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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證A股指數再度跌破3000點，資本市場依舊深陷于將近十年的低迷走勢，社會財富在持續縮水，社會投資能力和消費能力受到持續的削弱。這意味著3000點保衛戰再一次失敗，同時意味著暫停IPO、控制新股發行節奏、限制大小非流通等一系列救市措施，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救市效果，而且還因降低資本市場運行效率，將對資本市場的長期發展造成不良后果。

發展經濟需要戰略定力，同樣，發展資本市場也需要戰略定力。戰略定力源自于理論定力。站得高才能看得遠。如果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沒有理論自信，那么，就不可能產生理論定力，進而也不可能產生戰略定力。在缺乏理論定力和戰略定力情況下，救市政策就容易被嘈雜的輿論所左右。這是危險的。因此，發展資本市場、拯救國內股市、參與全球資本競爭，亟需形成理論定力，打造戰略定力。

資本的本質不是錢和物，而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所產生的、為促進生產力發展所形成的特定的生產關系。簡單地說，資本的本質不是物，而是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以資本和制度的形式表現出來。資本的生命在于運動。資本只有在運動的過程中才可能完成保值和增殖，也可能出現虧損。資本市場是資本運動的產物。在資本持續的循環周轉過程中，資本市場既是資本運動的結果，也是資本運動的前提。由資本運動所產生的資本市場體系，其本質也不是物，而是生產關系，其具體表現為各種為適應生產力發展而通過人們主觀意志設計出來的金融制度、金融工具和交易規則。資本市場體系是特定的生產關系和金融制度的載體，并如同其它一切政治經濟制度一樣，體現著效率與公平。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資本市場的效率原則和公平原則體現在資本市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中。不了解中國資本市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生搬硬套，就不可能打造出兼顧效率與公平的資本市場。

社會主義國家發展資本市場，首先需要遵守資本市場的普遍性規律，并以此指導資本市場的制度建設。中國資本市場的普遍性是指國內資本市場與全球其他地區資本市場之間存在的共性，即，海內外資本市場必須采用彼此可以相互理解的交易制度和交易概念；其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進社會財富增長、避免財富縮水和流失，推動投資和消費是國內外資本市場共同追求的目標。

根據資本市場的普遍性原則，在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設立標準、新股發行與上市標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標準、大小非減持標準、二級市場交易監管標準、違法違規與賠償標準等，應該與相對成熟的西方資本市場保持一致，應該學習、研究和借鑒西方成熟市場的普遍性原則和普遍性做法。

從普遍性原則出發，通過比較研究可以發現，目前中國資本市場的主要問題是：

（1）基礎貨幣投放沒有與股票市場直接掛鉤；股票市場作為實體經濟運行的心臟，仍然沒有成為央行釋放流動性的金融樞紐。貨幣政策可以無視經濟心臟供血不足和社會財富縮水。

（2）違法違規處罰標準和賠償標準低于西方成熟資本市場，比如，因財務造假對投資者造成重大損失，沒有形成足夠威懾力的賠償和懲罰制度，企業和主要股東可以被動退市，一退了之。

（3）新股發行與上市的難度、二級市場交易監管的層層加碼和隨意性、新的大小非減持門檻等，遠高于西方成熟市場。比如，因審核人員對會計標準理解不同，或者因審核人員無法理解公司的商業模式，或者為了控制新股發行和上市節奏，交易所審核人員可以找個無足輕重的理由而退回或否決企業的上市申請；又比如，二級市場投資人有時突然會接到交易所電話，讓他解釋為什么要買入某只股票，投資者的投資自由和投資權利得不到應有的尊重，一部分投資者因此而退出二級市場投資；再比如，按照規定，持股5%以上的風險投資者通過上市公司向交易所提交減持申請之后，可以在二級市場賣出股票，但是，交易所卻以股市低迷為由拒絕發布減持公告，讓這部分風險投資者事實上無法減持股票，等等。

上市公司和擬上市公司是中國經濟中最活躍、最具成長性的市場主體，是推動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的發動機，也是最重要的可提供長期稅收來源的稀缺資源。如果資本市場降低這類經濟主體的資金供給效率，其結果：或者抑制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或者迫使這類稀缺的戰略性經濟資源流失于境外上市。國內企業一旦轉移到境外上市，脫離人民幣版圖，這類企業事實上就成了受境外資本市場控制的買辦性企業。買辦性企業是國民財富流失的漏斗。聯想、京東、阿里、百度、美團、字節跳動等一大批新經濟企業在境外上市，成為美元經濟版圖上的棋子，每年帶走數以萬億的利潤，在為美元紙幣提供強力價值背書的同時，持續地削弱著人民幣的幣值。所有這一切的后果都是中國資本市場的制度、規則、監管思路落后于西方成熟資本市場、并在與其在爭奪稀缺的上市公司資源的全球化競爭過程中慘遭失敗的體現。遺憾的是，為了扭轉股市低迷、熊冠全球的局面，金融管理部門并沒有在提高資本市場運行效率上發力，而是在降低資本市場效率上發力，即，在提高上市融資難度、增加風險投資者退出難度、降低中國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上出臺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這導致國內優秀企業申請境外上市的數量與往年相比急劇上升。隨著國民財富漏斗的增加，這將導致中國經濟體未來千瘡百孔。

我們選擇全球化，擁抱帶刺的玫瑰，我們將不得不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全球化的經濟競爭，首先是各個經濟體心臟活力之間的競爭，是經濟增長發動機之間的競爭，是各國資本市場為本國經濟體提供資金數量與運行效率之間的競爭。資本市場是一切市場經濟體的心臟，是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的發動機，是經濟發展的前提而不是結果。從這個角度看，股市不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晴雨表，而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前提。穩步成長的資本市場，不僅可以推動投資，而且可以促進消費。

股票市場也是一個輿論場，各種聲音不亞于菜市場。有些意見可以聽，比如停止轉融通、禁止量化交易、關停指數期貨、嚴打造假上市等；有些意見就不能聽，比如暫停IPO和再融資、限制大小非流通、鼓勵海外上市等。甄別對錯，堅守原則，這需要理論定力和戰略定力。

資本具有逐利的共性，但也有各自的個性，因此，馬克思把社會資本劃分為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等。同理，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我們可以把金融資本進一步細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推動技術進步、支持產業升級、增進社會就業、增加社會財富的“創利資本”（這種資本類似于種地的鋤頭，也可以稱之為“鋤頭資本”）；另一類是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借助轉融通、期權期貨和量化高頻交易等金融工具，收割社會財富的“套利資本”（這種資本類似于割韭菜的鐮刀，也可以稱之為“鐮刀資本”）。

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屬于參與社會財富創造的“創利資本”。根據馬克思資本循環與周轉公式，這類“創利資本”（G）與股權（W）之間的循環周轉可以表示為：G—W—G—W—G—W—……的無限循環周轉過程。風險投資市場或股權投資市場屬于一級市場。一級市場為“創利資本”提供了資本轉化為股權（即G—W）的運動過程；二級市場為“創利資本”提供了股權再次轉化為資本（W—G）的運動過程；此后，“創利資本”重新進入新一輪從資本到股權（即G—W）的循環運動。如果嚴格限制“大小非”在二級市場的減持，降低上市公司股權的流動性，那么，事實上是人為制造“創利資本”循環周轉的“血管梗阻”，破壞“創利資本”進入下一輪的循環周轉，降低資本市場在推動經濟增長、產業升級、增加就業等方面的效率與活力。“創利資本”屬于長期資本和“耐心資本”。如果“創利資本”循環與周轉的效率可有可無，可以被無視和任意拿捏，甚至可以為股市低迷背鍋，那么，這豈不是說明當年付出巨大代價的股權分置改革是一場錯誤？

主張嚴格限制企業上市和大小非減持的觀點存在兩大錯誤：一是缺乏在運動中考察事物變化的觀點，靜止地看問題，只看到股權轉換為資本（W—G）這一環節，沒看到資本再轉化為股權（G—W）的下一個環節，沒有看到“創利資本”循環周轉的持續運動過程；二是缺乏全球資本競爭意識，只局限于站在國內資本市場的角度看問題，看不到國內珍貴的上市資源會流向高效率的海外市場上市和流通，看不到低效率的資本市場會導致上市公司資源的流失，從而造成國家的資本流失、稅收流失和就業機會流失。

對于限制新股發行和大小非上市流通等一系列降低資本市場運行效率的救市措施，二級市場上中小投資者無不歡呼雀躍，但是，他們是錯的。上證指數重新跌破3000點，證明這種揮刀自宮式的救市措施已經失敗。出現這種輿論錯誤是正常的，因為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沒有機會研讀《資本論》第二卷，沒有資本循環與周轉的理論知識，即使是當下科班出身的金融專業本碩博畢業生，他們的課程設置中也早已找不到《資本論》等經典原著，取而代之的是各類中英文版的西方金融教科書。因此，一些金融專家們迎合這種錯誤輿論也是正常的。但是，金融監管部門不能迎合這類錯誤的輿論，更不能被錯誤的輿論所主導。因此，我們的確需要加強資本市場的基礎理論研究，需要建立理論自信、形成理論定力、增強戰略定力。

金融監管部門應該嚴格區分“創利資本”和“套利資本”，區分出“鋤頭資本”和“鐮刀資本”。一方面，通過提高資本市場的融資效率、再融資效率、并購重組效率、產業資本退出與再投資效率等，支持“創利資本”的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從嚴監管，大幅提高某些類型“套利資本”所得稅率，取消某些金融衍生品工具，壓縮“套利資本”即“鐮刀資本”的生存空間，從而，從制度上徹底扭轉“套利資本”擠壓“創利資本”生存空間的現狀。

在過去十年多時間里，監管部門大力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引進各類做空工具，放任量化交易，為“套利資本”即“鐮刀資本”提供廣闊空間，并美其名曰與國際接軌、服務于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等，這是完全錯誤的。這種錯誤屬于資本市場發展過程中的路線錯誤，類似于“第五次反圍剿”時期崇洋媚外、僵化教條的王明路線的錯誤。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也要擺脫現代版的“王明路線”。

今天，中國資本市場事實上已經陷入“湘江之戰”，并導致中國經濟整體陷入類似于“湘江之戰”的困境而難以自拔。因此，中國資本市場需要一次“遵義會議”，需要一次歷史性轉折，需要在資本市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論思考與理論創新中，找到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資本市場發展道路。唯有如此，中國資本市場才能承擔起中國經濟為擺脫美元體系、重建國內經濟大循環、實現經濟戰略轉型的歷史重任。

在此，我們不僅要研究和把握中國金融的普遍性，而且要研究和把握中國金融的特殊性。

四、金融市場的特殊性與人民性

金融市場是社會主義有組織市場經濟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金融市場的基礎，決定著金融市場的特殊性質。中國金融的特殊性是指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貨幣金融的人民性。中國金融的特殊性具體體現在主權貨幣的人民性和資本市場的人民性之上。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貨幣沒有像美元、日元、銀元一樣稱之為“中元”、“華元”或“中國元”，而是根據中國貨幣本自具足的人民性，稱之為“人民幣”。這三個字概括了中國貨幣的金融特殊性，即人民性。新中國開國領袖這種洞察新中國主權貨幣本質的大智慧，仍然令當下科班出身的金融專家和學者望塵莫及。“人民幣”三個字時刻在提醒金融管理者，莫忘主權貨幣的人民性，莫忘中國金融的特殊性。如果拋棄貨幣金融的特殊性和人民性，那么，必然造成宏觀經濟供血不足或血源污染，形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

當下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在于金融，當下中國金融問題的根源在于貨幣，當下中國貨幣問題的根源在于基礎貨幣人民性的喪失。由于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長期以來主要綁定于外匯儲備，而不是主要綁定于人民的生產和消費的需要，不是主要綁定于維護資本市場的健康與穩定的需要，不是主要綁定于壯大全民所有制經濟基礎的需要，由此喪失基礎貨幣發行的主體性和人民性。

當貨幣的具體形態歷經金屬貨幣而走到紙幣的時代，貨幣不僅具備了傳統貨幣的五大職能，而且還增加了資源配置職能、財富分配職能和貨幣資本化職能，即現代貨幣具備八大職能；現代貨幣的錨定物既不是黃金等貴金屬，也不是石油等能源產品。現代貨幣的錨定物是主權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國家信用，是軍事力量和國家暴力。現代貨幣的發行也有數量界限，其中，在一定的貨幣乘數的前提下，基礎貨幣發行量的上限是避免需求過熱和通貨膨脹，基礎貨幣發行量的下限是避免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在紙幣時代，一切討論以何種實物或資源作為貨幣錨定物的理論都是沒有現實意義的。

人民幣作為一種貨幣，同其它一切國家貨幣一樣，存在著貨幣的雙重性，即，貨幣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根據人民幣的雙重性，人民幣的錨定物也可以區分為普通錨定物和特殊錨定物。中國的綜合國家實力和國家信用是人民幣的普通錨定物，而中國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人民幣的特殊錨定物。換言之，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是人民幣的特殊錨定物。

只有在金融制度上讓人民性回歸于人民幣基礎貨幣，讓幣權服務于政權和軍權，讓人民幣服務于基層群眾的基本生活保障，服務于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服務于推動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戰略性轉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經濟與金融的深層問題，才能讓資本市場徹底擺脫困境而走向繁榮。

為此，我們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以人民為中心，節制“套利資本”或“鐮刀資本”，鼓勵“創利資本”或“鋤頭資本”。這意味著：那些為“套利資本”遞刀子的制度設計必須調整，割韭菜的金融工具必須取消，諸如，轉融通交易、量化高頻交易、股指期貨交易、造假上市、內幕交易、股價操縱等必須禁止；同時，必須為“創利資本”的投資、上市、退出以及再投資，掃除制度性障礙，并為上市公司和擬上市公司的融資、并購、重組提供一個高效率的資本市場環境。

為了提高募集資金的使用效率，糾正中介機構聯手上市公司推高超募資金規模并參與分成情況，交易所應該嚴格限制資金超募規模，把超募資金嚴格限制在計劃規模的10%之內。

第二，建立基礎貨幣發行與資本市場直接掛鉤的貨幣投放制度，讓股票市場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樞紐之一。必須認識到，央行通過貨幣市場、國債市場和股票市場所投放的三類基礎貨幣，它們具有不同的性質、不同的作用和不同的循環路線。股票市場應該成為投放人民幣基礎貨幣、實現人民幣資本化、提供股市流動性的重要渠道。

在經濟處于戰略性轉型的特殊時期，作為經濟轉型主力軍的實體企業亟需補充資本金。現有的貨幣投放渠道只能使貨幣擁堵在商業銀行體系，無助于企業補充資本金和經濟轉型。只有通過央行擴表，由央行直接購買國債、產業投資基金和股票投資基金，活躍資本市場，提高企業上市效率和融資效率，實現人民幣的資本化，才能直接助力于實體企業補充資本金，并帶動流動資金的需求。資本市場是推動國家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的關鍵樞紐。

通過資本市場投放人民幣基礎貨幣，以人民幣資本化替代美元紙幣在華的資本化，是中國資本市場能夠留住好企業并培養出新興高科技企業的金融保障。中國特色資本市場需要植入人民幣資本化的制度和機制，需要通過資本市場來發揮主權貨幣在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中的基礎性作用，需要通過中央銀行擴大資產負債表，把人民幣基礎貨幣轉為國家資本。通過人民幣資本化，壯大國家資本數量，提高全社會國家資本比例，發揮國家資本的主導作用和引領作用，優化經濟結構，推動科技進步，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增強國家資本實力，夯實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基礎，這是從社會主義所有制這一深層的物質基礎上實現真正的社會公平的金融之路。

通過資本市場建立人民幣資本化的制度和機制，不僅可以推動股票資產價格上漲，打擊股市做空力量，提高企業上市融資效率，而且可以壯大國家資本，夯實全民所有制基礎，實現真正的社會公平。人民幣資本化的制度創新，有利于實現資本市場效率與公平的雙重目標。

中國資本市場的特殊性和人民性決定了中國資本市場也要講政治，且必須講政治。通過資本市場投放基礎貨幣，實現人民幣資本化，壯大社會主義國家資本，兼顧資本市場效率與公平，這是中國資本市場最大的政治，也是解決中國資本市場困境、實現真正繁榮的根本性制度安排。

第三，中國資本市場應該禁止境外投資者以外國貨幣（包括美元紙幣）兌換人民幣進入國內資本市場進行投資。同時，應該支持境外投資者持有境外人民幣進入國內資本市場投資，鼓勵境外人民幣回流國內資本市場。

美元不具備人民性。美元是西方金融壟斷資產階級用于制裁戰略對手、制造全球不穩定、收割全球財富的金融工具。美元是暗藏著金融病毒與政治病毒的“有毒貨幣”。如果中國主要由外匯儲備來決定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那么，必然削弱人民幣的人民性；同理，如果資本市場放任美元流入，由外資主導中國資本市場的資產定價權，那么，必然削弱中國資本市場的人民性。

經過幾十年來美國金融教科書的洗腦，西方金融資本已經完成了國內金融隊伍的“思想殖民”。他們故意回避或者根本看不到美元的金融病毒和政治病毒，他們已經主動或者被動地成為西方金融利益的代理人。因為國際金融殖民主義勢力的影響，這才導致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與外匯儲備掛鉤；這才導致資本項目過度開放，美元紙幣可以卷走一大批新興企業到海外上市，并在為美元紙幣背書的同時打壓人民幣匯率；這才導致國內大小投資者是指望美元降息和“北上資金”來拯救股市，而不是指望自己國家的貨幣來解決指數崩塌和財富縮水。

六、結束語

為了擺脫美國對中國的全方位圍剿，中國需要盡快擺脫美國主導的全球美元貨幣體系，建立中國主導的全球人民幣貨幣體系。中國資本市場必須成為人民幣主導的資本市場，而不是由美元主導的市場；中國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是指對全球人民幣資本的開放，而不是對美元資本的開放。中國資本市場不僅應該成為中國經濟的心臟，而且應該成為全球人民幣貨幣體系的心臟。

為此，我們需要加強貨幣金融的基礎理論研究與創新；看清主權貨幣和資本市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發展新的貨幣職能學說，應用好現代貨幣的資本化職能、資源配置職能和財富分配職能；區分“創利資本”和“套利資本”、“鋤頭資本”和“鐮刀資本”；以人民利益為中心、以保護中小投資者財富安全為中心、以支持經濟發展和增進就業為中心，糾正資本市場的錯誤路線和錯誤方向；通過股權投資市場和股票二級市場，建立基礎貨幣投放機制和人民幣資本化機制，增強國家資本實力，鞏固全民所有制基礎，把資本市場的資產定價權和主導權從“套利資本”或“鐮刀資本”手中，奪回到國家資本手中。

擺脫資本市場深陷“湘江之戰”困境的根本途徑在于推動中國金融的人民性的回歸，在于貨幣制度和資本市場的撥亂反正，在于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由當下主要綁定于外匯儲備，改變為主要綁定于資本市場中的人民幣資產。

拯救資本市場，搶救經濟心臟，已經刻不容緩。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鄭州大學當代資本主義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藍田書院理事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