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里應外合”：來自西方的信息戰和心理戰
1923年3月，列寧在《論戰斗唯物主義的意義》一文中指出，意識形態具有階級性和黨性，因此，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進行不妥協的進攻性斗爭是共產黨人的使命[1]。十月革命勝利后，為了確保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的全面傳播，在列寧領導下，蘇維埃政權在文化、科學、出版和教育等領域展開了激烈的思想斗爭，查封了攻擊蘇維埃政權的資產階級報紙，成立了一些傳播和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和培養意識形態干部的科研和教學機構，如共產主義大學（1919年）、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1年）、黨史研究會（1920年）、紅色教授研究院（1921年）、列寧研究院（1923年）、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1921年）等。
“二戰”之前，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建立，國外敵對勢力一直對蘇聯施加思想高壓，在思想教育領域，積極向上的社會主義主流思潮占領了文化陣地。蘇聯人民相信社會公正，對未來生活充滿了信心，面對“二戰”前敵對勢力的包圍圈，思想理論上可謂是“鐵板一塊”，堅不可摧。“二戰”以后，硝煙未盡，冷戰開始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積極進行軍備競賽的同時，大力準備心理戰。美國中央情報局一馬當先，聲稱要“調動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毀敵人意志”。他們廣泛招募各學科的專家、學者，利用宣傳、互訪、偵察、諜報等手段，進行大規模的心理戰：通過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見者”；利用民族主義矛盾，煽動社會不滿情緒；散布政治謠言，丑化領導人的形象，制造對蘇聯制度的仇恨，培養對西方的向往。1948年8月1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批準了20/1號指令——《美國對俄關系所要達到的目的》。這項指令揭開了一場本質為新型戰爭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作戰的目的是操縱和改變蘇聯的社會意識。戰爭的任務在于使蘇聯社會形成對周圍世界虛假的認識，以利于進一步操縱并控制該國居民及其管理精英。應當說，面對西方日益強烈的心理戰，在戰前和戰后的一段時間里，蘇聯組織了有效的反擊。在軍隊系統，伏龍芝將政治工作視為“補充武器”，在軍隊總政治局下設進行心理戰的機構和政治宣傳委員會。貝利亞領導的安全情報部在對外偵察和反宣傳方面也卓有成效。日丹諾夫在領導反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思想方面，組織了宣傳工作，有力整合了國內宣傳機構，統一思想，集中精神，為戰爭的勝利付出了大量精力，也為后來的意識形態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美國當局認為，意識形態領域是與蘇聯進行戰爭的重要戰場。為此而興起的美國蘇聯學起到了思想庫和智囊團的作用。20世紀50年代以后，美國先后成立了一些以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學開設蘇聯、東歐歷史和政治專業的課程，美國外交政策的“智庫”也將關注的重點轉到蘇聯和華沙條約。這些科研機構的研究活動形成了美國社會科學的一個特殊領域——“蘇聯學”，在西方也被稱為“克里姆林宮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明顯不同的是，美國蘇聯學研究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無論是思想理論基礎，還是研究對象和功能，均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總體說來，美國蘇聯學與美國政治緊密聯系，在兩種制度和兩種意識形態斗爭中發揮了以下三種主要功能：其一，在美蘇對抗，兩種制度的斗爭中提供思想理論支持；其二，直接為美國對蘇外交政策服務；其三，配合情報部門的反蘇工作。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和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和謀士們認為，思想戰、信息戰、心理戰是美蘇較量的有力武器。而欲取得效果，進而達到取勝的目的，必須“里應外合”。因此，西方專家非常關注在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各種社會思潮和政治流派，并努力與之建立對話的渠道。美國政界和學術界十分希望蘇聯社會出現一種“內部力量”，使這個國家朝著有利于西方的方向“改革”。布熱津斯基曾提醒人們注意多關注蘇聯的民族問題，認為民族主義在20世紀是強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克里姆林宮在非俄羅斯族群日益增強的民族自覺意識的壓力下做出讓步，那么通向和平演變的大門就打開了。為此，西方專家提出，必須破壞蘇共對大眾傳媒的全面控制體系，在蘇聯提倡公開的政治競爭，保障選舉的自由。共產主義的光環一旦褪色，它的滅亡也就指日可待了。俄羅斯學者謝·卡拉-穆爾扎在《論意識操縱》一書中指出，蘇聯在冷戰中的失敗，與其說是軍事上、經濟上的原因，不如說是思想上的原因。作者認為，西方對蘇聯社會的“文化核心”進行了“分子入侵”，先是制造對體制懷疑的情緒，然后逐步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合法性，最后直至共產黨和國家解體。他認為，這一過程至少在60年代就開始了。產生這種情況，有內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3]。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利西齊金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一書中提出，蘇聯作為一個堪與美國匹敵的世界超級大國，在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失敗了，這是信息心理戰的結果。西方信息心理戰在內外力量的協同配合下，使蘇聯人民接受了假象，墜入改革的空想，并進一步采取了大規模自我毀滅的行動，最終導致了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
二、“放任自流”：輿論陣地拱手讓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輿論歷來是影響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新聞輿論工作是黨的一項重要工作。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事關舉什么旗幟和走什么道路，事關貫徹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事關順利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事關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關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蘇聯解體首先發酵的就是輿論領域。當時蘇聯主要媒體逐漸脫離了黨的領導，輿論領域大面積出現丑化和否定黨的歷史的現象，把社會和人心搞亂了。
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戈爾巴喬夫有意識地縱容和雅科夫列夫背叛的情況下，蘇共主動打開思想戰線的“閘門”，自愿放棄堅守的思想戰線，拱手讓出輿論陣地，任憑反對派爭搶。1990年6月12日，《蘇聯出版法》正式頒布[4]。該法規定，反對派和私人辦報合法化。該法明確提出，對大眾傳媒禁止進行書報檢查；國家機構、政治組織、社會團體、勞動集體，以及任何年滿18周歲的蘇聯公民均可以獲得登記出版資格。在《蘇聯出版法》的鼓勵下，輿論領域的監管和進入門檻全部放開。一些報刊先后宣布“自主辦報”，借機擺脫蘇共和主管部門的束縛。一些蘇共或國有的報刊紛紛“獨立”，成為社會刊物或為編輯記者集體所有。例如，《論據與事實》周報是蘇聯“改革”以來至今在俄羅斯十分流行、發行量居首位的報紙。它在1990年10月獲得重新登記資格后，馬上在頭版聲明：請讀者注意，我們報頭上原來標注的由全蘇知識協會（相當于“科協”）主辦，已經變為記者集體自己主辦。另外，1990年前后，《消息報》的編輯和記者為獲得“財產和報紙的獨立和自由”，和原所屬的蘇聯最高蘇維埃打得不可開交，最后結果卻是掌握著權力和證據的最高立法機構慘遭失敗，失去了七十多年的報紙主管權。由此，《消息報》變成激進派、西化自由派的輿論陣地，而且一度為外資所控制。此后，在辦理登記手續的報紙中，蘇共掌握的僅占1.5%。[5]許多傳播自由、激進思潮的出版物如《論據與事實》周報、《莫斯科新聞》周刊、《星火》畫報的印數達到數百萬份，而且常常是剛剛出版就被搶購一空。當時的蘇聯知識分子自嘲“雖然腹內空空如也，但此時卻貪婪、如饑似渴地呼吸這‘自由’的空氣”。以《仇恨的面孔》批判美國而受到賞識的維·科羅季奇成為《星火》畫報的主編后，筆鋒一轉，很快將刊物變成侮辱蘇聯軍隊、丑化歷史、否定斯大林的陣地。蘇聯解體后，他“及時”移居美國，并受到隆重的接待和歡迎[6]。各種非正式出版物紛紛出臺，蘇共報刊輿論陣地逐漸被蠶食，反對派極力擠進電視臺并且要求直播，以擺脫控制和剪輯。例如，幾個年輕記者在蘇聯電視一臺創辦了政論性節目《視點》《第五車輪》，他們要求現場直播。一時間，許多嘩眾取寵、造謠惑眾的信息滿天飛。各種攻擊、謾罵蘇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文章紛紛出籠，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泛濫。包括一些學術刊物和書籍在內，將整個蘇聯歷史都冠以“極權主義”的帽子，描述得一團漆黑。有人稱，“二戰”蘇聯軍隊是靠督戰隊才打贏的，因為士兵害怕背后的子彈。有人聲稱有確切的證據，說朱可夫曾經用尸體填平壕溝，讓軍隊踩著通過[7]。此外，宣揚色情、暴力的報刊紛紛出籠。一些本應嚴肅的報刊，包括莫斯科地區一些暢銷的報紙如《莫斯科共青團員報》，也經常刊登色情、亂倫的內容，以吸引眼球。媒體和社會上要求開放妓院和賣淫合法化的呼聲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公開建議莫斯科市劃出專門街道成為“紅燈區”。在市場和物欲的影響下，報刊、電視、電臺以及出版社紛紛追求利潤，不但忘卻了社會責任、政治責任，甚至失去了社會良心。蘇聯時期嚴肅的學術著作和科普隊伍幾乎銷聲匿跡，嚴肅的學術著作只能依靠內部印刷進行小范圍的交流。蘇共執政后期，蘇共領導人一方面拱手出讓思想輿論陣地，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將蘇共一些全蘇性質的報刊和蘇共中央級出版社變成傳播自己背叛思想的工具。為配合“公開性”運動，20世紀80年代末期蘇共中央決定出版《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報》，由戈爾巴喬夫親自出任主編。出版這樣的刊物原本是向全黨和全社會通報每次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的材料。然而，就是這樣一份重要刊物，卻有意回避現實生活問題，反而熱衷于揭發斯大林的問題，詆毀和所謂反思1917年以來蘇聯歷史的文章有時甚至占據2/3的篇幅。
（二）黨代會和人民代表大會成為傳播反對派思想的重要舞臺1988年以后，蘇共領導人掀起了“民主化”浪潮，席卷蘇聯社會的政治選舉熱也強烈沖擊著蘇共思想根基和民眾心理。例如，1988年6月召開的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通過了政治改革構想。蘇聯最高蘇維埃根據第十九次代表會議精神，對1977年憲法中關于蘇維埃體制和選舉方法的條款做了重大修改，通過了《關于修改和補充蘇聯憲法（根本法）的法律》。1988年12月3日，《真理報》公布《關于修改和補充蘇聯憲法（根本法）的法律》。1989年春，根據修改后的憲法，全蘇社會上下進行人民代表差額選舉。對于蘇共反對派來說，此時的競選活動可謂是天賜良機：不僅有了染指權力的機會，而且可以合法地批判蘇共，宣傳自我。更重要的是將來有機會走上最高議會論壇，通過電視直播將自己的聲音傳遍全國。在這期間，為了打敗蘇共，激進派人士周圍聚集起強大的競選班子，對競選演說進行了精心設計。他們迎合民眾心理，挑選民眾最關心也是對蘇共領導最不滿意的問題，制定和闡述自己的“改革”主張。競選開始以后，激進的自由民主派積極利用各種講壇，一方面以富有鼓動性的演說，猛烈抨擊蘇共的錯誤；另一方面為激進的改革綱領勾畫出一幅誘人的美好藍圖。他們高呼“反對蘇共特權，實現‘社會公正’；進行激進經濟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打擊腐敗、建立‘法制國家’等”。在這種情形下，誰“對當權者的批評愈多，諷刺指責愈激烈，誰選舉成功的保障就愈大”；“誰許諾提高生活水平，人們就擁護誰”；“凡是共產黨厭惡的人，無論是誰，都一定是英雄、是民主人士”。一些蘇共異己分子乘機改換顏色，踏上“自由化”的浪尖，振臂一呼，贏得了百姓近乎狂熱的信任和崇拜。競選運動進一步加劇了蘇共的信任危機，成為思想上和組織上否定蘇共的開始。正如美國前駐蘇大使、蘇聯問題專家馬特洛克在其回憶錄《蘇聯解體親歷記》中所說：當他看到蘇共會議文件時“興奮不已，新內容比比皆是……我從未在一份共產黨官方文件中看到對諸如……權力分散、司法獨立……原則給予如此廣泛的重視……有些提法似乎是從美國憲法中翻譯過來的”。除了“社會主義”這個詞外，文件與《共產黨宣言》，甚至與《資本論》幾乎沒有一點聯系。有關“社會主義”的那些蘇聯慣用提法也不見了。從某種程度而言，這些提法更接近于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三）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輿論界的演變積極的輿論能夠為社會提供正能量，從而成為社會進步的推進器、民意晴雨表、社會的黏合劑、道德的風向標。相反，消極的輿論則可能成為一個社會的迷魂湯、分離器、軟釘子甚至是社會沖突的催化劑。在蘇聯演變過程中，新聞輿論充當了馬前卒和吹鼓手的角色，成了蘇聯社會分裂的迷魂湯和催化劑。第一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批高級知識分子開始在報刊上攻擊社會主義，神化西方。他們自傲于到過西方國家，認為西方國家完美無缺，連西方街頭的垃圾桶都那么漂亮。這些知識分子一般是作家、藝術家、新聞記者，因此報紙、雜志的編輯也很樂意發表這些人的文章。自戈爾巴喬夫“改革”以來，蘇聯各級會議上差不多一半發言中都用過“文明國家”這個詞，而“文明國家”指的就是現在的西方國家。各種派系的杜馬代表，包括反對派代表在內，都一再使用這個詞，話里話外是在斷言自己的國家和第三世界各國不如西方國家文明，有制度缺陷。爭論問題時，只要不運用西方的材料，你的論據就不能被對方接受。神化西方使得蘇聯喪失了自信，喪失了獨立思維，喪失了自主評價能力，跟著西方亦步亦趨。第二階段，1988年至1989年，報刊等輿論界的“公開性”運動進一步高漲。一些報刊開始虛無蘇聯的革命歷史，積極鼓吹重新評價蘇聯歷史、否定十月革命，美化沙俄歷史，流露出對西方露骨的崇拜。一些學者頂著經濟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等頭銜開始宣傳：“蘇聯的道路不是文明發展的正路，‘西方文明國家’才是社會發展的榜樣，應該在各方面都跟著它們走。”他們提出，美國芝加哥學派創始人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學說才是經濟科學的基礎。《文學報》、《莫斯科新聞》和《共產黨人》等報刊雜志經常刊載一些專家的文章，公開號召要拋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實現經濟市場化；要打碎蘇共和蘇聯的官僚特權機構，搞政治“民主化”。第三階段，政治家來表演和實施。這些人有的是以知識分子身份從政的“新貴”，也有部分原蘇共的高級官員。他們看到了迅速市場化和快速私有化的好處，利用手中掌握的黨和政府的權力，撈取了巨額的財富，實現了權力向資本的轉變。其結果是：在經濟上，摧毀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推行了私有化，造成了兩極分化，用國家財富培育和扶植了私人財團；在政治上，摧毀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推翻了蘇維埃政權，推翻了共產黨，建立起一個代表新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的、同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相對立的寡頭“民主”政治。
蘇共黨內的叛徒故意拱手出讓意識形態陣地，給反對派宣傳和傳播自己觀點的機會。看到蘇共大勢已去，蘇共的異己分子則乘機扔掉自己的黨證，忘掉自己的誓言，改旗易幟。自由改革派先鋒人物、莫斯科大學經濟學教授、人民代表加·波波夫，以及《共產黨人》雜志編輯葉·蓋達爾公開宣稱：拋棄社會主義模式，移植資本主義制度，要用最資本主義的方法改造俄羅斯[8]。一度為葉利欽之后俄羅斯第二號政治人物的根·布爾布利斯宣稱，“資本主義”是目前為止人類創造出來的雖不是最理想但卻是最好的制度，俄羅斯可以大膽采用，無須任何民族性的修飾[9]。葉利欽當選俄羅斯聯邦總統后，在就職演說中強調：“國家復興有賴于人的精神解放、真正的信仰自由和完全的放棄任何意識形態的強制。”[10]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人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基本原則，主動放棄對新聞媒體的領導，取消報刊檢查制度，在輿論導向上放任自流，任憑各種攻擊、造謠和蠱惑人心的言論泛濫，導致蘇共喪失了對主要媒體的控制，最終被淹沒在反對派洶涌的聲浪之中。蘇共執政后期，在“公開性”運動的推動下，蘇聯的新聞輿論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搞亂了社會的思想，瓦解了蘇共的理論基礎。“公開性”一詞在列寧時期便開始使用，原意是為了加強黨同群眾的聯系渠道，更暢通地了解社會輿論和勞動人民的意見。1986年以后，戈爾巴喬夫利用“公開性”的提法，將其與促進信息公開、民主化聯系起來，把所謂信息公開、新聞公開視為發揚民主、擴大批評的工具。1986年，戈爾巴喬夫在對新聞媒體講話時說：“造成黨和國家思想和行動停滯不前的許多保守主義現象、錯誤和失誤，與缺乏反對派、缺乏不同意見有關。在當今社會發展階段，我們的報刊可以成為獨特的反對派。”[11] 1987年召開的蘇共一月全會又一次特別強調“公開性”問題。1988年初，戈爾巴喬夫對宣傳輿論界提出，我們主張“毫無保留、毫無限制的公開性”。此后，“公開性”運動一發不可收。
在蘇聯“公開性”運動的指揮者和急先鋒雅科夫列夫的支持下，一些作家、記者、政論編輯熱衷于翻歷史舊賬，尋找污點，肆意放大。在他的組織和領導下，“公開性”已經成為瓦解蘇聯社會思想的突破口。“公開性”的矛頭直接對準蘇共要害和軟弱之處，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擴大“公開性”成為暴露蘇共和蘇聯社會消極面、陰暗面以及宣揚西方的富足、民主和自由的思想運動。蘇聯輿論界終于迎來了自己的“狂歡時節”。一些文人自由地抒發著情感，以解多年積藏在內心的壓抑。正如一位俄羅斯學者回憶，某些知識分子貪婪地呼吸著一股股自由新鮮的空氣，暫時忘卻了空空的貨架和腹中的饑餓[12]。雅科夫列夫對此十分滿意，他寫道：“公開性喚醒了社會，使它變得政治化。起初，就想不僅要把公開性用在出版自由上，而且把它看作是打開監督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活動的鑰匙。我個人賦予它特殊的意義。實現這項任務，就能炸毀作為現行制度最重要支柱的官僚機關的保密系統。”[13]戈爾巴喬夫時期推崇的新聞和社會生活的“公開化”也被美國蘇聯問題專家視為贏得思想戰的絕好機會。對此，俄共領導人根·久加諾夫深有感觸，他在《全球化與人類命運》中寫道：“在‘公開性’這一陰險狡詐的口號下對輿論進行密集加工，這一切在加速蘇聯和國際社會主義大家庭解體過程中起了首要的作用。巧妙地把我國人民和國家制造成虛擬的‘敵人形象’，最終導致社會主義陣營的消亡和蘇聯的瓦解。”[14]
在國內積極推行“公開性”的同時，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境內外積極宣傳對外政策的“新思維”。1987年，戈爾巴喬夫所著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在蘇聯和美國同時出版。戈爾巴喬夫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倡導“革命性的思維方式”，倡導以所謂全人類的價值代替“階級觀點”。戈爾巴喬夫一方面鼓吹“文明社會價值”和“核時代的文明”，一方面單方面主動對西方讓步，這為他在西方贏得了獎賞，也從根本上顛覆了蘇聯輿論對外部世界的看法。戈爾巴喬夫“良好愿望”最后沒能換來西方真正的回應，但他那些國際關系“新思維”的主張卻有效解除了蘇共思想武裝，使西方輕而易舉地打贏了多年的攻心戰，贏得了冷戰。在“民主化”“公開性”的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后期，蘇聯社會掀起了一股“反思歷史”的熱潮。這股反思浪潮徹底瓦解了蘇聯，不僅延誤了改革時機，還使社會分裂，蘇共喪失了威望、失去了凝聚力，蘇共被視為“歷史罪人”，蘇聯制度成了“萬惡之源”[15]。自1987年開始，到1991年蘇共下臺前后，蘇聯社會中的激進勢力利用各種“歷史問題”大做文章，有些做法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他們瘋狂地揭批斯大林，提出“十月革命是一場少數人制造的超恐怖的革命”[16]。列寧也成為被譏諷和批評的對象。例如，經濟學家瓦西里·謝留寧在自由派雜志《新世界》上撰文說：蘇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并非從斯大林時期開始的。斯大林的壓迫早就有其方法論的先聲，而這個粗糙的方法論，始作俑者正是列寧[17]。這篇文章引發了一場爭論。后來思想輿論界開始認為，列寧及其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從一開始就把俄國引向了悲慘的命運。自由派媒體則開始鼓吹，宣稱革命前的俄國已經在朝著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發展，之后卻人為地被布爾什維克掌權阻止，隨后的社會主義試驗更是把它導向了錯誤的路徑。這里的潛臺詞就是：如果能夠推翻蘇聯共產黨的統治，俄羅斯就會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謂“常態文明”中，意即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社會。
1991年“8·19”事件過后，莫斯科等地原先矗立著的各種各樣的列寧塑像，除莫斯科十月廣場上矗立的少數還保留之外，一夜間，或被推倒，或被打碎。其他與蘇共和社會主義有關的歷史象征也遭此厄運，博物館中陳列的展品也被搬出。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改名”風潮。城市地名、街道、刊物紛紛改頭換面，競相換掉和原蘇聯、蘇共或社會主義有聯系的名稱或象征[18]。一些原蘇共領導人急忙扔掉“黨證”，以示“洗心革面”。一些舊勢力紛紛回國，末代沙皇遺骸問題被媒體追蹤，后來葉利欽親自主持國葬。同時，自由激進勢力大肆叫嚷“把列寧的遺體從紅場遷走”。歷史滄桑，星移斗轉。蘇聯人民的理想破滅，人們心中的“偶像”坍塌，社會思潮極度情緒化。否定歷史引起了社會思想的混亂，社會猶如失去了“路標”，加速了蘇共意識形態崩潰的進程。1987年至1988年是蘇聯社會思潮和輿論導向發生劇烈轉變的一年。據戈爾巴喬夫自己稱，“公開性”不僅意味著打破禁區，“公開性也意味著重新放映‘束之高閣’的被禁影片，公開發表尖銳批判現實的作品，在國內再版幾乎所有‘持不同政見者’和僑民文學著作”[19]。1987年是“解禁文學”最為流行的一年，這一年發表的這類文學作品比重大、數量多、反應強烈。其中包括：作家布爾加科夫1925年創作的《狗心》，普拉東諾夫1930年創作的《地基坑》，伊薩科夫斯基40年代創作的長詩《關于真理的童話》，雷巴科夫1966—1983年完成的《阿爾巴特大街的孩子們》，等等。1987年蘇聯作協代表大會還決定為小說《日瓦戈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徹底平反，并決定出版他的作品全集。不僅是文學，電影戲劇也如此，幾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7年7月，莫斯科電影節閉幕式上，放映了長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影片呈現了情緒激憤的群眾與紅軍發生嚴重沖突的經過。此后，一些電視臺開始放映描寫阿富汗戰爭蘇軍傷亡和切爾諾貝利核電事故的紀錄片，在社會上引起了震動。蘇聯國家電視臺開設的一些政論專欄如《第5個車輪》《午夜前后》《視點》等言辭激烈，思想激進。由幾位年輕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創辦的《視點》節目為爭取擺脫約束還積極爭取直播。《視點》節目內容和主持人的言論充滿叛逆色彩，善于煽風點火，蠱惑人心，一時間社會影響巨大[20]。（四）從“反特權、反官僚機構”的口號到瓦解蘇聯、摧毀國家制度在許多改革和經濟問題爭論過程中，蘇共“特權”問題和“官僚管理”成為眾矢之的。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已進行了3年多的時間，經濟改革絲毫不見成效，各項事業日漸衰敗。社會輿論認為，“特權階層”與群眾對立，官僚主義是蘇聯落后的“罪魁禍首”，官僚機構是阻礙改革和前進的最大絆腳石[21]。按這種思路，戈爾巴喬夫認定，“改革”政策之所以難以推進，是官僚機構“從中作梗”。他認為，“改革”觸及各級官員的切身利益，而官員們害怕失去手中的權力，所以暗中極力地抵制“改革”。蘇聯社會上上下下的官僚機構形成了一層層網，一堵堵墻。“改革”大船被一種特殊的“阻礙機制”纏繞，航行困難。于是戈爾巴喬夫提出，蘇共“當務之急”就是要自下而上地廣泛發動群眾，在開明的改革派領導人的帶領下，向官僚機構施壓。莫斯科大學經濟系教授波波夫在宣傳打碎經濟管理機構方面最為出力，也出盡風頭。他撰文提出，要徹底摧毀部門和地方上層的官僚管理機構，為改革開道。2010年波波夫在接受俄羅斯《獨立報》記者采訪時透露，當時薩哈羅夫是如何說服他，希望他們與葉利欽等人聯合起來，一起在政治選舉中打敗蘇共[22]。1988年6月，蘇共召開了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全面拉開了政治變革的大幕。從此，蘇聯社會的政治熱潮更為高漲，經濟問題仿佛被遺忘在一旁。1989年的差額選舉、蘇維埃大會的辯論，引發了蘇聯社會從未有過的“政治高燒熱潮”，電視直播黨代會使之變成了“全民的政治節日”。蘇聯各階層感受著從未經歷過的政治興奮。全社會仿佛融入滾滾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會情緒逐步升溫，政治領域“高燒不退”，另一方面則是中央權威喪失殆盡，各地紛紛抗繳稅款，經濟割據現象嚴重，地方分離、民族分裂的危險步步逼近，蘇聯已危在旦夕。20世紀80年代末期，由于改革遲遲不見成效，中央權威日漸衰落，蘇聯和蘇共成為“眾矢之的”。“經互會”組織中的一些東歐國家認為過去是被“強拉硬配”，是“站錯了隊”，言語中顯露出與蘇聯為伍的極盡埋怨、后悔之意。在蘇聯內部，政治松動和經濟困境促使民族區域的離心傾向也愈發明顯。幾經試探后，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率先打出“主權和獨立”的大旗。最開始是三個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戈爾巴喬夫發難，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則下，擴大黨內民主。接著，一些名為“人民陣線”的社會組織在各地紛紛成立，聲勢日益浩大。“人民陣線”直言“獨立于蘇聯”。一些共和國的黨組織對此暗地支持。
除了政治氣候的轉變以外，許多民族官員開始涂抹“民族主義的色彩”，撇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借以吸引選民的注意。其中，以葉利欽為首的俄羅斯聯邦起了領頭羊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邊遠共和國發出的“脫離”呼聲，在首都得到了蘇共內部“民主派”和反共勢力的積極響應。他們以“俄羅斯”作后盾，反蘇共、反中央，舉起了“獨立”“自由”的大旗，形成了對蘇共的統一戰線。以蓋達爾為代表的俄羅斯自由派人士公開提出，俄羅斯應“甩掉落后的加盟共和國這些包袱”，首先“自救”，然后輕裝上路，投入西方發達國家的懷抱。蘇聯社會大多數的知識分子聚集在“俄羅斯民主、獨立”的大旗下。在普通群眾的眼里，“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連同“蘇共”“社會主義”等已失去了舊日的光彩，俄羅斯才是真正民族、國家及傳統的象征。俄羅斯人很不情愿聽到自己被稱為“蘇聯人”。他們在對“蘇聯”的象征表現反感的同時，為自己將重新作為“俄羅斯人”而感到歡欣鼓舞，充滿自豪。這樣，戈爾巴喬夫所代表的蘇聯和蘇共“腹背受敵”，“民族獨立”和“民主化”像兩把利刃直逼而來。在強烈的社會情緒的裹挾下，戈爾巴喬夫像與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忽左忽右，節節敗退。他倡導的“改革”已失去控制，最后“革”到自己頭上來了。不講政治原則、不堅持黨的領導、不顧復雜的國內外客觀實際的“民主化”和“公開性”，造成了蘇聯社會輿論的嚴重失控和社會不滿情緒的大肆發泄，蘇共歷史和蘇聯體制受到了質疑。戈爾巴喬夫代表的蘇共領導層面臨著空前的“信任危機”。大部分人開始認為，蘇共將國家領進了“死胡同”，蘇共所代表的社會主義模式失敗了。在這種社會氣氛中，“民族主義、分離主義成為蘇聯許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劑”[23]。作為蘇聯最大支柱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宣布，只有“獨立”，實現“主權”，才能辦好自己的事，必須選擇走一條激烈的社會變革之路。俄羅斯歷史學家指出，在戈爾巴喬夫當政后期，蘇共領導人費盡心機，在“道路”、“模式”和“理論”之間搖擺不定。蘇共先是堅持“完善社會主義”，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倡導“西歐共產主義”思想，主張吸收全人類的文明成果，提倡“新思維”。在改革“模式”的選擇上，先是學習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的經驗，轉而尋找北歐模式。戈爾巴喬夫當政后期，蘇共領導層對瑞典的“福利社會模式”大為推崇，主管意識形態的蘇共高層干部紛紛前去訪問、取經。1989年以后，戈爾巴喬夫曾打出政治上“中間路線”的旗號，試圖改變頹勢，避免蘇聯解體，但已是力不從心。1989—1990年，“社會主義”開始在蘇聯知識分子當中失去吸引力。戈爾巴喬夫給社會主義加上如“民主的、人道面孔的”等前綴的企圖也宣告失敗。例如，戈爾巴喬夫崇信的蘇聯科學院院士、蘇聯社會學會會長塔·扎斯拉夫斯卡婭也停止了她“社會主義是可以改革”的研究方向。1990年，她在蘇聯理論界關于社會主義的“大型研討會”上公開宣稱，與會者一致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體制的根本區別，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成熟的資本主義具有“社會主義的特征”，而這種觀點也得到了戈爾巴喬夫另一法學顧問、主管蘇聯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的副院長弗·庫德里亞采夫的贊同。一位西方蘇聯專家曾這樣描述當時蘇聯知識界的情緒和期盼：“社會主義不是以公有制為基礎……不會取代資本主義，更不會提供另一番圖景。”[24]1989年，一些東歐國家風波驟起，蘇聯社會的激進派受到了強烈的啟發。“向西方看齊”的口號極為誘人，反社會主義的旗幟深得人心。1990年前后，轉向西方、拋棄社會主義的思潮在蘇聯社會達到高潮。一項全國性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居民在回答“蘇聯選擇什么樣的前進之路”時，有32％的被調查者認為要效仿美國；17％的人選擇了德國；11％的人看好瑞典；只有4％的問卷選擇了中國方式[25]。不少政治勢力決定走一條“徹底革命”之路，逃離社會主義的“此岸”，一步跨入資本主義的“彼岸”。當時的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領導人亞·雅科夫列夫寫道：“如果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條死胡同，那么要從死胡同走出來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退回去，退到由于暴力革命而離開的那條大路上去。”[26]
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使一種邏輯越來越鮮明地浮現在激進派和西方派的頭腦中。這個邏輯推理簡單而明了：蘇聯七十年的社會主義制度在與西方的比賽中敗北，蘇共改革和完善這種制度的努力也未奏效，那么最后只有完全拋棄這種制度，全面照搬和推行在西方社會行之有效的體制。這就是當時蘇聯社會主流思潮的真實寫照。1991年8月事件以后，“激進化”“空想化”傾向在蘇聯社會思潮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蘇聯激進派領導人眼里，“告別社會主義”，選擇一條新的、西方式的發展道路，蘇聯會在一兩年的時間內踏上文明、復興之路[27]。
1992年初夏，葉利欽第二次訪問了美國。與上一次出訪不同，他已不再是落難的蘇共反對派，而是新俄羅斯的最高領導人。在美國的一次演說中，葉利欽宣稱，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輕的“民主國家”，來到了民主傳統悠久的“圣地”。自此，共產主義的試驗在俄羅斯大地“一去不復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東西將會在俄羅斯“開花結果”。在經濟生活中，他主張“完全自由的市場”：停止國家對經濟工作的干預，認為市場與計劃“水火不相容”；讓市場的“自然法則”充分發揮作用，“物競天擇”；打破國家所有制，實行私有化，推行純粹意義上的私有制；等等。在“勝利情緒”的驅使下，俄羅斯一些人文知識分子和藝術界人士也搖旗吶喊。他們堅信，市場經濟能夠帶來俄羅斯文藝的復興。他們認為，在自由和市場的條件下，通過市場“優勝劣汰”，可以篩選出優秀的成果或文藝作品。新一輪激進改革派以西方社會為樣板，制造了一系列市場和自由的“神話”，并借此蒙騙急欲擺脫困境的俄羅斯百姓。當時一位自由派的女經濟學家、時任莫斯科市政府經濟顧問、經濟學博士阿·彼婭舍娃的言論，真實地表達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俄羅斯社會的輿論思潮和社會心態。她寫道：“社會主義與市場、民主‘水火不相容’。俄羅斯應在最短的時間內，以革命的速度實施經濟自由化。取消并禁止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將歷史的罪人推上‘審判臺’。俄羅斯社會要‘懺悔’，將列寧的遺體遷出埋葬。把所有共產主義的象征物搬進博物館。俄羅斯人蘊藏的商業意識全部釋放出來之時，就是俄羅斯社會的復興之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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