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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爾新 胡澄:究竟誰行誰不行??——司馬南與莫言的文化對決
點擊:  作者:胡爾新 胡澄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2-09-02 09: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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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司馬南老師發布一系列這個視頻、文章,堅持“講話”所指引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的道路與方向,深刻反思以莫言為代表的“諾貝爾”式的文化發展方向與文藝創作方法。這種反思引起了兩個陣營人們立場迥異,態度鮮明的反響。是司馬南闡述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文化的歷史進程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行”?還是贊賞莫言的西方“諾貝爾”式的價值觀與現代化道路“行”?這是這場論爭的關鍵。

 

一、司馬南“行”,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

 

近一個時期以來,由著名紅色文化學者司馬南老師掀起的對莫言“一類”(筆者按:1975年1月,毛主席在審定《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時,將“林彪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一句中特別在“林彪”之后加上了兩個字“一類”。可見毛主席晚年思慮之精深。【1】)的文學觀與文學作品的評判反思高潮,引起了廣大群眾和相關人士的極大關注。司馬南為此也遭受了巨大的壓力與構陷。這正如《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的開篇之作《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中所說:“我們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敵人——全世界帝國主義,全國大小軍閥,各地買辦階級土豪劣紳,安福系、研究系、聯治派,國家主義派等一切反動政派。”【2】司馬南得罪的也不是一般人,所以招來了氣勢洶洶的“圍剿”,有“南開院兒”里的“院長”,譏諷司馬南沒“水平”;還有江湖中的“心理師”,批判司馬南無“學術”;更有“光明報”上的“學者”,用用意微妙的文章為莫言張目,鄭重推介“莫言研究的一次重要集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世界性與本土性交匯:莫言文學道路與中國文學的變革經驗研究”。而與之相反的是,與這位“胡同大爺”心心相通的廣大網民群眾則堅決地站在司馬南一邊,聲威盛壯。

 

其實,若論“學術”、若論“水平”,司馬南也毫不遜色。什么“南開院兒”里的“院長”,江湖中的“心理師”和“光明報”上的“學者”這些人是遠遠不可望及的。我們且看看他的代表著作《民主胡同40條——中國民主政治一般原理的隨機闡釋》,此著作對于美國民主的虛假,中國的制度優勢,橫掄豎論,真氣內轉,開闔自如,既有《論語》片語真言之妙,又有《孟子》雄辯滔滔之勝,更兼《荀子》淵雅真淳與莊騷的奇幻魄麗。全書洋洋灑灑60萬言,其要義可歸結為一句話,一言以蔽之,一言以破執——那就是司馬南在書中所言:“美國社會不是真正的民主社會,不是中國的榜樣。中國道路是不同于美國的社會主義道路。”【3】這就道出了司馬南所代表的廣大群眾與“莫言一類”的本質區別之所在——美國虛幻的民主不行,中國社會主義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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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南著作《民主胡同40條》,胡澄藏書】

 

也是我們所秉持的鮮明觀點——司馬南行,莫言“一類”不行!這場論爭的實質,是我們認為司馬南“行”,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社會主義行!

 

這是事關中國兩大階級文化道路的抉擇,這是事關百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人與各色敵人在文化上的論爭的勝負。這是事關中國走什么路,中國實現什么樣的現代化。換成文化界人能聽懂的語言就是,在文化上,中國實現怎樣的“現代性”?筆者按:“現代性”這個概念是中國知識界和公知們所玩弄的西方話語陷阱,其實質就是指行為制度與模式。正如西方學者吉斯登所指出的:“它首先是指在后封建的歐洲所建立而在20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歷史性影響的行為制度與模式。‘現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業世界’。現代性的第二個維度是資本主義。”【4】)在什么樣現代性的價值觀指引下實現什么樣的現代化。在這一點上,習近平總書記一語中的地指出:“我們推進的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再一次強調指出:“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5】這是我們觀察中國歷史文化問題的總的價值觀。只有在這個價值觀的指引下,才能捋清司馬南與莫言一類爭論的實質之所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行不行?

 

中國共產黨已經經歷了100年的波瀾壯闊的歷程。而這個歷程從某個意義上來說,就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被壓迫、被剝削、被侮辱的窮苦百姓爭取文化領導權的壯麗行程。這一點突出表現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成功之時,中國人民的革命領袖毛澤東主席在那著名的五評《白皮書》的浩蕩雄文之中。這五評《白皮書》的雄文可以說是四卷《毛澤東選集》的壓卷之作。而為什么中國革命的領袖毛主席在總結中國革命的勝利,面對美帝國主義的強權以無限豪邁的口吻宣布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的勝利,這不值得我們深長思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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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著作《評白皮書》,胡澄藏書、藏報】

 

且讀毛主席原文:“‘中國共產黨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羅斯革命的思想推動之下建立起來的。’艾奇遜說對了。這種思想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種思想,和艾奇遜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的‘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幾多倍。其明效大驗,就是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對于中國紅軍的攔阻,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第四仗最后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其走狗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治。”毛主席在文章中豪邁地宣布:“ 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于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平,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平之下。”【6】就僅這個歷史觀點上來看,司馬南這個退休老頭、胡同大爺“對于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平”就遠遠高于“南開院兒”里的教授,《光明報》上的學者和江湖中的“心理師”,更在他們所極力維護的莫言之流之上。因為司馬南是沿著歷史偉人的視角,胸中激蕩著的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在文化上的奮斗歷程。

 

二、文化殖民主義與當代中國之文化

 

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最大特征,就是西方列強在以“全球化、現代化”為名在全球實行后殖民主義,即文化殖民。這種文化殖民確立的是對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在精神上的奴役,確立的是資本統治世界的秩序。這正如西方進步學者保羅·哈里森在《第三世界:苦難、曲折、希望》這部書中所說:“文化上的帝國主義不僅征服了受壓迫者的肉體,還征服了他們的心靈,使他們淪為唯命是從的幫兇。殖民地中熱心于向上爬的人也開始仿效征服者了。”【7】而莫言及其“一類”——莫言的追隨者之流如“南開院兒”里的教授,“光明報”上的學者和江湖中的“心理師”等等,他們就是“效仿征服者往上爬”的殖民主義的幫兇與奴才。而這種與他們的斗爭,從百年前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開始了。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那樣:“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百年征程波瀾壯闊,百年初心歷久彌堅。中國共產黨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覺的黨,黨的百年奮斗凝結著我國文化奮進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中華民族新文化作為自己的使命,積極推動文化建設和文藝繁榮發展。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而對這段歷史黨史、文化史的解構與虛無,就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化界、文藝界的逆流,有時甚至成為主流。而莫言就是這種逆流的代表。而這一思潮始終是以文化上的“現代性”和中國前進方向的“現代化”為名進行的。而司馬南就是代表百年以來的文化奮進史、百年奮斗史中勞苦大眾與他們爭斗而發出的強音。而這種逆流文化又是以西方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話語為“原點”和“元敘述”的。其中重要意義就是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現代性”設計與實踐為標準,評判、解構、虛無以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引下進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奮進歷史。文藝界、文化界在這種“元敘述”當中,就把無產階級革命、工農群眾當家做主這一時期的巨大的文化、文學成就,在“現代性、全球化”的敘述中全部逐出文學史、文化史。以“人性”的名義剝奪革命敘事的尊嚴和合法性,從文化上判處中國共產黨的“死刑”,從而進一步從政治上剝奪中國共產黨繼續執政的合法性。而莫言的小說的實質就是為了迎合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需求,迎合西方人“東方主義”的窺視口味而臆造出來的關于中國共產黨、關于中國人民、關于中華民族、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陰暗面”,再以拙劣模仿所謂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以“暴露”之!這就是莫言自己所說的“文學要以暴露為主而不歌頌”的本質之所在。這不是什么文藝文化作品,這只是精神文化上的露陰狂而已。而那些如“南開院兒”里的教授,“光明報”上的學者和江湖中的“心理師”等等他們對莫言小說所謂“世界性”的研究,不過是正像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政治、經濟處于支配地位的統治階級,要在思想文化中處于支配地位,就必須培養自己的理論家,這些人是積極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們把編造這一階級關于自身的幻想當做謀生的主要源泉。”【8】其實質不過是這些帝國主義的文化買辦,殖民主義的文化幫兇,用自淫的精神上的“第三種水”在文化霸權的奸淫之下用于精神“性快感”而流出的文化體液而已!

 

三、司馬南敘事的歷史文化背景

 

我們從司馬南近期一系列廣為傳誦的的視頻內容中可以看到,他的文化認知理論范式與文化淵源來自于“延安文學”;來自于至今已經發表了整整80周年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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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漢英對照),封面有著名文藝理論家:劉潤為、陳傳席、李準、丁振海、曾鎮南、董學文、陳先義、馮鉞和司馬南的簽名。胡澄藏書】

 

而“延安文學”的文化體制與淵源正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反壓迫、反霸權、反欺凌、反侮辱而爭取文化領導權的必然結果與集大成之作。這種文藝體制范式與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于文化事業樹立的標準與話語權。這一文化體制重要特點就是在文藝上突出受壓迫、受剝削、受侮辱、受欺詐的工農勞苦群眾的主體地位。共產黨奮斗就是為了讓這些受壓迫階級在文化不但在政治上得到翻身,還要在文化上讓他們做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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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延安文藝作品總集,胡澄藏書】

 

這正如毛主席當年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9】在舊文化中,農民形象只是統治者與文人的“再現”。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革命的歷程,可以說,就是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對文化領導權爭奪與掌握的過程;就是一個人民大眾在文化上真實“再現”自身奮斗命運的過程。1940年1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又說:“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從文化精神和道德情操上真實“再現”了廣大底層勞苦大眾階級的形象與利益,從而感召贏得了勞苦大眾對她的認同與追隨。中國共產黨領導受苦人創造出的文化是新文化,這個文化的提出者和權威闡述者是毛主席。毛主席說,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主席的這種新文化觀念對于普通絕大多數是貧困的,沒有文化的,受剝削和壓榨的勞苦階級懷有一種偏愛,而勞動人民正是在毛主席這種文化偏愛當中蘊積了改天換地的道德力量與意氣昂揚的文化自信。從新中國建立開始,四萬萬五千萬勞苦人民以工農兵的身份走上了新的歷史舞臺,并享有無上榮光。對于飽經磨難的中國以及如同螻蟻一般生死的底層中國人民來說,毛主席領導共產黨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社會語境,一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完全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建立。這個社會的主體不再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不再是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而只能是無產階級及其新的表現形式工農兵大眾。這也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中國革命在文化上的偉大勝利。中華民族的文化已經達到了偉大的復興——我們這就理解了為什么毛主席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這部偉大著作中那么豪邁地宣布:“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10】復興不是復古!中華文化的復興必須要以這樣嶄新的人民文化的面貌示人!我們這就理解了為什么毛主席在晚年看到《龍江頌》這部樣板兒戲時深有感慨地說了一句話:“八億農民有戲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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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延安為《中國文化》創刊題詞:“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胡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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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文章《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后定名為《新民主主義論》)。胡澄供稿】

 

“延安文學”另外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深刻闡述了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和如何對待工農兵這個革命主體的態度問題。那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向工農兵學習,為工農兵服務。這里體現出毛主席對中國知識分子深刻而卓越的見解。這集中表現在《五四運動》《青年運動的方向》《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著作當中。這些著作從本質上闡述了知識分子和革命的關系,即知識分子與革命主體被壓迫工農的關系。毛主席說:“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么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11】他用自身的經歷深刻說明了這個問題:“在這里,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12】這就把以前高高在上,以啟蒙的優越感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經過文化和思想改造過程,改造成為為革命主體工農兵服務的革命分子。而過去受壓迫、受歧視、受侮辱的勞苦大眾,首次以干凈的、優越的形象,在黨的領導下獲得了文化上的翻身,獲得了實實在在的文化權力。

 

這更表現在1943年,毛主席看完中央黨校業余演出新編京劇《逼上梁山》給集體編劇的執筆人楊紹萱、齊燕銘的一封信中,他說道:“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13】在這封信中,毛主席及其熱切地歌頌了人民是歷史的主人、革命的動力,文化的主導。這些論點和文化觀點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有著透徹的闡釋。中國革命不但是武裝革命,不但是以武裝斗爭求得民族解放,而且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被壓迫人民在文化上獲得主體地位的文化斗爭的革命,而這一主調、主題、主線更是貫穿了毛主席的革命生涯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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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書信手跡。胡澄供稿】

 

毛主席在領導人民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時,也以他那偉人般雄心氣魄與遠見卓識,提出了一個非常艱巨但是卻事關工農階級文化主權的舉措——那就是培養無產階級工農群眾自己的理論隊伍,讓工人階級占領意識形態上層建筑,在上層建筑與文化上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這是毛主席動用全黨的力量、舉全國之力而大力推行的文化戰略。這也是五四運動以來那些革命先進知識分子們的宏愿。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新中國的文藝形成了一套社會主義文化的價值體系。體現在以工農兵為主的歷史觀,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態。那個時期,不但文化主角是工農兵和翻身了身的勞苦大眾。而且還像《東方紅》這部藝術片中所豪邁的高唱的那樣,“粗黑的手掌大印”——工農兵登上了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理論建設的舞臺,演出了一幕幕的壯劇活劇,碩果累累。請看筆者收藏的那時工農兵的文化哲學著作,可謂“滿眼風光北固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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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工人階級的政治文化著作。胡澄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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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工人農兵群眾的政治文化著作。胡澄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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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工農兵群眾的政治文化著作。胡澄藏書】

 

毛主席這項極其偉大的文化文藝戰略部署,不但體現了中國人民、中國被壓迫人民的文化權力。而且對于反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與精神壓迫也有著巨大的世界歷史意義。美國進步學者阿里夫·德里克在《世界資本主義視野下的兩個文化革命》這篇文章鮮明地指出:“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是針對帝國主義的,是抵抗第一世界宰制第三世界的革命的產物。”【14】

 

毛主席雖然離我們而去,但他留下的這份文化遺產,永遠是中國被壓迫、被欺辱、被剝削、被壓榨人民與第三世界人民文化反霸、文化反殖、文化反壓迫、文化反控制的強大思想武器。

 

遙想當年,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執著地不知疲倦地想多見見孩子們,多見見來自各地的革命青年們,他是把自己這種文化革命的氣概與思想感染給下一代。現在,我們懂得了;當今這一代青年人也懂得了。“B站”上那些青年們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教員說過不要懷念我,你們就是我!”

 

司馬南也是深深領略了老人家這一片心意,所以他拍案而起,奮不顧身。因為他身上流淌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熱血。司馬南就是以“胡同大爺”“退休老頭”的弱勢群體的文化內涵,代表著當前在文化上受壓迫、受欺辱、受剝削、受控制的,被歷史虛無主義者及文化殖民幫辦所欺辱底層人民而發出的文化強聲!

     

四、莫言敘事的歷史文化背景

 

在毛主席去世以后,在主流文化界掀起了對毛主席所構建的工農兵文藝、勞動人民文化權益這種文化格局瘋狂的污蔑與構陷。那些沒有被人民改造好的知識分子結成了“文化還鄉團”,從文化上、從文藝上、從文學上掀起了對毛主席、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對中國勞動人民、對被壓迫階級瘋狂的反攻倒算。他們入手的途徑就是中國文化的發展道路。

 

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爭奪文化權益道路進行清算的代表人就是李澤厚。他構筑了所謂的“救亡壓倒啟蒙”的謬說,至今流毒文化界。這個論調的中心意思就是五四運動知識分子的人性啟蒙被后來由中共領導的救亡革命戰爭所耽誤了,革命戰爭壓迫了人性啟蒙運動和自由思想。聲稱要“重新補五四運動的課”,知識分子要爭取自由和思想解放。并且以此為視角來重構中國的近代史,構建了以中國知識分子的視角批判中國革命、階級革命的歷史敘述。

在這個理論的指引下,什么“文學主體論”,什么“文學回到自身論”,什么“文學就是形式論”,什么“不屑于歌功頌德”,什么“重寫文學史”等等主張沆瀣一氣,囂張一時,用李澤厚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借著文化談政治”【15】,流毒至今。這才是當今教育“毒教材”的文化淵源,這才是當今文壇“屎尿屁”的爛污源頭。這些文化上的反攻倒算都被文化界、文藝界的歷史虛無主義者作為反對黨的領導、搞歷史虛無主義的武器。他們把毛澤東時代對勞動人民文化主體權益的構建過程,譏諷為“農民小生產者的意識形態和心理結構的歷史表現”。而他們最崇拜的學術話語就是所謂的“現代性”。而這個“現代性”恰恰是帝國主義文化借重啟蒙主義思潮,以這種“現代性”作為軸心,在世界各國推行現代化過程中實行西方霸權主義,確立文化霸權的過程。“現代化”現在美其名曰“全球化”,所謂“全球化”就是后發展國家要認同西方霸權主義所確立的現代性與現代化過程,自覺認同資本的壓迫與剝奪。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抵制這種霸權壓迫而產生的世界無產階級共同的文化思想武器。尤其毛主席所構建的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一系列的文化戰略措施,更是得到了世界和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肯定。中國著名進步學者汪暉先生就稱,毛主席領導的這段歷史是“反現代性的現代性”【16】。這是無產階級的“現代性”,這是中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對此有重要判斷:“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使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歷史演進及其較量發生了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重大轉變。”這就從文化上、精神上、意識形態上和價值觀上確定了黨的領導和黨繼續執政的合法性。

 

而以莫言為代表的一批文人,就是以西方“現代性”為標準,用西方“現代化”進程模式的來歪曲、遮蔽、虛無、解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美化近代史上帝國主義的侵略,在他們筆下,八路軍是“土匪”,日本兵是“菩薩”,新中國暗無天日,共產黨罪惡多端!以此來編造成丑化“暴露”中國歷史與現實的“穢史”,“以求親媚于主上”,獲得“主上”垂青,榮膺“炸藥獎”。看看諾貝爾文學獎的對莫言的頒獎詞,就可以明白帝國主義者、文化霸權主義者對這種“穢史”是多么的逐臭歡腥。而對于這種侮辱、歪曲、遮蔽與壓迫,以司馬南為代表的被壓迫、被侮辱、被遮蔽的人們奮起反擊。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之際,掀起了對莫言“穢史”的批判高潮。

 

在此,我們又想起了毛主席特別喜歡的梅花,這正如陸游《詠梅》的那首詩所說:“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花一放翁。”現在這千千萬萬的“梅花”,擎起反剝削、反壓迫、反壓榨、反控制的社會主義文化旗幟——“萬紫千紅結隊來,遍地吹軍號!”【17】

 

五、百年文化爭斗與價值觀的爭奪

 

面對這改革開放以來在文化上、藝術上的混亂情況,我們的習近平總書記早在治國理政之初,就以無產階級政治家的氣魄和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的胸懷鄭重地指出:“價值觀念在一定的社會文化文化中是起中軸作用的,文化的影響力首先是價值觀念的影響力。世界上各種文化之爭,本質上是價值觀念之爭,也是人心之爭、意識形態之爭,正所謂‘一時之強弱在力,千古之勝負在理’。首先要打好價值觀念之爭這場硬仗。由于西方掌握著‘文化霸權’、進行宣傳鼓動,當代中國的價值觀念存在太多被扭曲的的解釋、被屏蔽的真相、被顛倒的事實。”這是2013年12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18】而這種價值觀之爭,首先要捍衛的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被壓迫人民爭取文化權益的價值觀。

 

當前第一位的就是要爭奪五四新文化運動合法的繼承權和闡釋權。要明確只有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的奮斗,才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好的繼承。在這一點上,毛主席不但帶領中國人民,以艱苦卓絕的奮斗在實踐中體現了出來,更在理論上予以了卓越的論述。毛主席在新聞《新民主主義論》這部偉大著作中說:“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歷史事實也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豐富了新文化運動的內涵,并使之具有了新的正確的發展方向。新文化運動,高揚的科學和民主的旗幟,在五四運動后,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并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而得到了繼承和發展。毛主席指出:“五四運動的發展,分成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則走到了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義向右的發展。”【19】五四新文化革命運動,在掌握了馬克思主義革命文化的李大釗、陳獨秀先生的帶領下,與當時反馬克思主義者胡適、梁啟超等人進行了文化論戰,贏得了眾多進步青年的擁護,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和大革命的興起做了思想和組織準備,而沒有走上“英美派”知識分子胡適為代表的帝國主義文化買辦的道路。對于這一點,讓當今許多知識分子們、公知們憤憤不平。他們認為,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方向應該是胡適為代表的“英美道路”,而不是李大釗、陳獨秀等共產黨人引導的“蘇俄道路”。他們覺得五四以后的中共領導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救亡運動歷程,共產黨領導的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歷程,完全是對個體的權利與知識群體思想自由的壓制。進而這些公知要把這種歷程與歷史和人民奮斗的事跡,全部排除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之外。用他們的話語來說這是對傳統“道統”的擔當,用我們的話語來說這是對“革命的歷程背叛”!如著名的“美國學”學者資中筠就口口聲聲、念念不忘“重建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擔當”。這是五四時期文化論戰與道路抉擇斗爭的繼續。百年文化道路的爭斗與價值觀的爭奪也呈現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此,需要千千萬萬個司馬南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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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中國歷史的轉折點—當代十賢訪談錄132頁-159頁》,胡澄藏書】

 

莫言一類的“文學大師”呼應這些“文化大師”的思想文化價值觀,用自己的作品,乞丐般地扒看西方的墻頭而哭訴東方的“悲哀與不幸”。甚至出現了日本色情片導演的高徒用電影《色戒》“性侵”抗日女英烈的丑劇,而莫言就是這一哭訴的高潮。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洋人的錢,我們不管。但是,他也曾獲得茅盾先生用于獎勵、鼓勵、推動社會主義文學進步而設立的“茅盾文學獎”,我們就有權力以社會主義的名義要求他把獎金吐出來!

 

魯迅說過:“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中國文化革命的火種是不會絕的。在歷史虛無主義猖獗的時候,魯迅就被人視為一塊攔路的“老石頭”。(諷刺的是,非常蔑視地宣稱“魯迅是塊老石頭,他的反動性不證自明”的韓東,竟然獲得了本屆魯迅文學獎,這特么真是“活久見”啊!中國文壇上何止屎尿屁啊!)司馬南,這位胡同老頭,也被許多人視為一塊“老石頭”。他以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上講話》80周年為契機,開啟了系列批判莫言一類的火熱高潮。

 

我們由衷地贊道——司馬南真行!

 

這些石頭一定會在毛主席文化思想的指引下堆壘成補天巨石,必將堆砌成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擎天柱。

 

注釋:

【1】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413頁。

【2】《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3頁

【3】《民主胡同40條》,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頁。

【4】參見《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6頁。

【5】習近平總書記7月26日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二十大”專題研討班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據新華社7月27日電。

【6】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1516頁。

【7】 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472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頁。

【9】《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頁。

【10】毛澤東:《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頁。

【11】毛澤東:《五四運動》

【12】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3】《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頁。

【14】《二十一世紀》(香港)雜志,1996年第37期。

【15】李澤厚:《關于“文化”問題的答問》,《電影藝術》雜志,1987年第1期。

【16】參見汪暉:《當代中國思想狀況和現代性問題》,《天涯》雜志,1997年第5期。

【17】郭沫若:《卜算子·詠梅》

【18】《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第105頁,199頁。

【19】《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830頁。

 

(作者:胡爾新,中國灌區協會原常務副會長;胡澄,毛澤東思想旗幟網站站長。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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