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金靴：五千年長河，我只為您一人落淚
點擊： 作者：歐洲金靴 來源：金靴RedBoy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9-10 10:27:21
毛主席的青年時代，在1919年的9月26日曾發表過一篇微型小說，題目叫《原來是他》，全文為：
車夫拉了一個整天，拉得昏了，不識時宜的拉著客人亂跑。
忽然，背上飛到幾個重拳，連忙叫‘哎喲，了不得！’ 接著眼淚也掉下來。
本預備著吵嘴，回頭一看，原來是他！就不敢說，拉著車，飛也似的跑起來……
1
主席的一生是清心寡欲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出版書冊最多的十年里，他都沒有拿過國內一分錢的稿費（見吳連登的訪談），甚至連阿爾巴尼亞和朝鮮方面送來的海外稿費，主席也要求中央辦公廳一一退回。
不過，不要稿費是因為主席痛恨特權和私有買賣；但對自己的作品，老人家一向是很看重的。
1964年，談到讀《毛選》的問題，主席的回應就別出一格：“《毛選》，怎么是我的東西呢？這是血的著作啊！里面的這些東西，都是群眾教給我們的，而不是我自己的，那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
在那十年前的3月，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立特同志曾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要在英譯本《毛選》中刪去《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的頭兩段內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的論斷，并不適用于英國，還會給在英國的美國同志招致很多困難……
主席聞罷，當即拒絕。
他讓人在回復中表示：“該文件中所說到的原則，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并不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而須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適英美讀者，該文可不包括在選集內”。
論述武裝奪取政權的文章，寧肯不收入在西方發行的《毛選》，主席也不愿刪改，這是執拗，也是自信。
武裝奪取政權是從大革命失敗后尸山血海的教訓中得出來的，如果為了逢迎域外讀者而讓步刪節，那么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指導地位必然會下降，中國革命的合法性問題也會被敵對勢力大做文章。
自信人生二百年，這是主席向來的革命熱忱。
早在新中國建立后還沒三個月，主席風塵仆仆訪問蘇聯時，就請斯大林同志派一位蘇共黨內理論家幫自己看看過去發表的文章，能否編輯成集。
斯大林后決定派蘇共著名的理論家、哲學家尤金同志來到中國做此工程。
主席后來當面對尤金說：“為什么當時我請斯大林同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因為我沒有信心？連一個文章都要請你們蘇聯同志來看一眼？不是的！請你們來中國看看，是要你們看看中國是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
1961年初時，有整理文獻的同志發現了一篇毛主席寫于1930年的題為《調查工作》的文章，讓他如獲至寶：“這篇文章我是喜歡的！過去到處找，找不到，像丟了小孩子一樣啊……”
三年后，他囑咐把這篇《調查工作》編入《毛澤東著作選讀》，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反對本本主義》。
建國后，許多舊作都被主席重改了標題，以適應新形勢下的教育需要，比如第一卷中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原題其實為《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毛主席后來的改動就讓文章主題直面撲來、便于傳播和學習。
1956年3月在北京，他談到《新民主主義論》時說：“許多東西在起初是不明確的，在寫的過程中才逐漸明確起來，而且經過反復修改，才把意思表達得比較準確。過去寫的文章，很多現在并不滿意。”
兩年后在杭州，他又提出：“以后翻譯的書，沒有序言不準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產黨宣言》有多少序言？許多十七八世紀的東西，現在如何去看它呢，這也是理論與中國實際的結合，這是很大的事。”
1965年，主席又重讀同樣未收入《毛選》的《長岡鄉調查》，并在上面認真做了批注：“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有過1956年在北京宴請越南勞動黨總書記長征和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時的自白：“我對《實踐論》是比較滿意的，但《矛盾論》就并不很滿意……”；
也有過1960年在廣州閱讀《毛選第四卷》解放戰爭文章時追憶戰勝蔣介石法西斯軍府的豪邁：“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不如此，不足以對付他蔣介石！”
然而，有一篇文章卻是老人家至離去時都沒有解開的心結。
那篇文章，主席一直沒有同意發表。
他在猶豫中思索，也在思索中彷徨：同志們是否還是當年的那些同志，國家是否還是當年的那個國家，黨是否還是當年的那個黨……
2
1941年9月前后，毛主席曾寫過一篇長達五萬多字的雄文：《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
這篇長文著力批判了彼時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央發出的《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等多達九個文件。
這九個文件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土地革命時期黨的某些過“左”的路線政策，也是毛主席一生中多次傾盡全力對抗“左”傾、孜孜不倦抗衡官僚主義，動作較大的一次。
就寫作角度，主席此文的寫法很像是這九個文件的閱讀筆記，直截了當層層批駁，不僅點了當時好幾位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字，且用詞辛辣、觀點尖刻、挖苦嘲笑之語隨處可見、滿篇盡是激憤之情。
雖后經數次打磨，但咄咄逼人的嚴厲語氣和犀利文風，終仍難以消除。
在延安時，毛主席沒有將它發表，只給了少奇和弼時兩位同志私下看過。
延安整風我此前有述，不僅是斗爭的運動、揭露的運動、批判的運動，其本質實則更是一次團結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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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整風時將這篇關于長征時糾“左”的文章全文公開發表，肯定不利于團結犯錯誤的同志，乃至還會被反動派分化、利用。
思考者可以個性化，軍事家可以英雄化，文章家可以情緒化，政治家可以臉譜化——但是對于毛主席而言，他什么都是，卻又不僅僅局限于其中任何一個。
毛主席雖不乏個性和情緒、行事與行文均飽含火熱，但在治黨育吏時仍會竭力控制，更不可能放任自己任何的思緒和主張有“化”的傾向——這也就是為什么老人家的一生總是在與各種“擴大化”作斗爭的原因。
他總是堅守初心，他總是站穩理論。
那篇五萬多字的文章，二十年來，從抗戰時的40年代到建國后的60年代，看起來仿佛真的是要被當作記錄一段心曲的“歷史資料”，永遠地被主席擱置起來了。
可是就在1964年的春天，年過七旬的主席突然毫無征兆地把這篇文章翻出來，批給了少奇同志、恩來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康生同志、陳云同志、冷西同志、陳毅同志等人閱看，還鄭重交代：“請提意見，準備修改。”
次年1月，主席又專門批給富治同志、井泉同志、陶鑄同志閱看，還講：“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后）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
既然沒有確定要公開發表，為什么還要翻揀出來示人，且準備花功夫重新修改呢？
看來，在老人家心中，此文并非遁入塵埃的“歷史資料”，而是在其文中藏伏著某些立足現實、使他憶及并格外珍惜的東西。
3
回看1941年9月的“九月會議”，會議系統性的復盤和檢討了黨史上（主要是長征時期）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初步統一了中央領導層的思想，為1942年的整風奠定了認識上的前提。
九月會議決定組織“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由毛主席、稼祥同志、弼時同志、康生同志、彭真同志組成，以毛主席為首，由稼祥同志起草文件，組織審查過去被打擊干部的委員會，以陳云同志為核心。
毛主席當時感到，必須冷靜地坐下來做一些理論研究，寫一批文章，從理論上駁倒黨內余溫尚存的“左”傾教條主義、王明路線殘余。
九月會議以后，毛主席結合之前編輯的《六大以前》和《六大以來》，寫了兩個很重要的材料：一是為會議起草結論草案即《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二就是那篇五萬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九個文件的文章。
九個部分，其各部分可稱既相互聯系為整體，又可各自獨立成篇，哲學厚度和史實厚度均為政論文章之上乘。
根據喬木同志的回憶，這九篇批駁文章，光是標題毛主席就修改了三次。
初始稿的題目是《關于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又先后改為《關于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有關的一些主要文件》、《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
在延安，毛主席花了很大的氣力寫出了這九篇文章，原準備發給中央委員進行討論，但考慮到文章內容太過尖銳、矛頭指向過于明確，與一貫倡導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不協調。因此，才只送給了少奇同志和弼時同志兩位看。
然則時過境遷，那些曾經在30年代犯過錯誤的同志，想必在建國已近二十年時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出現過激的情緒反彈——相反，這篇文章對于當時的黨內黨外，教育意義十分深重。
1965年5月，毛主席在長沙開始著手修改這篇篇幅浩長的文章，把標題再度改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
可是令人遺憾的是，修改完后，經過長久一番猶豫，他最后依然決定：不公開發表。
不但沒有對外公開，也沒有在內部向黨吏們印發。
如何處理此文，主席心里確實頗為糾結。
甚至將近十年之后，老人家竟又再次找出此文，又一次打算印發給全體中央委員……可經一番猶豫，仍然只是給當時的部分政治局委員看了一眼。
1976年8月，已經幾乎說不出話、聽覺也嚴重退化的主席，還請人把這篇文章一遍遍讀給他聽。
一個月后，83歲的主席溘然離世，也帶走了對這篇文章的款款深情和極為復雜的歷史心緒。
4
一篇二十年前寫下、內容是反映三十年前長征時期“左”傾路線的文章，為什么毛主席會在二十年后的60年代中期，重新挖掘，并希望訴發全黨？
同時，老人家又為何最終以猶豫作罷而告終？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文章的批判對象是遵義會議之前困擾紅軍極深的王明“左”傾路線。
實際上，自1926年至1935年召開遵義會議之間，共產國際受聯共（布）黨內日益高度集權及“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的影響，組織上日趨威權化，政治路線日漸“左”傾。
同時，共產國際其時對中國革命堪稱遙控指揮，且對中國國情和紅軍處境的理解存在巨大偏差。
所以，共產國際制定的遠東革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當時紅軍的不斷失利。
這一時期，黨內先后出現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及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傾錯誤——然而，陳獨秀的錯誤雖然后來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但很大層面上仍是在承擔共產國際的失實領導和當時中央的集體路線偏離，這是被許多人所忽視的。
與之類似，李立三犯的錯誤是“左”，但王明卻認為李立三的錯誤是右傾，是以“左”傾詞句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因此，深受共產國際支持的王明集團便得以將“左”的錯誤繼續下去。
受共產國際的影響，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特別會議，在討論當時職工運動形勢時，仍認為“現在革命潮流是高漲的。”
約三個月后，蘇兆征和向忠發在致紅色工會國際執行局的信中指出：“中國目前所經歷的政治形勢是直接革命的形勢”——這種判斷最先來源于共產國際于1927年11月召開的全會。
所謂“直接革命”，就是不考慮敵我力量、直接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
這顯然與毛澤東等務實派的理念格格不入。
明晰了這些，再審視建國后、特別是1956年毛主席因參考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蘇聯陷入失序的教訓而做出退居二線決定之后中國國內遂發生諸多難以控制的“火熱亂象”，或許可以幫助今人理解那篇五萬字之巨的《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為什么會在1964年重新進入毛主席的心頭。
5
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從1957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央公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
這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黨的建設的正常步驟，也得到了廣大群眾、黨外人士和廣大黨員的積極響應，開始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員干部的作風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建議。
不過隨著部分民主黨派人士的建議與黨的領導地位和人民民主產生了極大矛盾（比如儲安平之流），1957年5月15日，毛主席撰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要求認清階級斗爭形勢，“注意右派的進攻”。
6月8日，中央發出《 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是為什么？》的社論。
由此，在毛主席“全國有約五千右派”的正確指示下，開始了大規模的反右斗爭。
在當時的形勢下，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這是正確且必要的。
從政治層面，這對于分清大是大非、穩定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與人民政權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但是，一切伴隨著“擴大化”的發生，正向性戛然而止。
毛主席點明“約五千名右派”，下面卻打出了55萬人之多……
后來，還是在毛主席的親自指揮下，超過20萬“右派知識分子”被成功摘帽、恢復了名譽。
同時，吸收黨員的標準也開始側向技術性人才。
以上所述為反右運動，與之幾乎同時段相生的則是大躍進運動。
關于大躍進，我之前寫過太多了，此處不做過多贅述。
我還是想點明和呼應本文的主題：毛主席為什么會在60年代中期格外追憶那篇《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
換句話說，毛主席為什么會在晚年與“左”較上了勁？
從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開了足足五次會議：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
這五次會議均是一個議題：強力糾左、遏制浮夸風。
正是在毛主席的撥亂反正下，基層“浮夸風”“共產風”的情況才逐漸好轉。
我隨便舉幾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審閱修改《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將第四十條中“一切浮夸和虛構，都必須反對”這句話改為“浮而不實，愛好排場，謊報成績，表里不一，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第一次講話，共講了八個問題，第一條就是共產主義過渡問題，他說：“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還有一個一窮二弱。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沒有經驗，現在吹得那么厲害。我擔心我們的建設。有一種樹，叫鉆天楊，鉆得非常快，就是不結實，建設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亂。這個問題，我總是擔心得很。......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誰也不相信，說你們中國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謹慎一點。”
三、針對“石方”的問題，毛主席說：“一千九百億土石方，總是多了，請你們議一議。你們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沒有辦法，不能殺我的頭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億土石方，一點也不翻。今年是五百億，明年是五百億，后年是五百億，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億了嗎？我說留一點給我們的兒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們統統搞光？比如鋼三千萬噸，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現在才搞到八百萬噸，就是六千萬人上陣，明年三千萬噸鋼，要多少人上陣？是不是定三千萬噸，值得考慮。這三千萬噸，還聯系到焦煤、煤、運輸等，請你們議一議.........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了，就有斷弦的危險。還有，農業的任務是搞多少?還是要議一下，總是要有實際可能。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現實的可能性，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能夠轉化為現實的那種可能性，就是現實的可能性。所謂非現實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眼看浮夸風越刮越大，毛主席找到喬木同志、冷西同志、家英同志這些筆桿子們談話，說：“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記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說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靜的頭腦，要作比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在會議上說：“去年的大躍進，偉大勝利也確是真的。報紙上吹的那些東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幾萬斤一畝，哪有那個事？那是并攏來的，禾秧要熟的時候，把許多畝并到一畝。這些浮夸現象要破除，要搞老實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給六級干部，從省級到小隊級的干部發了《黨內通信》，專門講了農業的問題他在信中說：“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
……………
他老人家為什么會在三十年后想起了長征？為什么會在二十年后想起了延安整風？為什么會在十年后想起了蘇共二十大？
“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主席寢食難安啊。
因為，一路走來，他太了解身邊的這些老戰友、老同志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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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66年，主席曾有回憶：“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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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算是廬山之后僅僅三年，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再次暗流涌動，“重新進行權力集中，反對分散主義”的聲音赫然升騰。
“權力集中”，集中到哪兒，是到毛主席那兒嗎？還是到人民群眾那里？
當然都不是。
至60年代中期，全國性的各領域貧富差距開始凸顯，“三自一包”和戶籍制度徹底拉大了城鄉差距，教育方面也出現了城市資產階級子女與高干子女的就學機會遠遠多于農村兒童的情況。
這已然表明，其實整個形勢已近乎于不在老人家的掌控之下，國家金字塔化開始出現端倪……
這不但讓歷史上的諸多悲劇縈繞在老人家的心頭，同時也讓他隱約得見：過去糾正“左”的努力，可能會全部付諸東流……
1963年5月，他發表了著名的《前十條》，號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然而轉眼，四個月后和一年后分別出現了《后十條》和《修正草案》……
1964年10月3日，毛主席時隔二十年重讀那篇五萬字長文的半年后，在中南海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上，他不點名批評了某些高級領導在四清運動中的做法：“你只依靠工作隊，為什么不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要讓群眾去搞！你不相信群眾、只相信工作隊，這樣不好。”
某些領導鼓吹的“包辦代替主義”，使老人家敏銳覺察到了官僚主義在抬頭、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會議上，毛主席憂心地說：“去年10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么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總感到要出問題……”
還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老人家怒聲呵斥：“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干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的日子不好過啊，窮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嗎？不是民主革命嗎？不是分土地嗎？至于這些當權派，卻從還沒有搞臭過！”
山雨欲來風滿樓…
接下來怎么辦？
他沒有辦法了，從井岡山到延安，從西柏坡到北京，老人家這一輩子沒有什么“黨羽”，也沒有什么“集團”，他只剩下一條路，一條已顯陳舊卻依然閃閃發光的“老路”：依靠工農階級，依靠人民群眾，依靠他的孩子們。
依靠，他心中的那座井岡山。
7
1965年初，毛主席與斯諾談話時曾談起“死神躲著走”，他淡然地對斯諾說道，“我的兩個弟弟全被敵人殺死了，第一個妻子也在革命中被殺死，我兒子又死在朝鮮，回想起來真奇怪，死神好像總是躲著我。我好幾次都做了死的準備，連緊靠著我的警衛員小同志都犧牲過，可我還是活著。”
從那時起，72歲的他心里就燃起了一把火。
這把火，從他的回憶里燒過了天津的劉青山/張子善，燒過了反右擴大化，燒過了蘇共的二十大、猝死的貝魯特和騷亂的東歐，也燒過了浮夸風與共產風……
“我要去井岡山看看，我要去看看我當年被蔣介石包圍的地方。你們準備一下吧，記住，一切要從簡。”
五個月后，1965年5月21日，毛主席沿著1927年秋收起義的路，正式踏上了“重登井岡山”的旅途。
在路上，毛主席與張平化暢談：“我找了一些同志談話，有人聽說我國還有階級斗爭，大吃一驚…資產階級從來不承認有階級存在，說階級斗爭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孫中山也不承認階級斗爭，只說有大貧小貧之分。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這是個根本問題。一部文明史，就是階級斗爭史，我們共產黨的第一課就是階級斗爭，血淋淋的階級斗爭。”
車子緩緩地開，毛主席靜靜地望著窗外，人民公社的稻田無聲地連向遠方，連接著株洲、醴陵和萍鄉安源的煤海。
毛主席帶著一股蒼涼地說，“我們共產黨人慢慢地從血的教訓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條就是吸取教訓。秋收起義、井岡山斗爭，我們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這個教訓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時候都不能忘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的。”
22日的傍晚，飯后散步時，毛主席繼續說，“井岡山時，官兵生活一個樣，除了作戰指揮權之外，不分上下。現在看，我們的官兵待遇區別比較大了，我叫總參做過一個調查，上將的工資是上士的17倍多，去年開始有所下降，但仍有10倍以上。這樣的部隊怎么能有戰斗力呢？蘇聯上將工資是上士的30多倍！”
說著這些，主席踱著步，又喃喃自語：“我們的高級干部啊，有小車、秘書、小樓、還有專門站崗的……官做大了，錢掙多了，拉開了與群眾的距離，還愿不愿意下去當普通人呢？”
陪同的俊秀同志和卓超同志都回答，“我愿意！”
主席笑了笑，“愿意就好。”
隨后又說到：“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蘇聯政權改變了顏色，蘇共黨內就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么權力的，你提意見他們不聽……我們國家也有危險，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我很擔心高級干部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么辦？有沒有制度管住他們？”
25日，與俊秀同志談話。
主席一邊吸著煙，一邊望著窗外：“做官的有特權、有政治需要、人情關系。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這一代不變，下一代、下幾代會不會變？有變的社會基礎嘛！蘇聯就是教訓。我很擔心高級干部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么辦？現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了，這和我們在井岡山時提倡的東西不一樣了……”
俊秀同志隨后在談到井岡山暴動成立士兵委員會的話題時，問到：“現在工廠都有工會，農村有貧下中農協會，這和士兵委員會是不是差不多的組織？”
“兩者不一樣！”毛主席果斷地反駁道，“士兵委員會可以監督連長、營長、團長，現在的工廠的工會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
頓了頓，主席又垂首低語：“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呢？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呢？”
………
1965年，夏天的蟬鳴逐漸聒起。
下了井岡山的毛澤東，胸中百萬雄兵沸騰。
他畏懼過嗎？從來沒有。
他開始了人生最后一次搏斗。
哪怕他知道，一生勝仗無數的自己，這一次恐怕是不會贏的……
8
毛主席的警衛員李銀橋曾有這樣一段回憶自述：
毛主席轉身，終于望住我：“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省安平縣。”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親種地拉腳，農閑倒騰點糧食買賣；母親操持家務，農忙時節也下地。”
“我們的家庭很相像嘛。你喜歡父親還是喜歡母親?”
“喜歡母親。我父親腦子好，多少賬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氣大，愛喝酒，吃飯他單獨吃，他吃餅子我們啃窩頭，稍不如意就打人。我母親心善，對人好，我喜歡母親。”
“越說越一致了嘛。你母親一定信佛。”
“主席您怎么知道？”
“你說她心善，出家人慈悲為懷。”
我目瞪口呆。聽慣了政治課，我沒想到毛主席會說出這樣的話。同時，我又感到與主席突然近了，緊張和拘束消失許多。我小聲問:“主席，您母親也信佛嗎？”
“我也喜歡母親。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時候我還跟她一起去廟里燒過香呢。后來我不信了。你磕多少頭，中國也強不起來，人民還是受苦。”
主席頓一頓，“磕頭不如造反！”
………………
“人人生而平等”這句話有沒有問題？沒問題，但它必須還有一個配套的下半句，叫做“造反有理”。
也就是毛主席1939年在延安說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而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斗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
沒有了“造反有理”這個配套的后綴，“人人生而平等”就成了一句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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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吐溫也曾有過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只要我們稍稍回憶和思考一下，就會明白：法國事實上存在兩個恐怖時代。
一個在感情沖動下進行屠殺，一個是冷漠地、蓄意地進行屠殺。
一個只持續了數月，一個則持續了千年以上。
一個使千余人死亡，一個則使一億人喪生。
可是我們只是對那個小規模的、短暫的恐怖時代感到恐懼……
然而，刀斧在一瞬間帶來的死亡，能夠比得上饑餓、冷酷的侮辱、殘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殺嗎？閃電在一瞬間帶來的死亡，能夠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殺嗎？
短暫的恐怖時代所填裝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塊墓地就能容納下了，卻有人不斷告訴我們要為之戰栗和哀鳴。
可是，那自古以來的真正恐怖、那種不可名狀、慘絕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裝的棺材……就連整個法蘭西也容納不下啊！
卻沒有人告訴我們要看到這種恐怖的巨大規模，要寄予應有的同情……
9
從少年到耄耋，用盡一生去戰勝這種“巨大恐怖”，值得嗎？
為了戰勝，為了勝利，為了人民和革命，毛澤東失去了什么？
1919年，26歲
當年10月5日，母親病逝，四個月后50歲的父親也追隨母親而去；幾乎與此同時，恩師、也是準岳父的在北京與世長辭……
短短一年時間，毛澤東的生命中第一次寫下了與親人告別的文字。
母親去世當夜，他帶著弟弟毛澤潭連夜從長沙徒步趕回韶山，推開家門時，只見棺材而已不見母親。
守靈的毛澤民對哥哥說，母親咽氣之前一直在喊著毛澤東的小名：“三伢子，我的三伢子回來了嗎……”
1929年，36歲
當年8月20日，從小被堂哥毛澤東從做童養媳的悲慘命運中解救出來、又追隨堂哥參加革命、曾發動南岳暴動的，在衡山縣城南門外馬廟坪慷慨就義，年僅24歲。
直到最后一次審訊，國民黨反動派問她叫什么名字、逼她承認自己是毛澤東的堂妹時，她的回答仍然是一句：“我叫共產黨！”
1930年，37歲
當年10月24日，這一天是岸英8歲的生日，卻也是在這一天，和岸英還沒吃上一口長壽面，就被“鏟共義勇隊”逮捕。
11月14日，死活不肯與毛澤東脫離夫妻關系、死活不肯放棄共產黨員身份的楊開慧，在長沙城瀏陽門外的識字嶺，被國民黨反動派槍決，年僅29歲。
她在獄中留下的最響亮的一句話就是：“要殺就殺，死不足惜！但愿潤之革命早日成功！”
1935年，42歲
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為領導核心、從此為紅軍和中國革命撥開迷霧的毛澤東，卻在這一年失去了弟弟。
當年4月，留守江西蘇區的毛澤潭的部隊在瑞金被國民黨反動派包圍，終因寡不敵眾全部戰死，毛澤潭同樣壯烈犧牲，年僅29歲。
1943年，50歲
當年9月27日，在新疆被反動軍閥、因蘇德戰爭爆發而由親蘇親共轉為反蘇反共的盛世才殺害，享年47歲。
在獄中，反動派對毛澤民軟硬兼施，嚴刑審訊，逼他招認中國共產黨在新疆搞“暴動”，逼他脫離共產黨，并交代黨的一切組織秘密。
而毛澤民堅貞不屈，視死如歸，最終長眠于革命征途中。
1950年，57歲
當年11月25日，時任志愿軍司令部機要秘書兼俄語翻譯的，正在朝鮮北部大榆洞的志愿軍司令部里緊張工作。
突然，4架敵機向大榆洞襲來，隨著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只有50平方米的作戰室木屋瞬間烈焰沖天，來不及撤離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在一片火海中壯烈犧牲。
據時為毛主席衛士的李家驥回憶：“主席當時聽到消息后，很突然，又拿煙，又把煙丟那兒……回過頭，他又點煙。本來那個火柴盒就在他前面，他不知道，還在口袋里找。他淚汪汪的啊……但是不明顯地，讓你看出來他在哭，可是我們心里明鏡得很，他的淚水比我們還要多，還要疼，那是他最親愛的兒子啊！”
然而面對垂首的同志們，痛失愛子的毛主席強忍著淚水：“打仗嘛，總是要死人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已經獻出了那么多指戰員的生命，他們的犧牲是光榮的。岸英是一個普通戰士，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當成一件大事。”
次年3月，主席在與老友周世釗的談話中又講道：“我作為黨中央的主席，我自己有兒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又派誰的兒子去呢？他也是共產黨員吶！”
1990年，中央警衛局的同志在清理毛主席的遺物時，發現一個柜子，里面竟然是他珍藏的毛岸英的襯衣、襪子、毛巾和軍帽。
這些遺物不是工作人員收拾的，甚至從沒人見過。
從岸英犧牲到主席逝世，間隔二十六年，期間五次搬家，但這些遺物，主席卻瞞過所有人。
二十六年間，一個個燈下的夜晚，他是怎么度過的？他也是一個父親啊………
…………………
“我這個人沒有私心，我不想為我的子女謀求什么，我只想中國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族譜之中，難尋半筆權貴；
拂袖轉身，留下一個中國。
跋
我今天在這里，在這個緬懷主席也是感恩導師的日子里，不想多談那段空前濃墨重彩的十年，以被不可教也的宵小之徒又用以潑墨暗戕。
但是我很想表達一種理解。
通過那樣一個十年的嘗試，一種五千年文明史上從未有過的政治試驗，它給中國共產黨上了一道枷鎖：這個黨，必須始終代表人民，必須始終讓人民當家做主，必須始終牢記我們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是打敗了誰——從而，我們絕不可以回過頭來蛻變成為又一個我們自己曾經最痛恨的那個敵人。
主席通過這樣一場深刻的精神改造，它讓這個黨極為透徹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到底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中國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課題。
甚至，主席在帶領并教育億萬人民進行思想再造、進行“第二次建國”——你們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你們才是這片土地的政治核心——這個更為長遠和更為根基性的歷史工程的過程中，也并沒有讓經濟過于如后世編纂的謠言那般“滑坡”“落后”“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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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之甚至，嚴格從學術和程序的角度，“民眾參與政治運動”與“一黨領導一切”，理應是相輔相成的，二者彼此共生，互相保障著對方與自己的合法性。
這其實不難體會，不做過多展開了。
因而，將五千年來一直被排除于政治舞臺的底層人民、普羅大眾發動起來，深度嵌入進國家的各項管理與制度性監督監察，這其實是從另一個側面在穩固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執政地位，并從實際與規模雙重角度超越了西方所謂議會制的、被資本財閥所操弄的“投票民主”。
八十三載的生命，六十余年的革命。
前三十年革命拯救肉體，后三十年革命解放靈魂。
他有過私欲嗎？他有過私情嗎？他有過私財嗎？他有過私軍嗎？他有過私敵嗎？他有過私黨嗎？
他什么都沒有。
一生為「公」，一生為「民」。
行盡帝王將相偉業，卻革盡帝王將相之命。
坐上五千年來多少君王夢寐的潮頭之巔，卻毫無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之意，而是旋即扭轉槍口，將千軍萬馬調集、揮師向自己進攻！
八十三載，這幅悲壯的生命自始至終都是直線的，他從來沒有走過回頭路——歷史周期率的周而復始，階級斗爭的偃旗息鼓，王朝江山之下百姓的興亡宿命——這是毛澤東一生的敵人。
他從來沒有半點觸摸過他曾反對過的東西，他也從來沒有分毫拋離過他曾擁護過的話語。
不論上山還是下山，不論同伍眾僚遁入華貴，還是妻逝子散晚年孤獨，到掙扎著閉上眼睛的那一刻，他的雙手還在顫抖，滴漏著口水仍在喃喃嘶吼。
他總是想給同志們、給戰友們、給年輕人們、給孩子們，給這個黨、給這個國家、給這個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難的人們，多留下一些東西。
用今天的話說，或許叫做「政治遺產」。
但對于他老人家而言，一生痛失七親，血脈付諸革命，他連兒子都推上了戰場……“遺產”之說，無稽之談。
他哪有什么「遺產」，他什么都沒有。
他的心里只有人民——億萬被他親手扶起、從跪著求生到站著斗爭的人民。
他害怕國家變了色，他憂心人民再度陷泥潭。
1964年，有同志提出出版《毛選》第二版，他說：“現在學這些東西，我很慚愧，那些都是古董了，應當把現在新的東西寫進去。”
后有外賓發問有沒有新的理論著作打算發表，老人家答：“可以肯定回答，現在沒有。將來要看有沒有可能，我現在還在觀察問題。”
1965年會見斯諾，斯諾在暢談之余感嘆：“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響，將遠遠超過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
而他聽后，頓了頓，慢慢的回答道：“我不能駁你，也不可能贊成，這要看后人幾十年后怎么看。現在我的這些東西，還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東西，在一千年以后看來，可能是可笑的了……”
他還曾感慨：“我人老了，不知道是否還能寫出些什么東西來………像《資本論》《反杜林論》這樣的作品，我沒有寫出來啊，我這個人啊，理論研究還是很差……”
毛主席啊，您差嗎？您一點都不差！
您的東西可笑嗎？一點都不可笑！
中國浩浩湯湯千年長史，看看您生前帝王譜，看看您身后四十年——朝權更迭，星河斗轉，一個領袖想流芳百世，最輕松的做法就是遠離底層百姓，去討好精英階層、去討好那些拿著筆桿子的人。
否則，縱然齊天之偉業，也依舊身后罵名滾滾來。
然而只有您，偏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去和那些生出龍鱗的少年們作對！
我們喊您萬歲，您卻說“人民萬歲！”
您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您說：“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您說：“婦女能頂半邊天”
您說：“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是歸根結底還是你們的”
您說：“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
您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您說：“你們怕民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百萬我都不怕”
您說：“唱戲，凈是老的，帝王將相，家院丫頭……那個東西不行，要推陳出新”
您說：“官僚主義者與工人階級、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
您說：“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
………………
一把手槍指向敵人，一把手槍瞄準自己。
您離開了，這把掉落的手槍，我們撿起來。
我們倒下了，我們的身后依然會有人繼續握住它。
公者千古，私者一時。
五千年長河，我只為您一人落淚。
毛主席萬歲！
文 / 歐洲金靴 來源：金靴RedBoy微信號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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