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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若麟

社會主義理想是否在西方重生?

——從西方“民選體制”內部矛盾的激化談起

自蘇聯解體以來，西方輿論幾乎形成一種共識，即“社會主義制度已經死亡”。然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指出今天資本主義貧富差距正在急劇拉大的《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法國左翼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于2020年8月出版了一本新著——《Vivement le Socialisme!》(《社會主義快來吧》)，開始探討未來法國體制的可能走向。他在此書的前言里寫道：“如果有人于1990年對我說，我將在2020年出版一本文集，題為《社會主義快來吧》，我一定會認為這是一個惡劣的玩笑……然而30年后的2020年，超級資本主義走得實在太遠了，我現在確信，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如何超越資本主義，建立一種全民參與且分權的、聯邦式且民主的、環保的、混合的及女性化的新形式的社會主義……歷史將判定‘社會主義’這個詞是否已經徹底死亡并被取代。而對于我來說，我現在認為這個詞還有救，甚至可以說這個詞最適合用來描述資本主義替代經濟體系的思想。”

皮凱蒂認定，僅僅“反對”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是不夠的，還需要“支持”某些其他東西，即人們想尋找出來替代資本主義的東西，某種人們頭腦中理想的社會形態，而它究竟叫什么則并不那么重要。他繼續寫道：“我們的共識是，目前的這種資本主義體系，只要它繼續在擴大不平等，并且在榨干地球，那它就是沒有前途的。”這幾乎是在說，資本主義正在書寫其終止符。當然，皮凱蒂也承認：“只要沒有明確提出的可替代系統，那么現行資本主義還會繼續長久地存在下去。”這時，中國的崛起和成功就會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個“可替代系統”。問題只是人們將會在何時認識并承認這一點。

那么，皮凱蒂認定的“沒有前途的資本主義體系”究竟在發生什么事?

皮凱蒂對西方資本主義體系能否繼續下去，提出了兩個條件，一個是平等問題，一個是環境保護問題。環保問題更多地涉及氣候變暖問題。這里主要先剖析“不平等”的原因與后果，以及它正在從哪個方面摧垮資本主義制度。

皮凱蒂對“資本主義擴大不平等”現象的調查結果是絕對令人咋舌的：全球前1%的超富裕階層擁有全球資產總量的38.8%，而后50%的貧困階層僅擁有全球資產總量的2%。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保障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西式“民選體制”正在開始引發類似皮凱蒂等學者的疑問。換言之，這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首次真正從深層次對西方“民選體制”似乎與生俱來的優越性和合理性產生疑慮。如果“民選體制”不能保障“平等”，那么“自由、博愛”就是一句空話。事實上，西方發達的“民選體制”國家都產生了貧富兩極分化現象，而且正在急劇惡化的過程中。

西方所謂的“民主體制”實質上是一種“民選體制”，與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差之遠矣。這種“民選體制”得以順利運行有兩大先決條件，一是其經濟必須處于持續發展狀態，二是其經濟狀態必須遠遠超出其他體制的國家?，F在很明顯，這兩大先決條件正由于貧富兩極分化，以及中國的迅猛崛起而處于瓦解的門檻上。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如同百年前一樣，置身于“民選體制”幕后的真正意義上的統治集團——資本(包括跨國金融資本和民族產業資本)的內部開始出現利益分野的時候，如何調節、能否化解這一矛盾，正在成為歷史走向的關鍵。我們千萬不能忘記，兩次世界大戰都始于西方資本主義內部。

西方內部民族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利益分道揚鑣并產生激烈矛盾與沖突的標志就是經濟全球化。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經濟全球化還在以席卷之勢遍掃全球時，跨國金融資本與西方各國產業資本依然在共同向世界其他地區實施“經濟殖民”、攜手獲利。兩者利益趨同，共同對廣大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割韭菜”，因而雙方能夠和平共處。跨國金融資本尋求的是資本在全球自由流動，從而牟取利益最大化。金融資本通過跨國投資、交叉持股甚至家庭聯姻等多種方式，形成一個龐大的跨國壟斷金融利益集團，進行多面投資，并通過對全球其他產業資本的控股而持續在經濟全球化中受益。而西方產業資本近年來卻由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迅猛崛起而在產品競爭中處于下風，其直接后果便是企業倒閉、失業率上升、經濟增長停滯，等等。因此，西方產業資本開始轉向反對經濟全球化，試圖用“逆全球化”“重新工業化”等方式來阻止中國等國家對西方產業資本的沖擊，恢復西方產業資本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一度遠遠超前的優勢地位。而產業資本的反全球化明顯得到了西方工薪階層等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支持。于是，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在對待經濟全球化問題上便產生了尖銳對立。這一對立立即導致“民選體制”運行本身出現問題。如同百年前一樣，美歐“民選體制”國家都出現了極右翼膨脹的現象。

產業資本是具有國界的，而金融資本則具有鮮明的跨國特性。過去，具有國界的產業資本之間發生沖突時，會導致戰爭，甚至是世界大戰。而今天民族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發生沖突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則是一個新的課題。但我們至少已經觀察到，兩大資本之間的沖突將是極其劇烈的。例如，美國作為一個“民選體制”國家的“樣板”，居然也發生敗選的一方沖進國會山進行抗議的行動。支持特朗普的7500萬“藍領紅脖”選民甚至不接受敗選的結果。過去，“民選體制”國家之所以可以兩派輪流執政，是因為雙方的幕后老板都是同一批力量——手挽著手的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然而，今天產業資本開始質疑跨國金融資本在美國上臺執政的合法性。這會不會導致更為嚴峻的后果，我們不得而知。事實上，幾年前特朗普的當選幾乎可以說是美國產業資本對跨國金融資本的一次逆全球化“政變”。特朗普曾在一場非常著名的挑戰“影子政府”的演講中將他的對手描述成“由大財團和媒體公司資助的華盛頓當權派”，將他的選舉稱為“我們國家生死存亡的斗爭”，將他的執政形容為“將決定我們是一個自由的國度，還是我們只有民主的假象、實際卻被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團控制”。這個“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團”無疑就是指跨國壟斷金融資本。今天西方國家內部潛伏的巨大危機，就是緣于反對“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團”的力量正在以極右翼的面目在西方世界迅猛崛起。這類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面臨全面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的西方正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可以預感到，世界格局正在重演百年前的態勢。這一態勢究竟是如皮凱蒂所希望的那樣，導致人們研究西方有無可能重新走向社會主義，還是會導致一場新的就如俄羅斯總統普京所說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沖突、戰爭甚至是世界大戰、核戰爭?不要忘記，西方解決內部危機的手段就是向外發動戰爭!俄烏沖突不夠、巴以沖突不夠，是否還會有新的戰爭?這是我們需要嚴肅認真去研究、思考的問題。

(作者系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本文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