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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大多數同志，在相當長的階段不能理解毛澤東同志對“合二為一”思想方法的批判，不能理解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提出，不能重視對實用主義、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批評，這些批評、批判與主張，在政治經濟學上正是對這兩點的防范，在哲學上正是對所謂“在效用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的統一中建立當代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這樣合二為一折中主義思維方式的防范。思想界理論界很多爭論集中在第二顆、第三顆及之后的扣子，忽略了勞動二重性理論，否定了勞動價值和使用價值的正確關系，也就忘記了第一顆扣子就系錯了。他們想糾正毛澤東同志的所謂“錯誤”，卻從個人經驗的感性認識出發，枝蔓出脫離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列寧強調的方向，主客觀背離，把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不斷引向歧途，在某些方面，某些階段甚至踏入毛澤東同志嚴正警告過的最壞的資本主義。

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配置資源，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以私利最大化為基石的市場行為必然服從供需效用價值，推翻斯密自身的勞動價值論。民營經濟華為為避免與西方列強正面沖突，欲出售給競爭對手之一摩托羅拉，一旦出售成功，華為的持股者將手持的前期物化勞動交換的貨幣資本，以資本家身份重新進入市場；私人老板于東來在負債累累中買來包裝，準備售賣假酒翻身。華為出售未果后，被逼上梁山，開始預留后手，吸收海內外頂尖人才，主要憑借復雜勞動的奮斗促進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擁抱美歐的科技創新勞動，投入競爭，對抗西方壟斷。前國企工段長于東來，在售賣假煙假酒風潮中發現經營規律，轉向用真品換真心，以真誠勞動取代商業投機，走向良性循環。

華為，胖東來的崛起實際上排斥了來自社會和宏觀經濟中的兩種資本迷霧。

（一）庸俗經濟學迷霧。由GDP引導下，必然選定勞動力商品走市場配置資源途徑，由于流通過程并不創造價值，這在土地等公有制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對于市場經濟后尚未徹底無產階級化的第一代雇傭勞動者，是一種實踐上的進步。雙向自由選擇，有利于勞動者全面發展，有利于企業選擇更合適的勞動者，繁榮社會分工，促進了市場主體培育，以及商品的豐富；也有利于勞動者反抗官本位官僚主義，這是商品經濟的深入。雖然公有制主體為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帶來了社會主義色彩，但是一點也沒有影響“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來判斷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念和標準就是從這個領域得出的”[3]5,205，在其混淆下，家庭承包后充沛過剩的勞動力供求曲線平衡點向右下方移動，必然引發主要由農民工、下崗工人構成的血汗工廠和紅燈區，其最早出現于珠三角地區港臺中小商人外資的“兩頭在外”，向北蔓延，早期的城鄉權力經商和利益集團與雇工同時形成，建國后的艱苦奉獻傳統被資本所用，出現北方煤窯，涼山童工，勞動環境惡劣慢性病、城鄉黑惡勢力等極端現象；利用市場價格，國企的臨時工季節工制度也演變為外包危險艱苦工作和技術復雜的攻關工作。隨著農民工和下崗工人及其后代脫離生產資料，萬眾創業、地攤經濟，畢業、退役即失業，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所演變的市場獨立性，逐漸變為假象，“由雇主的經常更換以及契約的法律擬制來保持。”[3]5,662 中國企業平均壽命不足三年的事實證明，價值法則和供求關系的并列、折中后，用市場主體解決前期計劃經濟不善核算是有效的，但在自發的經濟活動中，只能完全服從于市場供求，效用價值，崇拜私有化，走向價值規律反面，出現普遍的社會分化，大眾需求不足，勞動主體地位喪失，背離初心。

在效用價值論的作用下，企業普遍不重視員工流失率。出現打工潮所向，GDP繁榮，反之，GDP蕭條的社會表象。一些半殖民地殘余泛起，如造不如買；在引進中，超越制造業“鯰魚效應”的合理界限，擴大到價格彈性系數低，即對價格不敏感的公共服務和剛性消費行業；在服務各類消費階層中，高消費項目得到重視。法制經濟是資本主義上層建筑的自我約束，雖然在法制下，官商勾結、壟斷、社會黑惡、性交易等成為常態，卻不妨礙成為西化派經常揮舞的遮羞布。在中國的經濟轉型中，從探索到法律制度的建立，一些導致最壞的資本主義的出發點，得到“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原則的支撐，但對社會的危害如毒食品、污染、通貨膨脹、貧富分化等作為探索成本，則由人民承擔。進入新時代，黨的改革決議把“看不見的手”進一步強調為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在強調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的同時，習近平同志在說明中，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解釋為“并不是起全部作用”[9]。這一點，雖然沒有進入黨的決議，但是否定了市場萬能，反映了企業運行的客觀性。華為和胖東來，在企業早期階段，在客戶至上的實踐中，就力所能及的使本企業的員工收入高于同行業，代表了一批先進企業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反作用下，員工薪酬并未服從企業利潤最大化；在企業最本質的人際關系上，企業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并未按市場供求曲線“配置資源”。

（二）古典經濟學迷霧。1995年勞動法頒布前后，劉易斯拐點出現，和發達國家接軌，WTO打開了中國市場，在雇傭價格的社會平均化中，守法企業逐漸按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形成的費用支付勞動力價格，每周雙休，如區域最低工資和五險一金的落實；對于復雜勞動，反映在對人才爭奪中的工薪優厚待遇上，這些待遇的改善，是“對活勞動能力的支配權的等價物”[1]46上,1979年,329，以形成可變資本，在社會平均化中，這些“等價交換”是“和經濟學的價值規律決不矛盾的”[1]24,1972年,24，正如馬克思揭露的，古典經濟學運用價值規律描述資本和勞動的關系，隱匿剩余勞動，是斯密李嘉圖古典經濟學失足之處。盡管如此，西化派理念一度將經濟困難歸因于勞動法。

任正非曾披露過心聲，原始股東退股后，是個人私企還是員工持股，在反復考慮中曾和父親討論，財散人聚的思考得到支持。如果說這是新中國對兩代人潛移默化，對自私和剝削的排斥，它不僅是對庸俗經濟學效用價值的排斥，更是進一步對勞動力和貨幣“等價交換”為可變資本的變革，實質是逆私有化。這種變革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很早曾出現，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肯定了勞動者持股形式的合作生產這種“自然而然”的新的生產方式。一百多年來，既是緩和西方企業階級矛盾，應對競爭的必要措施，也是鞏固資本主義國家，服務于金融壟斷資本的重要手段，但是，只有在社會主義上層建筑下，才能遏制它以自發謀求壟斷為首的一切缺點。

隨著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的深入，在提高市場主體活力的改革實踐中，黨內西化派堅信私人利益最大化為基礎的“看不見的手”，身不由己的淡化、抹殺公有與私有，所有制、合作制與股份制，加大私企占比，空談公有制形式創新，在公有經濟成分占比大幅萎縮同時，在理論上演變為所有制中性、市場主體中性、進而資本中性的主觀意圖，似乎資本方式應當或者可以永恒化。所有的這一切，都在回避、忌憚資本與勞動的關系這個本質要害問題。

【本文是《華為、胖東來的實踐——堅持勞動二重性，正視勞動使用價值》節選，全文近17000字】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毛澤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

[5]《韓綱：一份鄧小平珍貴手稿的發現》，見厲平編《解凍年代》，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2頁

[6]《鄧小平的價值理論：并重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胡義成，社會科學輯刊，1999年第三期）

[7] 《列寧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8]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0-542頁

[9]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新華社2013年11月15日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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