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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主是治國理政的核心價值之一

       幾年前，“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文章引起熱烈爭論。理論界發表了多種觀點，有的認為，民主不是個壞東西、是個不壞的東西；有的認為，民主不分東西、是不好不壞的東西；有的認為，西方民主是個壞東西；有的認為，民主還是中國的好。像繞口令一樣，不一而足。中國有沒有民主、要什么樣的民主，也一直成為思想輿論領域斗爭的焦點。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歷史地看，全面地、辯證地看。

       1、社會主義民主的價值導向不能動搖

      早在1940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演說中指出，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為社會主義民主的建設奠定了基礎。但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特別是1957年反右擴大化以后，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方面走了彎路，使新中國成立后奠定的民主制度受到了嚴重破壞，社會主義事業也遭到嚴重損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同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時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這就把民主的重要性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針對中國缺少民主傳統的實際，鄧小平同志強調要加強對社會主義民主的認識和宣傳，指出，我們過去對民主宣傳得不夠，實行得不夠，制度上有許多不完善。他要求，必須認真糾正過去“左”的錯誤，大力發展民主。同時，針對極少數人利用“民主”的口號，要求實行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多黨制”、“三權分立”的錯誤思潮，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所需要的是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民主。從毛澤東和鄧小平同志的論述中，可以得出兩點結論：一是必須正視中國缺少民主傳統的實際，二是必須堅定不移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的實踐證明，中國的民主不是停留在書齋里的空洞思辨，而是植根于人民群眾現實生活之中的創造實踐。列寧指出，生機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蓬勃發展，也促進了社會主義民主和人民群眾民主參與、民主監督能力的提升。當前，改革發展面臨著艱巨復雜的任務，離開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不可能順利地解決各種問題，化解各種矛盾，排除各種風險，完成各項工作。我們必須調動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企業家和廣大基層群眾的積極性，發展人民民主，釋放社會活力。在這方面，要學習借鑒改革開放初期的經驗。鄧小平同志說，這些年來搞改革的一條經驗，就是首先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把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力下放給農民。農村改革是權力下放，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要權力下放，下放給企業，下放給基層，同時廣泛調動工人和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讓他們參與管理，實現管理民主化。應當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怎樣使人民當家作主、參與國家管理，實現管理民主化，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2、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社會主義民主的價值引領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四個全面”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思想，系統地回答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面臨的重大問題，進一步深化了我們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習近平同志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兩者相輔相成。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有獨特優勢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這里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

       第二，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歸根到底要靠踐行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本質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夠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使人民享有管理國家和企事業的權力。而要實現這一艱巨的歷史性任務，就必須立足于我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解決好治理模式和價值體系選擇問題。社會主義民主作為治國理政的核心價值，對于引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我們要高舉人民民主的旗幟，進一步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的根本制度，不斷建立健全各項民主制度，用有效的制度安排來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習近平同志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國家的名稱，我們各級國家機關的名稱，都冠以“人民”的稱號，這是我們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權的基本定位。這一基本定位，什么時候都不能含糊、不能淡化。他強調，我們要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既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也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切實防止出現選舉時漫天許諾、選舉后無人過問的現象。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精神實質，把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和不斷改革創新統一起來，在堅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體系的完善和發展，這也是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保障。

       二、法治是治國理政的核心價值之二

       中國要不要法治、要什么樣的法治？這也是一百多年來仁人志士爭論和探索的熱點話題。

       1、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價值目標

      歷史地看，中國古代以法家為代表的法律思想，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觀念。從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乃至清末的君主立憲，西方的法治觀念才逐漸傳入中國。辛亥革命之后，孫中山先生創立了中華民國，進一步引入西方的法治觀念和總統制，提出了著名的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的設想。由于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并出現帝制復辟等反復，民國初期引進西方的體制終因水土不服而流于形式，法治觀念也多是紙面上的空談，并沒能在中國落地生根。

       新中國的成立開創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紀元。然而，黨對法治問題的認識和實踐也出現過曲折和反復。1949年10月，我國宣布“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1954年我國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初步奠定了新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但是，1957年反右擴大化以后，黨內在對法治的理解上也開始出現偏差。1958年8月24日，毛澤東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說，公安、法院也在整風。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治安條例也靠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后來，由于我們黨的指導思想逐漸出現偏差，并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社會主義法制進一步遭到破壞，以至于出現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局面。

       改革開放開啟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新征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強調要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并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16字方針。鄧小平同志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他強調，我們的民主制度還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條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是不可分的。可以說，鄧小平同志為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到習近平同志，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接續推進，展現了更加美好的光明前景。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六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黨的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強調要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八大強調，要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依法治國，強調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進程，強調堅持黨的領導，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新形勢下，我們黨要履行好執政興國的重大職責，必須依據黨章從嚴治黨、依據憲法治國理政；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真正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帶頭守法。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推進中國的法治，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是要處理好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習近平同志指出，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件大事能不能辦好，最關鍵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確、政治保證是不是堅強有力，具體講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根本制度基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行動指南。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了全面部署，涵蓋依法治國各個方面。比如，在總目標上，提出要緊緊圍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在工作布局上，提出準確把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工作布局，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在重點任務上，提出準確把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點任務，著力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法治工作隊伍建設上，提出著力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供組織保障。在法治領域改革上，提出要堅定不移推進法治領域改革，堅決破除束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體制機制障礙。在黨與法治的關系問題上，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必須加強黨對法治工作的組織領導。要發揮基層黨組織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戰斗堡壘作用，切實把全會提出的各項工作和舉措落實到基層。

       2、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引領作用

       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核心價值，對于引領和推進中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確立法治信仰。有哲人說，法律的尊嚴不是因為刻在大理石或銅表上，而是因為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法律成為全民信仰，才有意義。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內心的擁護和真誠信仰。習近平同志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強調，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確立法治信仰，必須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習近平同志曾引用過英國哲學家培根的一段話，來說明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性。培根說：“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這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如果司法這道防線缺乏公信力，社會公正就會受到普遍質疑，社會和諧穩定就難以保障。當前，司法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問題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員作風不正、辦案不廉，辦金錢案、關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我們必須認真解決這些存在的問題。通過鐵的事實使廣大領導干部和群眾確立法治信仰，形成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觀念。

       第二，培育法治思維。法治思維是指依據憲法和法律來觀察問題、解決矛盾的思想方法和治理方式。黨的十八大第一次把“法治思維”寫進報告。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更加強調法治思維的重要性。習近平同志明確提出，各級領導干部要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總的來說，培育法治思維就是要打破千百年來形成的人治思想和長官意識，解決那些認為依法辦事條條框框多、束縛手腳，凡事都要自己說了算，大搞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突出問題；就是要牢固樹立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的法治觀念，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發揮法治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加強對相關立法工作的協調，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

       第三，躬行法治實踐。南宋詩人陸游說得好，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的著作中也說過，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法治觀念、法治思維歸根到底要落實到法治實踐。習近平同志強調，要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在全社會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引導全體人民遵守法律、有問題依靠法律來解決，形成守法光榮的良好氛圍。要堅持法制教育與法治實踐相結合，提高社會管理法治化水平。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把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他律和自律緊密結合起來，做到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描繪的法治藍圖要變為現實，需要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緊緊圍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只爭朝夕的精神和善作善成的作風，扎扎實實把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落到實處。

       綜上所述，民主與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核心價值不可分割。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治相互依存，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一方面，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制度化和法律化。只有把社會主義民主法律化、制度化，才能保障人民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法治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民主。只有經過民主的程序對法律進行制定和修改，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堅持和捍衛社會公平正義。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維護和保障社會主義法治，還要同各種破壞民主和法治的行為做斗爭。任何破壞民主和法治的行為都不容許，任何破壞民主和法治的行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作者：求是雜志社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