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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家”衛興華（1925年10月~2019年12月6日）】

【編者按】本文為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衛興華教授所撰。原文以《我國當前貧富兩極分化現象及其根源》為題，刊于《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2年第5期。衛興華老師生前曾授權昆侖策網和“昆侖策研究院”2019年11月21日發布此文，成為留給我們的一份最重要的遺作。為配合深入理解和貫徹黨中央“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不斷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的重大決策和舉措精神，也為告慰這位“人民教育家”的在天之靈，現特重新編發此文，以供學習研究參考。

我國當前貧富兩極分化現象及其根源

【摘 要】構建我國公平的財富分配方式，應以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即共同富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為此，需要首先弄清為什么要搞社會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讓勞動群眾"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而實現這一目的的物質條件是快速發展生產力。這是社會主義的兩大抓手，需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社會主義的其他特點和規定都是從這里引申出來的。我國產生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趨勢，這是否是貧富兩極分化？什么是兩極分化？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貧富分化？需要明確回答。造成兩極分化的原因是什么？要分清淺層次原因和根本性原因。腐敗、壟斷、市場經濟發展不到位等是否是根本原因？不能簡單地把某些高收入富人群的出現看作是兩極分化的根源，還要看富人群體的產生是否同時導致了低收入的困難群體的產生。市場經濟發展不到位也不是根本原因。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收入的分配。貧富分化的根源存在于所有制關系中。

 二、怎樣認識和看待我國目前出現的財富分配不公和貧富分化現象？

社會主義要實現財富分配的公平，但公平不是平均，要反對平均主義。改革，就要改變傳統體制下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的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狀況，就要根據對社會貢獻的大小，拉開收入差距。對貢獻大的科學家、科技人員、管理人員和其他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給予較高的報酬是公平合理的。簡單地反對收入差距擴大并不科學。針對平均主義，拉開收入差距，使收入差距的擴大與各自勞動貢獻的差距相一致，是合理的，不應反對。需要緩解和消除的是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是貧富分化的出現。水稻專家袁隆平，為水稻高產做出重大貢獻，即使他收入再高，人民不會有意見。體育明星姚明曾年收入億元，也不會引來不滿，錢學森的收入與他的貢獻相比，恐怕是非常偏低的。講財富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過大，不應也不會包括上述這種情況。事實上人們的不滿與批評指向并不在這里，而是指向貢獻與收入脫節，或是低貢獻、無貢獻而高收入，或是依靠壓低職工收入進行剝削致富，或是靠投機鉆營致富，或是通過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致富等等，是指向這類富人階層。

造成我國貧富分化的原因，學界眾說紛紜，有多種不同的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應分清淺層次的、枝節性原因和深層次的根本性原因。

腐敗是不是根本原因？需要具體分析。腐敗，是指為人民所痛恨的公職人員以權謀私的非法行為。如果把腐敗只理解為貪污受賄，那就難以說明它是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這是因為，在貪官的行為暴露前，他一般作隱蔽狀，其所貪財富不會計入基尼系數。而當貪官敗露后，其所貪財富一律交公。再者，貪官畢竟是少數，占人口比重很小。即使將貪官納入暴富階層，他們至多是增加點富人數量，影響點基尼系數，而不會是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因為他們不是造成弱勢困難群體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不過有一點應注意到：貪官接受開發商的賄賂后，會以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為代價，讓開發商獲得暴利，增加了非法致富者的數量。

分析造成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即根源，要考察兩個方面：一是弄清為什么會出現一個占有財富很大比重的富人階層；二是弄清為什么會出現一個所占財富比重很小但所占人口比重很大的低收入群體，二者的統一才形成貧富分化。貪官與前者有聯系，但與后者無因果關系。

如果講腐敗，應看到腐敗的另一個層面。那就是在國企改制中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腐敗事實。我國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與企業主管和政府官員們的腐敗(包括經濟腐敗與政治腐敗)行為有關。這既造就了一批損公肥私、一夜暴富的私營企業主，迅速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又制造了大量失去生活保障的工人群體。這里可引用“反腐作家”張平親身見聞的材料作為事例。由張平小說改編的電影《生死抉擇》，曾在國內產生過重大影響。張平2008年被選為山西省副省長。張平講過這樣一段話：“我原以為天下只有農民苦。后來發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一旦下崗失業，沒有土地，沒有糧食，比農民還苦。”他曾采訪過數十個國有大中型企業，他發現“一個個工廠迅速完蛋，全都與領導者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有關。而工人們很可憐，他們也知道腐敗在發生，但他們沒辦法。我沒想到工人這么苦，原來的三線工廠X廠，工人大批下崗沒人管，集體自殺40多人，他們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視，以期待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親人家屬”。張平還具體講述了企業蛀蟲們侵吞國有財產以自肥的千奇百怪的驚人事例(見《報刊文摘》2008年2月20日)。根據宗寒的《兩只眼看中國資產層》一書提供的統計資料，1982年至1992年，國有資產年均流失500億元，而在90年代，年均流失5000億元。全部流入私人腰包，造就了多少個千萬、億萬富翁。1998年至2002年的私營企業中，有25.7%的企業是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而來。根據2005年的調查，私營企業中的35.2%原是國有企業。2007年的資料表明，私營企業的7萬億元的資本中，有至少1/3或以上是由國企和集體經濟轉移來的。這種轉移，除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化公為私外，更多的是由大量國有中小型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為私營企業而來。而原公有制經濟中的職工則成為由私人資本支配的低收入的雇傭勞動者，還有大量國企工人下崗，成為生活困難群體。

可以看出，國有企業大量資產流向私人，又有大量工人下崗，是造成貧富分化的一個途徑。但需要將其與私有制經濟的大量發展和公私經濟主體地位逆向發展聯系起來統一考察，才能說明問題。

認為壟斷是造成貧富分化的根源也難成立。首先，國有企業并不都是壟斷企業，壟斷企業居少數。《人民日報》2012年5月17日發表的由三位記者撰寫的《競爭讓國企更優秀》一文明確指出：“提及國企特別是央企，很多人自然地就會想到‘壟斷’。事實上從目前的行業分布看，90%以上國企處于高度競爭的行業。”即使是壟斷企業，利潤額高，但上繳稅收額一般高于利潤額，也高于私企外企稅收與利潤之比。國企利潤的主要部分用于積累，擴大生產，仍歸國家和人民所有，不像私營外資企業，利潤全歸私人占有。第二，有些國企高管的收入偏高，為世人所詬病，需要調整，但改革開放以來，國企在數量、產值和所占GDP的比重上日益降低，私營和外資企業占GDP的比重達到了70%-80%。根據《人民日報》2011年8月10日的報道，國家工商總局提供的統計資料顯示，私營企業達903.49萬戶，外商投資企業44.59萬戶，個體工商戶3601.13萬戶。而國有企業則不斷減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1998年，全國國有企業雖已減少很多，還有238000個。2007年下降到112000個，減少了一半多，現在更少了。2009年，國有工業企業只剩9105家。中央國企2003年有196戶，2011年減少為117戶。年收入幾十萬、百萬元或以上的國企高管數字未見到統計，但億萬富翁統計中未見國企高管，即使假定有幾千個或上萬個國企高管拿了高薪，也構不成全國貧富分化的原因。第三，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國有企業內部，無論屬于競爭性或壟斷性行業，都不會造成低收入的困難群體。有人指責國企職工的工資偏高，但國企普通職工的平均工資高于私企和外企職工，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這正是社會主義企業優越于資本主義企業所在。正好說明認為壟斷是產生兩極分化的原因的觀點不能成立。還應看到一點：私營外資企業從銀行貸款還本付息后，其增殖的部分除繳稅后全部歸業主私有，而國有企業貸款還本付息后的稅后利潤，用于積累仍歸公有，而且還需要上交一部分利潤。由此看，國企普通職工收入高一點、相當于私企職工的近兩倍也并非不合理。當然，有的企業連抄表人員也年薪高達10萬元，是會引起非議的。

有人靠炒股致富，有人靠炒房獲得暴利，影星、歌星、體育明星、金融證券行業從業人員、國企高管、畫家以及科技教育界的某些人士獲得高收入，可以增加擴大收入差距的因素，擴大了高收入群體，會增大基尼系數，將其算入貧富分化的富方也可以。演藝界、金融證券界和國企高管的過高收入與低收入困難群體相比，存在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過高收入應予以調節。但這不是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因為他們并沒有造成大量低收入困難群體。

有的學者認為，貧富差距擴大，是因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不到位，不規范。似乎只要市場經濟發展好了，差距就會縮小。這種看法，既不符合市場經濟理論，也不符合歷史事實。西方學者認為，私有制的市場經濟承認分配不公平。例如，《現代日本經濟事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一書中，講到私有制市場經濟制度的三個基本原則時，指出：“私有財產當作生產資料使用時，就成為利潤活動的源泉，容易利用所有權的優越地位剝削工人”；市場機制的分配“是以不平等為前提”，“分配一般就是不平等的”；“在一夜之間既有可能變為大富翁，又有可能變成窮光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常識也告訴人們，在私有制商品經濟中，價值規律的作用，除自發配置資源和促進生產力發展外，還會促進兩極分化。從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歷史事實來看，貧富差距呈擴大趨勢。2011年12月21日，《光明日報》轉載了德國學者舒爾茨的《美國貧富差距史無前例》一文，文中指出，“近100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從來未像現在這樣嚴重，一邊是占總人口1%的幸福的超級富翁，另一邊是占總人口99%的那些人。目前，400個最富美國人占有的財富超過1.5億底層美國人占有的財富總和。”我們看到，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就是99%對抗1%。文章又說：連美國中央情報局公布的報告中也說：“美國的貧富分化比突尼斯或埃及更為嚴重。”“從本世紀初開始，問題就不單單是社會出現兩極分化了，問題還在于分化在加速。2002年到2007年間，65%的收入落入了最上層的納稅者的腰包里。雖然美國的生產率自新千年以來得到巨大提高，但大多數美國人沒有從中受益，民眾平均年收入減少了10%以上。”

尋找造成全社會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必須是既造成了一批財富日益增大、人數日益增多的富人群體，同時又造成了人數眾多的低收入群體。這就必然涉及所有制問題。應當注意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評離開生產資料所有制抽象地談論“平等權利”、“公平分配”的錯誤。他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這里所講的“生產條件的分配”就是指生產資料條件分配在誰手中的問題。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著資本主義分配方式；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著社會主義分配方式。馬克思尖銳批評“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學者(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并解釋為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么又要開倒車呢？”所謂“真實的關系”，就是分配關系取決于所有制關系，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離開這種真實關系，不考慮所有制關系去圍繞著分配兜圈子，空談“公平分配”，是在開倒車，解決不了問題。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觀點和我國的實際情況，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外資本主義經濟即私營和外資企業的大量發展。私有制的小商品生產就會產生分化，我國有些私營企業就是從小商品生產起家的。而資本主義經濟則會擴大兩極分化的范圍和趨勢。私營經濟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兩方面的分化，一方面是企業間的競爭，優勝劣汰，會發生分化；另一方面是資方與勞方的貧富分化。資本利潤與勞動工資是天然矛盾的。資本處于強勢，追求利潤最大化；勞動處于劣勢，工資被盡量壓低。特別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前20多年中，私企外企利用我國廉價勞動力，有的還嚴重侵犯工人權益，迅速發展，擴大資本積累，而工資一般低于勞動力價值。加之地方官員重引進，重維護外商利益；重內外資本，輕勞動；忽視維護工人權益，勞資利益分化就更加明顯。億萬富豪群由此產生，低收入的雇傭勞動者群體也由此形成。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貧富分化的趨勢已較明顯，基尼系數已超過警戒線，2000年已超過0.45。但多年以來，還宣傳處理收入分配的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重視效率，再分配重視公平”，表明初次分配可以不重視公平。事實上，收入差距嚴重擴大，正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結果，靠再分配是不能有效縮小差距的，何況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很不健全。這是重抓發展生產力而輕抓共同富裕的表現。

有關資料表明，目前，我國城鎮職工在私企和外企就業的比重已達80%以上。據《中國的人力資源狀況》白皮書顯示，2009年，國有單位就業人數占城鎮就業人數的比例下降到20.6%。另據《京華時報》2012年3月27日文章顯示，我國國有企業員工與就業總人口之比已不到8%。集體企業的數量和就業人口也已很少。這表明，我國絕大部分城鎮職工，成為受中外私人資本支配的廉價勞動力。他們的工資收入和勞動處境遠遠低于國有企業。從2009年起國家統計局，開始公布私營單位工資調查的主要數據。數據表明，2008年“我國城鎮私營單位從業人員數量大，但平均工資較低，約為17071元。”這個平均數中包括收入較高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收入，純工人的年收入比這個平均數會更低。有統計資料表明，國有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多年來幾近私企職工平均工資的2倍。國家統計局2010年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09年全國國企在崗職工年均工資為35053元，而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均工資僅18199元，只相當于國企的52%。

再看看外資企業的情況。美國蘋果公司是一家全球著名的電子科技產品生產企業。在美國，蘋果公司的員工待遇很高，年薪平均高于10萬美元，但它在中國搞“血汗工廠”。2010年1月至5月，蘋果公司在華最大供應商富士康公司的員工因不堪諸多壓力發生連續12起跳樓事件，震驚社會。為蘋果公司生產產品的在華三家富士康工廠，經國外維護勞工權益協會進行廣泛抽查，發現了很多問題。它“違反中國法律以及行規，要求員工每周工作60小時以上，有時還要求員工連續上班11天以上”，每天工作14小時也是常事。該維護勞工權益協會說：富士康公司的三家中國工廠存在“重大用工問題”，“有相當多的工人對自身健康和安全沒有把握”。經過對3.5萬名以上的員工進行調查，“發現了多處違反勞動法的現象”。美國多家環保組織和公平勞工協會的調查報告指出：蘋果公司在中國的供應商的產品是以“毒害環境、傷害社區、犧牲工人利益”為代價的。存在嚴重的健康與安全危險，以及勞動時間過長、拖欠工資等問題。工資低，60%以上的員工工資無法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有的員工拿不到加班工資。富士康擁有120萬中國員工，靠剝削大陸的廉價勞動力而獲得高利潤。據美國《紐約時報》2012年3月31日的報道說，“在擁有數十萬富士康員工的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已經從2005年的每月635元提高到現在的1500元”，“以美元計算的工資由于人民幣升值，增長更快。在2005年，按當時的匯率計算，最低工資為80美元，而現在已經達到240美元左右”。這個增加了的工資水平也遠遠低于我國國企的平均工資水平。

在維護勞工權益協會調查和富士康員工抗議的壓力下，在“西方消費者對工人工作條件的種種擔憂”下，富士康宣布要減少加班時間和大幅提高員工薪酬。決定加薪25%，達到月薪約400美元(合人民幣2600元)。大幅加薪后依然低于中國國有企業的平均工資。

總之，無論是私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作為資本主義經濟，是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目前，我國強調以人為本、公平正義、民生為重、共同富裕，強調改革與發展的成果要惠及廣大人民群眾，以扭轉抓發展生產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軟的格局。但是，中央的正確決策也遇到種種雜音的干擾。有人反對公平分配，說什么公平不能用秤稱，沒有衡量標準；有人仍主張效率優先，認為經濟發展了，蛋糕做大了，自然會趨向分配公平；有人提倡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目前的分配不公，種種矛盾，是市場經濟發展不夠和被扭曲的結果；有人主張私有化，認為國有企業壟斷、妨害了效率和公平。有人繼續宣揚“國退民進”，并謊稱這是中央確定的“改革方向”。其實，中央是一直不贊同這一提法的。這些主張和觀點都是不正確和不符合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