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自《紅鳳凰》

【原編者按】2021年9月3日，美國勞工黨（APL）機關刊物《紅鳳凰》刊發了美國南部研究生尼古拉斯·凱德·愛德華茲（Nicholas Kade Edwards）的來信，講述了他在南部的生活經歷，以及他如何跨越“紅州/藍州”（美國大選中，紅色代表共和黨；藍色代表民主黨）界線而變得激進。

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運動爆發后，全國各地的左翼人士和記者震驚地發現，工人階級反警察運動在南部小城鎮蔓延。在所謂的極度保守和信仰宗教的“紅州”，這些抗議活動，即使是那些打著共產主義運動的要求、意識形態和旗幟的行動，是怎樣辦到的呢？我自己的故事深深植根于該地區工人階級的苦難中，在政治發展的這一更大的時代背景下，這意味著我們不應該對這些動態感到如此驚訝。

在爭取人類解放和戰勝資本力量的斗爭中，教育和組織在本質上是有聯系的。就像人的家庭的基礎一樣，教育能維持并確保人們對建立在家庭之上的組織的忠誠。

在這方面，通過國家教育機構，世界上的老板們比工人運動更占據關鍵優勢。特別是，美國南部的潛在同志在公立學校受到無數的傷害。對美國教育體系的典型批評也適用——它的歷史被凈化，它的哲學被不加批判地復制，它的科學是教條的。

然而，在南部的文化氛圍中，教育體系和反抗力量往往會重疊，他們聚在一起，試圖創造一個完全不受質疑的無產階級者。正如馬克思曾經所描寫的德國那樣，在美國南部公立學校體系中，“一切都遭到強力的壓制；真正的思想混亂，即極端愚蠢的統治突然來臨”。

這種綜合結合了南部盛行的基督教情緒和惡毒的反共宣傳。正如資本主義的許多有害方面一樣，這種環境是可以自我復制和自我延續的。由這些條件創造的公民和思想家在錯誤意識下工作，重新建立創造他們的條件，并實行緊縮政策造成今天德克薩斯州的家庭供暖不足，以及整個地區爆發新冠疫情。這種情況下的學生成長為對應的老師。

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經常接觸到這類老師。在我十幾歲政治覺醒之前，我的老師們的保守政治思想讓我覺得很奇怪，有時也覺得生硬粗魯。畢竟，我是在一個相對非政治性的家庭中長大的。

當被問及此事時，我的父母告訴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共和黨“只關心富人”，所以他們把票投給了民主黨人。

當我有足夠的勇氣反對我的教育者的觀點時，我的同學們感到震驚，他們發現自己站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面前。對他們來說，這樣的標簽蘊含著危險。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民主黨人——意味著你支持更高的稅收、更少的“自由”和“殺嬰”。更進一步講，一個民主黨人甚至可能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共產主義者。這個詞對一個南方腹地的孩子意味著什么？顯然，電視和電影教會了我把這個詞和邪惡聯系起來。

“共產黨殺害的人比希特勒多。”這句話我一定在我小學和高中歷史課上聽過十幾次了。

“俄羅斯人憎恨基督教和上帝，”我四年級的老師認真地對25個易受影響的孩子說。

我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們。我周圍的世界對共產主義有一種說法：它對美國的生活方式構成了威脅。對于像我這樣的人來說，這是一種沒有未來的選擇，除了痛苦就是苦難。這種意識灌輸一直持續到我十五歲那年夏天。

在2012年大選的高潮時期，南部局勢非常緊張。隨著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連任在即，茶黨（Tea party）保守派傾向于給對手扣“赤色分子”帽子進行政治迫害，試圖增加商人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取代現任總統的機會。緊隨著“占領華爾街”運動和對資本主義有效性進行的更加公開的攻擊“共產主義者”一詞突然成為美國政治用語的一部分。

在我生命中的這個關鍵時刻，我住在祖父母土地上一個破舊的拖車式活動房屋里。在美國的另一個地區，它肯定會受到譴責。地板下垂，墻壁向后剝落，暴露在戶外。隆冬時節，拖車的電氣系統出現故障，使我們陷于寒冷之中。我父母分居了，我母親靠微薄的工資養活自己和三個孩子。我從八歲起就患有糖尿病，成了家里花銷最大的。

受疾病和家庭貧困困擾的我無法擺脫這一感覺：我所生活的社會出現了問題。我無法理解，在世界上最富裕、最強大的國家，為什么我們被允許生活在這樣的條件下。我開始尋找答案。

一開始，我轉向了自由意志主義——許多美國白人男孩走上激進道路的第一站。然而，我對激進政治的愛是短暫的。我很清楚，這個社會不需要被一個“更純粹”的版本所取代。相反，我得出的結論是，這個世界渴望重生。

慢慢地，這個想法進入了我的腦海：什么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什么？它們真的那么糟糕嗎？這個問題一直潛伏在我的腦海里。畢竟，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國際社會主義的化身——打敗了納粹，結束了大屠殺。

我已經下定決心了。我用生日時收到的20美元買了《資本論》、《國家與革命》和《共產黨宣言》。也許毫不奇怪，《宣言》給予了我最清晰的解釋。事實上，這本小冊子似乎呼吁革命性暴力，但我國的創造者們也是如此。我想，馬克思似乎是對的。

我被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世界吸引住了。我急切地加入線上交流，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左派理論。我在修正主義和反修正主義立場之間搖擺不定，最終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熱切地與任何愿意傾聽的人分享我的新政治信仰。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成了家鄉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經常問自己，我是怎么開始相信這些事情的？我的經歷絕非獨一無二；每天都有無數的兒童在同樣的條件下受苦。然而，他們中很少有人因為貧窮而選擇紀律嚴明的意識形態。我對馬克思主義的發現既快又混亂。然而，有了組織，工人運動可以觸及更多的心靈和思想。

資本主義為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無數傳播其信念的機會。在南部，階級意識正在上升。在阿拉巴馬州，工人們反對亞馬遜存在的對工人進行殘酷剝削的工作條件，并在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抗議活動中奮起反對國家暴力。工人階級中存在著一種憤怒——社會主義者必須承認這一點。將這種憤怒轉向我們的敵人是我們獲得解放的最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