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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在中國大地上開展了一場農業學大寨運動。曾作為我國農業戰線一面旗幟的大寨大隊，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發展和壯大了集體經濟，在提高和改善社員生活的同時，積極向國家繳售商品糧，為支援國家工業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為廣大中國農民做出了表率。孕育于此前和此間的大寨精神，成為激勵和鼓舞廣大農民為盡快發展中國社會主義農業而奮斗的強大動力。但是，這一運動也經歷了曲折。據此，有學者認為，農業學大寨運動窒息了農業經濟的活力，導致了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長期停滯不前，阻礙了農村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進程。那么，歷史真的是這樣嗎?究竟應該怎樣看待這場運動呢?

　　學大寨運動發動的緣由

　　解放前，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的一個窮山村。1953年，大寨在以陳永貴為書記的黨支部的帶領下，制定了《大寨十年發展計劃》，開始大搞農田基本建設。隨著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糧食產量有了大幅度提高，1958年，畝產過“黃河”，達到2715公斤，總產超過20萬公斤;1964年畝產跨“長江”，達到4048公斤，總產285萬公斤。

　　1959年12月，中共晉中地委在大寨召開現場會，推廣大寨黨支部發展生產的先進經驗。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發出學習模范支部書記陳永貴的號召。1961年4月，中共昔陽縣委做出《關于推廣大寨經驗的決定》。

　　1963年8月，大寨在遭受百年不遇特大洪災的情況下，依靠集體的力量，奇跡般地重建家園，完成糧食征購任務12萬公斤，戶均1500公斤，社員口糧人均200公斤。1964年1月，水利部召開年度水利工程會議。陳永貴應邀在人民大會堂講述了大寨人與自然災害進行斗爭的壯舉。陳永貴的報告引起強烈反響，北京郊區很快掀起“學大寨志，長大寨風，走大寨之路，建大寨田”的熱潮。此后，中央報刊等媒體不斷宣傳“學大寨精神，走大寨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事跡。

　　1964年3月28~29日，毛澤東南下視察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情況。在邯鄲，毛澤東在專列上聽取中共河北省委林鐵、劉子厚和山西省委陶魯笳等人的工作匯報。陶魯笳向毛澤東匯報了大寨大隊的生產狀況、思想政治工作、大寨的評工記分方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情況，得到毛澤東的贊賞。4月下旬，周恩來派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到大寨著重調查其自力更生、建設穩產高產農田的具體辦法、措施和物質技術條件等方面的情況。

　　同年5月25日，廖魯言向黨中央、毛澤東遞交了《大寨大隊調查報告》。《報告》總結大寨大隊的經驗是：“以加工改造耕地為中心，綜合運用農業生產‘八字憲法’，達到了旱澇保收、穩產高產”，并把大寨精神總結為六條。此前，5月10~11日，毛澤東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設想，當談到在種好16億畝農田的基礎上，建設4億多畝穩產高產農田的問題時說：“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他也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以后毛澤東多次談到農業靠大寨，靠大寨精神。

　　同年12月，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介紹了大寨的事跡，指出：“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從而正式宣告大寨成為全國的典型。這次會議標志著農業學大寨運動在中國大地上正式發動。

　　農業學大寨運動是20世紀6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戰略背景下，領導廣大農民力求充分發揮農村人民公社的作用，積極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農業的發展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有益嘗試;是在國家面臨外部嚴重威脅和內部國民經濟重大困難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農民尋找農業發展出路的一種選擇。總之，農業學大寨運動是歷史合力作用的結果。

　　農業學大寨運動的積極作用和影響

　　(一)農業經濟增長與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農田基本建設、科學種田和機械化有很大關系

　　農業學大寨運動時期，我國農村經濟得到持續的增長和進步。農業總產值、糧食產量、棉花產量和油料產量等總體上處于上升狀態，以農業總產值為例，從1964年的545億元增加到1980年的1646億元，增長了2倍多;再如糧食產量從1964年的18750萬噸增加到1980年的32056萬噸。這一時期的農業增長是與推廣農業先進技術、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密切相關的。1966～1976年，全國有效灌溉面積年遞增110萬公頃，10年共增加近50%;1979年達4500萬公頃，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的最高紀錄，其中機電灌溉占56%，是1965年的23倍。這相當于印度的2倍、美國的4倍、前蘇聯的6倍、日本的60%的灌溉率。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是與農業學大寨運動中，廣大農民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實行科學種田和農業機械化等分不開的。

　　首先，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取得可觀成績

　　農業學大寨運動開始后，各地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每逢冬春之際，全國約有1億左右勞動力參加農田水利基本建設。1969年冬到1970年春，全國新增穩產高產農田3000多萬畝，達到45000萬畝;其中北方的14個省、市、自治區新增1300多萬畝，達到15000萬畝。

　　中共中央召開一系列會議推動農田水利建設的發展。1970年北方地區農業會議，1975年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1976年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1977年7月6日到8月5日召開的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都做出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部署。在這些會議的推動下，據統計，從1970年到1975年，灌溉面積年均增加2400萬畝。僅1974年冬到1975年春，全國各地共開工修造140多萬處各類水利工程。從1975年到1977年，我國廣大農村年均平整土地8000萬畝，改造坡耕地1000萬畝，擴大灌溉面積2400萬畝。其速度大大超過“文革”前的任何一年。這些成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成果。

　　其次，科學種田取得長足進步

　　科學種田也是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大寨田穩產高產的原因除了大寨人“進行了大量的、艱巨的農田建設”外，還“綜合運用了‘八字憲法’”進行科學種田。1965年11月在北京農業展覽館舉行了全國大寨式農業典型展覽，共展出了52個大寨式農業典型。

　　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群眾性的技術革新和科學實驗活動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迅速發展，農村廣泛建立了農業科學實驗網。截至1977年10月，全國有半數以上的縣、社、大隊、生產隊建立了四級農業科學試驗組織，參加人員達1400萬，種植的試驗田、豐產田、良種田達4000多萬畝。水稻、小麥、玉米、棉花等主要農作物實現良種化，并且不斷更新品種。以菌治蟲、以蟲治蟲等生物防治工作在各地推廣。許多農作物病蟲害得到有效控制。耕作制度和栽培技術發生重大變革：南方大搞一年三熟栽培，很多社隊常年畝產達2000斤，北方實行間作套種，許多社隊做到一年兩熟或三種三收，常年畝產超千斤。青藏高原上冬小麥、春小麥大面積高產，創造了世界奇跡。到1979年，糧食良種率達80%以上，棉花達75%;化肥單位播種面積平均施用量，1970～1978年間年遞增13%，1978年是1969年的3倍，超過前蘇聯而與美國相當。農藥擁有量這一時期也增長了近一倍。這其中也有農業學大寨運動的貢獻。

　　第三，農業機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1966年4月，全國農業展覽館農業機械化館展出了農業機械化的六面紅旗的有關情況。這六個單位發展機械化的共同經驗是：“發揚大寨精神，依靠集體經濟，自力更生積累資金和培訓技術力量，正確對待國家的支援，走我國自己的道路。”

　　為了加快農業機械化的進程，1971年8月16日至9月15日，第二次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在北京召開。在這次會議上，陳永貴提出要加快農業機械化的步伐，保證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這一偉大任務。為此，1976年12月25日，國務院向中共中央提交《關于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報告》。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準了該報告，并發出通知，要求國務院和各省、市、自治區迅速把農業機械化的領導小組建立、健全起來，進一步修訂和落實農業機械化規劃。

　　在1966年到1976年的11年中，農業機械化取得很大成就。全國大中型拖拉機的產量，平均每年遞增203%。手扶拖拉機平均每年遞增464%。各省(市、自治區)地、縣建立農機研究所1700多個。很多縣農機廠、公社農機站和大隊建立了農機科研小組。為了逐步解決農機具的修理問題，全國97%的縣建立了農機修造廠，其中40%的廠具備大修能力。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后，我國農業機械發展迅速。1970～1978年間農機總動力年遞增24%，1978年是1970年的54倍，每公頃耕地合118千瓦，與美國相當。機耕面積在這個時期年遞增11%，1978年是1970年的22倍，1979年達4222萬公頃，機耕率達422%，也是直至80年代末的最高紀錄。1970～1978年間農村用電量年遞增13%，1978年是1969年的3倍。

　　隨著機械化的發展，農業生產條件得到改善，農業生產也有很大發展。1970～1978年間，我國農業總產值以33%的速度遞增。

　　(二)促進了農村社隊企業的重新興起和發展

　　農業學大寨運動時期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社隊企業的重新興起和發展。1975年9月，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提出，積極發展社隊企業，不斷壯大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是普及大寨縣的一項重要內容。同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以《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為題，介紹了河南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情況，并發表題為《滿腔熱情地辦好社隊工業》的評述文章。在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華國鋒在報告中指出了發展社隊企業的重要意義，要求各級黨委采取積極態度和有力措施，推動社隊企業更快更好地發展，強調“發展社隊企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主要為農業生產服務，為人民生活服務，有條件時，也要為大工業、為出口服務”。

　　社隊企業雖然受到“左”的錯誤的影響和體制、政策方面的限制，但在中央領導的支持下，在一系列會議的推動下，發展仍然比較迅速。據新華社1977年10月10日報道，全國有90%的人民公社和70%的生產大隊，辦起109萬個企業。在企業參加勞動的社員達1700多萬人。1976年社隊企業總產值占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經濟收入的231%，有些省市已達30%甚至40%以上。

　　(三)促進了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農業學大寨運動時期，在農業戰線孕育了大寨精神。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大寨精神最權威的概括既是客觀準確的，又是時代精神的反映。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不僅在當時，而且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大寨精神仍然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強大動力。正如大寨黨支部書記郭鳳蓮所說：“這種精神財富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支撐我們創造美好生活的動力。”

　　這一時期，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作為大寨式典型的河南省林縣，在建造紅旗渠的過程中，干部群眾創造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敢想敢干、實事求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紅旗渠精神。這些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時代體現，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絢麗奇葩。它激勵著中國人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奮勇前進。

　　農業學大寨運動是中國人民探索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重要嘗試。雖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它也存局限性和偏差，但從總體看，它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是主要的。(摘自《黨史文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