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當大部分人跳出了美國化的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之時,理論轉型就已經完成了。現在我們基本上都是他們的觀念囚徒。
一個政黨和一個人一樣,他可能犯錯誤,也可能改正錯誤,他可能生病,也可能恢復健康。眼下離開了共產黨,中國必亂,中國一亂,遭殃的是我們老百姓。
無論是推進簡政放權,還是建立權力清單、責任清單,亦或是“大道至簡”的理念,其有一個共同點,即一切要堅持依法行政、依法治國。
習近平主席周三說北京愿意了解臺灣同胞想法和需求,呼吁要對“臺獨”勢力保持高度警惕
當漏洞百出、涉嫌多處數據造假、學術水平極其低劣、政治指向十分露骨的《穹頂之下》被國內體制內外媒體鋪天蓋地推出之后,美國方面也開始赤膊上陣。
近年來互聯網輿論對北大的負面議論不絕于耳。看北大以及看今天中國的大學,一些人有很重的兩個情結,一個是西方情結,一個是民國情結。中國學生大量赴西方留學支持了前一個情結,后一個情結則像是純粹的價值評價,是表達不滿的借題發揮。
房地產大佬任志強又“開炮了”,語不驚人誓不休。他指責政府“過度強調了槍桿子和刀把子,反對西方的價值觀,文革之風又起來了”。他還成了“理論家”,用長微博刊發“什么是西方價值觀”,字里行間散發的“獨裁專制,民主憲政”等氣味,無非是為“西方價值觀”站臺。
中國某些輿論中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苗頭,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自廢武功的風險正在快速積累,近日發生的一些熱門事件更讓人看到了這一點,看到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被打著貌似“正義”旗號判處死刑的風險。有鑒于此,必須說明,我國下調經濟增長率目標值,絕不意味著決策層放棄經濟增長和繼續趕超的目標
1961年5月,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總結十年來的建設經驗時,專門提出要解決思想方法問題。在他提到的六條思想方法中,有五條涉及尊重客觀規律,不能超越實際的問題。其中指出:不斷革命論必須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不能超越革命發展階段;主觀能動性必須與客觀可能性相統一,不能過分強調主觀能動性,甚至蠻干,對客觀可能性估計不足,結果破壞了生產力;革命熱情必須與科學精神相結合,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在實施理論和思想時,不能與現實脫節;必須認識經濟發展的規律性,不能違背客觀規律。
如果出現了“通貨緊縮”,主流經濟學者會怎么做呢?據說,前一段時間,周小川收到無數要求降準、降息的折子。是的,他們的做法是:呼吁央行趕緊多發錢,別讓老百姓買便宜東西。每次降準、降息,都有一幫學者、分析師歡呼:我的意見被采納了!
眾人皆知,向神父下跪或加入外籍本不是啥新聞,但此事若發生在公眾人物身上,其雷人效果就足以讓眾生大跌眼鏡了。
通過這張雷鋒和張峻的合影,我們能夠看到,張峻是大尉軍銜,而雷鋒只是一名普通戰士,一名大尉為啥要為一名普通的戰士擺拍這么多的照片?
最近認真的看了一遍“穹頂之下”,雖然我很低調,但是還是想和你談談一些石油的事!畢竟我在這個現在似乎已經成了眾矢之的的企業從 事環保工作,我們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
十名赴美留學生“愛國自白”,“對中國體制越發自信”。日本青年加藤嘉一近日在日本媒體談了他留學美國的一大感慨,“中國留美學生愛國心增強”。
我大約自10年前始,發現中國存在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當今官方媒體使用率最高的“改革”一詞——這個所謂賦予了國家社會發展靈丹妙藥非凡意義的“改革”,一分類,是大不相同的。但凡涉及普通大眾利益的,諸如企業股份制改革、房地產改革、醫療衛生改、教育改革、社會保障改革、公路交通改革,都能快速、迅速甚至神速地出臺政策并全國推進;但凡涉及推進民主法制、削弱官員特權、削減貧富差距的改革,諸如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設立和完善、官員財產申報公開改革、公車改革、收入分配和稅收調節改革,總是千呼萬喚、一拖再拖,在高官或新聞發言人的嘴里
2015年兩會即將召開,糾結是因為進退兩難,難以取舍,糾結不是因為做的不對,而是因為怎么做都有錯的地方。 FID(飛笛資訊)簡單盤點了此次兩會前的五大糾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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