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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任大寨黨支部副書記的宋立英 

（山西）宋立英（口述） 苗武軍白續宏張謙（整理）

第一個女黨員，第一任婦女主任

我父親是從山東逃荒到大寨的，我1930年陰歷十月廿八出生在大寨。家里窮，吃了上頓沒下頓，十來歲時我就到有錢人家當使喚丫頭。當時賈進財也在這家干活，他從小沒了爹娘，就在這個二奶奶家長大、當長工。我13歲那年，他叔做主給了我家一石玉茭，父母就把我許配給了比我大20歲的賈進財，他家又用一斗米把我娶過門。1945年共產黨在解放區搞土改，我倆才有了出頭之日。

我是大寨的第一個女共產黨員。秘密入的黨，連丈夫都不知道。那是1947年10月的一天，負責大寨片區黨組織活動的共產黨員邢玉琴悄悄找到我，問我愿不愿意加入共產黨。當時我才17歲，不太清楚共產黨是干什么的，她就給講，“共產黨是為窮人打天下的，是打壞人、解放窮人的，只有窮人才能入黨”。我小時候聽說過不少游擊隊的事兒，也明白不少道理，一聽共產黨是救窮人的，就很堅定地回答說：“我愿意加入！”那時黨員的候補期只有半個月。這樣，半個月后我就入了黨，成了大寨村的第一個女黨員。入黨第一次參加組織活動時，我才發現老賈已是黨員了，心里一直覺得好笑，但同時也有一種神圣的感覺，這不就是黨的組織紀律嗎？自己入黨不是也沒告他嗎？

入黨不久，我就當了大寨婦救會主任，是村里第一任婦女主任。當上干部后我把心思全部放在工作上，樣樣事情都走在前頭。為支援前線，我組織婦女動員丈夫、兒子參軍上前線；為填補男人們走后出現的勞動力不足，我又組織婦女參加生產勞動，帶領婦女做軍鞋、送公糧、支援前線作戰。

過去大寨的婦女很少下地干活，為把姐妹們從鍋臺、磨臺、炕臺前解放出來，我組織村里年紀較大的婦女辦起了托兒所，讓她們在家照看孩子，這樣一來，年輕婦女就可以放心地走到生產第一線。

我有4個孩子，但這并沒妨礙我工作，不但要下地干活，一有空還要東家走走、西家轉轉。每個婦女家情況我都熟悉，誰家婆媳不和了，要去勸解；誰家兩口子吵架了，要去說合；誰家有吃奶的娃娃，到了時間，我就督促在田間勞動的婦女回去喂奶。天一下雨，群眾往家里跑，干部往地里跑老賈1946年入黨，他是大寨第一任黨支部書記，一開始叫政治主任。1948年，他介紹陳永貴入黨，三次讓賢，去找了縣委書記幾趟，硬是把支部書記讓給陳永貴，自己當副書記。后來我作為婦女主任也成了支委，一直跟老賈、老陳他們一起工作。

1952年搞合作化運動，1953年搞初級社。當時，大家牽著牛、騾、驢入社，沒大牲口的就幾戶合起來買個驢入社。成立合作社帶領大家做什么？那個年代，吃飽肚子是最當緊的事。大寨的土地條件不好，全村有800多畝地，4700多塊，你想想有多零碎，都在半坡坡上掛著，一分地一塊，二分地一塊，不下雨旱個死，一下雨沖得亂七八糟，人們叫“三跑田”（跑水、跑肥、跑土），畝產100來斤，累死累活，糧食不夠吃。所以說，造地是頭等大事。那是1953年，支委開會研究了“造地規劃”，計劃用10年時間把“七溝八梁一面坡”改造好。

“10年造地規劃”從1953年冬天就干開了，打壩、填溝、造地。狼窩掌溝最深最難修，可是又非修不可。修不好狼窩掌溝，其他溝也沒法修。人們常說“三戰狼窩掌”，其實是四戰。一開始打上壩，造上地，到春天趕緊種上莊稼，到夏天一場大雨全沖垮了。陳永貴說，失敗是成功之母，失敗了咱們再修。辛辛苦苦，加班加點，沒日沒夜干一冬天，第二年夏下大雨又沖毀了。下雨時群眾往家里跑，干部往地里跑，看看究竟水是怎么把壩沖毀的，有什么辦法防止沖毀。后來大家從倒塌的窯洞上找到了辦法：下大雨，窯洞的后半邊塌了，可“前臉”沒塌，那前臉是磚石砌起來弓形的，能承受住重量。最后總結經驗教訓研究出辦法：弓形壩，滴水坑，石灰灌縫。照此法干了一冬天，壩沿石頭壘成弓形，壩下建滴水坑，造地、平整，春天又趕緊種上。夏天下雨時還是干部往地里跑，看看能否經得住洪水沖。這次成功了，水順著地的兩邊往下流，正好流進下一個地塊的滴水坑，水在滴水坑摔了跤，再起來沖勁小了，下面的地塊就保住了。從1953年到1962年，大寨的“10年造地規劃”就差不多完成了，1963年那么大的洪水，狼窩掌經住了考驗，沒有給沖毀。

那時糧食畝產要“達綱要，過黃河，跨長江”。400斤達綱要，500斤過黃河，800斤跨長江。大寨把“三跑田”都變成“三保田”，后來又變成“海綿田”，到1958年，大寨的畝產超過500斤，實現了“過黃河”。大躍進、浮夸風，大寨沒有放“衛星”1958年大躍進，各地刮浮夸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大寨畝產500多斤，俺們就覺得不錯了，比過去提高快3倍了。可報紙上登這里畝產幾千斤那里畝產幾千斤，不知人家咋產那么多。

我和陳永貴到太原開會，好像是模范會、先進會，咱晉中是一組，大家在一塊討論，輪流表態發言。討論來討論去，積極分子很積極，浮夸風很厲害，說他們畝產1000多斤、2000多斤的都有，有的地方種莜麥還畝產1000斤呢，咱實在理解不了。有領導說，大寨是農業的典型，怎么不報啊。陳永貴說，聽了聽你們那1000斤2000斤的畝產，俺是打不了那么多糧食。人家問，那你大寨畝產多少？他說，500多斤。人家說，大寨報500多斤可不行！他問，那你說大寨報多少合適？人家說，至少還不報2000斤？他一聽就搖頭：2000斤？大寨連1000斤也打不下。俺可不敢報那么多，大寨就是500多斤的畝產，是多少就報多少。

在那次會上報的高就獎勵解放汽車。大寨沒虛報也就沒得獎。陳永貴說，就是獎飛機咱也不敢說假話呀。后來上面派人到大寨核實產量，實際是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大寨“跟上形勢”，國慶節就能上天安門觀禮。他說，寧肯不上天安門咱也不弄虛作假。洪水沖了一個舊大寨，我們建了一個新大寨1963年永遠不會忘記。8月1號趕了一天廟會，2號下起大雨，連下7天7夜。大寨地毀房塌，人們都擠到會議室，使勁抹淚。村里在大柳樹下支起大鍋，給大伙做飯。洪水來的那幾天陳永貴正在縣城參加會議。想給村里打電話，洪水把電桿沖倒了；想回村里，松溪河暴漲過不去。直到8號才繞山回到村里。他對大家說：“這么大的災咱們沒死一個人，就是最大的勝利！土地刮了，我們重新修起來；窯塌了，我們蓋起來。

走了一個舊大寨，再建一個新大寨！”

大寨遭了災，上級來電話說，給大寨撥了一筆醫療費，陳永貴說，人沒有傷亡，不需要醫療費。縣里又送來葦席、棉衣、被褥等救災物品，他說還有更需要的村子，拉回去吧。縣里還專門撥出1000元救濟款給大寨，他安排退回。村里很多人不理解他的做法，對他議論紛紛。我當時也不理解，現在理解了，他就是要鍛煉大寨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他主持大寨黨支部一連7天召開了7次座談會，動員大家自力更生、生產自救。就這樣，大寨人響亮提出了災后“三不要三不少”口號：社員口糧、勞動日分配、賣給國家的糧食不少，不要國家救濟糧、救濟款、救濟物資。

夜戰狼窩掌溝

要整修房屋，還要搶救莊稼，先從哪里做起？當時不少人主張先治“窩”后治“坡”，先修房屋再搞別的。陳永貴說農時不等人、莊稼誤不起，要集中力量把地里的莊稼扶正、培直，保證當年的收成，然后再整修家。大家覺得他說得在理，就成了先治“坡”后治“窩”，“白天治坡、晚上治窩”。全村總動員，當務之急是將倒伏的青苗扶起來。就在那時有了“大寨鐵姑娘隊”，23個年輕姑娘大的十七八歲、小的只有十二三歲。我和鳳蓮的“鐵姑娘隊”在山腳下扶，陳永貴、梁便良的男社員隊在山坡上扶，兩套人馬暗暗比著干。大家天不亮就出工，天大黑才收工，早午時分送飯。只用5天就扶起倒伏的莊稼250多畝，還在根底培了土、施了肥。看著地里的莊稼一片片挺拔而起，人們的勁頭高漲起來。老賈領人上山尋石料，前后10天砸碎了兩把大錘，3根1米多長的鋼釬磨得只剩下1尺左右，10多個七八寸的鐵楔打得只剩三四寸。老賈手上每天都有裂開的血口，回到家就讓我用針線將厚繭的裂縫合上，抹上豬油黃蠟再用布條扎緊，第二天一早照常進山采石。村邊有個磚窯燒磚，婦女每人每晚要往村里搬200塊磚才能回家。吃飯也簡單，早上小米粥，里面加點糠面，再配點酸菜，沒油。當時一年3兩油，我們把杏仁搗爛當油，再和酸菜炒到一起。就這樣，大家同甘苦、共命運，橫下一條心重建家園。

經過兩個多月的生產自救，災后留下的550多畝秋莊稼長勢喜人，40多間危房危窯全部進行了修補，還新建成40間瓦房和20孔石窯洞。特別是新建的那個地下排水涵洞，現在還是用它排洪，真是一個百年大計的事情。前后3年時間，真正實現了陳永貴說的：送走一個舊大寨，迎來了一個新大寨。

世事變換，大寨打破“大鍋飯”“二鍋飯”1973年，陳永貴當了政治局委員，后來又當了國務院副總理，就不再當大寨黨支部書記了。郭鳳蓮接任黨支部書記，后來又成了中央候補委員。我積極配合她工作，能做什么做什么，生怕大寨的事業落下步。

不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大寨成了極左路線的代表，村里一下子冷清下來了。風蓮那段時間思想負擔很重，經常跑到家里跟我說些心里話。陳永貴有時回村望著七溝八梁半天不說話。他后來就搬家到北京了。臨走前他叫上老賈坐上小車轉悠，這個村走走、那個村看看，一路上有說不完的話。陳永貴還說：“我先死了，你給我送個花圈；你先死了，我給你送個花圈。”全村人把他送出村口，心里很不是滋味。郭鳳蓮后來也走了。那是1980年的一天，她跟我說，上級讓她離開大寨另外安排工作。我說，不離開不行嗎？她說，不行，不離開就要受黨紀處分。我說，那就聽上面的安排吧，怎么也不能受黨紀處分啊。鳳蓮是流著淚離開大寨的，到晉中地區果樹研究所任副所長。

大寨失去主心骨，不知接下來該咋辦。

過去，報紙每天說大寨好，這好那好，什么都好。那陣子又說大寨這問題那問題，什么都是問題。反正大寨的老百姓弄不清咋回事。我經常說，過去的大寨沒你們說的那么好，現在的大寨也沒你們說的那么壞。

全國都搞以戶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寨黨支部想不通，群眾也想不通，覺得走集體化道路就挺好，大寨就是互助組、合作化、人民公社一路走過來的，大寨的成績就是集體化創造的。縣里把大寨看成老大難，反復做工作，說大寨必須搞，若不搞，全縣工作都推不開。黨支部書記賈長鎖說，做不通群眾的思想，完成不了土地承包任務，這個書記不當了。但胳膊擰不過大腿，最后還是服從上級要求搞了聯產承包。一開始是大隊分成3個農業小隊，還有機械隊、林業隊，叫“大隊核算，小隊作戰，獎懲兌現”。后來人家說這還是“大鍋飯”。于是就把小隊分成小組，人家說這是“二鍋飯”還不徹底。最后，土地分到了一家一戶承包，這就再沒說的了。

可是，大寨人的感覺并不好。大塊地又以戶分成小塊地，機械化耕作又變成人種牛耕，家家戶戶又要買牛、買騾、買農具。當時，我感覺就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集體的企業也承包了，果園、磚窯、煤礦都承包給個人了。承包的人倒是發財了，但沒實現先富帶后富，讓群眾富裕起來。過去說，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沒水小河干。那時候人們說，小河有水大河滿，可是小河有水，它不往你大河流啊。

陳永貴去世，郭風蓮回村

陳永貴不當副總理后就一直住在北京，后來閑不住給北京郊區一家農場當顧問。1985年冬聽說他病了，氣緊哮喘下不了床，老賈就去北京看望在醫院陪了半天，兩人都流了淚。本指望過年開春天氣暖和了能好起來。沒想到1986年3月26日就去世了。他說過死后不要埋在狼窩掌，那里不吉利；要埋在虎頭山，那里看得遠。

1986年清明節，陳永貴要“回來”了，凌晨4點就從北京出發了。村里男女老少早早趕到陽泉至昔陽的二級路上等候，我和鳳蓮坐村里的解放車，到平定跟昔陽的交界接靈車。下午，披著黑紗的靈車開進大寨村。村里村外都是人，全跪著哭成一片。把陳永貴的骨灰盒從車上捧下來，開了追悼會。我和老賈都講了話，回憶了陳永貴。老賈給他做了個最好的花圈，他兩人6年前就有約定。老賈一直念叨：“永貴走的時候是個健健康康的人，回來就成了一個骨灰盒，好好一人怎么就沒了！”隨后，大寨干部群眾便著手為他修墓、立碑。花兩年多時間，在虎頭山上用石頭碹了墓葬，還舉行了骨灰安放和立碑儀式。后又修整了墳墓，用藏青色石灰巖在墓前修了臺階，72級那組臺階代表著他享年72歲，38級那組代表他黨齡38年，8級那組代表他在中央工作8年，石階底頭小廣場是他的雕像。這算是大寨人對他的紀念吧。

鳳蓮離開大寨后，分分合合10年，換了幾任支部書記，大寨的經濟還是沒上去。有人富了，集體空了。群眾有意見，外面人來看了也可惜。許多老領導與大寨有感情，站在村口大柳樹下看到毫無生機活力的大寨心里都不是滋味。有一年，原來的省委書記王謙來了，看到大寨的現狀直搖頭。我陪他在村里走了半天，把村里的情況給他念叨了不少。最后他說，看來大寨還得有個好帶頭人。我說，是呀，你說誰能帶好這個頭。他說，我給你出個主意，你到上面反映反映，還是把鳳蓮請回來吧，別人不行。鳳蓮那時已調到昔陽縣公路局當書記。我說，她是國家干部了，還能回村里當書記？他說，能，非她莫屬，你們去跑跑吧。

其實，大寨人早就想讓鳳蓮回來了，上面就是不同意。這次王謙給出的主意又把群眾鼓舞起來了。我們到縣里、到地委、到省里反映，地委派來的工作組也給上頭反映。最后，上級決定，同意鳳蓮回村任黨支部書記，同時兼任昔陽縣副縣長。那是1991年11月15日，她離開大寨已11年。

大寨學全國，實現二次創業

重振大寨的擔子落在45歲的鳳蓮肩上。她回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家串戶征求村民意見，請大家為發展集體經濟獻計獻策，從中看到大伙對重振大寨經濟的信心。1992年正月初四，她讓全村一戶出一人到河北高遷村學習，一共去了130個人，租了兩輛公共汽車。高遷村工業企業已成規模，村民們住的是整齊漂亮的“小二樓”，大家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后來，她又多次組織老黨員、老干部、村委會骨干到大邱莊、華西村、南街村、劉莊學習，這些村莊當年都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村，而如今成了大寨的學習榜樣。鳳蓮說：“當時是全國學大寨，現在是大寨學全國。”其間，我倆還坐火車到上海聯系企業，當時沒錢，車票還是在榆次的部隊給買的。到了上海，辦完公事，人家請我們去卡拉OK唱歌，我看到桌子上擺著飲料，問人家這是什么，人家說是咖啡。我從未喝過咖啡，就跟鳳蓮說，咱們一人喝一杯吧。沒想到這東西勁挺大，一晚上沒睡得著覺。

幾路考察下來，大寨黨支部確定了“商品經濟、非農興村”的思路。后來又成立了大寨經濟開發總公司，郭鳳蓮出任總經理。大寨羊毛衫廠是大寨經濟開發總公司的第一家企業。我們去江陰考察時江陰的羊毛衫廠答應幫助大寨建個羊毛衫廠，負責提供設備、技術、培訓員工。回來后就組織村里的年輕人準備起程，但村里沒錢，路費和生活費籌不到，對方一直打電話催，咱也不敢說實話，就一直拖著。人家催了幾次，實在沒辦法了只好實話實說。人家說，只要把孩子們送過來，我們全負責。這樣才把人送去，人家管吃管住管培訓。當年9月，設備從江陰運來大寨，技術人員也跟著過來了，生產出了第一批羊毛衫。鳳蓮去北京開十四大，還專門將大寨產的羊毛衫帶到北京，人們都說大寨開始與時俱進了。

這之后，大寨走上二次發展的道路，又先后建了制衣公司、水泥廠、酒廠、農牧公司、旅游公司，還有核桃露廠。在這17年中，這些企業發展有好有壞，但總體上集體經濟有了很大發展。2008年，大寨年產值達到3億元，人均收入1萬多元，經濟收入比1980年增長1400多倍，人均收入增長54倍，上交國家稅金1791.4萬元。

從2005年開始，大寨的企業進入回報期，每年能向村里上交純利潤500萬元。1998、2003和2009年，大寨分3次新建了近100戶住宅，村民只需支付房屋總價的1/3，集體補貼2/3，總補貼額1000萬元。大寨實行從幼兒園到初中的免費教育，對每個考上大學的每年獎800到1000元。除國家統一的農村合作醫療外，村委會還給每人每年1000元的大病補助。

旅游業是1992年起步的。這年，朱镕基總理來大寨視察，他在虎頭山上和村里村外看了一大圈后，建議大寨人要利用獨特的人文景觀，大力發展旅游事業。之后，黨支部、村委會就抓住機遇，以虎頭山為重點開發旅游。現在村里基本上沒閑人，近200人從事個體旅游業，每戶年平均收入達2萬多元。

后來，大寨成立了旅游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全村216戶每戶出資2000元入股，每年旅游收入的30%用于村民分紅。這是一個長遠的打算，只要大寨的旅游業能發展，村民就能分享到發展的成果。

院里開店，簽名售書，安度晚年

大寨旅游業的發展帶來了人氣，來看望我的人也多了，這小院里每天都是人來人往。游人們來了不僅要和我座談、照相，不少人還要我簽字留念。僅在解放初掃盲時識得幾個字的我，現在練習一段寫字后，心里才不怎么緊張了，人們說我的字越寫越好了。

外面來旅游的人多了，有人建議我在家里放上些寫大寨的書來賣，這樣既方便游人也宣傳了大寨，自己還能有點收入。可我從沒做過小買賣，而且覺得開店掙錢是資本家做的事，我做就是在給黨丟臉。后來，在鳳蓮和村里人勸說下我的思想解放了，覺得時代發展了，我也應該與時俱進跟著時代走。這樣，我就把家里的4間北房收拾了一下，開發成一個20平方米的宋立英紀念品商店，專賣大寨紀念品。還辦了工商稅務登記證，讓兒子把執照釘在墻上，法人代表寫著“宋立英”，大大方方當起了營業員。

2001年底，我的小店越辦越紅火，游人多時擠也擠不進去。為方便游客我又將小店改造成40平方米的臨街門面，成為大寨村面積最大的紀念品商店。這年，我的店收入突破5000元大關，而大寨村這年人均收入還不到4000元，我靠自己努力收入上超過了全村平均水平。

我當村干部46年，向來黨叫干啥就干啥。這樣直到1993年63歲時才退下來。我經常給小一輩說，共產黨的干部要能上能下，不能占住一輩子。我不當副書記了還是支委，不當支委了還是黨員，也要繼續為黨工作。一位老縣委書記常夸我和老賈：“人品最好，出力最大，得利最少。”可我覺得，是共產黨把我從一個使喚丫頭培養成了黨的干部、過上了好日子，我覺得自己幸福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