡死”就是“科學防疫”？

點擊：  作者：子午    來源：子夜吶喊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2-04-19 09:57:56

 

幾天前，上海累計感染28萬的時候，公布了9例重癥，這9例都有基礎病且8例老人，某些人陰陽怪氣地嘲諷：

 

 

 

今天，上海公布了3例死亡病例，一例89歲、兩例91歲：

 

 

“嘲諷”又開始了：

 

 

這樣的“嘲諷”背后其實隱含著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情緒：那些高齡老人以及基礎病人，本來就快死了，得新冠死了也沒什么大不了，不能因為要保護這些人不得新冠，就耽誤其他人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上海的重癥和死亡數字本來就很“清奇”，筆者在《30萬感染僅9例重癥，宇宙第一為何還要進口輝瑞？》一文中已經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筆者在上文提到的東海養老院、寶山聯泰路63號養老院、建工護理院、蘭公館養老院、靜安樂寧老年福利院……的情況不知道怎么樣了。這些情況抗疫結束以后不知道會不會被進行一個系統的調查和回溯。

 

近30萬人感染才9例重癥、近40萬人感染才3例死亡，給觀者形成的客觀印象就是：“奧密克戎還不如流感，重癥及死亡極少，而且死的都是未接種疫苗的高齡、基礎病人，次生災害遠遠大于病毒流行本身……”

 

數學創造的醫學奇跡重塑了人們的“科學”認知，兩年前社會情緒的緊張被視作對未知事物的恐慌，今天還要堅持“動態清零”就是“刻舟求劍”，以致于社會公共情緒里，“動態清零”正在與“科學防疫”對立起來了。似乎通過付出“應死盡死”的代價，保證社會生活正常運轉，才是所謂的“科學防疫”。

 

對于這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筆者有足夠的沖動想罵人，但本文就不作“情緒輸出”了，這里僅僅討論“科學”的問題。而要討論“科學”，不僅要講邏輯，也要講事實，中國大陸之外的那些事實不應被忽略。

 

首先，從傳染性、死亡率等角度看，把新冠視作“大號流感”究竟是“科學”還是“反科學”？

 

截至4月7日，香港在今年已經累計117萬陽性感染者（包括核酸以及抗原快速檢測自報），其中官方通過核酸檢測確認過的感染數字為50.87萬，累計死亡8344例，新冠病死率高達16.4‰。

 

還有筆者在大前天文章里整理過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在過去三個月（2022年1月14日-4月14日）奧密克戎大流行期間的病死率：

 

智利新增感染165.5萬，新增死亡1.78萬，病死率10.7‰；

美國新增感染1598萬，新增死亡14.2萬，病死率8.9‰；

英國新增感染664.9萬，新增死亡1.94萬，病死率2.92‰；

日本新增感染538.7萬，新增死亡1.05萬，病死率1.94‰；

以色列新增感染229.7萬，新增死亡2303人，病死率1‰；

韓國新增感染1529萬，新增死亡1.4萬，病死率0.92‰；

新加坡新增感染85.8萬，新增死亡469人，病死率0.55‰；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國家和地區中，多個國家的疫苗接種率是高于中國的，以色列已經在全民接種第四針加強針，智利、新加坡、韓國的每百人接種劑次分別達267.3劑，267.3劑、254.9劑、235.8劑，均高于中國目前的每百人229.5劑，而且智利大部分接種的也是科興。

 

筆者強調接種率，并非試圖去否定疫苗的“防重癥”作用；筆者的意思是需要對上述國家和地區的數字進行進一步分析，搞清楚未完成接種以及已完成接種人群各自的病死率；即便完成全民接種，這樣的病死率能否被公眾接受。例如，香港統計的數字稱，完成接種的80歲以上人群新冠死亡率從12.84%下降到3.25%，這個“3.25%”是不是就應該被心安理得地接受，被認作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即便“疫苗可以防重癥”被證明是事實，一方面很多哪怕是非高齡的基礎病人（如腎衰竭、血液病）本身是無法接種疫苗的，他們就該被視作“必要的代價”而被放棄嗎？另一方面，也要綜合考慮新冠同流感的傳染性差別，當一個龐大的感染基數出現之后，即便新冠死亡率被控制到與流感近似，總的死亡數字也將是驚人的。

 

科學家用“基本繁殖數”（R0）來確定病毒的傳染能力。H1N1流感的R0值為1.5（即1個人平均可傳染1.5人），1918年世紀大流感的R0值約為2.2，季節性流感的R0值約為0.9~2.1；而2020年新冠原始株的R0值為2.5，德爾塔變異株的R0值上升到5~8，而奧密克戎變異株的R0值已經上升到9.5。

 

從R0值所反映的傳染性角度來講，把新冠視作“大號流感”是極不科學的。而R0值本身也并非一個常數，除了病毒本身的傳染性差別，在不同的防疫措施下，根據人們接觸的頻率以及為減少病毒傳播所做的努力程度等因素，R0的估計值會體現出較大差異。

 

根據美國CDC的數據，2019年9月-2020年1月的流感季約1900萬人感染（這里面本身就可能有一部分是新冠），1.2萬人死亡，病死率約0.6‰，大大低于過去三個月奧密克戎在美國所造成的病死率8.9‰。從美國的這組數據對比看，把新冠視作“大號流感”同樣是極不科學的。

 

在沒有任何專門的防疫措施針對的情況下，流感在全球每年約造成29-65萬人的死亡（據世衛組織數據），而奧密克戎自出現之后的僅四個月時間里，已經在全球造成了近百萬死亡，這還是新冠在前面兩年已經造成500多萬死亡、進行過多輪“死亡篩選”的結果。此外，普通人群“新冠后遺癥”的問題同樣不該被忽略，這個問題筆者以前多次討論過，本文就不再展開。

 

第二，國外并不是真的想“躺平”，而是做不到“動態清零”。

 

以“抗疫優等生”新加坡為例：自2020年1月23日發現首起確診病例，新加坡立即將疾病警戒級別上調至橙色，隨后防控措施不斷升級，直到4月7日新加坡宣布“封城”，大街、地鐵、購物中心空無一人；在實現“清零”之后的6月2日新加坡開始逐步解封，到8月份除保持聚集人數等部分禁令，新加坡基本實現解封。

 

2021年1月8日，新加坡啟動全民疫苗接種；4月29日，新加坡出現了首個醫院感染群，5月當局被迫重獲高警戒解封第二階段，堂食被禁止；隨著本輪大流行緩解，新加坡重回解封的第三階段，堂食被允許，但限于2人，7月12日調整到5人，但隨后出現的大型感染群，讓新加坡再次禁止堂食……

 

2021年10月9日，李顯龍發表講話宣布新加坡不再繼續“清零”，選擇“與病毒共存”；但11月底，奧密克戎來襲，新加坡被迫再次升級管控措施，堂食被限定為5人，大型活動被禁止，禁止訪客到所有醫院的病房和療養院探訪，未接種疫苗者入境需隔離14天……

 

隨著新一輪大流行高峰過去，2022年3月24日，李顯龍發表題為“邁入新階段”的全國電視講話，宣布新加坡“正式邁向與新冠共存的階段”……

 

如果去年10月李顯龍的講話沒有被遺忘的話，這已經是李顯龍第二次宣布邁入“共存”新階段。以后新加坡還會不會再次升級管控，然后再次宣布邁入“共存”新階段，恐怕只有天知道。

 

去年有人用“仰臥起坐”來形容新加坡的防疫措施，的確不失為生動和貼切。回過頭檢視的話，新加坡在過去三個月的新冠新增死亡已經達到過去兩年的一半多；而在仰臥起坐的2021年，新加坡的總體死亡人數比前年多2220人，是過去八年平均值的五倍，增幅大大超過同樣實行“動態清零”的2020年。很多人并非直接死于新冠，卻死于新冠流行所導致的失業、收入不穩定以及正常醫療資源的被擠兌。

 

 

另外，很多人想拿新加坡2022年3月間0.12%的新冠病死率（接近全球平均流感死亡率）來證明“新冠是大號流感”本身也是不科學的。要知道新加坡在沒有疫苗的2020年4月新冠病死率也僅為0.51%；而正常年份新加坡的流感不說病死率就說發病率在全球來講都是極低的，其主要原因正如筆者之前所說，新加坡本身處于熱帶，醫療資源又是發達國家中較高的水平。所以，拿新冠致死率最低的新加坡來跟全球的流感致死率作對比，不是蠢就是壞！要比較，也應該是新加坡自己與自己進行比較。

 

觀察過去兩年多來的“共存”模范以色列、美國、英國其實都經歷了類似的“仰臥起坐”的防疫政策變遷。在“仰臥起坐”的過程中，它們的醫療資源因為新冠大流行而被周期性的擠兌；大流行加劇了資本主義危機，失業率、通脹正在因為周期性的大流行高峰而不斷攀升。

 

 

 

所以，各個資產階級政府當然不會“傻”到真的以為“新冠就是大號流感”，“死的都是高齡基礎病人”，這只是為了給資產階級政府的抗疫無能在甩鍋，是輿論宣傳的口號而已。

 

關鍵的問題不是真的能夠證明“新冠就是大號流感”，“死的都是高齡基礎病人”，而在于讓老百姓接受這樣的觀念；就像私有制社會，讓窮人接受“貧窮是因為自己無能”，“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樣，這才是資產階級政府的統治話術。

 

新加坡之所以在2021年放棄已經取得成功的“動態清零”，正是因為新加坡只是一個港口城市，必須依賴于全球資本和物資的流動，沒有任何的戰略緩沖地帶。

 

“共存派”污蔑“清零派”把“動態清零”與“科學防疫”和“共存”對立起來，這里沒搞清楚一個基本的道理：“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在“動態清零”的基礎上持續實現“動態清零”是很困難，但絕非不可能實現；而一旦放棄“動態清零”，想回到“動態清零”，幾乎就不可能了……

 

對中外已經發生的事實視而不見，把被迫的“共存”視作“科學探索”，對于專業精英來講，叫作“別有用心”，而對于非專業的群眾來講，就叫作“不見棺材不落淚”了。

 

即便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如果被破“共存”的美英諸國階級矛盾可以得到緩和、無產階級可以過得更好，筆者可能也會支持“共存”；但事實并非如此啊。

 

我們不應該把人類健康與病毒大流行的矛盾，以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混為一談；當然，前一對矛盾無論以哪種形式激化，勢必將激化后一對矛盾。指望前一對矛盾的形式演化和轉移，解決后一對矛盾，無異于另一種機會主義。

 

正確的方式，應該是立足于在妥善解決前一對矛盾的同時，積極解決后一對矛盾，而當前我們所面對的“官僚主義一刀切”、“國難財”，本質上不過是后一對矛盾的具體表現。

 

如果我們把“抗疫”與“抗疫戰爭”對比起來看，就會發現歷史似乎正在發生某種奇妙的重演。用毛主席的《矛盾論》和《論持久戰》來分析今天的問題仍未過時。對動態清零的指摘從輿論場的右翼蔓延到左翼，這又何嘗不是當年汪精衛和托陳取消派的附身重演呢？

 

抗疫的最終勝利，離不開人民群眾主體力量的回歸，就像依靠精英無法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一樣……

 

文：子午  來源：子夜吶喊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