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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發展和應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總書記在多次會議上講，政治經濟學沒有過時，《資本論》沒有過時，我們對西方經濟學要去偽存真，堅持以我為主。上世紀90年代，總書記在福建寧德和福州工作的時候，也發表過多篇文章講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在具體的經濟工作中，西方的新古典經濟學仍然占據著主流地位，這是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格局，從經濟學的學科設置、理論工具的使用、話語體系等多方面都存在這樣的現象。

現在存在政治話語、學術話語和理論話語互相脫節的現象。一些人在正式場合講堅持馬克思主義，在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時候，往往表面上用的是中央文件的提法、總書記闡述的觀點，但具體分析問題時所運用的理論內核，卻是西方經濟學的，甚至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和方法。

隨著我們進入新時代、新階段，經濟工作迫切需要基礎理論的創新，首先要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見。

比如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19世紀的產物，那時連中央銀行都沒有，它怎么能適應今天的實際？還有人認為，政治經濟學是關于意識形態的理論，不是實際應用的科學。還有一種看法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歷史中曾經走過很多彎路，說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錯誤的。還有人說，政治經濟學沒有數理基礎，所以是不科學的。    

這些觀點實際上都是不成立的。從歷史角度看，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路徑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歷史上都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邊緣”國家，所以我們才運用政治經濟學指導自己的革命和建設。不能反過來說，是因為錯誤地運用了政治經濟學才會落后的。

如果中國不是堅持用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分析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并采取了重工業優先發展、靠組織協作完成國內積累、獨立自主對外開放等措施，而是安裝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主張融入全球體系，那么就不可能建立獨立的經濟體系和產業體系，并取得今天的成就。

關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用于解決具體經濟問題的疑問，我們應給以歷史的分析。西方古典經濟學產生于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從當時反封建的角度來說，它是進步的，它主張勞動價值論，主張市場經濟，主張個人理性。直到19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所謂“邊際革命”，正是資本主義制度得到鞏固的時期。

但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鞏固和內部矛盾的暴露，西方經濟學從科學變成了為資本主義辯護的學說；隨著勞資矛盾的激化，勞動價值論也被放棄了。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前蘇聯過于強調政治經濟學的政治性，忽略了它的科學性和應用性，也窒息了它的生命力。應該說，這個問題在中國也是存在的。這就導致上世紀80年代后西方經濟學逐步成為指導經濟工作的主流思想。

不過，這些都是暫時的現象。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資本主義以來200多年的發展，并沒有超出馬克思的預料。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導致利潤率周期性下降的規律，迄今為止并未改變。

有人問：馬克思曾經預言“資本主義必然滅亡”，但現在資本主義還好好的呀!列寧在20世紀初期就提出，“帝國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但是為什么至今還“垂而不死”、還有強大生命力?

答案很簡單。西方國家并沒有解決危機，僅僅是把危機轉移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少數發達國家通過掠奪全世界的資源，在國內建設“福利社會”，緩解社會矛盾，其代價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然處在尖銳的兩極分化中，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兩極分化，則從來沒有解決。

的確，二戰以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行了改良，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資本特權、改善社會公平、提高勞動者的經濟和社會地位。

比如，發達國家普遍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緩解了貧富兩極分化，實行宏觀調控和國家干預，使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波動幅度大為減小，還建立了一些國有企業。

對此，20世紀20世紀50年代英國社會主義工黨的理論家麥克萊倫認為，二戰之后的資本主義同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資本主義已經有了顯著差別，表現在資本不再具有支配一切的特權、知識經濟讓資本家和工人階級的界限模糊、政府職能擴大到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普遍建立了福利制度等，從而他認為，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已經在歐洲出現了。

我國很多人也據此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拯救資本主義的“良藥”，并不需要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就能夠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了。

那么能否據此就認定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不再有效、現代資本主義已經解決了其內在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已經實現“趨同”了呢?事情沒有這么簡單。

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能夠“改良”，是建立在一系列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的。這些歷史條件包括：

首先，是“二戰”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多年來積累的過剩資本、資產泡沫進行了消耗，也削弱了過去的壟斷資本集團，從而讓二戰之后的政府有條件采取措施約束資本、改善社會公平。

其次，是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競爭的外部壓力。蘇聯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民就業、勞動者有保障的國家，工人階級有很高的社會地位。西方國家為了應對蘇聯的競爭，防止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不得不也發展社會福利事業。

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支持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工人運動，支持殖民地國家的反帝、反殖、反霸斗爭，也給資本主義國家造成了壓力。

但是，到20世紀20世紀80年代之后，這種外部壓力逐步減弱和消失，西方國家的資本特權迅速膨脹，資本的力量大大超越制約資本的力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就再度出現了。

這就證明，西方國家20世紀50-20世紀70年代短暫出現的資本和勞動處于均勢的局面(被一些學者稱為“凱恩斯妥協”)，只是一系列條件下出現的偶然現象，而不說明資本主義社會自身能夠解決其內在的矛盾。

再就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高福利”模式，是建立在剝奪發展中國家的基礎上的。這樣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著歷史形成的得天獨厚的條件，但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走這條路沒有條件。資本主義制度解決了少數國家發達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大多數國家如何實現發展的問題。

資本主義并沒有消滅危機，而僅僅是轉移了危機。如果沒有中國這樣的“世界工廠”，西方的福利國家是不可能建成的。正如一句流行語所說——

從來就沒有什么“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

上面的分析證明，資本主義以來200多年的發展，并沒有超出馬克思的預料。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導致利潤率周期性下降的規律，迄今為止并未改變。

有人說，在馬克思時代，對很多具體經濟問題，包括銀行理論、宏觀經濟學、產業組織，以及后來的信息經濟學等等，或者沒有研究，或者當時還沒有遇到這些問題。你怎么說它能解決現實問題呢？

我們可以打個比方：政治經濟學和現實經濟問題，兩者之間是“主機”和“軟件”的關系。主機的操作系統是有嚴格的意識形態屬性的，新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兩者的基本立場、價值導向有根本的不同。但現實具體的經濟問題和人的經濟行為，東西方理論是有共通之處的。

意識形態和具體經濟問題可以分開對待，取決于把“U盤”插在哪個機器上。現在很多實用性的學科，它背后默認的理論基礎還是新古典經濟學。我們要把“主機”換過來，但這些解決具體問題的軟件可以繼續用。

從西方金融危機開始，西方經濟學遇到了危機，西方人自己也在反思。

第一，西方經濟學缺乏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認定私有制和“個人理性”千古不變；

第二，西方經濟學偏好靜態、微觀分析和均衡理論，缺乏辯證、系統觀點，而經濟運行大部分時間處在非均衡狀態，甚至是遠離均衡狀態，從而導致分析嚴重偏離現實；

第三，西方經濟學將政治和經濟相互割裂，堅持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立場。當資本主義在上升時期，西方經濟學理論上的不足可以被掩蓋起來，而金融危機使得這些問題得以充分暴露。

我們處在新的發展階段，遇到很多新問題，客觀上需要政治經濟學的新理論。

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30年，我們在經濟制度上進行了多方面探索和創新，但對其中的經驗教訓，缺乏系統的理論總結。

改革開放40多年，我國創造了經濟發展奇跡，一是因為市場競爭和對外開放激活了內生動力，二是前30年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基礎。但理論總是落后于實踐，這一時期我們的經濟理論還處于引進和跟隨的狀態。

現在可以看得比較清楚：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成功，有很多特殊歷史性因素，使得它占據了全球化的先機。西方發展模式不能代表普遍發展規律，我們不能簡單照搬。在發展中國家，凡是全盤照搬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的，幾乎沒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我們必須以自己的經驗為基礎，創造新的經濟學理論。

現在對一些具體政策的爭論，對問題的認識，必須運用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指導才能夠解決。

第一，怎樣認識百年未有大變局。習總書記講過，百年未有的大變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長期周期的結束。

長期周期的理論依據就是《資本論》第三卷提出的“利潤率下降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在其中寫道：“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資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生產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而不是反過來生產資料只是生產者社會的生活過程不斷擴大的手段。以廣大生產者群眾的被剝奪和貧困化為基礎的資本價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內運動，這些限制不斷與資本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須使用的并旨在無限制地增加生產，為生產而生產，無條件地發展勞動社會生產力的生產方法相矛盾”。而這種矛盾的解決辦法必須是“一部分資本...閑置下來，甚至使它部分地毀滅”。（見《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8、282頁）

這種矛盾運動，必然導致從自由資本主義到壟斷資本主義，又從工業資本主義到商業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這樣的周期。盡管西方社會還沒有發生社會革命，但它肯定跳不出這個周期。認識到這一點，就能夠看到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模式遇到的危機是不可能通過短期的政策調整解決的，從而在中美博弈中堅定我們的立場。

第二，怎樣認識經濟增速下降，特別是民營資本的投資不足。按照一些人的主張，只要再降低投資的門檻、降低勞動力的成本，就能夠激發經濟的活力。但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這恰恰是我們過去過度降低投資門檻，地方靠降低稅收、降低環境標準、降低勞動力成本，搞競爭性的招商引資，結果導致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供給的不平衡。

現在一般競爭性領域投資已經過剩，要加強投資拉動，必須擴大基礎性、戰略性領域的國家投資。至于鼓勵消費的問題，因為居民收入苦樂不均，中產階級以上人群的消費欲望已基本滿足，但低收入者甚至買不起必需品，必須調整分配關系才能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

關于通過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問題，有人批評政府投資，認為解決內需不足，關鍵在于繼續放松政府管制、繼續政府退出經濟。這實際上是陷入了西方經濟學的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派之爭。

無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是西方發達國家為應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而采取的短期管理手段，而實踐證明都是失敗的。所以我們不能認為這兩者非此即彼、非要選一個不可。

隨著資本擴張，在剩余價值率不變的情況下，平均成本利潤率存在持續下降的趨勢。這種趨勢使得資本主義經濟存在著“技術革命-資本擴張-利潤率下降-經濟危機à資本消滅-新的產業革命”的周期性循環。

隨著資本擴張，經濟出現利潤率下降、產能過剩、需求不足、兩極分化等現象，資本通過金融擴張、海外擴張、削減工人福利等辦法尋找出路、維護利潤。

一旦這些手段窮盡，就會爆發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以及可能由此引發的戰爭消滅過剩資本，迎來新的發展周期。

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后，西方國家希望減少危機帶來的震蕩，“凱恩斯主義”登上歷史舞臺。

凱恩斯主義主張需求側管理，認為商品總需求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解決的對策是政府“放水”，即通過舉辦公共工程、社會福利、加強二次分配來擴大總需求、實現充分就業。

凱恩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不同的，凱恩斯主義認為可以不觸動所有制和生產方式，僅僅通過再分配就可以消除危機，這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判的拉薩爾主義。

需求側管理為二戰后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創造了條件，20世紀40至70年代是收入差距縮小、社會公平穩定、經濟增長率較高的時期，這在西方歷史上是罕見的。

但是，需求側改革并沒有消除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發生的機制和根源，僅僅是推遲了它的到來，“利潤率下降規律”仍然頑強地發揮著作用。1973年開始，西方國家又陷入“滯脹”困境。

在“滯脹”面前，經過幾十年和平發展又一次壯大的壟斷資本力量，推動“供給學派”走上歷史舞臺。“供給學派”把“滯脹”歸結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擴張政策，認為是需求擴張導致了政府債務纏身、福利負擔過重、企業缺乏競爭力，轉而采取降低稅收、提高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削減社會福利、鼓勵資本不受限制地流動等措施，由于這些措施都是著眼于生產領域，故而稱為“供給學派”。

但“供給學派”存在著名實不符的問題。供給學派的理論基礎有三點：

一是供給能夠自動創造需求，只要抓好供給，需求就能夠自動適應供給，從而恢復經濟增長的活力;

二是經濟增長來源于生產的質量和效率;

三是自由市場能夠實現生產要素的最優配置。

其中，第二點是我們認可的，但第三點并不成立。“供給學派”的實質是以“改善供給質量”之名，行私有化和自由化之實，并沒有充分實現改善供給質量的目標。

總之，西方的“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管理”都是在資本主義框架下，應對經濟危機的不同政策主張。由于基本政治經濟制度的限制，這兩種辦法都是僅僅從供給和需求這些表象出發，而沒有觸及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機制，在理論上是不徹底的。同時，它們使用的主要手段是財政、貨幣、稅收等間接調控手段，而并沒有觸及生產關系，即所有制、分配方式、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

這兩種辦法在短期內有一定效果，但只屬于“對癥治療”，即“治標”，能夠改善癥狀，但不能消除病因，而且在治療癥狀的同時還可能造成“藥物依賴”，甚至埋下更嚴重的隱患。

具體地說，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只刺激總需求，而沒有改變分配關系，雖然通過雨露均沾起到了緩和勞資矛盾、擴大總需求的作用，但其擴大總需求的措施通過政府舉債和剝奪第三世界而維持，不具備可持續性。

需求側改革的措施，還阻礙了“資本消滅”的過程，導致20世紀80年代之后，西方國家并未從低利潤率的脆弱狀態中恢復。供給學派也沒有消除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

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放松管制加劇了經濟金融化;削減稅收和福利，實質是劫貧濟富、劫公濟私，打破了20世紀40年代之后形成的資本和勞工力量的平衡，導致兩極分化擴大。通過發行貨幣和擴大債務刺激經濟，形成高杠桿率。在難以調整一次分配的情況下，主要依靠二次分配維持高福利，以致造成福利陷阱。這些都是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

對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解，要脫離“非凱恩斯主義即供給學派”的陷阱。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學界的主流把西方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理論，導致在凱恩斯主義和供給學派兩者中非此即彼的認識誤區。

他們把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2008年以來我國政府采取的擴大基礎設施投資等措施簡單歸結為“凱恩斯主義”，認為這是導致產能過剩的原因，并以此自然推導出：“需求側改革是短期措施、供給側改革是長期措施”、“需求側改革就是政府干預、供給側改革就是發揮市場作用”等不準確的觀點。而沒有看到，這兩種辦法在根本上都沒有解決西方的問題，今天中國經濟存在的困難不是市場經濟自身周期性運動的結果，新自由主義的做法同緩解今天的經濟困難是背道而馳的。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依據應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其主要理論依據包括：

1、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循環中，生產起基礎性作用，生產方式決定了分配和消費方式。

2、無政府狀態的競爭導致產能過剩;

3、勞資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導致需求不足。

近年來，后一個問題已經開始緩解，目前最突出的矛盾在供給側，供給側的矛盾主要是結構性的，即在居民需求升級的情況下，供給水平適應不了需求的變化。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是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對立面是資本主義生產目的，要抑制和糾正資本主義條件下以資本為中心的生產方式，避免資本周期性運動導致的經濟危機和波動，實現以人的真實需求為目標的生產。

當前經濟的主要結構性問題可以歸結為：

一是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相比，實體經濟薄弱。

二是在實體經濟內部，基礎性、戰略性、公共性的領域和環節薄弱，一般競爭性領域和環節過剩。

三是在生產要素的供給方面，物質要素的供給能力已經達到較高水平，但是高水平人力資源的供給欠賬較大。

在需求方也有結構性問題：

一是當前群眾需要最迫切的不是一般競爭領域的消費品，而是醫療、教育、生態等公共產品;

二是需求特征的階層分化突出：高收入群體有超強購買能力，但無法在國內滿足。中低收入群體還有大量的基本需求、公共消費需求尚未滿足，但購買力有限。

可見，解決上述這些問題，與新自由主義理念不同，都需要國家和市場同時起作用，特別是要補上生產和消費領域的公共品短板，還要穩定和提高勞動者的福利待遇，為轉型升級打下人力資源基礎。

勞動性市場不是流動性越強越好，最有所謂工匠精神的德國和日本，都是勞動力市場和福利比較穩定的國家。

我們要從西方經濟學流派之爭中跳出來，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指導，通過調整生產關系、調整黨政關系，調整政治和經濟的關系，才能產生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第三，關于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問題。

我們曾經試圖用西方經濟理論證明醫療為什么要堅持公益性、堅持公立醫院主導。西方經濟理論以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為前提，要證明醫療領域的市場失效，就要用信息不對稱、契約不完全等等理由進行復雜的推導。這樣的證明，等于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給私有制的基礎打補丁，理不直氣不壯；而且推理太復雜，基層的同志也很難理解。

用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問題很清楚：不管是政府辦還是市場辦，只要把醫療作為商品，它就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的背離。如果重視疾病的預防，醫療本身的價值就不能實現。而醫療的使用價值恰恰是要維護人的健康，人最好不生病。

所以在任何情況下，不能把醫療作為商品看待。這樣就可以解釋，現在我們大部分醫院還是公立醫院，而且已經取消了藥品加提成，為什么醫療費用還這么高？就是因為“醫療商品化”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即滿足社會的真實需要，而不是滿足資本對價值增值的需要。

包括房子是用來住的，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醫院是為人治病的，以及下一步怎樣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如新基建、鄉村振興、西部開發等，就是要滿足老百姓的真實需要，這樣才能使經濟增長獲得動力。

1960年毛主席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中也提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這個說法值得研究，社會主義社會中，沒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很多，低收入者沒有支付能力，基礎科研沒有支付能力，有人對醫療和教育沒有支付能力。但如果滿足了這些需求，對社會就是人的再生產，是長期經濟發展的動力。

筆記中還講到，對社會的產品要分析，有的用來擴大再生產，有的用于社會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業，這是用于間接擴大再生產的。關于農業農村問題，他主張不應該把人都搞到城市去。這是用系統的觀點，通過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增強經濟增長的動力。這給我們啟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有它內在的經濟邏輯，完全可以用來解決我們經濟中遇到的現實問題，而不僅是批判性的理論。   

隨著形勢的變化，政治經濟學廣泛走入應用領域的條件已經逐步具備。在上世紀60-70年代，由于還沒有引入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中到底存在什么問題，還缺乏實踐知識，所以那時我們還沒有條件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現在經過70年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探索，我們應該有條件進行理論的總結。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是在批判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當代，我們有了豐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對西方經濟理論有了系統的了解，經過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我們完全有條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并實現螺旋式的上升。

加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

和教學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是要明確定位。包括大學的學科設置，不應僅僅把政治經濟學作為政治課的一個學科，而應認識到它是解決實際問題的工具。

當然研究過程中會涉及很多現實問題，比如在課堂上就會有學生問，為什么中國要發展民營經濟，企業和職工之間是否存在剝削關系等等類似問題，這一定要從理論上說清楚，不能含糊，這樣才能真正讓大家接受這一理論。

二是要重視理論研究和創新。要改革僵化的課程和教材，促進政治經濟學和現在“主流”經濟學的對話，不同學科的學者要接觸、交流、融合，不能各研究各的。

《資本論》的邏輯起點和論證脈絡很清楚，從商品的兩重性出發，推導出社會階級的分化，邏輯是完整的。而西方經濟學自身也有完整的邏輯，就是從供給和需求分析開始，形成整套理論體系，當然是以“私有制有效率”為基礎。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需要有這樣的邏輯完整的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