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拍夜夜操,靠逼视频免费看,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

鄭若麟：美國的分裂實際是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矛盾的激化

點擊：作者：鄭若麟來源：紅色文化網發布時間:2024-11-27 12:20:48

鄭若麟

西方特別是美國內部的分裂

從2018年伊始，我就在研究當今世界正在形成的四大力量板塊和三大矛盾。而其中最關鍵的一個詞，則是“全球化”。“全球化”正在使西方和美國內部分裂成兩大對立的利益集團：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西方發達國家“民選體制”正常運行的兩大先決條件正在步入崩潰性危機階段。

很多人習慣于在撰寫文章或學術論文時引經據典，或引起共鳴地去尋找各種西方學者的觀點，他們往往會驚訝于我的文章中很少有這類做法。這是我要提請讀者注意的一點：我的觀點恰恰是來自對現實的直接觀察，我的論述恰恰希望是“另類”的，也就是避開眾所周知的理論，以此來提供我個人的獨特看法。一個在法國生活、工作了20多年，有機會近距離甚至可謂“零距離”觀察“民選體制”演變的記者，用自己的語言來闡述我自己對“民選體制”——西方所聲稱的“民主”——的觀察和分析，當然會有一些特殊的、讀者可能會不習慣的地方。自從我于20世紀80年代末來到法國后，對現實和歷史之思考始終處于變化之中。我過去也是將我在現實中看到的西方，與我在書本上讀到的西方進行相互對比、驗證。開始時我還覺得很正常，似乎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西方的現實是可行的、兩相吻合的。然而，不知從何時開始，我看到了一些理論書本上看不到的現實;不知從何時開始，我感受到了現實與理論之間隱隱約約存在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不知從何時開始，我發現理論竟然被用來刻意掩飾、扭曲、虛構現實，好讓人以為理論就是現實……這時，我開始對西方的現實有了“另類”考慮。我開始拋棄西方的理論，并將我所目睹的西方現實描述下來，試著進行解剖、分析。事實上，西方的現實在很多領域一直在不斷變化，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變的因素。變化中的不變因素，恐怕才是真正有歷史價值的內容。

我對西方“民選體制”的思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下觀點：

當今西方世界內部以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為分界線，分裂成兩大力量板塊——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要認識這一點，我想我們應該從美國特朗普總統“現象”談起……特朗普是這場全球性的產業資本對跨國金融資本進行反抗的政治總代表。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才能解釋為什么特朗普會發動一場反對全世界的貿易戰：其實質是反對全球化。

上一次特朗普上臺之際，世界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

我們知道，涉及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外交，特別是有關中國的政策，至少有四個人對白宮主人產生著巨大的影響：《亡于中國》[原書名為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A Global Call to Action，美國Pearson出版集團2011年出版。]一書作者、總統貿易事務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聲稱美中兩國“正處于經濟戰之中”的白宮前首席戰略幕僚斯蒂夫·班農，《華爾街日報》前常駐中國記者、現任總統東亞事務特別助理的馬修·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以及曾著有引起巨大爭議的《以色列游說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原書名為The Israel Lobby and U. S. Foreign Policy，美國Farrar，Strauss and Giroux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書的地緣戰略專家、著名的“中國威脅論”的鼓吹者約翰·J.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

在米爾斯海默為《以色列游說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一書中文版所寫的前言里，有這樣兩句頗值得玩味的話：“……我們寫這本書的時候并未慮及中國，但是我們的分析對未來的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關系卻具有重要意義。”“擔心美中注定要成為對手的讀者應該希望，以色列游說集團繼續成功地捍衛美國同以色列的‘特殊關系’，因為這一政策有利于中國。”

“有利于中國”?依據何在?據我觀察，很少有中國學者對這個斷言進行過研究和評論。為什么以色列游說集團使美國保持與以色列的特殊關系，會有利于中國呢?米爾斯海默認為，如果美國因與以色列的關系而深陷中東的話，就無暇顧及東方的中國。真的嗎?還是另有一些屬于“政治不正確”的判斷，這位已經多次被攻擊為“反猶”的學者未能坦言?

正好在這本書出版十年后，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而由于特朗普的當選、上臺，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歷史性轉折，這已經成為國際戰略研究界的共識。

世界主要大國和大國集團之間，昔日的盟國似乎正在變成“對手”，而昔日的敵人，卻在試圖握手交談……意識形態對立正在削弱、國家利益沖突正在上升;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世界未來發展趨勢做出了悲觀的預測，甚至開始出現“大蕭條”等字眼……“不確定性”似乎成為今天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征。世界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盡管拜登及美國統治集團費盡心機擊敗特朗普奪回白宮之后，美國似乎在急急地轉回“原點”，但我們切勿忘記，2024年大選近在咫尺……

歷史轉折的起點，正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執政，以“民粹主義”為特征的“反全球化”浪潮達到了新的高峰，特朗普上臺更是使這一浪潮進入了加速上升期。以“美國優先”為口號的特朗普一手挑起的“貿易戰”并非僅僅針對中國，而是一場針對歐洲、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等幾乎全世界的全方位貿易戰。原因非常簡單：特朗普捍衛的是美國產業資本——同時得到底層“紅脖子”藍領工人全力支持——的利益。

這是一個全新的國際格局的序幕。正如20世紀80年代前中期，中國推進改革與開放政策之際，也曾面對一個全新的國際格局。當時美國與這個時候一樣，選出演員出身的里根總統，執行了一系列以保守主義為特征的強硬政策，對內推出所謂的“里根經濟學”，對外針對蘇聯推出了所謂的“星球大戰計劃”。而作為另一個超級大國的蘇聯，也出現了一位新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開始推行一系列以“親西方”為特征的“緩和”政策：對內全面展開所謂“改革和公開性”的重大變局，對外則力主蘇聯要與美國以及西方全面緩和。在一情形下，中國領導人審時度勢、運籌帷幄，充分利用了這一時機，一方面加強了與美國的關系，開始在經濟上迅速擴大與美國的交往，而另一方面則改善和恢復了與蘇聯的關系，從而為中國經濟的爆發性增長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國際環境，為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奠定了基礎。

歷史往往會出現類似的重復。今天，中國、俄羅斯、歐盟、日本、非洲、中東等國家和地區，幾乎都面臨著經濟政策上的選擇。而美國從共和黨特朗普上臺，至他的對手民主黨拜登接任，使全世界都被逼著回答一個問題：如何處理與美國的經貿關系?在特朗普的四年總統任內，美國已經成為一個“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甚至可能是民粹主義)國家，并在經貿領域發動了一場“世界大戰”。特朗普在充滿變數和未知數——特別是涉及“作弊”領域的未知數——的2020年大選中被趕下臺后，一直虎視眈眈，期盼著2024年卷土重來。

要認識我們面對的新的世界格局，我們首先要看明白，特朗普的“敵人”究竟是誰?拜登與之又有何不同?

先來看看特朗普時期。分析這一時期的美國，應該特別指出的一點是，將中國視為“敵人”和視為“最主要的敵人”，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其實是兩個問題。

對于第一個問題，不言而喻：特朗普是美國總統，他當然代表著美國;而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與一個新崛起的國家之間是否存在著“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已經有很多文章論述。特朗普在位時，美國《外交》雜志對34位“中國問題專家”進行了咨詢，認同和反對“中美國家利益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兼容”的美國專家恰好各半。事實上特朗普政府上臺后的第一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就從美國國家角度出發，將中國定為“戰略競爭對手”。顯然，作為美國國家元首，特朗普肯定會將中國視為“敵人”。這是無疑的。但問題在于，特朗普眼中還有哪些國家是美國的“敵人”?中國在其中占多大的比重?作為一個商人政治家，他是否將中國視為美國“最主要的敵人”?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說的那樣，任何事物，當我們把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是毫無疑問的情況重新審視一下的話，是非常有益的。

特朗普是“共和黨總統”，因此他代表的美國利益是美國的整體利益，更是美國部分集團的利益。他和他所代表的集團利益，與美國國家利益并不一定是完全重合的。這是西方“民選體制”本身的特性所導致的一種現象。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總統采取的政策應該既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同時也必須符合他所代表的那個集團的利益。然而問題是，兩者有時存在差異。而今天，兩者之間的差異可以說是越來越明顯。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恰恰就是將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找出來。這樣我們就能夠清晰地看出特朗普是否將中國視為他“最主要的敵人”。

特朗普在發動“世界貿易大戰”時的目標是非常簡單的：凡與美國存在著貿易順差的國家，無論是盟國還是其他關系的國家，都是美國的貿易戰對象。以貿易劃線，與“冷戰”時期美國以意識形態劃線，顯然有著巨大的差異。我們在批評美國和西方不應用“冷戰思維”來對付中國時，我們其實也不應簡單地以“冷戰思維”來研判對手。因為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再是一個僅僅存在著意識形態對立的世界。其他領域的對立，其重要性可能早已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對立。比如宗教的對立、族群的對立、跨國公司利益之間的對立，甚至包括生活方式的對立等等。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對立，當然是經濟利益的對立。要知道，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僅僅70多年而已。而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對立，早在1840年時就已經不以中國意志為轉移地形成了。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早已在意識形態上成為西方的同路人。但西方與俄羅斯的對立并沒有因此而消失。這是非常簡單的事實。

同樣，我們也不應僅僅從意識形態出發，就將西方視為鐵板一塊。今天的世界早已變得非常復雜。除了意識形態以外，世界上各個國家在經濟、貿易、金融等各個領域都存在著嚴重的利益沖突;在宗教領域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在資源、領土、市場、勞動力等各個領域都存在著重大分歧……可以說，今天的世界早已變成一個利益和矛盾都具有多重性、交錯性和易變性的世界。各個利益集團已經形成超越國界的利益鏈。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度已經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而中美之間的矛盾和摩擦也已經與共同利益一樣犬牙交錯、難以分清。

甚至就僅從西方內部——主要是指歐美等發達國家——來看，也同樣存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實力雄厚、跨越國界，從某種意義上操縱著很多國家的內政外交;他們對中國的態度、立場和利益關系也是不同的，存在著相當大的分野。僅以美國為例，特朗普眼中的中國，與他的繼任者拜登眼中的中國，是否完全一致?從我們國內對“特朗普與拜登誰上臺對中國更有利”的爭論上也可以看出，美國前后兩任總統在中國問題上既有共同點，也絕對存在著截然不同之處。原因何在?就在于他們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這些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分歧，使特朗普將某些力量、利益集團或國家視為比中國更重要、更危險的“最主要的敵人”。

如果我們不深入細究特朗普的思維和他的推特、他的演講、他的答記者問、他的私下言論，以及他采取的種種政策、措施，簽署的各種法案、條例……我們是無法認清特朗普究竟在想什么的。事實上，國際學術界和外交界有一個“以不變應萬變”的“偷懶”做法，就是在我們找不到特朗普思維邏輯的時候，便簡單地說“特朗普多變、善變、易變”，然后一言以蔽之道：無法預測一個“多變、善變、易變”的總統。

但事實并非如此。比起美國很多其他總統，特朗普實際上是言行大致一致的商人。從他說的，到他做的，其實他都已經有言在先。問題在于我們如何來聽、來理解、來解讀。

讓我們先來看一看特朗普是怎么來“論及”他的“敵人”的。

在2017年“雙普會”(普京與特朗普的峰會)之前，特朗普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采訪時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想我們有很多敵人，我認為歐盟是一個敵人，看他們在貿易上對我們所做的事。現在你不會想到歐盟，但他們是一個敵人。”

特朗普在說這段話時，用的是英文單詞“foe”，而不是“enemy”。兩者在這個層面上的含義是相同的，但如果特朗普用的是“對手”(adversary)那就完全是另外的含義了。用“foe”這個詞，說明在特朗普心目中，歐盟還真是一個敵人。

特朗普接著說：“俄羅斯在某些方面是敵人。中國在經濟領域是敵人，他們當然是敵人。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是壞的。這并不意味什么。這僅僅意味著他們具有競爭力而已。”在這里，特朗普也同樣用“foe”這個詞來形容中國和俄羅斯。

剖析這一段話，我們大致可以認定，首先，這并不是特朗普“心血來潮”或如中國某些媒體所說的“脫口而出”的一段話，而是深思熟慮后公布的觀點。其次，在特朗普心目中，俄羅斯只是“某些方面”的敵人，中國則在“經濟領域”是敵人。但歐盟就是“敵人”。

這真是一個驚人之言。

實際上這與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言論，特別是特朗普的就職演說，是高度吻合的。

也就是說，在特朗普心中，一直存在著一個特殊的“敵人”。而今天這個特殊的“敵人”恰好正由歐盟所代表。還記得嗎，特朗普在競選期間，一直在抨擊“華盛頓的權勢集團”(establishment)，并認為他競選總統與過去有一個絕對不同之處，就是過去只是將政權從一個政黨交替到另外一個政黨手中，而這一次則是“替換掉一個失敗的、腐爛的政治權勢集團，取而代之一個由你們、美國人民掌握的政府”，甚至說“這不是簡單的四年一輪的選舉。這是我們文明史的十字路口。將要決定我們人民能否收回對政府的控制”。在特朗普的眼中，“正是那個想要阻止我們的政治權勢集團，一手設計了災難性的全球貿易和海量的非法移民潮。他們的政治、外交政策讓我們的國家流干最后一滴血。這個政治權勢集團摧毀了我們的工廠，讓我們的工作外流到墨西哥、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這個跨越國境的權力機構的經濟決策打劫了我們的勞動階層，竊取了我們國家的財富，并把這些錢放到屈指可數的幾個大集團和政治團體的口袋里。這是國家生死存亡的斗爭。這是我們最后的機會。本次大選將決定我們的國家是否真正自由，還是不過僅有一個民主的幻影，而實際被一小撮全球化分子、特殊利益集團所控制，并侵蝕我們的國家體制……”顯然，特朗普將他本人的當選，視為美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一次政權易手，是將政權從“政治權勢集團”手中奪回來，交還給“人民”。

那么，這個“政治權勢集團”是指誰呢?

特朗普也已經明說了，是“一小撮全球化分子、特殊利益集團”，更具體地說，就是“跨國銀行等金融財團”，是“大媒體集團”，以及他們所支持或相互支持的“華盛頓的權勢集團”。也就是說，在特朗普眼中，“金融財團及其資助的媒體和華盛頓權勢集團”只為“一個目的存在：自保和斂財”。他們才是特朗普的真正意義上的“敵人”。

這種觀點，我們其實并不陌生，如果我們還有歷史記憶的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特朗普很有可能是21世紀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當我們讀懂了特朗普，明白了他所說的那個“一手設計了全球貿易和非法移民潮”，“摧毀”了美國的工廠，使美國工作“外流”的“權勢集團”究竟指的是什么，我們也就理解了為什么特朗普一直在猛烈攻擊美國的媒體是在“撒謊、撒謊、撒謊”，為什么在特朗普時期美國300多家媒體會忍無可忍地聯合起來“向特朗普宣戰”。當我們明白了為什么特朗普強烈地反對全球化，我們也就明白了為什么特朗普始終不待見歐盟國家領導人，包括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因為歐盟在特朗普領導美國時期已經成為取代美國而支持全球化的大本營。正是出于這個理由，特朗普才會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說：“歐盟是我們的敵人。”

而這一點，用特朗普的話來說，是“你們明白，他們明白，我明白，而且全世界都明白”。

從特朗普自己的表述來看，“全球化”、支持全球化的以金融資本為首的跨國財團及其控制的媒體，和支持全球化的政治勢力即“華盛頓權勢集團”，才是特朗普最主要的“敵人”。全球化對于特朗普所猛烈攻擊的以金融資本為首的跨國財團來說，一直是且始終是一個天大的好事。事實上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他們。所有的統計數字都在不斷地證明這一點。近年來從歐洲到美洲到處爆發“憤怒者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等民眾示威，針對的對象都是全球化的受益集團即以金融資本為首的跨國財團。而全球化最大的受害者則是西方國家的產業資本和產業資本所雇傭的藍領無產階級。產業資本在全球化開始時也是受益者，可以將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通過引進低價移民勞動力來加強其競爭力。但出乎西方經濟學家們的預料，部分發展中國家包括金磚五國，特別是中國，竟在短短30多年間就從低端產業向中、高端產業擴張，很快就對西方產業資本形成了強有力的競爭，并迅速將歐美產業資本打得潰不成軍。西方產業資本的衰退，造成失業率的上升，因而全球化的最主要的受害者，恰恰是西方國家的中下層，即在產業領域靠著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勞動人民和中產階級。正是憤怒的他們將產業資本利益的代表特朗普選上了臺。而在特朗普時期，跨國金融資本的大本營從美國轉移至歐洲，其代表性人物，恰恰是歐盟兩大軸心國之一法國的總統馬克龍。所以，特朗普才會將歐盟視為他的“敵人”。

事實上，特朗普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他上臺后采取的大多數政策措施，都是針對全球化的。

我們看到，特朗普的第一步是建立一堵墻，阻止外來移民再進入美國，以阻止勞動力變得越來越便宜，進而摧毀美國白種人的就業。顯然，這與中國沒有太大關系，但卻與全力支持全球化的“權勢集團”密切相關。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勞動力的全球化自由流動。

第二步是阻止美國企業繼續轉移到外國，當然包括中國。但這似乎并不是一個專門針對中國的措施，只是近年來由于中國整個經濟環境生機勃勃，導致國際資本大量進入中國投資，加劇了中美經貿領域的摩擦。

第三步是頻頻“退群”：特朗普退出了TPP、退出了《巴黎協定》……為什么要退出這些“群”?因為這些“群”的宗旨幾乎都是強化全球化的。應該指出的是，其中有一些“群”如果美國不退出，可能會對中國不利，比如TPP。但特朗普還是毫不猶豫地退出了。這證明，特朗普的兩個“凡是”也是非常清晰的：凡是對全球化有利的一律反對;凡是對美國產業資本有利的一律支持。退出TPP有利于美國產業資本而不利于美國跨國金融資本，是非常明顯的。

第四步是在國內減稅和對美國企業在國外所獲得的利潤返回美國時予以免稅，讓他們能夠強化對美國產業的投資。這些措施的短期效應都是非常明顯的，而且明確地有利于美國的產業資本。

第五步是在中國的斡旋下開始與朝鮮進行談判，同時宣布退出伊朗核協定，加強對伊朗的經濟制裁。這一點，如果特朗普果然是將中國視為其最主要的“敵人”的話，很難解釋得通。有文章分析認為，特朗普打擊伊朗的“大陰謀”最終也是指向中國的，即通過制裁伊朗，將會使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走向災難——事實完全不是如此，反對伊朗核計劃，完全是出于保護以色列的考慮。這正反映了特朗普在以色列和美國猶太游說集團問題上的謹小慎微：在全力反對全球化，也就是在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采取全力傾向于前者立場的同時，積極做姿態支持以色列。并且，他不僅不顧一切反對將美國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送給以色列一個意想不到的大禮，還進一步退出伊核條約(以色列一直反對該條約)，加強制裁伊朗(伊朗什葉派聯合伊拉克、敘利亞以及黎巴嫩，已經成為該地區對以色列的最大威脅)，以避免遭到美國以色列游說集團的反對。

第六步是發動針對全世界的貿易戰。所有的人都看到，卻都不明白為什么特朗普在針對中國發起貿易戰時，也對其他盟國包括歐盟、日本、加拿大等國發動規模不同但性質類似的貿易戰。與中國貿易戰規模最大是合乎邏輯的：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但為什么在與中國進行貿易戰的同時，也與歐盟進行貿易戰呢?按理說要想戰勝強大的中國，必須與其他盟國聯手呀!有人可能會提出，歐美不是達成“零關稅協議”了嗎?問題是，特朗普并沒有因此而不再對歐洲的鋼、鋁繼續征收25%的懲罰性關稅。歐美貿易戰并沒有休戰。

從特朗普采取的主要政策可以看出，特朗普攻擊的主要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才是特朗普的主要敵人。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因而也成為特朗普的攻擊對象。特朗普之所以將“中國制造2025”列為他的打擊目標之一，也是為了維護美國產業資本的利益。特朗普不愿意看到中國成為美國產業資本的高端競爭者。在這一點上，特朗普所代表的產業資本集團的利益，與美國國家整體利益是高度吻合的。但在其他方面，特朗普所代表的產業資本與力主全球化的跨國金融資本之間，則絕對存在著重大分歧。比如特朗普反對用美國的金錢在全世界推進“民主和自由”就是一個例子。對于金融資本來說，在全球“推進民主”有利于全球化;而對于特朗普來說，此舉絕對會對美國產業資本造成不必要的損害，因為對于產業資本來說，一個穩定的市場是非常重要的。想象一下，如果中國沒有穩定的發展環境，還會花上2 000億美元去購買生產上受美國控制的芯片嗎?所以特朗普的目標不是讓中國崩潰，而是讓中國不會做自己的芯片而必須購買美國的芯片。對于金融資本來說，中國無論動蕩和穩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進入中國、控制中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如果崩潰，人民幣便會失去挑戰美元的任何機會，這對于跨國的金融資本而言，是更理想的前景……

我知道，肯定會有人提及特朗普領導的美國對臺灣問題、南海問題等中美潛在沖突焦點的關注和挑釁，以此來證明中國就是特朗普最主要的敵人。我們確實應該時刻警惕美國利用相關問題所發起的挑釁。但當我們今天看到拜登將臺灣問題、南海問題甚至新疆問題等被蓄意制造出來的問題抬高到如此地步，我們就可以理解，特朗普并非特例。美國的體制造成權力的多元，使各種聲音都會出現。臺灣問題、南海問題等，更像是特朗普手中的牌，而非目的。但這些問題卻很有可能是拜登集團的目的。從上述分析看，只有研究美國和整個西方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研究特朗普反對全球化的方針和政策，研究拜登集團支持全球化的方針和政策……我們才能找到應對美國的策略。

我們知道，特朗普是打著反對金融財團、反對媒體集團、反對“華盛頓權勢集團”的口號，得到底層勞動人民和遭到全球化致命打擊的以中小企業為代表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而當選上臺的。他的武器是推特，而推特正是突破美國傳統主流媒體封鎖的利器。美國的選舉體制一向是通過金錢和媒體來影響選民。特朗普恰恰是因為自己本身就有大量的金錢，足以支撐他的競選，同時他又成功地找到了突破傳統媒體的方式，才得以在重重包圍中脫穎而出。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米爾斯海默對以色列游說集團的批評，特別是建議要削弱這一集團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不僅起了作用，而且很有可能已經成為現實。特朗普現象是美國近百年來出現的第一場“體制內的革命”，猛烈地沖擊了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引發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兩大力量的激烈內斗，其表現就是歐美偏極右翼的政治力量開始大幅上升。這股力量在意大利、匈牙利等國家已經開始進入執政階層。歐洲各國內部都出現支持特朗普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力量，產業資本正在形成某種跨國政治聯盟，對跨國的金融資本所推行的全球化政策進行著激烈的反抗。曾造訪歐洲民粹主義政治力量的特朗普的前幕僚班農說過這樣一段話：“現在還存在著一些左翼和右翼的政黨、人物和思想，但已經越來越沒有意義了。左和右是一種用來使人們相互對立的工具。真正的斗爭是赤貧者對富人的斗爭，民眾對政權的斗爭，以及民族主義者與全球化支持者的斗爭……”

特朗普是這場全球性的產業資本反抗金融資本的政治總代表。由此我們得出了本文開頭提出的判斷，特朗普之所以會發動一場反對全世界的貿易戰，其實質是反對全球化。

如果特朗普最主要的敵人是“全球化”，是全球化在特朗普時期的代表“歐盟”，我們能夠從中得到什么樣的啟示呢?今天，至少我們已經可以清晰地看到，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正在分裂出兩大不同的“利益集團”。兩大利益也是兩大力量板塊，即西方產業資本與西方跨國金融資本，它們的共同利益曾經是高度一致的，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才開始分道揚鑣……

西方產業資本與西方跨國金融資本之間的利益對立，這才是今天世界面臨的最危險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