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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學明：正確看待恩格斯的晚年思想
點擊：  作者：陳學明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  發布時間:2021-03-11 1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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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恩格斯在晚年確實認為資本主義已發生了新的變化，對自己原先的一些理論觀點有所否定，也對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策略做出了新的探索和思考。但是，恩格斯對原先的文本修正并沒有任何“顛覆”性的修改；對其早期思想的一些批評和否定，是站在科學共產主義立場上對“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觀點的批評和否定，而不是相反；恩格斯肯定無產階級政黨可以利用普選權進行合法斗爭，但認為這只是一種策略和手段，強調要認清議會民主制度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堅持合法的改良斗爭和暴力革命“兩手論”，而不是“一手論”，強調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2020年，在全國乃至在全世界，都以多種形式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進行這種紀念必然要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是紀念作為共產主義者的恩格斯還是紀念作為所謂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恩格斯？因為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不斷有人提出，恩格斯到了晚年，已放棄了早年的共產主義者立場而轉變成了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與此同時，他們對這種“轉變”又高度贊賞，企圖用共產主義的創始人也“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了，以證明自己的反共產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是正確的。他們否定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手法變為主要以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的名義來進行。這樣，對這些人來說，如今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無非是紀念作為所謂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恩格斯，紀念恩格斯對自己原有的觀點的“背離”和“放棄”。由此，我們今天紀念恩格斯，澄清對恩格斯晚年思想的歪曲，批判“恩格斯前后思想對立論”或者說“兩個恩格斯論”，還恩格斯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小提琴手”、偉大的共產主義者的本來面目，有著重大意義。

1883年馬克思逝世到1895年恩格斯謝世的12年間一般被認為是恩格斯的晚年。在這12年時間里恩格斯所寫下的著作和發表的演講，即被認為是恩格斯的晚年思想。那些認為恩格斯到了晚年轉變成了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人的主要依據就是恩格斯晚年的一些文獻。其中最主要的是這三個文獻：一是在馬克思逝世以后為《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再版單獨寫的5個“序言”；二是1886年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在美國出版時所寫的“美國版附錄”；三是1895年1月30日寫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

下面我們就集中探討一下這三個文獻，看看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恩格斯的晚年思想。

一、恩格斯晚年對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策略做出了新的探索和思考


在恩格斯晚年的文獻中，要找到這一方面的詞句是不難的，我們就看看他在上面提及的后兩個文獻中的相關論述。

在1886年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在美國出版時所寫的“美國版附錄”中，恩格斯直言道：“用講英語的讀者的本族語言呈現給他們的這本書，是四十多年以前寫的。那時作者還年輕，只有二十四歲，所以這本書就帶有作者青年時代的烙印，反映著他青年時代的優點和缺點；但是無論優點或缺點都沒有什么使他臉紅的地方。這本書譯成英文，完全不是作者倡議的。”[1]“幾乎用不著指出，本書在哲學、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總的理論觀點，和我現在的觀點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還沒有現代的國際社會主義，從那時起，首先是并且幾乎完全是由于馬克思的勞績，它才徹底發展成為科學。我這本書只是它的胚胎發展的一個階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發展的最初階段還要再現出我們的祖先魚類的鰓弧一樣，在本書中到處都可以發現現代社會主義從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國哲學起源的痕跡。例如，本書很強調這樣一個論點：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于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范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2]

在1895年1月30日所寫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中，恩格斯充分肯定工人階級爭取和利用普選權。他稱贊德國社會民主黨“給了世界各國同志們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們表明了應該怎樣使用普選權”[3]。他也非常贊同“法國馬克思主義綱領”中所說的：“選舉權已經被他們……由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的工具”[4]。恩格斯還具體列舉了選舉權對工人階級的種種好處，例如，“通過定期確認的選票數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長，既加強工人的勝利信心，同樣又增加對手的恐懼”；“給我們提供了關于我們自身力量和各個敵對黨派力量的精確情報，從而給了我們一把衡量我們的行動是否適度的獨一無二的尺子”；“它給了我們獨一無二的手段到人民還疏遠我們的地方去接觸群眾，并迫使一切政黨在全體人民面前回答我們的抨擊，維護自己的觀點和行動”；“它在帝國國會中給我們的代表提供了一個講壇，我們的代表在這個講壇上可以比在報刊上和集會上更有權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議會中的對手和議會外的群眾講話”，等等[5]。基于工人階級利用普選權所帶來的種種好處，恩格斯得出結論說：“人們發現，在資產階級用來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一些東西是工人階級能夠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斗爭的。”“結果弄得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于害怕起義成就。”[6]“世界歷史的諷刺把一切都顛倒了過來。我們是‘革命者’、‘顛覆者’，但是我們用合法手段卻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顛覆的辦法獲得的成就多得多。”[7]

在《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中，我們還會不時地看到恩格斯這樣的話：“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從1848年起經濟革命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這一切都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可見這個基礎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8]“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暴露出我們當時的看法只是一個幻想。歷史走得更遠：它不僅打破了我們當時的錯誤看法，并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斗爭的條件。1848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過時了，這一點值得在這里比較仔細地加以探討。”[9]

二、恩格斯晚年對原先的文本有所修正，但并不是“顛覆”性的修改

 

我們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848年推出《宣言》的，后來，《宣言》不斷再版。在1872～1893年這20多年的時間里，他們為不同的版本寫了7篇序言。前兩篇序言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從第3篇序言開始，由于馬克思“已經長眠于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經初次長出了青草”[10]，只能由恩格斯一人撰寫。在恩格斯所寫的這5篇序言中，對《宣言》中的有些觀點進行了修改，要求在實際運用《宣言》的原理時，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并明確指出其中的個別觀點已經“不適合”和“過時”。例如，《宣言》中的第一句話是：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一表述顯然是不確切的，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轉引這句話時在這句話的前面加上了一個括弧，在括弧中他寫道：“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11]。隨后在1888年英文版的正文中，恩格斯特地在“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后面加上了這樣一個腳注：“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12] 經這樣一補充，原文中的這句話就變得更加準確、嚴密，更加符合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現實。恩格斯把依據各國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實踐而獲得的新的理論成果補充進《宣言》之中。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在闡述俄國應如何根據《宣言》的基本原理來解決所面臨的歷史任務之時，提出了應當怎樣看待俄國農村公社的問題。恩格斯這樣詢問道：“俄國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必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13] 他所做出的回答是：“對于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復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14] 恩格斯在這里所補充進《宣言》中的這一論斷后來被十月革命完全證實。恩格斯在1892年的波蘭文版序言中論述了伴隨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波蘭無產階級與民族運動的關系，他指出：“波蘭貴族既沒有能夠保持住波蘭獨立，也沒有能夠重新爭得波蘭獨立……這種獨立只有年輕的波蘭無產階級才能爭得，而且在波蘭無產階級手里會很好地保持住。”[15] 恩格斯不僅把波蘭的民族獨立寄希望于波蘭的無產階級，而且還向國際無產階級發出號召：波蘭的這種獨立“是實現歐洲民族和諧的合作所必需的”，“歐洲所有其余各國工人都像波蘭工人本身一樣需要波蘭的獨立”。恩格斯在這里所闡述的波蘭無產階級對于民族獨立的歷史作用，以及波蘭獨立對于世界和諧的意義的觀點，后來的歷史進程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盡管恩格斯在這5篇序言中對《宣言》的內容做出了修改、說明和補充，但是在堅持《宣言》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結合時代的變遷和工人運動的實際發展情況而作，絕不意味著從根本上放棄了《宣言》的基本原理。我們可按照“序言”的時間順序，看一看恩格斯在晚年所寫的這5篇序言中是怎樣反復申明《宣言》的基本原理是正確的，以及又是怎樣肯定《宣言》的歷史作用的。

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說“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個人署名了”，認為“談不上對《宣言》作什么修改或補充了”[16] ，但有必要再次明確《宣言》的基本思想，并概括了“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這就是“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而這個斗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17] 這一段話是對《宣言》的思想最確切、最精練的概括，揭示了《宣言》基本原理之間的內在聯系。恩格斯不僅認為“這個思想”“完全是屬于馬克思一個人的”[18] ，而且實際上還向人們表明，貢獻給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這個思想”是不朽的。

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明確地把《宣言》視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共同綱領”。“《宣言》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現代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現在，它無疑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具有國際性的著作，是從西伯利亞到加利福尼亞的千百萬工人公認的共同綱領。”[19] 恩格斯為了強調《宣言》的基本原理的正確性，在這里轉引了他在前一個序言中所概括的“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并特地指出：“在我看來這一思想對歷史學必定會起到像達爾文學說對生物學所起的那樣的作用。”[20] 

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轉述了他與馬克思最后共同署名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全部內容。再次肯定了俄文版序言中曾經強調過的“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這一《宣言》的基本原理。

在1892年波蘭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欣慰地敘述說，“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來《宣言》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測量歐洲大陸大工業發展的一種尺度”，“根據《宣言》用某國文字發行的份數，不僅可以相當準確地判斷該國工人運動的狀況，而且可以相當準確地判斷該國大工業發展的程度”[21] 。還特別論述了《宣言》具有這樣效用的原因：“某一國家的大工業越發展，該國工人想要弄清楚他們作為工人階級在有產階級面前所處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強烈，工人中間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就越擴大，對《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長。”[22] 恩格斯講得十分清楚，《宣言》的功能就在于能滿足無產階級了解自己的真實處境和歷史使命的欲望，工業越是發展，無產階級的這種愿望就越是強烈，從而對《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大。

在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根據1848年革命及后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實踐，高度肯定了《宣言》中所作出的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的判斷。恩格斯說：“最近45年來，資產階級制度在各國引起了大工業的飛速發展，同時造成了人數眾多的、緊密團結的、強大的無產階級；這樣它就產生了——正如《宣言》所說——它自身的掘墓人。”[23] 并預言，《宣言》意大利文版的出版能成為“良好的預兆”，意大利因此而“會給我們一個新的但丁來宣告這個無產階級新紀元的誕生”[24] 。沒有對《宣言》所提出的基本原理的堅定信念，就不可能如此樂觀地展望意大利，乃至整個歐洲和整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前景！

在這里看不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放棄《宣言》基本原理的絲毫痕跡。認為恩格斯到了晚年已推翻了早年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觀點，依據的最主要的文本或許就是恩格斯在1886年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在美國出版時所寫的“美國版附錄”。恩格斯在“美國版附錄”的結尾這樣寫道：“有意地不刪去本書中的許多預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熱情使我大膽做出的英國將在最近發生社會革命的預言。值得驚奇的并不是這些預言中有那么多沒有言中，倒是竟然有這樣多已經實現了，而且當時我就已經預見到的（的確，我把時間估計得過分早了一些）德國、特別是美國的競爭將引起的英國工業的危急狀態，現在已經真正到來了。在這一點上我可以而且有責任使本書和當前的情況相符合。”[25] 我們知道，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美國版附錄”是專注于反思和修正他40多年前寫的這一著作的，但即使如此，他強調的還是40年前所寫的這一著作中“大膽做出的”“革命的預言”“竟然有這樣多已經實現了”，強調的是資本主義的危機狀態“現在已經真正到來了”，強調的是自己有責任使40年前寫的這一著作“和當前的情況相符合”。也就是說，恩格斯認為自己有責任表明《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即使寫于40多年前，但其基本觀點“和當前”是相符合的。這樣，他向讀者申明對40多年前寫的這一著作的“許多預言”現在再版時不“刪去”，是“有意”這樣做的。

再看恩格斯在逝世前5個月寫下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是如何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觀點加以肯定的。在這篇“導言”的一開始恩格斯就寫下了這樣一段話：“目前再版的這部著作，是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義觀點從一定經濟狀況出發來說明一段現代歷史的初次嘗試。在《宣言》中，用這個理論大略地說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馬克思和我在《新萊茵報》上發表的文章中，這個理論一直被用來解釋當時發生的政治事件。可是，這里的問題是要把一個對全歐洲都很關鍵而又很典型的多年發展過程中的內在因果聯系揭示出來，照作者看來，就是把政治事件歸結為最終是經濟原因的作用。”[26] 從一定的經濟狀況來說明政治事件、意識形態及社會歷史，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恩格斯在這里重申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并認為這是他與馬克思一再堅持的用以研究的一個基本方法。恩格斯又說，“使本書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是，在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國工人政黨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經濟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個使現代工人社會主義既與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等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截然不同，又與空想的以及自發的工人共產主義所提出的模糊的財產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說馬克思后來把這個公式也擴大到占有交換手段上，那么這種擴大不過是從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結論罷了”[27] 。可見，恩格斯在這篇“導言”中開篇就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兩大基本原理：一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二是消滅私有制、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的共產主義原理。對這兩個原理的肯定無疑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整體上的肯定。

三、恩格斯晚年對早期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進行了批評和否定


恩格斯對早期思想的批評和否定是什么性質，可從他在1886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在美國出版時所寫的“美國版附錄”中清晰了解。

如上所述，恩格斯在這一“美國版附錄”中對40多年前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的一個觀點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即“本書很強調這樣一個論點：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于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范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28] 從這里可以看到，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美國版附錄”中確實放棄了一種“共產主義”，他認為這種“共產主義理論”“在抽象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

那么，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共產主義理論呢？是一種抽象的、超階級的、不成熟的共產主義理論。具體地說，就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對共產主義所作的上述解釋。恩格斯認為，這樣一種對共產主義的超階級的理解，實際上也曾被資產階級鼓吹過，但由于封建階級不認可，從而馬上就“煙消云散”了。“1789年的法國資產者也曾宣稱資產階級的解放就是全人類的解放；但是，貴族和僧侶不肯同意，這一論斷——雖然當時它對封建主義來說是一個抽象的歷史真理——很快就變成了一句純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話而在革命斗爭的火焰中煙消云散了。”[29] 在恩格斯看來，問題的嚴重性在于，現在還有人不斷地在販賣這種超階級的共產主義。“現在也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從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觀點’向工人鼓吹一種凌駕于工人的階級利益和階級斗爭之上、企圖把兩個互相斗爭的階級的利益調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會主義，這些人如果不是還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披著羊皮的豺狼。”[30] 恩格斯在這里用詞是非常尖銳的，認為現在還在鼓吹這種超階級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的人，“不是還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披著羊皮的豺狼”。

我們回顧一下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的相關論述，以便對恩格斯在這里所做出的批判有更真切的了解。恩格斯說：“在原則上，共產主義是超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敵對的；共產主義只承認這種敵對在目前的歷史意義，但是否認它在將來還有存在的必要；共產主義正是以消除這種敵對為目的的。所以，只要這種敵對還存在，共產主義就認為，無產階級對他們的奴役者的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開始的工人運動的最重要的杠桿；但是共產主義比這種憤怒更進了一步，因為它并不僅僅是工人的事業，而是全人類的事業。”“而因為共產主義超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所以它和純粹無產階級的憲章主義比起來，更容易為資產階級的優秀的代表人物（但是這種人是極少的，而且只能從正在成長的一代中去尋找）所贊同。”[31] 從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的這段話可以看出，盡管不能把恩格斯當時對共產主義的理解與他在寫“美國版附錄”時所流行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同日而語，但是確實具有超階級的特征。恩格斯說，他當時對共產主義的這種理解“在抽象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是有理由的。

恩格斯在否定自己曾經不成熟的共產主義學說的基礎上，又對他所要堅持的“成熟的共產主義”理論作了“畫龍點睛”式的論述。“既然有產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對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階級就應當單獨地準備和實現社會革命。”[32] 這句話可以視為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的精髓，即共產主義事業實質上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共產主義事業的主體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來履行自己的歷史使命。隨著恩格斯從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他的共產主義理論也從超階級的“人道主義”理論轉變為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科學的理論。實際上，恩格斯寫下《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后不到三年，即在1847年，他就在《共產主義原理》中超越了那種超階級的觀點，把共產主義表述為“關于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說”[33] 。一年后，即1848年，恩格斯和馬克思在《宣言》中更是這樣說道：“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34] 

四、恩格斯肯定無產階級政黨可以利用普選權，但要認清議會民主制度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


恩格斯肯定利用普選權進行合法斗爭的代表作是在他逝世前寫下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文中指出，正當無產階級政黨在積極參與和利用議會民主制度之時，控制議會的資產階級政要卻在“破壞憲法，實行獨裁，恢復專制”[35] 。恩格斯說：“他們盡可以去通過他們的反顛覆法草案，把這些法案弄得更殘忍些，把全部刑法都變成一塊可以隨便捏的橡皮，而他們所能得到的，只是再次證明自己無能為力罷了。”“他們要想認真地對付社會民主黨就不得不采取完全不同的辦法。現在社會民主黨是靠遵守法律來從事顛覆的，要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顛覆，他們就只能運用秩序黨式的顛覆，即非破壞法律不可的顛覆。”[36] 恩格斯的意思是說，當議會民主制度變得對無產階級有利之時，資產階級馬上會露出真面目，他們會改變法律，破壞現成的法律，甚至實行獨裁，恢復專制。當然在恩格斯看來，資產階級一旦破壞法律，恢復專制，也是不能得逞的。他這樣正告資產階級：“如果有一方破壞契約，整個契約就要作廢，另一方也就不再受約束”，“如果你們破壞帝國憲法，那么社會民主黨也就可以放開手腳，能隨意對付你們了。但是它屆時究竟會怎樣做，——這點它今天未必會告訴你們。”[37] 恩格斯這里是在正告資產階級，實際上也是在提醒無產階級政黨：資產階級政黨隨時會翻臉破壞現成的法律，所以無產階級政黨也必須隨時準備“不再受自己承擔的義務的約束”，用其他的任何手段對付資產階級。

恩格斯在《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中講到進行合法斗爭時，往往會用“現在”這個限制詞，也就是說，在恩格斯看來，利用普選權、進行合法斗爭只有在“現在”這種形勢下才有一定的可行性。當時的社會民主黨的某些領導人在發表這個“導言”時要求恩格斯把“現在”這個限制詞去掉。恩格斯知道這個限制詞在這里的分量很重，刪去它就意味著把利用普選權、進行合法斗爭變成一個普適的戰略。他明確對這些領導人說：“你們想去掉‘現在’一詞，也就是把暫時的變成永久的，把相對的變成具有絕對意義的策略。我不會這樣做，也不能這樣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恥辱。”[38] 恩格斯似乎早已預見到，把“現在”這個限制詞去掉，有人就會因此把他說成一個力主改良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從而會使自己“蒙受恥辱”，然而，即使他沒有把這個詞刪掉，也有人要讓他“蒙受恥辱”。恩格斯在這個時期反復申明無產階級政黨的“守法”，利用普選權只是一種暫時使用的斗爭手段。他在不同的場合不斷地指出：“守法——目前暫時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們還是適用的，但絕不是不惜任何代價的守法，即使是口頭上也罷！”[39] “我談的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大的附帶條件。對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采用。就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適用了。”[40] 

只要仔細分析一下恩格斯肯定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的詞句，就會發現，他從來不會明確地說這一制度已經沒有“制度局限”和“階級局限”，從來沒有要工人階級完全認同這一制度。恩格斯在1894年給保·拉法格的一封信中，表達了對西方議會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戒心。“對無產階級來說，共和國和君主國不同的地方僅僅在于，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但是，共和國像其他任何政體一樣，是由它的內容決定的；只要它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國一樣敵視我們（撇開敵視的形式不談）。因此，無論把它看作本質上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形式，還是當它還被資產階級掌握時，就把社會主義的使命委托給它，都是毫無根據的幻想。我們可以迫使它作出某些讓步，但是決不能把我們自己的工作交給它去完成；即使我們能夠通過一個強大得一天之內就能使自己變為多數派的少數派去監督它，也不能那樣做……”[41] 恩格斯在這里明確提出，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是由其內容決定的，它毫無疑問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它必然要敵視無產階級。正因為如此，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對它抱有毫無根據的幻想，不能把自己的工作交給它來完成。

五、恩格斯肯定利用普選權進行合法斗爭，但堅持合法的改良斗爭和暴力革命“兩手論”，而不是“一手論”


首先需要明白，恩格斯在《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中有沒有明確地反對暴力革命。一些學者通過歪曲地引用恩格斯相關的言語，認為恩格斯在這里對暴力革命持反對態度。他們所引的是恩格斯這段話：“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暴露出我們當時的看法只是一個幻想。歷史走得更遠：它不僅打破了我們當時的錯誤看法，并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斗爭的條件。1848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過時了，這一點值得在這里比較仔細地加以探討。”[42] 而“1848年的斗爭方法”就有可能被這些學者認為是《宣言》中所說的暴力革命，如此一來，他們就能理所當然地把暴力革命作為一種“已經陳舊”的方法否定了。

恩格斯將其作為一種“已經陳舊”的方法加以否定的“1848年的斗爭方法”，是否指的是“《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其實，只要仔細閱讀原文就可知道，恩格斯在這里講得非常清楚，指的是“那些表現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壘戰”，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維也納”“1849年5月在德累斯頓”[43] 的那種方法。恩格斯認為，由于“斗爭的條件”“畢竟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種“舊式的起義”，即“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過決定作用的筑壘巷戰”，“現在大大過時了”[44] 。恩格斯認為“已經陳舊”并加以否定的只是“街壘戰”，而不是普遍的“暴力革命”。即恩格斯否定的只是“暴力革命”中的某種形式，而不是全部的暴力革命。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無產階級的導師不可能從根本上反對“暴力革命”，即使在他們肯定合法斗爭之時，也再三提醒人們不要放棄暴力的手段。

我們再看一看恩格斯寫完《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以后，預見到有人會利用這篇“導言”來反對暴力革命，他有一個“有言在先”。恩格斯是應《前進報》報社理查·費舍之約寫這篇“導言”的。在“導言”完稿后的第二天，即1885年3月8日，他就致信給此人說：“我不能容忍你們立誓忠于絕對守法，任何情況下都守法，甚至對那些已被其編制者違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簡言之，即忠于右臉挨了耳光再把左臉送過去的政策。”“我認為，如果你們宣揚絕對放棄暴力行為，是決撈不到一點好處的。沒有人會相信這一點，也沒有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政黨會走得這么遠，竟然放棄拿起武器對抗不法行為這一權利。”[45] 

沒多久，當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前進報》以社論的形式發表了一篇題為《目前革命應當怎樣進行》的文章，文章未經恩格斯的同意，從他剛寫完的“導言”中斷章取義地引用了幾段話，而這幾段話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恩格斯成了“無論如何要守法”的捍衛者。恩格斯閱后非常氣憤，當即向《前進報》編輯李卜克內西提出強烈抗議，對如此地歪曲他的觀點表示不滿。他在1895年4月1日“致卡爾·考茨基”的信中這樣寫道：“使我驚訝的是，今天我發現，《前進報》事先不通知我就發表了我的《導言》的摘錄，在這篇經過修飾整理的摘錄中，我是以一個愛好和平的、無論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現的。我特別希望《導言》現在能全文發表在《新時代》上，以消除這個可恥印象。”[46] 過了兩天，即在1895年4月3日，他又致信給保爾·拉法格說：“李卜克內西剛剛和我開了一個很妙的玩笑。他從我給馬克思關于1848~1850年的法國的幾篇文章寫的導言中，摘引了所有能為他的、無論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進行辯護的東西。近來，特別是目前柏林正在準備非常法的時候，他喜歡宣傳這個策略。但我談的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大的附帶條件。對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采用。就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適用了。”[47] 還有什么比此更清楚的語言能反映恩格斯對暴力革命的態度呢？恩格斯絕對不是一個主張“右臉挨了耳光再把左臉送過去”的人，絕對不會同意放棄暴力行為，放棄“拿起武器對抗不法行為這一權利”。我們不能撇開恩格斯這些明確的語言、明確的態度，片面地解讀這篇被視為恩格斯的“政治遺囑”的“導言”，來斷言恩格斯到了晚年對暴力革命一概持否定態度。

六、恩格斯晚年把利用普選權作為一種策略和手段，強調其要服從于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最終目標，即實現共產主義


恩格斯晚年即使對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策略進行了新的思考，所有策略的變化也都是作為手段的變化，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目標始終沒有變化。《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和《哥達綱領批判》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論述共產主義目標的“三大名篇”。那些認為恩格斯在晚年否定暴力革命手段的同時也否定共產主義目標的人，就提出恩格斯在晚年實際上已經與“三大名篇”的共產主義理想“相決裂”。

提出恩格斯的晚年理論，特別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美國版附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大名篇”的共產主義理想否定的人，完全不顧歷史事實。恩格斯是在1886年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寫“美國版附錄”的。隨后幾年，《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這三大名篇在歐洲都一再重版，恩格斯為這三大名篇的若干再版本作序。恩格斯在這些序言中十分清楚地告訴我們，恩格斯在晚年非但沒有放棄這三大名篇的共產主義學說，而且還一再聲明堅持這一學說。 

恩格斯在1888年《宣言》英文版序言中，一方面明確地把《宣言》視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共同綱領”，另一方面又重申了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下的結論：“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權利來加以修改。”[48] 這是恩格斯在1888年寫下的文字，強調的是《宣言》所闡述的一般原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甚至說連修改的權利都沒有。認為在兩年前即1886年，恩格斯已放棄了《宣言》的基本理論，顯然不符合事實。恩格斯在這里說明了為什么把這一《宣言》稱為《共產黨宣言》而不叫《社會主義宣言》的緣由。在恩格斯看來，主要原因就在于，當時，“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的運動，而共產主義則是工人階級的運動”。他還特地補充說：“后來我們也從沒有想到要把這個名稱拋棄。”[49] 恩格斯說“從來也沒有想到”要拋棄共產主義這個名稱，是他與馬克思從來也沒有放棄《宣言》的基本原理的最好佐證。

1891年柏林的《前進報》要再版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恩格斯特地寫了“導言”，即《卡·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書導言》。恩格斯這樣寫道：“公社一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應當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范他們。”“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嚇得大喊救命。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么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50] 眾所周知，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科學共產主義學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恩格斯在1891年重申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則，重申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說恩格斯于1886年就已放棄了《法蘭西內戰》的科學共產主義學說純屬無稽之談。

1891年，恩格斯主持出版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單行本，并寫了序言，即《卡·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序言》。恩格斯在這里把《哥達綱領批判》視為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綱領性文獻。恩格斯說：“如果我還延遲發表這個有關這次討論的重要的——也許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隱匿罪了。”[51] 1891年10月24日，恩格斯在給左爾格的信中也對《哥達綱領批判》“發揮了充分的作用”這一點表示“感到滿意”[52] 。如果恩格斯早在1886年就已放棄了《哥達綱領批判》的基本理論，為什么在1891年還要出版《哥達綱領批判》的單行本，并為之作序？為什么對該書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揮如此大的作用之喜悅之情溢于言表？

為了進一步駁斥恩格斯到了晚年已經放棄共產主義理想變成社會民主主義者觀點的荒謬性，我們再引證兩個歷史事實。

1890年恩格斯70歲，為了表達對這位共產主義理論的創始人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敬意，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學派和組織紛紛以各種形式向恩格斯致以70歲生日的祝賀。其中法國工人黨全國委員會的賀信中有這樣一段話：“親愛的公民：我們祝您——同馬克思一起作為很快就要達到目的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家的人，保持著火熱的心和年輕人的熱情的人健康長壽，祝您像新的摩西一樣，能夠看到無產階級進入共產主義的樂土。”[53] 恩格斯這樣回答這些祝賀信：“請你們相信，我的余生和我尚存的精力將獻給無產階級事業而進行的斗爭”[54] ，“我只有莊嚴地許約，要以自己的余生積極地為無產階級服務”[55] ，“我將以我還余下的有限歲月，和我還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獻給我為之服務已近五十年的偉大事業——國際無產階級的事業。”[56] 這是70歲的恩格斯所發出的心聲，這里絲毫看不出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放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痕跡，我們所看到的是這位共產主義理論的創始人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英雄氣概和獻身精神！

1894年1月，恩格斯在柏林出版了《〈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1891~1875）》，并寫了序。在序言中，恩格斯特地闡明了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區別，并且解釋了為什么他和馬克思“處處不把自己稱做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稱做共產主義者”的原因。他說：“這是因為當時在各個國家里那種根本不把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的口號寫在自己旗幟上的人自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他舉例說，在法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是指對工人階級懷著或多或少持久的但總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義者”。而在德國，“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是拉薩爾派”，“道地拉薩爾式的由國家資助的生產合作社仍然是他們綱領中唯一被正式承認的東西”。恩格斯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對馬克思和我來說，用如此有伸縮性的名稱來表示我們特有的觀點是絕對不行的”。恩格斯針對當前的實際情況接著指出，盡管“現在情況不同了，這個詞也許可以過得去”，但是，“對于經濟綱領不單純是一般社會主義的而直接是共產主義的黨來說，對于政治上的最終目的是消除整個國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黨來說，這個詞還是不確切的”。恩格斯最后這樣告誡所有追隨他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黨在發展，名稱卻不變。”[57] 恩格斯說得非常清楚，即使形勢發生了某些變化，黨也在發展，但“共產黨”的名稱不能改變，共產主義的目標不能丟。

至此，我們能夠嚴正地指出，恩格斯晚年并沒有放棄共產主義者的立場，成為所謂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他是在強調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同時，在資本主義發生新的變化的基礎上，對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策略做出了新的探索和思考，提出無產階級政黨可以充分利用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將合法斗爭與秘密斗爭、議會斗爭與暴力革命相結合，推動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各國的開展，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2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7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545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頁。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頁。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2頁。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頁。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頁。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頁。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頁。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頁。
[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頁。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頁。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頁。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頁。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頁。
[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頁。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頁。
[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頁。
[2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頁。
[2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頁。
[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9頁。
[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8頁。
[2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頁。
[2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6、537頁。
[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7頁。
[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7頁。
[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7頁。
[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86、587頁。
[3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7頁。
[3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5頁。
[3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頁。
[3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3頁。
[3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3頁。
[3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3頁。
[3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2頁。
[3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3頁。
[4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6頁。
[4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4、735頁。
[4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頁。
[4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6頁。
[4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546頁。
[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1頁。
[4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2頁。
[4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6頁。
[4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頁。
[4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頁。
[5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7、229頁。
[5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05頁。
[5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0頁。
[5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76頁。
[5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01頁。
[5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00頁。
[5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09~310頁。
[5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89、490頁。

*本文系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金重大項目“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史研究”（16JJD790010）的前期成果。

 

（作者系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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