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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傳播具有廣泛的覆蓋性和密集的輻射力。但是，從技術層面及其決定的傳播方式來看，區分度不高、單向度、延時性、重復性、嚴肅性等特征導致傳播效能不理想，一直是主流意識形態工作長期難以解決的問題。這一難題在強調個性化的網絡社會越發顯現。推薦算法最為重要的功能在于對信息分配和傳播機制的影響和改變，能有效擴大信息傳播的場域，越來越“懂”用戶所需所想，提供的信息越來越“契合”用戶的需求，甚至具有某種“情緒價值”的功能，為主流意識形態找到“有意義”的價值立場和“有意思”的情感需求之間的契合點，從而為解決傳播低效能問題提供了一種新型的技術選擇。

1. 推薦算法賦能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精準化

從數據挖掘到標簽分類，從信息泛化到精準推送，從偏好分析到快速反饋，推薦算法提供了基于用戶需求和興趣的“私人定制”服務。一方面，繪制用戶畫像認識用戶，以大數據平臺為基礎，以數據和模型為媒介，推薦算法抓取實時數據，關聯交往行為，明確用戶的習慣偏好和接收形式。另一方面，依托用戶畫像預測用戶，在洞悉用戶的偏好、習慣和需求之后，定向推送定制化信息，實現內容供給與用戶需求的精準對接，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精度。推薦算法肩負起主流意識形態傳播內容和方式的選擇任務，幫助主流意識形態在潛移默化中塑造用戶的精神世界和價值觀念。

意識形態的傳播力和引導力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對信息技術的把控和利用能力。實際上，對政治信息的關注是人在社會化過程中不斷被培養起來的重要意識，再加上政治（政策）本身的普遍相關性，可以說，幾乎每個網民都是主流意識形態的潛在用戶。但量大且沒有針對性的主流意識形態傳播樣態遮蔽了很多人的政治興趣，而挖掘信息偏好，并精準找到信息對應的用戶，是推薦算法最顯著的特點。推薦算法能有效突破時空限制，分析用戶上網信息背后的需求，形成用戶模型和推薦對象模型，高效準確地將有用的信息（不僅在于恰當內容的選擇，還在于對接形式的擇取）推送給用戶，既有效改變了主流意識形態傳播過程中“大水漫灌”和“高度重復”的低效做法，也有效避免了用戶在泛眾化、碎片化、無序化的信息海洋中迷茫和無所適從的狀況：在內容上，推薦算法能借助用戶數據和模型向用戶精準推送其感興趣和符合自身需求的信息，如不同種類的大政方針、法律政策、新聞事件、現實評析、政治知識、歷史分析、文藝作品等；在形式上，推薦算法可以通過用戶行為和選擇分析該用戶更傾向于何種話語范式和信息接收形態，如文字、視頻、圖片、音樂等。通過選取用戶喜聞樂見的內容和形式推送符合主流意識形態價值觀的信息，實現個性化推送和精準化投遞，提升用戶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接受度和認同感，而形成豐富多彩的主流意識形態信息池成為這項工作的基本條件。由此，推薦算法有效推動了主流意識形態“普遍化而不泛化、個性化而不偏離”傳播效果的達成。

2. 推薦算法賦能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受眾廣泛化

讓盡可能多的公民（用戶）成為信息的消費者、內容的生產者（價值觀的再生產者），繼而成為內容的傳播者（價值觀的再傳播者）是推薦算法助力主流意識形態傳播受眾廣泛化的核心所在，即借助傳播形式和途徑的革新來豐富主流意識形態的信息池，并擴大主流意識形態的受眾群體，在社會大眾中培養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助手。

推薦算法助力主流意識形態傳播方式的革新，有利于實現受眾的主體性展現，并推動傳播的擴大和效能提升。在傳統傳播模式（包括原有網絡新聞傳播）下，主流意識形態呈現出自上而下的垂直單向性傳播特征，受眾處于被動接受，甚至被教化狀態，既無法保證受眾對信息的有效性接受，也很難提供受眾意見表達的機會，傳播效能不盡人意，認同性達成特別是深度認可的效果難以保證。在推薦算法的影響下，水平方向（更多是形式意義上的）的交互式傳播方式能夠實現政務新媒體平臺與用戶的互動交流，個性化、對象化、主體化、適時化的信息融合網狀傳播滿足了用戶的價值需求和政治參與需要，有效稀釋、隱蔽，或者轉移了價值觀自上而下引導的垂直性（更多是內容意義上的）特征，大大降低了網民的不適感和疲勞感，誘發了受眾興趣表達和追隨主流意識形態進行信息創作的欲望，有效增強了政治參與效能感，提升了用戶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感，主流意識形態在網絡社會中的傳播力也隨之提高。

同時，推薦算法能助力主流意識形態傳播途徑的豐富，持續擴大受眾面，形成非線性擴散傳播的局面。在技術層面，通過函數分析比對用戶池中用戶的相似度，將具有相似需求和興趣的用戶進行關聯匹配，發揮“算法技術兼具多樣性與個體性、群體性與公共性”的優勢，幫助用戶沖破時空束縛，對他們感興趣的主流意識形態的相關內容進行交流和討論，發表觀點與見解，讓每個人都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者，促進主流意識形態的互動傳播，擴大主流意識形態在網絡領域的影響力和傳播力。比如，以信息的“點擊率”“瀏覽時長”“轉發量”等數據為標準判定信息的關注度，設置主流意識形態信息熱點的實時熱度排行榜，抓住用戶的好奇心和獵奇心理，有效提升其傳播的廣泛性和影響力；構筑網絡交流社區平臺，充分發揮社區的群聚作用，把社區的主題設計為涵蓋主流意識形態內容的熱點信息，吸引感興趣的用戶進入對應的網絡社區進行深入交流和探討，在加深對主流意識形態認同感的同時，網絡社區的“討論度”能夠進一步提升信息的熱度，有效擴大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范圍。

在垂直方向主導的政治傳播（政治宣傳）向多元政治主體之間水平方向的政治溝通發展基礎上，用戶的價值訴求與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目標實現平衡，用戶數量呈現增長趨勢的同時，用戶的體會表達及其用戶間的交流互動更是構成了“非線性多次傳播”，呈現出大眾性感知、群體性參與和集體性認同的新面貌。

3. 推薦算法賦能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反饋實時化

當下，通過訂閱量、收視率等統計性的數據來研判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效果意義已經不大。用戶閱讀和感知情況的反饋更應該作為傳播效果判斷的依據，這就需要強大的技術支持。推薦算法可根據用戶的接收狀況獲取實時反饋信息，這就為主流意識形態對傳播內容、形式、時機等進行適時調整提供了技術可能，有利于提升傳播的效能。

通過對用戶在平臺上的瀏覽信息、點擊率、點贊數和評論內容進行實時監控，及時繪就用戶行為的動態圖譜，推薦算法反饋機制也就有了重要的數據支撐。一方面，推薦算法能夠借助動態圖譜明悉用戶心理和態度，及時對推送機制進行修正，以達到主流意識形態傳播效果的最佳值。在推薦算法創造的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擬態環境”中，用戶不斷地接收到修正和補充的新內容，在潛移默化中調整用戶的認知態度和價值取向。另一方面，動態圖譜是意識形態安全的浮標，分析圖譜曲線的發展趨勢能夠有效識別意識形態風險。因此，推薦算法的實時反饋也是意識形態傳播的實時監視器，一旦出現輿情風險或意識形態危機的發展趨勢，就能做出及時調整和防范，從而將風險扼殺在搖籃里，避免輿情發酵的不可控性。在推薦算法的實時反饋機制下，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效度將顯著提升，意識形態風險出現的幾率也會大大降低。

推薦算法作為互聯網的新興技術給主流意識形態傳播注入了新鮮血液，在內容的精準推送、受眾的深度擴展和信息的實時互動等方面重塑了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機制和方式。但新技術在具體應用中，總是會出現排異反應和配套推進不及時的情況，黨政相關部門運用推薦算法及時反饋功能的能力還不夠，真正實現推薦算法與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有效融合仍舊道阻且長。更為重要的是，在意識形態斗爭日趨復雜的今天，推薦算法帶來了社會生態環境和權力結構的巨大變化，大大增添了網絡意識形態傳播的變數，從而進一步誘發了各種西方社會思潮、虛假信息、無用信息的傳播力度廣度和群體思想極化的風險。推薦算法也有可能成為思想極化助推器，使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面臨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有同志講，互聯網是我們面臨的‘最大變量’，搞不好會成為我們的‘心頭之患’”。推薦算法給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是復雜的，而這種復雜性根源于推薦算法所具有的技術和權力雙重屬性。也就是說，這種復雜性遠遠超越了技術本身，我們更應該關注和重視技術所帶來的社會權力結構的變化。進而言之，雖然推薦算法為黨媒、官媒提供了一種新的工具選擇，從而為提高主流意識形態傳播效能提供了更為強大的技術支撐，但推薦算法的廣泛引用也給主流意識形態工作帶來了強大的緊迫感、壓迫感、危機感。因為，算法即權力，這種借助于網絡社會孵化而成的權力，具有彌散性與累積性交融共存且相互生成轉化的特點。隨著“算法權力”應用場景和“彌散”范圍的不斷擴大，信息的傳播與控制方式受到來自技術賦權的挑戰也越來越大。由推薦算法支撐的各種社會、商業平臺正在與主流媒體不斷爭奪（培育）網絡空間、網絡用戶，通過大量供給八卦、娛樂、消費、日常、新奇、反叛等信息內容，構建各種新型網絡社區，俘獲更多公眾及其信息閱讀時間，為公眾疏離“宏大、正式、嚴肅、崇高、主流”的意識形態創造條件，甚至形成圈層化的狀況，從而有意無意地不斷削弱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權，掏空主流意識形態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和認同度。

1. 算法把關窄化了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

美國社會學家庫爾特·勒溫在《群體生活的渠道》一書中，最早提出“守門人”（即“把關人”）這一概念，后被引入到新聞傳播研究領域。“把關人”是指在大眾傳播中可以決定什么性質的信息可以傳播、傳播多少以及怎樣傳播的人或機構。信息把關在社會傳播過程中極為重要，對信息傳播的走向和價值規范產生了深厚影響。因此，誰掌握了信息資源的把關權，誰就能獲得意識形態傳播的話語權，誰就能重塑社會的意識形態。在傳統信息傳播模式下，“把關人”一角是由編輯、記者（往往具有黨員、干部等政治身份，更多是在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下開展工作）等資深新聞專業人士承擔的，他們肩負著宣揚主流價值觀、正確引導輿論、篩除危險信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職責，推動著主流意識形態在人們認知、解釋、分析各種社會現象中處于基本原理和理論依據的地位。在推薦算法進駐信息傳播領域之后，“信息把關”的職權被大量讓渡給所謂價值“中立”的算法和機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審核的主觀偏向，但“中立”實際也是一種價值傾向，背后更是遵循了“流量為王”的資本邏輯。機器化所帶來的客觀性削弱了“把關人”應有的正向引導功能，在給用戶帶來“迎合性”體驗的同時，也讓用戶囿于技術的“牢籠”之中。

推薦算法作為一種在商業和社會領域廣泛應用的科學技術，導致“國家、社會、媒介平臺和受眾在信息傳播領域中的角色和地位發生重大變化”，主流意識形態面臨著話語權的挑戰。推薦算法在把關中遵循的是工具理性主義，“流量”“頻次”“訂閱量”等量化指標的飆升是其追尋的目標，成為其解決所有問題的最優解。這就孵化了“猜你喜歡”“感興趣”“我的熱搜”這類迎合用戶的信息推送模式，為了獲得更多關注、點贊和流量，甚至通過算法技術有選擇的數據，編造某種“真相”，涉及主流意識形態的相關內容常常處于用戶的“不感興趣”一欄，成為被篩選掉的對象。在推薦算法的“推波助瀾”下，用戶只看“想看”的信息，忽視了“應看”“該看”的內容，這使得用戶長期沉溺于單一、片面的信息環境之中，容易出現認知固化、思想極化，給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帶來了巨大的困擾。面對這一被動局面，基于政績和管理效率的考量，黨政部門會借助于“垂直型”的科層制領導體制，加大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傳播的力度（更多是內容上的重復和形式上的單一），結果卻又進一步“坐實”了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政治性和強制性，不僅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效果沒有隨著傳播力度的加大而提高，而且會招致部分公眾對主流意識形態的“逆反”心態。同時，推薦算法的“私人定制”服務給用戶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將信息傳播重點放在新奇、怪誕、爭議性大的話題上，甚至利用虛假標題博取噱頭，違背公序良俗，擾亂社會秩序；或對宏大、正式、嚴肅、崇高、主流的話題和新聞“避而遠之”，喪失了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追求和對社會責任的堅守，迷失了“把關人”的價值擔當，消解了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和接受度。

當然，推薦算法的實踐旨歸并不滿足于迎合用戶的偏好，其背后的商業邏輯、利益目的和政治企圖更是把控內容推送的關鍵所在。由此可見，將信息傳播把關權完全交付給推薦算法，并不能完成檢驗事實和甄別信息的任務，會引起理想信念和公共精神傳播渠道的窄化和內容的缺失，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也就缺少了其廣泛傳播所需的必要條件和重要基礎。

2. 技術黑箱弱化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力

內嵌于各種商用和社會平臺的推薦算法的運行機制往往是不透明的，從數據輸入到信息輸出并非線性過程，至于其向用戶推送的信息是基于何種價值判斷和價值目的，用戶不得而知，相關意識形態主管部門也很難控制，整個運行過程似被包裹在一個難以察覺的“黑箱”之中，構成了“技術黑箱”。推薦算法生成隱匿和功能開放的特點給錯誤思潮和不良意識形態的滲入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機，從而大大弱化了主流意識形態在社會中的主導力。

推薦算法所遵守的技術黑箱原則本身就是對主流意識形態主導地位的一種否定。推薦算法技術知識本身的難以普及性及其成本的考慮讓大部分用戶對其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而算法作為人造物又有意無意摻雜著技術人員或背后資本的意識形態偏向，其隱形性和可操控性給危險思潮和錯誤思想提供了藏匿之處。立場模糊導致價值偏向，主流意識形態的在場度和顯示度由此被不斷弱化。除此之外，技術黑箱引起的信息不對等會加劇算法偏見，消磨用戶對推送機制的信任，催生對推送內容的質疑心理，營造出不信任的網絡環境。而這種質疑首先指向的往往是主流意識形態，從而影響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引領效果。

網絡空間所具有的自由化特點加大了技術黑箱所帶來的風險，蠶食著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陣地，使網絡輿論呈現出“混溶性”狀態。無論是用戶信息的算法收集過程，還是信息的推薦供給過程，都是一種幾乎不設防的技術黑箱狀態。自由化的網絡空間呈現出虛擬性和匿名性的樣態，進一步擴大了各種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場域。在虛擬的網絡空間中，發表言論的門檻降低，不負責任發表自己看法的不良沖動被推薦算法技術更多激發，隨之而來的便是無休止的言爭語斗，各種不經過理性思考、宣泄性情緒表達，或基于流量考慮的無節制性思想傳播大量出現。“人們的思維仿佛處于一個溫和的‘牢籠’中,無形中更大程度地受到資本意識的影響與規訓,使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受到侵蝕與消解,對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力造成內源性挑戰。”而主流媒體及主管部門對網絡推送的各種內容及其傳達的主旨思想或無動于衷，或力有不逮，或一禁了之，這加速了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生態的惡化。

意識形態安全是國家政治安全的關鍵和社會穩定的保證。但技術黑箱給各種不良思潮的滲透提供了一個不易察覺的“隱形空間”，某些別有用心的勢力更是在平臺中以所謂“揭秘”“客觀”“還原真相”的名義，宣揚“歷史虛無主義”，并通過推薦算法進行放大和擴散，逐步進入網絡輿論，影響著青少年的價值觀形成，消解著人們的民族自豪感，裂散著國家的凝聚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和不同制度形態沖突碰撞越發激烈的背景下，意識形態的明爭暗斗層出不窮，一旦受到資本或西方思潮的控制，推薦算法有可能成為反華勢力對我國進行文化滲透和思想俘獲的有力武器，消解民眾對國家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認同和自信，威脅著我國意識形態的安全。

3. 受眾本位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的注意度

推薦算法的智能推送機制在定制用戶個性化信息的同時，不斷推動消費主義、功利主義、微碎主義（遠離崇高、宏大、思想）價值觀的盛行，非主流意識形態和網絡亞文化內容在網絡空間大有成為“主流”之勢。網絡中的注意力資源是各種意識形態務必爭奪的稀缺資源，其有限性和排他性決定其在傳播領域的重要性，意識形態注意度越高，說明其獲得的用戶注意力資源就越多。推薦算法以用戶的偏好和習慣為依據選擇推送內容和方式的做法內含受眾本位的算法傳播價值觀，而主流意識形態傳播則需要以傳播者和傳播內容為本位，至此便陷入內容供給與用戶需求之間無法完全契合的困境。在信息過載背景下，主流意識形態傳播往往抵不過趣味性和娛樂化等內容的沖擊，很難依靠網民自發選擇獲得注意力資源，用戶更傾向于將注意力置于其更感興趣的信息區塊中。

伴隨著被分割注意力資源而來的便是主流意識形態的邊緣化，在智能推送機制的“呵護”下，用戶評判信息的標準變為“是否有用”，碎片信息分散其時間和精力，在思考和探索步驟的缺失中，用戶對主流意識形態內容的呈現也由“理解”轉變為“了解”。嚴肅且系統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被忽視，泛娛樂化和碎片化的信息大量涌入用戶的大腦，造成主流意識形態的構建和傳播呈現出分化、固化、無序化的后果。網絡亞文化和非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當道給錯誤思潮和不當觀念創造了生長空間，暗暗阻滯，甚至解構了主流意識形態內化于用戶心中、外化于用戶行為的進程。

網絡信息的過度娛樂化往往是商業和資本的合謀的產物，并反過來助推這種合謀。因此，躲藏在低俗庸俗內容背后的是資本之手，在娛樂內容的“麻痹”之下，用戶非常容易沉迷于“低級趣味”的狂歡之中自以為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和引導顯得更加寸步難行。在平臺優先的規則限制下，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內容要想將平臺作為傳播跳板就必須符合其規則和邏輯，這又會使得主流意識形態陷于被去中心化的解構風險中，抑或出現異化內容的滲透，降低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注意度，弱化了用戶對主流意識形態權威性和話語權的認同感。

4. 信息繭房降低主流意識形態的整合力

“信息繭房”是一個與推薦算法相伴相生的問題，沉浸在“信息繭房”中的人只聽自己選擇的東西和令自己愉悅的東西。“由于社會網絡和算法的疊加效應，人們在社交媒體上偶遇與自身觀點相左信息的概率只有5%—8%，并且只有一小部分用戶會點擊該內容。”推薦算法的個性化信息推送和偏好興趣迎合為用戶構筑了逐漸窄化和碎片化的信息接收狀態，用戶非但沒有享受到海量的信息資源，反而是沉浸于其感興趣的“一畝三分地”，被局限在“信息孤島”中，“信息繭房”問題便愈演愈烈。

信息繭房“助力”用戶回避主流意識形態，很大程度上蠶食了主流意識形態引領社會思想和心態的社會基礎。全局性、嚴謹性、真實性和權威性等是主流意識形態的顯著特征，然而在推薦算法的影響下，宏大的敘事風格竟成了其廣泛傳播的軟肋，嚴謹性致使吸引力下降，全面性（真實性的必要條件）引起針對性弱化，權威性誘發親和力喪失。在“個性化”的標簽下，用戶囿于“過濾異質信息，沉溺于同質信息”。碎片化信息的堆砌又滋長了用戶對推薦算法的依賴心理，弱化了用戶的整體性思維，使用戶一步步喪失主動獲取信息和獨立思考的習慣與能力，失去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耐心，也無法對主流意識形態產生系統而全面的認知，情感和價值上的認同更是難以達致，無形中提高了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難度系數。

信息繭房還會阻礙社會在主流意識形態層面共識的形成，并生成網絡“圈層化”，甚至群體極化的土壤環境。個性推薦在助力用戶找尋趣味相同的伙伴的同時，也加快了“圈層化”的形成速度。作為獨立的個體，用戶企盼在網絡空間中尋求興趣相同、志趣一致的群體，以滿足其價值歸屬和情感認同。由此，公共的網絡空間被分割成各種彼此間互不兼容的圈層，置身于其中的用戶只關注其所屬“圈內”的信息，對“圈外”的信息一概置之不理或一律反對，陷入“信息繭房”難以自拔，阻滯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建構，催生放大用戶的思維局限，不利于社會共同體意識的養成和強化，給社會思想的分化、極化提供可乘之機。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他明確要求，“探索將人工智能運用在新聞采集、生產、分發、接收、反饋中，用主流價值導向駕馭‘算法’，全面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我們在享受技術紅利的同時更應清醒認識技術攜帶的風險和挑戰，堅持文化主體性，以辯證的態度、長遠的眼光、全面的策略，順勢而為，應勢而動，積極應對，充分發揮黨的統籌全局、主流媒體的示范引領、黨政部門的監管治理等職能作用，積極引導、運用和駕馭推薦算法，有效助力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優化和創新。

1. 創新話語表達，用主流意識形態引領算法

意識形態的話語權與領導權相生相伴，只有把握好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才能捍衛其領導權的權威性。把握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與提升其傳播效度是密不可分的，這就需要加強理性表達，強化情感共鳴，用主流意識形態引領推薦算法，做到主流意識形態傳播不失語、不失聲、不失效。

主流意識形態在網絡空間的認可度既離不開內容的邏輯性和嚴謹性，更離不開話語表達方式和易接受度，因此，理性表達與感性體悟的有機結合就顯得尤為重要。主流意識形態傳播應強化理論闡釋和宣介的系統性、全面性和邏輯性，改“只說道不講理”的說教為原理闡釋和思想交流：選取喜聞樂見的事例、繪聲繪色的表達、通俗易懂的言語，將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容浸潤其中，爭奪注意力資源；借助虛擬現實和人工智能技術實現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場景化和立體化，幫助用戶在愉悅輕松的氛圍中感受主流意識形態內含的思想性和智慧性；以算法技術賦能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構建質量與流量兼顧、價值與興趣融合的傳播形式；貼近人們關切的社會問題和現實訴求，把宏大敘事有效嵌在現實關切之中，實現用戶對主流意識形態認同感的有效提升。

在推薦算法加持下的網絡空間呈現出輕價值、重娛樂，輕崇高、重現實的現象，要重塑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生態，必須將主流價值觀內嵌于推薦算法的架構過程和運行機制中，糾正技術引起的價值偏向。既然算法出自技術人員之手，就可以通過黨團組織加強對技術人員的道德熏染和正向引導。這必須在源頭上引領算法，堅持“算法向善”的原則，將隱藏在算法背后的價值偏差和道德漏洞揪出來并加以遏制馴化，構筑一支政治堅定、技術過硬的高水準網絡人才隊伍。同時，在技術上優化把關環節，調高主流意識形態內容的優先級，增加正向內容的曝光度，放大用戶正面興趣點的占比，約束負面消息的擴散，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創新和表達建構更加清朗的傳播生態。

2. 革新算法技術，為主流意識形態傳播服務

如何駕馭算法技術并突破“技術黑箱”，是在智能推送機制中掌控推薦內容、有效提升主流意識形態引領力的關鍵問題。

一方面，優化算法技術。主流意識形態主導力弱化的根源在于推薦算法的內容篩選和過濾機制是以流量和利益為目標的，這就使得娛樂性、媚俗化的信息充斥于信息池之中，因此，優化推送機制中的內容篩選和信息過濾環節就能夠有效緩解信息偏見和認知窄化的弊端，承擔起“把關人”的職責。在滿足用戶基本需求的基礎上，修正信息關聯規則，創新信息選擇和推送模型，重塑信息池中的信息類別占比，調高主流意識形態的權重，劃分信息質量等級，增加高等級信息的推送量，淘汰低等級信息，有效提升推送機制的傳播精度。堅持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將“情感”“意義”要素注入推薦算法，把正向情感與主流價值觀轉化為數據模型供推薦算法技術訓練學習，以情動人，用心感人，以正化人，有效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引領力。同時，以開放的心態懷抱新技術，提高技術敏感度，實現推薦算法技術與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的創新融合，拓寬其為主流意識形態傳播服務的渠道。

另一方面，提升推薦算法的透明度。提倡開源思想，鼓勵平臺以坦誠之姿面向社會，向用戶展示其運行原理和風險研判結果，提升算法數據、運行機制和背景的透明度，保障用戶最基本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增設輿情監管機制和推送效果反饋環節，堅持算法可解釋性的原則，分析不良社會輿論和危險思潮的發展走向，在源頭上消滅風險苗頭，對已受危害的情況提供保障和補救措施。除此之外，設立偏好檢測系統和反推薦機制，一旦檢測到用戶出現思維固化情況，平臺自動推送定量用戶“不喜歡”的內容，幫助用戶沖破“信息繭房”，豐富推薦算法推送內容的種類和范圍，增加用戶信息接收和思維發散的廣度，有效化解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空間被擠占的問題，實現信息推送的個性化、多元化和主流化的有機統一。

3. 完善防范制度，規范算法的運行和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依法治網作為基礎性手段，繼續加快制定完善互聯網領域法律法規，推動依法管網、依法辦網、依法上網，確保互聯網在法治軌道上健康運行。”網絡社會不是法外之地，必須完善相關規章制度，加強監管與排查，覆蓋信息篩選、推送和反饋各個環節，為主流意識形態在網絡空間的傳播保駕護航。

健全和完善網絡安全法律法規是規范算法運行的基礎。根據信息傳播的特點與推薦算法的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明確推薦算法的技術倫理，劃分推薦算法運行領域和權限范圍，健全算法相關的行業規范和行為準則，出臺算法相關的管理意見和政策措施，對可能出現但法律未界定的情況進行分析和判斷，明確推薦算法的何種做法是合法的，以法律的強制力約束網絡空間的亂象，預防可能的危險。同時，立法要科學及時，緊扣信息傳播時效性和互動性的特點，遵循推薦算法的發展規律，在保持其鮮活生命力的同時，有效實現推薦算法技術正向發展和網絡社會安全保障的有機統一，為主流意識形態提供清朗的傳播空間。

相關部門的監管和審查是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重要保障。強化網絡意識形態的監管工作，加大對推薦算法技術和信息市場的監管和干預，對違反法律法規或損害公眾利益的行為進行嚴厲懲罰，并將其改成參考案例供公眾了解，推動網絡社會法治化進程。監管和審查工作不能流于表面，也不要立于事后，利用算法技術定期對使用推薦算法的相關網站進行排查和核銷，對各平臺進行實時檢測，敢于斗爭，對危險思潮和不良思想要敢于亮劍，將危險苗頭掐滅，凈化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生態。

4. 提升算法素養，實現學會用好推薦算法

要想實現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容與用戶之間的有效傳達，必須提高公眾的算法素養，規避推薦算法帶來的風險。所謂“算法素養”就是指用戶能做到對推薦算法的運行機制和實現功能的基本了解，并明白伴隨著推薦算法而來的是何種風險和挑戰。

算法原理是培養算法素養的“敲門磚”，只有入了推薦算法的門，才能分析判斷其會引發何種風險。調動社會資源，強化平臺的責任意識，鼓勵平臺適度公開推薦算法的開發源代碼，公開運行方式和過程，介紹研發背景，讓用戶在對推薦算法有初步了解的基礎上，以謹慎的態度進行信息服務的選擇和消費。除此之外，邀請計算機和網絡行業的專家進行關于推薦算法引發風險的線上主題課程和講座，彌補用戶在原理方面的知識空缺，強化用戶對“信息繭房”“群體極化”“后真相”等效應影響社會和諧發展和社會凝聚力形成的認知。

推薦算法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是一件不可或缺的“法器”，既然改變不了大環境，轉變思路積極應對風險和挑戰才是上上之策。引導公眾以批判思維對待推薦算法，明確局限性所在，洞察推薦算法的迷惑性，自覺挖掘不同類型的信息，放大信息需求的廣度和深度，用自身觀念和行為的轉變沖破算法技術的牢籠。同時，提升用戶的信息甄別和整合能力是風險化解的“錦囊妙計”，以廣泛的知識儲備戳破“信息繭房”，用多元的信息范疇瓦解“群體極化”，以及時全面的社會熱點問題回應對沖“后真相”，憑系統全面的思維整合“碎片化”的信息，辨別和過濾消極負面的信息，抵制和拒絕不良低俗的內容，優化主流意識形態傳播受眾的偏好庫，增加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效度，開拓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新疆域，創造推薦算法與主流意識形態創新融合的新局面。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推動形成良好網絡生態。”在“萬物皆媒，人機共生”的智媒時代，推薦算法正以一種“隱而不宣”的方式深度嵌入社會生活，隨著其影響能力和輻射范圍的日益擴大，不斷推動信息分發方式和傳遞形態的深刻變革，開啟了信息傳播智能化的新紀元。在國際局勢復雜化背景下，在變化莫測的網絡空間場域中，原有的信息流動規則和社會權力結構正在被打破，主流意識形態極易被卷入推薦算法規制的“數據漩渦”，信息傳播新型秩序亟須構建。我們應該主動迎變，辨明推薦算法技術的本質與特征，探求推薦算法與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契合之處與發展之勢，積極尋求理解、融入、駕馭算法的實踐之策；科學應變，化“最大變量”為最大增量，抓住機會占領網絡空間的傳播主陣地，強化各網絡主體的意識形態安全意識，完善技術支持與基礎設施建設，促使推薦算法服務于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積極防范推薦算法引發的意識形態風險，進一步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指導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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