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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考察與師生座談時指出，古人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勉勵和提醒每一個青年學子都要做一個心性光明、日日自新、不懈努力、目標遠大的人。習總書記又在2022年新年賀辭中情真意切、滿懷深意地對中國人民和海外同胞、僑胞說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也絕不是一馬平川、朝夕之間就能到達的。我們要常懷遠慮、居安思危，保持戰略定力和耐心，’致廣大而盡精微’。”道出了當今中國人民最應堅持的精神狀態和追求的目標境界，為立功創業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

習總書記對《大學》《中庸》的引用表明：《大學》《中庸》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典籍，儒家思想有“部分真理”。

《大學》《中庸》，原本都是儒家經典《禮記》中的篇章，“泯然眾人”一千余年。可是經過宋儒的鼓吹，尤其是北宋程顥、程頤兄弟和南宋朱熹朱夫子的鼓吹，《大學》成了孔氏之遺書，初學入德之門徑，“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中庸》則是“孔門傳授心法”，“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歷選前圣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總之，《大學》《中庸》不僅是儒學的入門法寶，而且還是儒學的總綱和基本內核。

《大學》和《中庸》雖然獨立成篇，但它們的內核基本是一致的，即大學之道與中庸之道弘揚的都是以仁、德和善為基礎和核心、以中庸這個最高的德行為根本的心性之道。

《大學》《中庸》到底是什么、為什么？不免謬種流傳，也不免“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本人也不揣冒昧，試圖給出自己的答案。

《論語·學而》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孔子弟子有若雖然講的是君子之為，但“他人有心，余忖度之”，萬事萬物皆因如此。欲知大學之道與中庸之道的本質屬性，也必知其根本。是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要知大學之道與中庸之道的本質，必須先基本了解和理解孔子的思想，因為《大學》是“入德之門”，《中庸》是“孔氏心法”，是直通孔子的思想和心靈深處的；反過來，孔子的思想和心靈基本就是《大學》和《中庸》的根本——本質屬性。

孔子——“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中庸》）。總之，在中國古代的讀書人看來，“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雖然是言過其實的溢美之詞，但孔子的人文思想豐富多彩倒是事實。上至天理，下及神祗，中屆治國理政、經世濟民、教書育人、道德人倫，等等，無所不有，無所不包。但只要來一番“爬羅剔抉，刮垢磨光”的功夫，不難發現，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仁”。

仁的基本含義是仁愛，即愛人。孔子說，仁者“愛人”。在他那里仁是一種普遍的愛，但絕不是一視同仁的愛，而是親疏有別、等差有序的愛。首先，仁愛最根本的是關于維護宗法血緣關系的愛。有若的“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可見仁的基點是家庭、家庭的親情之愛。其次，仁愛是關于貴族等級關系的主要原則。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切以“禮”為言行準則，而禮的中心內容是宗法等級制度，就是要君子或統治者“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第三，仁愛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解釋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最后，仁愛是廣濟博施、泛愛大眾。孔子認為，如果“博施于民而能濟眾”，那就超越了“仁”，成為了“圣”人。

仁還是道德準則。孔子的仁，要求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如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仁者先難而后獲。”“剛、毅、木、訥，近仁。”孔子的仁，還要求人循道求實、勇于實踐。孔子還說過，“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孔夫子說的“恭、寬、信、敏、惠”五者，恭、寬、信、惠是謂仁，而敏則是行，所謂“敏于事”者也。孔子之所以倡導言行一致、勇于實踐，既是為了反對那些偽君子和空談家，更是為了實現他的主張：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這些正是大學之道的核心思想。

孔夫子的哲學思想基本的就是他說的中庸。“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孔子的中庸，有力戒片面、取中適度的意思。如，“事舉其中。”（《左傳·哀公十一年》）“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孔子的中庸，還有靈活運用、注重權變的意思。如，“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孔子自己也是既堅持原則性，又實行靈活性的，比如，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孔子的中庸還內含有“和”的意思。“和”，就是在承認事物矛盾和差異的前提下進行調和，使事物達到和諧。有若的“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也不可行也”就忠實地反映了孔子“和”的思想。

孔夫子的哲學思想還有天命論的成分。孔子的天，有時是自然之天，但基本的是天命之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是神中的最高主宰，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因而“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因此，孔子“畏天命”，即使是道義之事，能否行之也由天定，“道之將行也于，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

總之，孔子的仁的實質，就是人，就是人性，就是以仁為基礎和核心的人的心性，而中庸之道既是孔子倡導的最高德行，又是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研習大學之道，自然要回到《大學》本身。

《大學》開宗明義，講了《大學》的三大綱領或曰三大目標：“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講大學的道理，在于彰顯自己光明的德性，使民眾棄舊圖新，使人的道德達到最完美的境界。又講了八個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都是為了修身，而齊家、治國和平天下則必須以修身為前提和基礎，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大學》“三綱”“明明德”的實質，是要弘揚人的內心的光明，使“人之初，性本善”的善性發揚光大。“親民”的實質，是要人棄舊圖新、去惡從善。“止于至善”的實質，是要人追求和實現至善至美的人性。

《大學》“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實質，都是“心之官則思”，并且修身的關鍵在于“正其心”，甚至可以說“正心”就是修身。因此，“大學”，是大人之學，是君子之學，是走向人生大道的學問。能夠研習“大學”，就意味著心性開始成熟，就要求有君子之德的遵守，就開啟了光明大道的修行。因此，大學之道，其實就是以“德”“善”為基礎和核心的人的心性之道。

研習中庸之道，必然要回到《中庸》本身。

《中庸》首先做出了一個具有終極性意味的哲學判斷：“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假設并根據這個假設闡述了天、性、道、教四者之間的關系。這個假設說的是上天賦予人的稟賦叫做性，遵循人的本性而行動叫做道，修養人的行為使之遵道而行這就叫做教。遵循人的本性而行的道，是人不能一刻離開的，能夠離開的就不是道了。這個“道”當是天之道或曰自然之道，是天之法則或曰自然法則。既然遵循人的本性就是道，那么，人的本性又是什么呢？《中庸》的作者子思認為，最直接的是人的喜怒哀樂的情感。人的喜怒哀樂的情感還沒有表現出來就是人的天性，無所偏倚，是謂曰中；表現出來而能合乎節度，無所乖度，是謂曰和。所謂中和者，有人認為，就是“中庸”，“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

中庸之在《中庸》一開始就有“在歧路”的傾向，到兩宋時諸儒仍然見仁見智。自然，朱熹的說法最具權威性，“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也。”“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見，中庸之道是天之道或自然之道的另一種說法或曰是孔子的哲學之辭。

中庸之道，不僅僅只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中庸》告訴人們，中庸還是“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就是把眾人觀點中過與不及的地方加以折中，取其中道來治理百姓。《論語》還告訴我們，中庸是“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子罕》）。是“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論語·堯曰》）。《中庸》更告訴人們，中庸是人們安身立命的方法，“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中庸之道還不惟如此，有人說中庸之道其實就是《尚書》（偽古文《尚書》）圣人之心法：“人心惟危，道心維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說的是人心變幻難測，道心中正入微；惟精惟一是道心的心法，人們必須保持惟精惟一之道，始終如一、堅貞不渝地堅持自己的理想和目標，最后使人心與道心合而為一，執中而行。

總結中庸之道的內容，不難發現，所謂中庸之道，實質就是：就是以中庸這個最高德行為根本的心性之道。

無論是《大學》《中庸》，還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他們都有一個根本的價值取向，即不是“致君堯舜上”，就是要求帝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因此，所謂大學之道與中庸之道的本質屬性，就是以仁、德善為基礎和核心、以中庸這個最高德行為根本的心性之道、帝王之道。

《大學》的篇章結構并不復雜，就是一個“總——分”的篇章結構。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將《大學》分為“經一章”“傳十章”，并且認為，“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他還認為，“格物致知”一章缺失，于是補傳“格物致知”，使《大學》有了“古本大學”與“致本大學”之別。余疑心這是朱熹“代圣人立傳”，把自己的思想當成了孔子和曾子的思想了。但無論如何，朱熹的觀點和補傳還是為人們理解《大學》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打開了新的思路。

經一章為大學的宗旨和綱要。其中，“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為大學的“三綱”，“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大學之“八目”。“三綱”“八目”層層遞進。“三綱”統領“八目”，“八目”實現“三綱”。“八目”中，從“格物”到“修身”是“內圣”，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外王”。儒家思想雖然廣博，但最基本的東西，就是通過“修己安人”達到“內圣外王”，就是梁啟超先生所說的，“人格鍛煉到精純，便是內圣；人格擴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儒家千言萬語，各種法門，都不外歸結到這一點。”

經一章開宗明義，說大學的道理，在于光明自己的德性，在于使民眾棄舊向新，在于使人的道德達到最善的境界。要達到這三個目標，就必須“知止”“有定”“心靜”“性安”“深思”“求得”。

欲“明明德”必自“格物”始。格物者，就是認識、研究萬事萬物。窮盡了萬事萬物的道理才能獲得知識，獲得了知識才能使自己意念真誠，意念真誠才能使心思端正，心思端正才能修養好品行，品行修養好才能治理好家庭，家庭修養好才能治理好國家，國家治理好才能使天下太平。這一“內圣外王”的修煉過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為本”——都要把修養自己的品行作為根本。如果根本亂了（沒有了這個根本），就不可能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果本末倒置（舍本逐末），該重視的不重視，不該重視的反而重視，也不可能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

所謂“明明德”，就是要自我明了并發揚人的光明的品德。

所謂“親民”，就是君主自新，人民更新。君主要率先垂范，以振起人民達到至善的境地。

所謂“止于至善”，就是明了“善之當止”“止之不可不知”“靜安之至則能慮而得”，就是做到“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友信”。

所謂“知本”，就是使那些“無情者”不能亂說虛妄之此惡，使民心畏服。

所謂“格物致知”，就是使能習《大學》之人接觸萬事萬物，探究鉆研，窮盡萬事萬物的道理。探得萬事萬物之理，自然使“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就使自己心靈的整體和作用都得以呈現了！

所謂“誠意”，就是不要自己欺騙自己，君子一定要“慎獨”——在自己獨處的時候保持謹慎。財富可以裝飾房屋，道德可以潤澤身心，心胸寬廣，自然安樂，所以君子一定要使自己意念真誠。

所謂“正心修身”，就是君子“不憂不懼”“不忿不樂”，就是要想修養好自己的品德，必須先端正自己的心思。

所謂“修身齊家”，就是人都有“親其所親”“賤其所惡”“畏其所敬”“哀其所矜”“敖其所惰”的偏見，而要消除這些偏見，就必須修養好自己的品行。只有修養好自己的品行，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家庭。

所謂“齊家治國”，就是治國必先治家，自己的家都管理不好，而能管教他人、治理國家，這是不可能的。家齊就必須“孝”“弟”“慈”，就是子孝、兄悌、父慈，就是朱熹所說的，“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育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于上而教成于下也。”就是要國君“如保赤子”——愛護百姓，如同父母愛護自己的嬰兒一樣。就是國君必須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國君一家仁愛，國人也會興起仁愛；國君一家禮讓，則國人也會興起禮讓；國君一人貪婪暴虐，國人就會群起作亂。就是要求君子首先行善，然后再要求別人行善；自己首先不作惡，然后再要求別人不作惡；自己首先奉行推己及人的恕道，然后再要求別人實行。這就是治國先治家的道理。

所謂“治國平天下 ”，就是國君要實行以身作則、推己及人的“絜距之道”——就是要做到“老老”“長長”“恤孤”——國君能尊敬老人，人民就會孝慈；國君能尊重長輩，人民就會敬老尊賢；國君能體恤孤寡，人民就會跟著仿效。就是國君要“慎乎德”——國君有德，則能得眾，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國君有德，才能得到人民擁護，有了人民的擁護，才能得到土地，有了土地，才能得到財富，有了財富，才能用度不匱。是故道德是根本，財富是末節，必須重民輕利，不與民爭利、教民劫奪。就是國君要“以善為寶”“以德為寶”“仁親為寶”。就是國君要“惟仁者為能愛人，能惡人”——親賢人，用能人、遠小人、去佞人。就是國君治國要有自己的法則——就是一定要忠誠守信，以獲取天下，如果驕橫奢侈，就會失去天下。產生財富也有自己的法則——就是從事生產的人多，消費財富的人少。生產財富的人勤奮，消費財富的人節損。有仁德的人利用財富富裕百姓，沒有仁德的人舍棄身價聚斂財富。從來沒有國國君喜愛仁德而在下位的人不喜愛忠義的，從來沒有過喜愛忠義而做事半途而廢的，從來沒有過國庫里的錢財不屬于國君的，因此，國家必須不以利為利，必須以義為利。

《中庸》較之《大學》，篇幅更長，內容更豐富，更得孔子之心法，為儒家“提絜綱維、開示蘊奧”之作。朱熹之前，《中庸》分章不一。朱熹將《中庸》分為三個部分、三十三章，遂為定式。

綜觀《中庸》全篇成“總——分——總”的結構，似比《大學》的“總——分”結構更符合文章做法。

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十一章。首章“蓋一篇之提要，而其下十章則引先圣之所言者以明之也。”（朱熹）

第二部分，第十二章到第二十章。“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復以先圣之言明之也。”第十二章為該部分樞紐，“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朱熹）

第三部分，第二十一章到第三十三章。“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復推說，互相發明，已盡所傳之意者也。”終章是《中庸》全篇的總結，“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叮嚀示人之意至深切矣”。

首章為《中庸》的“經一章”。作者子思首先就提出了一個關于“天”“性”“道”“教”的哲學命題。《中庸》之天，既是自然之天，更是倫理之天、性命之天。天命，是上天賦予萬物的稟賦。這種稟賦為人所擁有，就成了“性”。遵循天生的本性而動，就是“道”。修道使自己的修養合乎道的要求，就是“教”。“道”是無處不在、片刻不離的。君子必須修道。修道就是存養省察“戒慎”“恐懼”“隱”“顯”“慎獨”等功夫。君子須致“中”——“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君子須致“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普遍規律。

達到“中和”，就能使天地萬物各安其位、生生不息。或曰，“中和”即是“中庸”：“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兩說皆可通。

第二至第十一章，實際是孔子對中庸的自證自贊自嘆自許。孔子認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為君子“時中”——每時每刻都處于中道，知天命而依性修道。小人之所以反中庸，是因為小人不知天命，無所不為，無所畏懼。孔子稱頌中庸。他認為中庸是最高的德行。正因為是最高的德行，所以人們很難做到。人們為什么難以做到中庸？孔子認為是：聰明人自以為是、認識過頭，愚蠢者又不知其味，理解不了；賢能的人做得過分，不賢者又做得不夠。因此由衷感嘆：中庸之道大概難以實行了！然而，中庸之道又是可行的。因為舜之偉大，就是他實行了中庸之道——舜真是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就是舜兼聽則明、隱惡揚善，能把眾人觀點中過與不及的意見加以折中，取其中道來治理百姓。——舜能為之，天下君子又為什么不能為之呢？孔子又感嘆，人們為物欲蒙蔽，難以堅守中庸之道，“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可是他的學生顏回就能堅守——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矣——顏回選擇了中庸，得到了金玉良言，就能銘記在心、堅持不渝。孔子感嘆，堅守中庸很難，但是，再難也要堅守下去。要堅守，就必須“知”“仁”“勇”三者兼備，因為“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孔子認為，“素隱而怪”，那些不愿忍受“十年寒窗苦”追求“一舉成名天下知”的人是實行不了中庸之道的。“尊道而行”卻“期月難守”、半途而廢。這樣的人也是實行不了中庸之道的精神的。只有那些“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的“圣人”，才能堅守和實行中庸之道。

“道須臾不可離也。”因為，君子堅持的道既廣大又精微。匹夫匹婦可知、可行，但到精妙之處，雖圣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因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它是從飲食男女中開端的，但是，它到了最精妙之處，就能明察天地人間一切事物。

“道不遠人。”“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就像拿著斧柄砍伐木頭做斧柄，榜樣就在眼前。因此，君子按照人的固有之道來治理人，能做到盡己之心、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大概就離中庸之道不遠了。

君子之道有四條，就是：子事父以孝、臣事君以忠、弟事兄以悌、朋友交以信。這四條，孔子說——他謙虛地說，他沒有做到。這四條是平常的道德原則，君子都應做到，并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君子要“素其位而行”。“素其位”者，就是安于其位。處于富貴，安于富貴；處于貧賤，安于貧賤；處于夷狄，安于夷狄；處于患難，安于患難。如果君子不能“素其位而行”，那就像射箭一樣，射之不中，反求諸己。

君子之道要從身邊做起。“辟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處理好夫妻、兄弟、父子之間的關系，使之家庭和睦、歡樂祥和，就是中庸之道的開始。

君子之道似鬼如神。“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道就像鬼神一樣既隱微又顯著又真實無妄、不可掩蓋！

中庸之道的功用至大。舜因遵循中庸之道，至“德為圣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子孫永祀。有了中庸之道的大德，就可以得到福、祿、名、壽。但是，上天生育萬物，只是根據他們的資質而賜予，或培養，或傾覆。這樣，人們就必須順應天命，努力修養，踐行中庸，從而“大德者必受命”——有大德的人一定會承受天命。

文武周公之德亦大矣。文王“無憂”。他有王季那樣的父親，武王那樣的兒子；父親為他開創基業，武王繼承他的事業。武王繼承了祖先的事業，開創了王周數百年的統治，但他“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周公繼承了文王、武王的功業，追加祖先的王號，用天子之禮祭祀大王以前的祖先。

武王、周公亦孝矣。“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周公典章文武、制禮作樂。有宗廟之禮，有郊社之禮。“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治理國家就好像看手掌一樣！

孔子認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為政在人”——在于用人。政治的關鍵在人才，而人才在修身，修身在遵循中庸之道，遵循中庸之道在于以仁為本。仁就是人性，最重要的是親愛親人；義就是適宜，最重要的是尊敬賢人。親愛親人要有親疏之分，尊敬賢人要有等級之分，這就產生了禮。這些“壹是以修身為本”。“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最終在于知曉天理。

孔子認為，天下有五達道。五達道就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有三達德，即智、仁、勇。而實行這些道德必須“誠其意”。“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道了這三點，也就知道了如何治理天下和國家。

孔子認為，治理國家有九條準則。就是，修養自身，尊重賢人，親愛親人，敬重大臣，體恤群臣，愛民如子，招徠工匠，懷柔遠人，安撫諸侯。修養、尊賢等各有其方，照方抓藥，便得其法。比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就是修養自身的方法。用來實行這些準則的方法“行之者一也”——就是一個字——“誠”。“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誠”是上天的原則；實行“誠”是做人的原則。有天生就“誠”的人，這是圣人。而實行“誠”的人，就是選擇了善并堅定地追求善。要達到至善，就必須，“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唯天下之至誠”的圣人“可以贊化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叁矣“。賢人“致曲”，致力于某些方面的善端，引起事物的轉變，也能化育萬物。

子思認為，至誠之道，可以預知未來。至誠如神。

誠是自我完善的；道是自己運行的。“誠”貫穿于萬物發展的始終，沒有“誠”就沒有萬物。誠，并不是自我成就，更是成就萬事萬物。自我完善就是仁，成就萬物就是智。仁和智都是本性的德行。人至誠，就可以經久不息，進而悠遠、博厚、高明。悠遠、博厚、高明，就會覆載萬物，成就萬物，與天地叁。天地同樣有博厚、高明、悠久的品格。天、地、山、水雖微，但不斷累積，就匯成了宇宙的無限，這就契合“至誠無息”的道理。因此，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天人之道是相通的。

中庸之圣人之道偉乎大哉！“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悠悠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而知禮。”——君子要達到廣博的地位，又要窮盡精微之處；既要達到高明的境界，又要遵循中庸之道。

子思認為，“為下不倍”，必然安泰。若為下而“倍”——背叛，必取災殃。“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就是招災致難之道。“居上不驕”，必然清平。“王天下有三重焉”，就是“議禮”“制度”“考文”。做好這三件事，就少有過失。因而“本諸身”“征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這六條原則就是“君子之道”。君子遵而行之，就會成為天下人景仰、效法的對象。

子思贊美乃祖孔子。“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聰明睿智，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總之，沒有了乃祖孔子，就是“萬古如長夜”！

子思贊美“天下之至誠”。“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其實這也是贊美其乃祖孔子。

中庸之為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君子善于“慎獨”，常懷恭敬之心。君子修德必被百姓信服、懷念。君子以德示范，必致天下太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這是君子之道的最高境界！

意識總是被意識到了的社會存在，思想總是思想到了的社會存在。《大學》《中庸》能成為儒家經典，總有它們成為經典的理由和資本；它們能成為中華文化的古典，總有它們存在的理由和資本。

人類觀察、認識和思考自然、天地萬物的歷史，恐怕與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一樣漫長，因為自然、天地萬物是人類的第一個外界的對象。人類要生存、發展，就必須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周易·系辭下傳》）中國古代先民對自然、天地萬物的觀察、思考、認識和研究，結果有的成了經驗的總結，有的成了對法則或規律的揭示，有的則成了“中國的桌子會跳舞的”幻象。中國先民對自然、天地萬物觀察、思考、認識和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體現在《周易》一書之中。《周易》揭示的最根本的規律，就是陰陽之道，“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之道的實質，就是天道陰陽變化規律。《周易》的易道，以天道為代表并表現為天地人三才之道，實際是天道陰陽規律在人間的映照和衍化。天道陰陽，以日月運行為主，因為日月對人類影響最著。地道柔剛，分金木水火土，以此五行生化變化。人道像天法地，故有仁義禮智信五常。因此，象征天地人之道的易道，就是天道的陰陽之道、地道的剛柔之道，人道的仁義之道。

《周易》對天地人之道的揭示，闡述了許多人類的共同價值。例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地勢坤，君子厚德以載物”，等等。因此，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周易》，尤其是《周易》的前身的前身夏代的《連山》易是照進人類心靈的第一束陽光。

然而，在《周易》那里統一的易道，在先秦諸子那里卻分道揚鑣了。陰陽家、五行家，看到了陰陽衍化、五行變化，于是，人類社會成了大衍之數——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人類不過是天神的提線木偶罷了，陷入了神秘主義。老子的道德家，看到了自然法則、自然規律，于是，強調按自然法則辦事，無為無不為，并提煉出“慈”“儉”“不敢為天下先”等自然稟賦的價值作為人類的價值準則。

以儒解《易》，儒化《周易》最后儒化中國的是儒家創始人孔子。據說，《周易》的《文言》《系辭》大底為孔子所作。不管是與非是，大底都看到了儒家的哲學、儒家的思想，《大學》《中庸》的哲學和思想。比如，“乾元”“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義行之”。比如，《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足以干事”。比如“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近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比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仁，知者見之謂知。”等等。因此，儒家的主要價值：道、德、誠、意、仁、義、禮、智、信、忠、孝、節、勇、中、和，是以自然、天地萬物的屬性、稟賦、品格、法則和規律作為基礎的，是對人類的言論和行動具有示范和指示意義的。

《大學》《中庸》的本質屬性，是以仁、德善為基礎和核心、以中庸這個最高德行為根本的心性之道、帝王之道，實際是儒家主流價值的具體體現。既然儒家的主要價值來源于自然、天地萬物的屬性、稟賦、品格、法則和規律，那么，《大學》《中庸》的主要價值也是來源于對天之道和地之道的總結和揭示，具有自然的一定合理性和現實的合理性。

《大學》《中庸》最主要的是對人之道的揭示。儒家雖然承認《周易》天地之道對人之道的比附和決定作用，但儒家還是看到了人類自身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圣人”“賢人”的歷史作用。

儒家，包括《大學》《中庸》，將中國歷史上的英雄豪杰——堯舜、文武周公“圣”化或神化了。但是，褪去裹在他們身上的光環，人們不難看出：人類社會在階級社會里最直接的是階級斗爭，但無論是在階級社會還是在無階級社會，人類社會還有一個基本的基礎，就是人類社會共同體。在這個社會共同體中，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必然要篳路藍縷、披荊斬棘進行生產斗爭，必然要依照實際情況開展人類自身的斗爭，包括階級斗爭。在退無可退、不可避免的生產斗爭和人類自身的斗爭中，不可避免地產生自己的英雄豪杰，或者像儒家樹立的偶像那樣，產生出圣人和賢人。

儒家的圣人，實際是為宗族、氏族、民族和國家做出杰出貢獻的首領、帝王。

堯是儒家的第一個圣人。堯在《書經.堯典》中，就成為了光明和文明的化身：“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總之，堯是能親其親、睦其鄰、和其族、友其周圍其它民族的光披四方、至德至圣的人物。

舜在儒家經典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舜不僅是帝王的模范、道德的模范，而且更是勞動的模范。《韓非子》曰：“歷山之農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畝正”“東夷之陶者苦觚，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可見舜是一個勞動的多面手。不僅是勞動的多面手，而且是化解勞動中的矛盾和問題的能手。也許正因為是舜 在勞動生產中表現出的杰出才能，才讓其“大知”大善，成就大德，才成為一代帝王。至于人們熟悉的大禹更是勞動模范了。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自是家喻戶曉。大禹故事的底蘊實際就是：大禹是帶領民眾治水且取得成功的圣賢之人。

文武周公得到了孔夫子的怒贊。他們固然是古之圣賢。但正如孔子已經揭示的那樣，是奮幾代功業和基業，實際是奮幾十代之功業和基業。《詩經.生民》描述周人之始祖稷“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因而舜分明是一個既具有領導能力又能組織農業生產，既是一個農業專家又是一個勞動能手。正是周人的祖先率領族人劈荊斬刺、久久為功，才有了文武周公的輝煌。

因此，人類社會作為社會共同體，作為社會共同體在生產、生存和發展中涌現出來英雄豪杰，是能顯現出光明的品德的。《大學》《中庸》尊崇的光明品性是對歷史上和當時社會發生過的部分的、片面的社會歷史事實的提煉、概括和總結。《大學》曰“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并不是毫無事實根據的道德說教，而是有部分的、片面的社會事實和歷史事實作為根據的。《中庸》中的“中庸之道”、“君子之道”“誠”“仁”“義”等普遍價值更是如此。

《大學》提出的“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方法步驟，作為方法論至今還有現實價值和現實的指導意義。

總之，《大學》《中庸》涉及的主要價值是基于自然之道和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發生的部分的和片面的社會歷史事實提煉、概括和總結出來的，具有人類社會一定的共同價值，具有“部分真理”，不僅還能“古為今用”，而且還對當今社會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但是，《大學》《中庸》那一套又是可疑的，因為它并不是對自然歷史、人類社會歷史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反映和總結。

作為對自然歷史的反映，《中庸》提出了“天”“性”“道”“教”的哲學命題。《中庸》的作者顯然是從天命的“善”出發的。但是，無論作為自然的“天”，還是作為有神格人格意志的“天”，都是有善——天地贊化、生生不息；有惡——禹有九年之勞、湯有七年之旱。并不因大禹、成湯是賢明的君主就不降災。只講“善”的天，不講“惡”的天，既不是自然之道，反映到人類社會現實，自然也不是人之道。正因為如此，差不多就在子思的年代，諸子百家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起來了。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一家人的觀點針尖對麥芒。還有告子的性“無善無惡”論，恐怕還有性“有善有惡”論。嚴肅的儒家實踐論哲學變成了空洞的思辨哲學。究其原因，就是不承認“善”“惡”是自然之道對立的一體兩面；就是不曉得人的基本屬性其實就是人的社會性。人在現實性上，就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就像后稷一樣，在帶領族人進行生產、安居樂業中“修養”“光大”人的人性。正因為不是放在具體的、歷史的社會環境中“修養”“光大”人性，以為有一套“善”的價值即仁義禮智行等價值存在于上天賦予人的本性之中，以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就能光明心性，結果中國的儒家弟子中的相當一部分，圣賢書讀得越多，離時代的道德要求就愈遠，解決“時代之問”的能力就愈差，甚至，“舉茂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成了假道學、偽道學先生！

其次，《中庸》那一套并不能保證“中庸之道”“君子之道”的實行和實現。中庸之道和君子之道實行和實現的前提，就是“誠”“君子素其位而行”。“誠 ”或“不誠”暫且不論。因為一論，就會陷入思辨。單就“君子素其位而行”，其實就是沙灘上的建筑、天空上的樓閣。“素其位而行”，就是“安其位行事”。處于富貴，就做富貴之事；處于貧賤，就做貧賤之事；處于夷狄，就做夷狄之事；處于患難，就做患難之事。看似天衣無縫，其實漏洞百出。為什么？就以孔子盛贊的“郁郁乎文哉”的西周的等級、宗法制度為例。西周在奴隸主中實行嚴格的等級、宗法制度。西周領主貴族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四個等級，構成上對下控制、下對上服從的“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臣服關系。為維護這種等級關系，又用嫡長子繼承制的宗法制來確立政治、經濟權力的世襲和分配。在宗法制度下，宗族分大宗、小宗。周天子的王位由嫡長子繼承，稱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貴族的最高家長，也是政治上的共主。天子的庶子有的分封為諸侯，對天子來說是小宗，在本國則是大宗。諸侯的庶子有的分封為卿大夫，對諸侯來說是小宗，在本家則為大宗。長此以往，不僅建國日眾而國力日削，而且即使是周天子的宗族內部也會出現平民。可以這么說，西周的等級、宗法制就是漢武帝“推恩令”的原始版。西周的衰落肯定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西周的等級、宗法制的實行絕對是一個主要原因。一方面，宗族內部在不斷地發生階級和階層的分化，另一方面又造成即使是周天子的政治、經濟地位也在逐步下降，從而對諸侯國、尤其是邊遠地區的諸侯國控制力的下降，“郁郁乎文哉”的西周也不過太平了幾十年，到周平王東遷，就只能做他的名義上的天子了——“天下無敵”的“中庸之道”“君子之道”在現實的利益和實力面前一錢不值，被摔得粉碎！

再次，《中庸》的治國理政只能是空想。孔子認為，他的禮樂制度具有無窮的力量，“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這確實具有理想主義色彩。但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賢能如周公，竟致其親兄弟管叔、蔡叔起來造反！

又次，《大學》的“八目”邏輯上既自洽又不自洽。的確，齊家、治國、平天下（外王）必須以個人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內圣）為前提和基礎，但是，一個人內圣了并不見得就能治國平天下。為什么？一是，治國、平天下，與修身、齊家是不同質的事物，個人、家庭，一旦上升到國家、天下大事，就會發生質的變化。二是，治國理政在于一切從實際出發，時刻了解實際情況，根據實際情況作出合乎實際的決策，并沒有一個絕對真理或絕對真理的化身能保證“天下運于掌”。三是，治國理政靠的是能力和經驗，絕不是飽讀圣賢書就能如腦使臂、如掌使指。正因為如此，封建王朝的統治才變成九斤老太的口頭禪——一代不如一代！

最后，《大學》《中庸》的一些形式邏輯是矛盾的。最大的矛盾是《大學》在闡述“八目”的正遞進關系的時候。“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大學之人有明明德的志向，但他連“國”或者連治國的概念都是空白，他能“先治其國”嗎？！

綜上所述，《大學》《中庸》作為儒家的經典，從自然之道那里汲取了營養，從人類歷史中汲取了部分的、片面的經驗，確實具有部分真理，確實是中華優秀文化的遺產，不僅能“古為今用”，而且對現實還有啟示和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是，《大學》《中庸》，不從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出發，不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引出固有的規律，其結果只是：儒家的主張很美好，儒家的道德很高尚，以儒治國的結果卻總是較悲催——一治一亂，陷入兩千年的治亂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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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