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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青山：梁漱溟為何盛贊合作化是毛主席做了他“想做而做不到”的大事？

點擊：3525  作者：岳青山    來源：淮左徐郎本尊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10-09 11:10:24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一書，原是美國學者艾愷于1980年來京對梁漱溟進行采訪錄音，后由梁的生前同事田慕周等“據錄音逐字逐句，不作任何刪節、修飾或潤色，全部轉為文字，再現了歷史真實。”2006年1月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以下簡稱《晚年口述》，本文凡引此書，只注頁碼）。他在該書中，曾反復憶及自己解放前搞過的“鄉村建設”，比對著建國后中國實現的農村合作化，盛贊毛主席“做了我想做而又做不到”的大事。這個總結，非同小可，發人深思。特摘集如下，以饗讀者。

 

在本書中，梁先生對自己一生，作過“八個字”總括。他說：“我是個有思想的人，獨立思考，表里如一”。“獨立思考，表里如一”這“八個字”，就表明了“我自己是怎么一回事”（第78、90頁）。

 

他對毛主席實行全國農村合作化，贊不絕口。盛贊毛主席做了“我想做而做不到”的大事。這個結論還是很有份量，非同尋常。原因如下：

 

⑴、梁先生是“五四運動”時期，那些探求救國救民的“先進的中國人”中，獨樹一幟，提出要走鄉村建設道路的著名學者、專家。

⑵、更重要的是，他不僅有理論，而且身體力行，硬是走出北大，到農村搞鄉村建設，一搞十來年。

⑶、建國后又按照毛主席的意見，到中國農村作過較長的考察、調查，還目睹、關注了中國農村合作化的產生和發展的全過程。

 

這樣一位“獨立思考，表里如一”的梁先生如此贊揚毛主席的農村合作化，無疑值得深思。

 

毛主席說：五四運動前后，“先進的中國人”，都在為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梁先生就是這樣一位的“先進中國人”。他確實是“有思想”，獨立思考，表里如一，既不同意共產黨主張的中國要走俄國人之路，也不完全贊成走資本主義之路，而是想獨樹一幟，提出走鄉村建設的道路。他有一套鄉村建設理論，抗戰前就曾出版過兩本專著，一本是《鄉村建設理論》，一本是《鄉村建設論文集》，成了解放之前全國為數極少的、著名的鄉村建設專家。

 

難能可貴是，梁先生又不同于一般學者、專家只局限于理論的探索，而是不僅搞研究，有理論，并且還要到農村去，搞“實驗”。這就是他所說的：我提出理論，確定志向，就得找個地方“實驗”，看看到底行不行。因此，他毅然決然把當得好好的北大教授辭掉，放棄優裕的京城生活，走出學校，走出北平，不怕艱難，走南撞北，到農村，去搞鄉村建設，認真、執著，一搞十余年！

 

梁先生非常看重和珍惜這十多年鄉村建設的實驗在自己一生中的份量，把它擺到一生之中的“最大的事情”。

 

這就是回答美國學者艾愷問及他一生生活中“最大的事”到底是什么時說的：“大事一個，就是為社會奔走，做社會運動。鄉村建設是一種社會運動，這個運動起了相當的影響。我曾經連續三年，每年都開一次全國性鄉村工作討論會。鄉村工作是我過去主要的奔走的一樣。再一個就是為國內的黨派的團結抗日。因為我去了游擊區一次，在游擊區看見兩黨的軍隊自己打，我就很怕引起內戰而防礙抗日。抗日期間不可能有內戰呀！”（第109頁）

 

毛主席同梁先生交往已久。梁先生早在北大任教時，他們就曾相識。梁漱溟在《晚年口述》中說：1937年到延安訪問，毛主席在其訪問的16天里，同他夜間長話，就達8次之多。（第86頁）

 

1950年3月12日，毛主席訪蘇一回就約梁漱溟談話，并共進晚餐。晚餐后，毛主席提出：“梁先生以前在山東、河南搞過鄉村建設，你可以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變化？故地重游，會有得意的。梁先生如同意，具體行程由李維漢、徐彬同志安排，他們會通知地方政府接待。”梁先生滿口答應：“我說好，我就接受他的，這個意思也是我的意思”（第85頁）。后來，梁漱溟于1950年4月到9月中旬，先后參觀了河南、山東、平原三省的農村和東北三省的城市和農村。1950年9月23日晚，毛主席再次約梁漱溟談話，了解他外地參觀的情況。毛主席說，你此前看的都在北方，還沒有看到南方，你還可以到廣東看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冊，第103-104頁）

 

這樣，梁先生建國后先后到中國廣大農村，作過較長的實地參觀、調查，看到了我國農村土改后的巨大變化。

 

其后的二十多年里，梁先生自然又相當關注著新中國農村的變化，目睹了農村合作化的發生、發展的全過程。

 

那么，梁先生《晚年口述》對解放前自己搞的“鄉村建設”到底如何評價呢？對毛主席搞中國的農村合作化又是怎么評價呢？

 

在梁先生的晚年《晚年口述》，反復回顧了自己解放前搞的鄉村建設，并同建國之后毛主席的農村合作化作過比較，認為二者還是有“有相同”，或“很接近”之處。要點有三：

 

梁先生說：他和毛主席都看到，改變“中國還是要以農村為根本的，這一點不能改，也不會改“（第292頁），這是相同的。此其一。

 

其二，是“入手相同”。改變中國“從何入手”，是相同的。這就是他美國學者艾愷問及您搞鄉村建設，和毛的理論是否還是很接近的時說的：

 

“可以說入手相同，他的革命的入手，是農村包圍城市，他入手是農村，我要建設新中國，我也是入手是農村，從入手是相同的。”（第87頁）

 

梁先生為何認為中國問題要從農村入手呢？

 

他在《鄉村建設理論》一書中是這么說的：我的家庭，從曾祖父、祖父、父親，到我，都是生活在城市，沒有在鄉村生活過，是怎么去搞鄉村建設的呢？原來，年輕的時候，看到中國很落后，經常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侮。我認為，要改變這種局面，中國的政治必須改造，救國也必須從政治入手。根據當時的知識，我心目中好的政治模型，就是英國式的憲政。因此我認為英國式的憲政是最理想的政治。

 

當時，我還有一個認識，或叫覺悟，就是認為英國憲政成功、有效，是英國人民爭取來的。英國公民的公民權、參政權、對國事的參與過問權，都是英國人自己要求和爭取來的。自己不要求、不爭取，是不能實現的。在民眾沒有要求的情況下，靠賞賜是不行的，一紙空文，沒有用。當時，中國的民國憲法中也規定了公民的一些權利，但不過是白紙寫黑字，廣大民眾不懂這個事。選舉時，讓他們走幾十里地去投票，他們不去，沒有時間，選舉權交給他們，他們還不要。“我看到這一點，感覺要改造中國政治，必須從基層做起，”搞鄉村建設。

 

而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也是把農民問題看成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他搞革命入手也是農村，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解放全國。（第87頁）

 

所以，我們“入手相同”。

 

應當承認，梁先生說的“入手相同”也還在理，是不錯的。

 

其三，是“入手后干什么也相同”。梁先生說：我不是昨天說過一下，從鄉村入手是沒有問題了。入手干什么呢？主要往哪個方向去做呢？就是兩條：一條就是讓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農民有了團體組織；另一條，就是“引用現代技術”，從舊的生產技術來提高人力。團體組織、科學技術這兩面，就是我入手要做。

 

建國后，毛主席的農村合作化不也是從這兩方面做的。“組織起來”，不可避免，“中國要進步，一定要散漫的農民要組織起來，組織起來才好引用進步的科學技術，事實上大家只能走一條路。”（第87頁）

 

為什么中國農村“只能走一條路”，即“組織起來”之路呢？

 

梁先生對此也有過較深的論述。諸如他在《鄉村建設理論》中說：“具體的做法，我設想是把農民首先組織起來搞合作社，由低級到高級，由小范圍到大范圍；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把它運用到生產和生活中去，進行農業的改革和改良，進行農村的各項建設事業，搞工業化的農業。科學技術的運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為因果的關系，生產技術改革了，生產就會發展，也就使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改善了，對先進的科學技術的要求也就更強烈了。科學技術的運用和組織生產團體也是互為因果的兩面，互相影響，互相促進。運用新式的科學技術，個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團體的力量。有一個團體組織，才能引進一份科學技術；有一份科學技術，才能促進一個團體組織。團體組織越大，能夠引進和運用的科學技術就越先進、越多。這樣團體組織也會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梁先生對自己這種“覺悟”，還是頗為欣賞的，說他的鄉村建設不像晏陽初“鄉村識字運動”，沒有“哲學頭腦”。自己無論是在理論方面，還是具體設計方面，“想得很深，看的更遠”，即是有哲學思維的。諸如：他看到了“科學技術的運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為因果的關系”；“科學技術的運用和組織生產團體也是互為因果的兩面，互相影響，互相促進”；“團體組織越大，能夠引進和運用的科學技術，就越先進、越多，這樣團體組織也會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經濟上的合作組織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團體是相因而至的。”

 

梁先生那個時候能有這種觀點，確也是“想得很深，看的更遠”，有點“哲學頭腦”，并非黃婆賣瓜，自賣自夸。

 

但是，當梁先生晚年回首往事時，讓他感到困惐、無奈和遺恨的卻是，自己對于鄉村建設，那么“想做”，真做，可就是“做不到！”不管怎么做，還是“做不到！”

 

令梁先生欣喜的是，毛主席建國后實現了全國農村合作化。他在《晚年口述》中坦承：毛主席把中國統一起來了，有了政權，實現了全國農村合作化；中國農村“已經大有變化了”，今非昔比；由衷地肯定毛主席做到了“我想做而做不到的”的大事。

 

這就是他反復說的：“從前我搞鄉村運動的、我想做的事情，現在都往這方面走了（第64頁）

 

又說：毛主席的農村合作化，做了“我想做而做不到的”（第266頁）

 

這就是梁先生的這個結論，客觀真實，實話實說！只是，既充滿了無奈、苦澀，又是飽含著喜悅、欣慰。

 

這種無奈和苦澀就是，盡管他對鄉村建設想那么“深”，設計那么好，決心那么大，時間那么長，付出那么多，而結果則是，愿望雖美麗，現實很殘酷，落得了“想做而做不到”，以失敗告了終。

 

看一看梁先生寫的解放前搞“鄉村建設”實驗所歷過的三個階段，也就再清楚過了：

 

他說：我“搞鄉村工作的理想、志愿確定以后，我總想找一個地方試試看。首先我選擇了廣東。我生長在北京，工作以后，又在北京大學教書，怎么選擇廣東實踐我的理想呢？”因為“我看廣東有一個方便條件，就是我的朋友、孫中山先生的部下李濟深在廣東掌握政權。他希望我去，我也希望去，我就從北京去了廣東。”

 

然而，梁先生一出師就不利。他說：到廣東搞“鄉治”，原“想在廣東收一批學生，辦鄉治研習所”，結果沒能辦成，就只好在一個叫“地方武裝團體訓練員養習所”的機關，以“‘鄉治十講’為題，作了十次演講，宣傳鄉治的意義和辦法。”但時隔不久“政局”變了，蔣介石要除掉李濟深的勢力，把李濟深軟禁在南京城外的湯山，一關就兩年。“李濟深倒了”，我的鄉村建設計劃也就搞不下去了，只好在1929年正月離開廣州北上，回到北平。我第一階段鄉村建設，就這樣草草地收場。

 

梁先生的鄉村建設，剛剛打響開場鑼鼓，就被迫降下帷幕。真是“想做而做不到”！

 

好在，梁先生不屈不撓，再接再厲，又到河南搞“村治建設”，這就開始了他的鄉村建設的第二個階段。

 

他說：我在廣東搞“鄉治建設”時，北方有一批朋友，在思想上與我有共鳴，也在搞鄉村工作。原來，河南是馮玉祥的地盤，省長是韓復榘。曾在山東當過省議會副議長的王鴻一先生，經常是溤、韓的“座上客”，正在他們的有力支持下，創辦河南輝縣《村治學院》，還在北平出版《村治月刊》。河南村治學院歡迎我參加，請我接辦《村治月刊》，擔任河南村治學院教務長，主持學院的具體工作。我很高興地接受了他們的邀請。當時，河南村治學院正在籌建，我便把籌建工作抓起來。“實際上那個村治學院的宗旨、章程、辦法都是我訂的。”在河南平鎮還進行了“村治實驗”。（（第265－266頁）

 

殊不知，到1929年底，中國政治風云突變，蔣、閻、馮中原大戰爆發。河南是主戰場，戰火紛飛，村治學院哪能辦不下去！當時，河南村治學院才“招收了第一批學生，有四百人左右”，學習了不足一年，只好虎頭蛇尾地了結。1930年10月，河南村治學宣告結束。“這是我搞鄉村工作的第二階段。”（《鄉村建設理論》）

 

就這樣，梁先生在河南鄉村建設的第二階段，依然是“想做而做不到”！

 

幸好，梁先生盡管一再碰南墻，卻硬是不回頭。這才有他到山東繼續鄉村建設的“第三階段。”這里搞的時間最長，從1931年到1937年底，日軍侵占山東以后結束。

 

梁先生又為何要跑去山東搞鄉村建設？

 

他說：當時中國軍閥割據，中原本是馮玉祥勢力范圍，部下河南省長韓復榘很關心“村治學院”的事。中原大戰爆發后，“馮玉祥不想跟蔣打，就把自己的軍隊，好像20萬人向西撤，放棄山東、河南，從潼關往西北走”。韓復榘在會議上只是提出：“撤到西北苦地方，于軍隊不好。馮就發怒，‘你懂什么，不要說話’，責令韓出去，到外面一個屋子，罰跪。”馮散會后，出去還打韓一個耳光，說聲“起來吧”，就走了。韓復榘一氣，便帶自己的嫡系部隊一萬多人，脫離了馮玉祥，帶到了山東。蔣介石喜出望外，于1930年9月任命韓復榘為山東省政府主席（第203頁）。于是，河南村治學院副院長梁仲華就跑到濟南，去向韓復渠報告。韓說：“不要緊，我請你們都到山東來好了”，所以我們就到山東去了。”這是1931年1月的事。

 

轉到山東之后，大家商量不用那個“村治學院”，不用那個名稱，用這個名稱是“鄉村建設研究院”。（第204頁）

 

我們到在山東，由于同韓復榘早已相熟。“他很信任我們”，“很放手給我們，讓我們工作”。按說，梁先生在山東搞鄉村建設的條件，實在是夠好了：韓復榘“就把山東省的鄒平縣交給我們”，去搞實驗，后來，又在菏澤開辟了第二實驗區；在鄒平縣建立起來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權力大到竟把縣政府合到了鄉村建設研究院，實現了院政合一；“縣長由我們提名，省政府來任命、發表”；除了充分的人事任免權外，山東省政府還給了相當大的財政權，根據1932年12月山東國民政府公布的縣政改革方案，“各實驗縣可以截留地方稅收的50%作為試驗費用。”梁先生開頭二年擔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的研究部主任，第三年接任院長，其中有二年還兼任過鄒平縣的縣長。這是他老先生一輩子，唯一一次“當官”，因為他說“我不喜歡當官”。

 

在這樣好的條件下，梁先生山東7年的的鄉村建設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梳理出的東西有：

 

先是，改組了縣的行政機構，“比如說，原來縣政府之外是四個局，什么教育局、建議局、什么公安局、財政局，我們把這些局都不要，統統歸到縣政府里頭，在縣政府里頭合署辦公，合在一起辦公，如此之類。”

 

繼而，是培訓鄉村建設一些鄉村工作人員：鄉村建設研究部招收大學畢業生，學制二年，先后招生三屆，共培養山東籍學生66名，外省的學生10名。這些學生畢業后大都留在了研究院或各實驗縣，成為鄉建工作的中堅力量。鄉村建設訓練部，招收相當初中文化程度的年輕人，學制一年，結業后去直接下鄉從事鄉村實驗，前后共招生四屆，共培養學生1400多名。

 

再者，重要的是，“我們還積極倡導和支持發展合作社，讓農民組織合作社，是從信用合作社到生產合作社這樣發展的。鄉村中建立了不少的合作社。”為了支持發展生產合作社，縣里設立金融流通處，兼縣金庫。什么人都可以存款，但是借款必須是集體，也就是合作社才能借，不借給個人，以資助集體引進和使用新式科學技術發展生。

 

還有，引進了先進科學技術。鄒平縣是產棉區，我們首先幫助農民改良棉種，同時，還推廣優良麥種和畜禽良種，植樹造林，疏通河道，努力發展生產，改善農民的生活。當地的棉種都是運到青島紗廠去紡紗的。我們以孫家鎮為點收購棉花，經初加工運往青島。我們還計劃在鄒平建設紗廠，就地加工。因為抗日戰爭爆發，沒有來得及辦。

 

1937年七七事變后，上海、南京相繼失守。12月22日，韓復榘對日本的侵略不作抵抗，退出濟南，接著退出山東，“韓在無意中得罪了蔣，所以蔣把他槍斃了。”靠山、后臺一倒，山東的鄉村建設研究院也就應聲結束。我們從山東退到武漢，又退回四川。在四川，我沒有再搞鄉村建設，除參加政治活動外，只辦了一所中學，目的是使我的朋友在四川有一個落腳的地方。

 

這樣，梁先生山東的鄉村建設，又由于山東淪陷，韓復榘遭斃，結果以失敗告終，還是“想做而做不到”！

 

細想起來，在那“黑夜難眠赤縣天”的世道，梁先生除了“想做而做不到”之外，又還能怎樣呀！

 

令梁先生感到高興和欣慰的是，毛主席來了，統一了中國，有共產黨領導，就在全國實現了農村合作化。過去“我想做而又做到的”，毛主席做到了！

 

他說：中國“當然已經大有變化了，中國農村大有變化了。”（第265頁）

 

“從前農民很散漫得很吶，各自自顧身家，沒有組織。現在是共產黨來了，毛主席來了之后，先要組織組互助，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最后人民公社。以前沒有的呀。”

 

他說：“從前沒有的呀，現在的確是組織起來了，過的生活是集體生活。第一把土地——不是你有你的土地，我有我的土地，土地都合起來了。這個變化太大了，跟從前的農民生活不一樣了。從前農民好像有這樣的話，“三畝半地一頭牛”，假定我自己啊，有三畝半地，我坐在炕頭上，很知足了。現在完全不是這樣，完全組織起來了，經濟政治都合起來了。這個人民公社并不單純是一個經濟組織。”（第265－266頁）

 

在這里，梁先生對毛主席的農村合作化充分肯定，贊譽有加：

 

⑴、解放后，中國農民是“完全組織起來了”，實現了全國農村合作化，而不是某個地方零零散散地搞點什么“合作社”。

⑵、此種農村合作化還經歷了“由互助組到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直至人民公社”的發展和完善。

⑶、人民公社還把農業和工業、“經濟政治都合起來了”。并且，二十多年，一以貫之。

 

當然，梁先生也不并未認為，毛主席的農村合作化就完美無缺。他說：“不過有一個缺點呢，以前啊，過去啊，上邊領導方面干涉太多，命令行事。現在已經很校正這個，不要亂下命令，他們現在叫瞎指揮，不要瞎指揮了，對啊，不要瞎指揮了，農民自己還會走他自己的路，他自己會進步，要避免瞎指揮。（第265－266頁）

 

綜上所述，梁先生解放前滿懷救國救民熱情，走出北大，來到鄉村，搞“鄉村建設”，走南撞北，付出了極大心血，結果以失敗告終，“我想做而做不到”；毛主席來了，實現了他“想做而做不到”全國農村合作化。梁先生解放前既不能土地改革，又全仰仗軍閥“靠山”，鄉村建設以失敗告終，無疑是不二的結果。毛主席推翻了三座大山，第一次實現了除臺灣之外全國大統一，徹底進行了土地改革，在共產黨領導下實現農村合作化，這就是歷史的必然。令人遺憾的是，曾幾何時，某人竟然說什么：實現農村合作化“是對農民的第一次剝奪”：人民公社則是“對農民的第二次剝奪”，“農民簡直成了公社的奴隸”。真不知面對這么一位故去的梁先生，是不是也會感到些許愧疚呢？

 

作者：岳青山 來源：淮左徐郎本尊微信號