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闞道遠：警惕國際經濟競爭中的西方意識形態霸權

點擊：7011 作者：闞道遠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發布時間:2021-10-27 11: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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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闞道遠，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摘要] 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國家之間既有合作，也有競爭。然而，某些西方發達國家慣于在經濟競爭中操弄意識形態霸權，塑造全球輿論和公共意見，政治化乃至于污名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正當經貿行為，以助力西方跨國企業攫取超額利潤、實現跨國剝削，維護西方對全球的經濟統治。西方意識形態霸權在國際經濟競爭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威脅到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產業安全和經濟安全，誤導全球公共輿論和政治價值觀走向歧途，不利于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應當對這種意識形態滲透的全局性、隱蔽性、危害性保持高度警惕，運用綜合手段進行有效反制，深入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樹牢新時代國家安全觀，切實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

[關鍵詞] 國際經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霸權；經濟安全；國家安全

經濟貿易全球化是造福于全人類的歷史大趨勢，西方發達國家實際上歷來是其最大獲益者。然而，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西方一些政治勢力固守經濟問題政治化、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化的冷戰思維，利用占優勢的政治權力、文化權力、輿論權力干預國際經濟競爭，以期通過意識形態博弈、文化心理戰阻礙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產業崛起，從而繼續獲得和維持跨國超額利潤。從中美貿易摩擦到“華為事件”，再到“新冠疫苗事件”“新疆棉花事件”等，某些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競爭中操弄意識形態霸權的行徑一再上演，為世界人民認清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真面目提供了豐富而又鮮活的現實案例和反面教材。要從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高度分析研判國際經濟競爭中的西方意識形態霸權的現實影響與發展趨勢，切實增強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能力。

一、國際經濟競爭中西方意識形態霸權的基本特征

意識形態霸權作為西方“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世界統治權力的關鍵支柱。冷戰結束之后，西方意識形態霸權在世界政治中日益活躍，成為一種無形的、無處不在的“彌散性權力”，兼具西方霸權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新時期西方政治滲透新變化的顯著特點。這種權力越來越頻繁而又深刻地介入國際經濟競爭中，扮演了影響甚至左右國際經貿發展和國際關系的“重要變量”的角色。

1. 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為根基，發揮其維護西方霸權體系和西方主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功能

冷戰以來，世界政治變成了“觀念的政治”，蘇聯東歐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為基礎的文化霸權尖銳對立，意識形態沖突與國家利益沖突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國際紛爭的主線。蘇東劇變之后，西方認為這是一場典型的“以觀念打敗觀念”的勝利，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打贏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標志著“歷史的終結”和“意識形態的終結”。伴隨著蘇聯解體之后出現的“權力真空”，西方迅速占領了原蘇聯東歐集團的勢力范圍，并不遺余力地進行民主輸出和制度輸出，西方意識形態霸權在世界范圍內強勢擴張。“政治權力只不過是經濟權力的產物”，[1](P80)作為一種政治“軟實力”，西方意識形態的“霸道”自然有其“硬實力”基礎。正因為西方經濟權力、軍事權力為意識形態權力的構成和“膨脹”提供了必要的資源、條件和底氣，才使得西方民主人權宣傳和“普世價值”神話獲得廣泛市場和受眾青睞。同時，西方利用意識形態權力在文化傳播、思想建構、價值主導、制度輸出上的優勢，有效彌補了經濟、軍事權力在某些領域運用受限的短板，亦成為維系西方霸權體系的重要支柱之一。21世紀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干涉他國內政的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敘利亞戰爭等軍事行動遭到國際道義的強烈譴責，推動“顏色革命”和制度輸出的實踐在伊拉克、利比亞、埃及等國家接連破產，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深層次、體系性矛盾不斷暴露，再加上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失策失利和社會矛盾激化，預示著西方霸權的系統性危機和國際權勢結構的重大變化。在此背景下，西方世界經過對維系霸權體系的資源投入和戰略成本細致考量發現，不能單純依賴軍事行動和經濟制裁等“顯性”做法和赤裸手段，需要更加積極運用意識形態軟權力遮蔽真實意圖，采取靈活、柔性、管用的“隱性”戰略手段，以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立體滲透的方式方法，塑造西方主宰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并從打擊和削弱戰略競爭對手的綜合實力尤其是經濟實力入手，從根本上維護其主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2. 以助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及其跨國企業獲得超額利潤為主要目標，開展輿論造勢和文化塑造

21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舞臺上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60%以上，[2](P12)正在實現整體性崛起。這種發展趨勢，將通過各國產業發展分化、國際分工布局變化和利益分配格局調整，逐漸改變近代以來西方國家主宰世界經濟格局的基本面貌，對全球經濟治理、國際關系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然而，西方跨國企業不能容忍國際產業布局和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后的跨國超額利潤的喪失，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不甘于經濟霸權地位的終結。列寧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國際資本“不是單純地為我們效勞，而是為了大大地撈一把”，“靠獨霸世界市場來攫取百分之幾百的利潤”。[3](P193)因此，某些西方國家以霸權主義思維和“零和博弈”視角看待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尤其不愿意看到壟斷利潤的“流失”和政治經濟制度與其相異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突飛猛進。他們一方面通過貿易保護主義、金融風險轉嫁、稅收競爭等經濟措施阻礙國際競爭對手的發展壯大；另一方面，則配合以政治、輿論和文化手段，形成全球經濟競爭的“立體攻勢”，[4](P3)重點打擊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競爭對手所重點扶植的5G、新能源光伏、基因工程等戰略新興產業。在近代數百年的全球擴張中，西方國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殖民主義傳統，近些年則借助更為先進的現代傳播手段，將西方的理念、價值和文化滲入經濟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成為維系全球經濟統治機器運轉不可或缺的潤滑劑。同時，相比經濟實力對比變化，意識形態權力對比變化一般存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滯”，文化慣性和思維定勢則往往能夠持續較長歷史時期，這也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繼續操弄文化霸權提供了基礎和條件。通過意識形態霸權發揮的價值觀建構作用，促使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認同西方制定的國際經濟游戲規則，照搬西方輸出的政治制度、選舉制度，仰慕西方塑造的品牌文化，規避各種對西方利益不利的經濟行為和影響，致使“非西方”世界始終處于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利益鏈的低端，最終“自覺”成為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跨國利益集團服務的經濟體。總之，西方意識形態霸權以文化帝國主義政策配合經濟帝國主義行為，意在通過柔性手段打擊和消滅國際經濟競爭中的潛在對手，以繼續實現和維持跨國剝削和壟斷利潤。

3. 以話語霸權、媒體霸權、網絡霸權為功能支點和傳播載體，實施全球密集滲透

西方話語霸權是其意識形態霸權的“內核”，經過數百年的建構，西方的觀念、思想、制度內嵌于一整套社會科學理論框架和學術體系中，其話語體系、概念體系、價值體系深深影響了全球公眾，轉化為強大的意識形態感染力和價值觀滲透力。自由民主理論、“普世價值”學說再加上以學術創新為名炮制的各種學說和以“客觀公正”著稱的反映各國政治民主、人權狀況、經濟發展的各種“指數”，共同釋放了西方話語霸權的體系性輻射和立體性影響。[5]通過對民主狀況、人權狀況進行所謂“科學”排名，進而對戰略競爭對手開展政治施壓和經濟制裁，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慣用伎倆。研究發現，超過半數的美國對外經濟制裁含有民主或人權的政策目標。[6]同時，掌握了全球性、受眾面廣的電視、廣播電臺等傳媒機構是西方的傳統優勢，世界傳媒市場中90%以上的新聞由西方媒體壟斷。[7]按照西方政治理論，媒體是監督政府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公器”，然而，私有化下的媒體機構卻無時無刻不按照自身的牟利邏輯和行為規律運轉，即傳媒根據政府和利益集團的要求“定制”生產新聞等產品，政府和利益集團則通過資源輸送“反哺”傳媒，形成了政府、利益集團和傳媒機構之間的行為默契和“共謀”。在“新疆棉花事件”上以BBC、CNN等為代表的西方傳媒為政府和利益集團馬首是瞻，不遺余力設置議題、制造輿論，開動宣傳機器為西方跨國公司利益張目。在網絡時代，西方意識形態霸權借助網絡信息化優勢突破主權國家物理邊界，在虛擬空間繼續上演政治宣傳、價值塑造、商業傳播“三位一體”的把戲，將網絡霸權運用得淋漓盡致。西方網站論壇、微博、微視等網絡空間配合傳統媒介，采用動漫、短視頻等形式提高網絡覆蓋面和粘連度，其中充斥著妖魔化華為公司、中國新冠肺炎疫苗和新疆棉花的論調，引導網民形成先入為主的消極印象，借機網絡營銷西方產品，實現經濟利益、政治利益的“雙豐收”。

4. 以政治污名化、歪曲歷史、羅織罪名和安全威懾等為主要手段，配合經濟滲透和商業操作

在近期國際經濟貿易中，意識形態因素日益凸顯，政治問題成為影響乃至主導商業競爭結果的重要選項，尤其是操弄人權和民主議題，是某些西方勢力實施經濟制裁屢試不爽的招數。在此過程中，西方政府和媒體通常戴著有色眼鏡對情況進行先入為主的判斷，或是一味夸大、吸引眼球，或是片面解讀、不惜歪曲事實；相反，對于對西方不利的事實和證據材料，則往往“選擇性失明”。某些西方國家枉顧中國新疆棉花已經大范圍機械化采摘和新疆籍的少數民族務工人員人身自由從未受到任何限制的事實，經過大肆輿論炒作，強行將新疆棉花貼上“強制勞動”“侵犯人權”的政治標簽，進而聯合西方多家企業以維護人權的借口堂而皇之地“抵制”和“禁用”，相反，卻對美國這個“棉花帝國”曾經強迫黑人在南方種植園勞動的血腥歷史閉口不談。同樣，為了打擊伊朗的石油工業并迫使伊朗當局低頭，美國以伊朗國內民主問題和支持恐怖主義為理由，對其進行長達數年的經濟制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禁運石油加工設備和原材料。經歷美國數年制裁之后，伊朗國有石油公司運營艱難，出口下降幅度極大，對國際石油市場的影響已經無足輕重，伊朗政府面臨巨大的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這卻使美國為首西方控股的石油巨頭占據了更多國際市場份額，攫取了巨額利潤，實現了美國排除異己、操控石油美元的初衷。此外，為了打壓華為公司和中國的5G全球業務，美國提出了從盜竊商業機密到違反對伊朗制裁法令等20余項指控，無理要求加拿大長期拘押華為公司相關負責人。極為諷刺的是，美國對待西方陣營內部的競爭者也絲毫沒有心慈手軟。《美國陷阱》一書深刻描述了以商業賄賂為名，美國檢察機構利用“長臂管轄”拘禁法國阿爾斯通公司負責人，進而達到起訴、拆分和強制收購該公司、打擊競爭對手的目的。[8](P2)事實證明，只要誰動了美國為首的西方利益集團的奶酪，在經濟競爭和科技競爭上對其構成威脅，西方掌握的暴力機器和統治機器便會快速啟動“應激反應”并實施“歪曲事實—羅織罪名—輿論造勢—司法審判”的完整操作流程，直至將競爭對手的商業形象完全破壞、商業競爭力大大削弱，暴露了赤裸裸的經濟帝國主義和“強盜托拉斯”的本質。

5. 以影響全球消費者價值觀和行為選擇為路徑，融合政治宣傳和商業宣傳于無形之中

近年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活日用品、電子娛樂產品等商業宣傳的“具象化滲透”不斷釋放和塑造這樣的信息：作為西方價值觀的“商品呈現”，西方商品中蘊含了民主、人權、自由等人類美好的價值追求；相反，某些“非西方”國家制造的商品與“侵犯人權”“壓制民主”等歷史過往和現實行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為其商品“有問題”，所以商品生產背后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價值觀“也有問題”。因此，按照他們的宣傳口徑，西方商品不僅占據著“品質的高地”，還占據著“價值和道義的高地”，鐘愛西方商品不僅意味著追求“高品質”的商品本身，還象征著商品消費者對美好價值觀的追求和向往。這種商業與政治融合滲透的目標在于使得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廣大受眾形成消費的價值偏好和路徑依賴，進而產生強烈的心理投射效應。[9]事實證明，結合商業宣傳的價值塑造工程的彌散化、滲透性和感染力極為驚人，這個結論已經被近年來“阿拉伯之春”和多國“顏色革命”之中崇拜西方商品的青年受眾的政治行為實踐一再驗證。盡管存在偏好西方商品和品牌卻“反美”“反西方”的個別現象，但是總體來看，西方商品文化和西方政治價值在青年受眾思維中存在張力和沖突的案例并不多見，而青年作為“引風氣之先的社會力量”，其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10](P280)從商品崇拜、企業崇拜、品牌崇拜，進而升級到價值崇拜、文化崇拜和制度崇拜，最終，實現從品牌忠誠到制度忠誠的“內在轉換”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邏輯過程和心理過程。類似的，通過歪曲甚至抹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商業行為，“符號化”“標簽化”“臉譜化”其商品和品牌，引導消費群體對其自動作出負面評價，沿著“商品—企業—國家—制度”的邏輯層次一步步演化為消極心理暗示，也是西方意識形態霸權期望達到的重要結果。這一結果，對于政治制度和經濟社會發展模式與西方不同、被西方視為另類的某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尤為巨大，會導致商業競爭和制度競爭的被動局面。因此，國際經濟競爭中的意識形態斗爭，看似經濟行為中夾雜著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實則意在通過更為隱蔽和整體的政治戰、心理戰、宣傳戰對經濟發展和制度較量結果進行“重新洗牌”。

二、國際經濟競爭中西方意識形態霸權的現實危害

西方意識形態霸權不僅僅影響正常的國際經貿往來，其風險溢出效應牽連產業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等諸多重要領域，務必引起高度重視，對其現實影響和發展趨勢加以認真分析研判。

1. 威脅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產業發展、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

西方意識形態霸權作為西方經濟、軍事霸權的延伸，日益頻繁深度地介入國際經濟競爭中，成為一種重要的“變量”和“外力”。它破壞國際經濟貿易公平規則，跨出國家正常經濟行為的“邊界”，利用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大做文章，設置所謂的“民主指標”“人權指標”“廉潔指標”等各種非對稱“門檻”，采用政治化、妖魔化、污名化等手段進行輿論造勢和宣傳造勢，將國際競爭對手置于政治被動、輿論被動、商業被動的境地。這類行徑將直接損害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企業形象、產業形象和國家形象，迫使其在國際“圍剿”的形勢下變換產業鏈、供應鏈、貿易鏈，產生巨大的企業發展成本和產業內耗，影響支柱企業生產經營和發展壯大，甚至大大削弱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智能制造、新能源光伏、現代農業等有可能與西方發達國家競爭的產業基礎、國際經濟競爭力和博弈能力，進而使其追求進口替代和振興民族經濟的努力半途“夭折”。在此狀況下，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收支平衡將受到干擾，外匯儲備削減和國際債務增加難以避免，國際金融風險和國家經濟安全風險進一步上升。一旦時機成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控制的跨國資本將緊隨政治滲透、文化滲透一并進入這些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領域，通過收購、兼并、重組等各種手段“肢解”競爭對手的支柱產業和新興產業，從而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命脈和經濟主權，延續和擴大其跨國剝削和超額利潤。如果任憑某些西方國家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繼續操弄意識形態霸權，將導致廣大發展中國家遭受從經濟上、技術上“卡脖子”到政治上、文化上“卡脖子”的厄運，愈發在國際分工中掉入陷阱、在國際貿易中受到盤剝，繼續擴大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鴻溝和競爭力“鴻溝”，難以擺脫在經濟上對西方的“依附角色”“邊緣地位”。

2. 構建符合西方利益的全球商業文化觀和政治價值觀

從根本上說，國際貿易行為產生于各國資源稟賦的差異和國際分工，具有合作、共贏、互利等基本特點，與國際政治行為亦存在明顯的“邊界”，并不能簡單將國家之間的經貿行為和關系等同于政治行為和關系。但是，西方意識形態霸權卻能夠巧妙地將商業行為和政治行為“兩張皮”完美結合起來。一方面，它不斷操作政治議題、意識形態手段影響國際經濟貿易的結果，為跨國企業和跨國資本服務；另一方面，又擅長“隱身”于商業行為和經濟交往中，進行自我復制、自我傳播、自我擴張，將“經濟”活動所承載和內嵌的“政治”基因精準“植入”全球目標對象肌體和頭腦。尤其對于后者，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要給予高度關注和警惕。因為，其絕不僅僅關系到某些時期國際經濟競爭的具體結果，而是關乎整個西方價值觀的全球統治的根本性、長遠性問題。在這個領域，西方意識形態霸權將“宏大敘事”與“具體細節”結合起來，將“歷史舊賬”與“現實問題”勾連起來，將“商業行為”與“制度優劣”評價捆綁起來，將政治理念與商業宣傳融合起來，不露痕跡、化于無形，暴露出對國際經濟競爭中的政治心理戰的處處心機與深謀遠慮。這種局面在近期國際政治實踐中相當突出，亦將在今后的國際關系中成為常態。可以預見，“裹挾”著政治議題的國際經濟競爭或將較為頻繁地出現，除了打擊競爭對手之外，其目的在于對全球公眾進行“規訓”和“洗腦”，即反復灌輸這樣的價值判斷：只有符合西方政治價值觀的商業行為才是“好的”，才能夠得到西方“青睞”，而這種“青睞”無疑象征著“文明、進步和美好”；與其相背離的行為和制度則代表著“落后、保守和邪惡”，將不被西方世界和國際主流所“認可”。這種意識形態攻勢是后冷戰時期西方價值觀滲透在國際經濟領域的新延續、新發展，而其構建符合西方利益的全球商業文化觀和政治價值觀的巨大能量被歷史和現實一再驗證，并在繼續加速擴能發展。

3. 給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帶來重大消極影響

國際經濟競爭中的西方意識形態霸權表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違反國際貿易規則，破壞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徑。[11]該行徑是冷戰思維在國際經貿領域的延續和嬗變，其本質是將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看作其利益競爭者、對立者，逆經濟全球化、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歷史潮流而動，為了維護西方霸權利益和西方全球統治不惜扯下一貫主張的國際經貿合作共贏、互惠互利的“外衣”，采用意識形態手段進行輿論“圍剿”和政治“壓服”，阻礙產業競爭對手的發展壯大。事實上，“靠冷戰思維，以意識形態劃線，搞零和游戲，既解決不了本國問題，更應對不了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12]冷戰思維及其實踐在國際關系上樹立了極為惡劣的價值導向和輿論導向：即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價值理念、制度設計、企業文化等均要“低人一等”，因此，它們只能以西方國家產業配套的角色存在，任何與西方國家形成產業競爭關系的行為是“不被允許的”，否則將受到聯合絞殺和嚴厲制裁；同時，從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角度考慮，西方國家可以肆意踐踏國際交往基本準則，以西方價值觀為衡量標準和評判依據，運用“非經貿”手段解決正常的國際經貿問題。現實來看，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國際權勢結構的根本性變化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這既是國際行為體力量此消彼長和國際格局發展變化的歷史必然，也是建立更加公平合理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價值必然。然而，某些發達資本主義強權國家卻回避事實、違背規律，在主觀上以道德優勢、價值優越自居，到處揮舞制裁大棒扮演衛道士角色，實則自私自利、包藏禍心；在客觀上導致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產業窒息”、經濟滑坡、發展停滯，最終會繼續拉大全球貧富差距、激起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仇恨并引發“起火的世界”，給解決全球和平發展問題帶來更大變數、增添更多不確定性。

三、解構國際經濟競爭中西方意識形態霸權的路徑選擇

針對國際經濟競爭中西方意識形態霸權的新動向新特點，要大力創新斗爭思維和方式方法，采取綜合手段有力回應，將思想輿論引導、話語體系建構、國際聯合斗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振興等有機結合起來，逐漸變應對被動為戰略主動，切實維護產業安全、經濟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

1. 深刻揭露國際經濟競爭中西方意識形態霸權的實質

西方意識形態霸權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立體滲透，除了經濟、軍事實力支撐之外，其本身的彌散性、隱蔽性、迷惑性特點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因此，要下大力氣去除西方意識形態霸權身上的各種“包裹”和“外衣”，將其“資本與權力合謀”的關鍵密碼[13]解讀出來，將其以思想控制和文化殖民配合經濟殖民的本質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在國際傳播方面，要從歷史的維度揭示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給世界人民帶來的創傷和惡果，從現實的維度分析后冷戰時代霸權主義的新動向新表現新特點，從發展趨勢的維度評價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對世界和平發展作出的貢獻及其光明前景，尤其是要講深講實講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價值和世界意義，進一步爭取主動的國際輿論局面。在國內宣傳方面，要揭露西方操控媒體開展輿論戰污名化中國企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政治制度的真實意圖，揭穿西方打著“人權牌”“民主牌”進行施壓背后的“動機硬傷”“史實硬傷”“數據硬傷”和“理論硬傷”，揭示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解決“卡脖子”問題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進一步形成強大的國內思想共識。在青年人思想教育方面，要通過歷史回顧把黨帶領人民開展經濟建設和民族產業振興所進行的艱苦卓絕努力和取得的偉大歷史成就講清楚講明白講透徹，通過比較的方法把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優勢和產業劣勢講清楚講明白講透徹，通過講故事的形式把對近年來祖國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產業騰飛的深切感受講清楚講明白講透徹，通過親身經歷的分享把對祖國的品牌信心、產業信心、制度信心、文化信心講清楚講明白講透徹，進一步通過極富現實性、針對性、批判性的形勢任務教育啟發青年人、培養青年人。總之，既要高度警惕西方意識形態霸權帶來的威脅，也要把這種現實挑戰當作開展意識形態教育、制度自信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的難得契機和鮮活案例，在全黨全社會真正破除價值觀“迷霧”，實現思想“去魅”。

2. 加大國際經濟競爭中的政治話語權構建的力度

習近平指出，“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不僅要在物質上強大起來，而且要在精神上強大起來”。[14](P46)正是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話語體系的“弱小”和東西方國際話語權的失衡，才使得西方意識形態能夠處處占得先機、咄咄逼人，導致了“非西方”世界在國際舞臺上失聲失語、動輒得咎的被動局面。因此，必須長遠謀劃、精心布局、根本扭轉這一不利局面，掌握國際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主導權。針對國際傳播中政治話語“貧困”和概念供給不足的問題，要“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15]大力構建能夠對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取得的經濟成功、政治發展、社會進步進行有效解釋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大力構建能夠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霸權的歷史生成、現實表征、衰落趨勢進行有力批判和預判的認識體系、概念體系、知識體系；大力構建能夠對世界多極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深度解讀的理論范式、分析范式、對話范式。盡管“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格局短期難以徹底改變，但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基于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模式的成功實踐和偉大樣本基礎上的話語構建，通過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折射出的“中國之治”“西方之亂”圖景，將有助于加速解構和終結西方話語霸權。同時，要在話語塑造中進一步拓展生成空間、運用場景和附著載體，將話語權構建與經濟貿易、商業宣傳更加緊密結合起來，善于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創造生動話語，善于在網絡營銷、品牌塑造、形象建設中使用特色話語，著力增強話語的吸引力、感染力、滲透性，持續擴大話語的覆蓋面、增加受眾的接受度，使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世界舞臺上的政治優勢、道義優勢、人心優勢不斷轉化為話語優勢和輿論優勢，逐漸打破西方話語霸權的“一言堂”和對自由、民主、人權等政治范疇的自私定義和獨家壟斷，有效解決“失語”和“挨罵”的問題。

3. 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進行更加自覺的聯合斗爭

終結西方意識形態霸權的力量不會從其內部自動生成，只能從其外部成長起來。西方意識形態霸權的式微和消解是一個無法逆轉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的時間長短和加速頻率均取決于西方世界的物質基礎和國際力量的對比變化。因此，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要以更加堅定的歷史信心和歷史決心破除“西方中心論”，通過自覺的國際聯合斗爭爭取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首先，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以世界和平發展和服務全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己任，開展更加密切的國際經濟合作和國際政治聯合。習近平指出，“任何國家都沒有包攬國際事務、主宰他國命運、壟斷發展優勢的權力”。[12]在擺脫貧困、全球氣候變暖、公共衛生安全、恐怖主義威脅等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上，堅決反對單邊主義、孤立主義、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和以鄰為壑的行徑。其次，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要維護國際經貿中的共同利益，切實尊重和保護彼此的產業安全、經濟安全和國家主權。建立國際輿論斗爭中的聯合陣線，發出一致聲音，表明堅決態度，旗幟鮮明反對經濟問題政治化、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化和國家形象污名化，有力回應西方意識形態霸權的政治攻勢、輿論攻勢、網絡攻勢，共同樹立為維護生存權和發展權而積極斗爭的良好國際形象。再次，要保持長期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打破西方國家技術壟斷的戰略定力，統籌產業發展和產業安全，“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16]持續將資源要素投入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的第一線，逐步將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科技鴻溝、產業鴻溝“填平”，提高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經貿中的話語權、議價權、裁量權，不斷削減西方發達國家的超額利潤和跨國剝削，最終通過科技超越、經濟超越、實力超越消解西方意識形態霸權。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 博鰲亞洲論壇新興經濟體發展2017年度報告[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7.

[3] 列寧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 [美]約翰·珀金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M].楊文策，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

[5] 闞道遠.西方話語霸權建構的新動向及其政治影響[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8，（11）.

[6] 王孜弘.意識形態與國際經濟制裁——以人權與民主為政策目標的經濟制裁淺析[J].國際論壇，2014，（4）.

[7] 郭紀.新聞自由與媒體責任——當今國際新聞傳播秩序透視[J].求是，2009，（16）.

[8] [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馬修·阿倫.美國陷阱[M].法意，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9] 闞道遠，郭蓬元.論新時期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新路徑[J].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5）.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11] 2020年9月15日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記者會[EB/OL]. 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 t1815070.shtml，2020-09-15/2021-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